葉圣陶先生二三事范文第1篇

葉圣陶先生是我國編輯出版界的一代宗師和楷模，為了弘揚他深邃豐厚的編輯思想和嚴謹扎實的編輯作風，推進出版事業(yè)的持續(xù)繁榮，在紀念葉圣陶先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90周年之際，我們向廣大編輯出版工作者發(fā)出“像葉圣陶那樣做編輯”的倡議：

一、要像葉圣陶先生那樣熱愛編輯工作

葉圣陶先生曾自豪地把編輯工作稱作自己的“第一職業(yè)”，并指出：“出版產(chǎn)業(yè)中的編輯人員扮演的是文化人的角色，即文化成果的探尋者，文化產(chǎn)品的設(shè)計師，作者原稿的美容師，文化傳播的守門人，作者與讀者的橋梁和紐帶”“通過對原稿的編輯加工提升其價值”“為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使讀者從中受到啟迪、教育，學到知識、本領(lǐng)，為家庭盡責，為社會、為國家做貢獻。我們要像葉圣陶先生教導(dǎo)的那樣擔當起“探尋者”“設(shè)計師”“美容師”“守門人”“橋梁和紐帶”的職責，認認真真、扎扎實實、創(chuàng)造性地做好編輯出版工作。

二、要像葉圣陶先生那樣竭誠為讀者服務(wù)

葉圣陶先生講：“編輯出版工作是為廣大讀者服務(wù)的”“不單叫讀書的人有書讀，還要叫不讀書的人樂意讀書，……想盡辦法讓不讀書的人讀書，少讀書的人多讀書，讀了書的善于讀書”。葉圣陶先生這一教導(dǎo)指明了我們編輯工作的使命和責任，即“竭誠為讀者服務(wù)”。也就是無論出版物的內(nèi)容、形式，還是編輯方法都要從讀者需求出發(fā)，與時俱進，求真創(chuàng)新，為建設(shè)學習型社會，提高全民族素質(zhì)，做出我們的貢獻。

三、要像葉圣陶先生那樣重視出版物質(zhì)量

葉圣陶先生指出：“堅持圖書質(zhì)量第一，就是堅持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第一”，也是“為人民服務(wù)，為社會服務(wù)的前提”。為此，他要求“對于出版的

每一本書刊，對書刊的每一辭句，每幅畫片，每一個標點符號，都要采取極端負責的態(tài)度”。葉圣陶先生同時強調(diào)，編輯要不斷“擴大學習范圍，要做雜家”“要像老師那樣以身作則”。我們要謹記葉圣陶先生的教導(dǎo)，始終把圖書質(zhì)量放在第一位，像葉圣陶先生那樣孜孜不倦地學習，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和文化素養(yǎng)，迎接新媒體、新業(yè)態(tài)不斷發(fā)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zhàn)。

葉圣陶先生的編輯出版思想深邃豐厚，葉圣陶先生的編輯作風嚴謹扎實，我們衷心地希望廣大編輯和出版工作者，響應(yīng)我們的倡議，繼承和發(fā)揚葉圣陶在編輯出版方面的優(yōu)良作風，恪守職業(yè)道德，履行編輯的責任，為建設(sh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貢獻正能量，在中華文化發(fā)展史上寫下我們這一代中國編輯人無愧無悔的篇章。

葉圣陶研究會

中國出版協(xié)會

葉圣陶先生二三事范文第2篇

同許多長于書法的現(xiàn)代作家一樣，葉圣陶常說自己不懂書法。這當然是謙虛，卻不僅僅是謙虛，潛臺詞大概是：一，自己并沒有專攻書法，不必去爭這個書法家的名頭；二，個人寫個人的字，好壞得別人說，不應(yīng)當自居行家；三，給別人寫字是推脫不過，本無意炫耀。

葉圣陶生于1894年�！拔逅摹睍r期走上文壇的新文學作家大多生于這一時期。郁達夫、茅盾生于1896年，徐志摩、王統(tǒng)照生于1897年，許地山生于1893年，林語堂生于1895年。他們從小接受傳統(tǒng)教育，少年時期進入新式學堂，二十歲出頭受到新文化運動的鼓舞，而立之年已經(jīng)在文學界有所建樹。

這一代作家都習慣于用毛筆寫稿，他們的文稿和書信都很有收藏價值。因為文名很盛，也常有人索求墨寶，因此他們留下的大字也不少。他們的書法是在日積月累的書寫中逐漸成熟起來的，有鮮明的個人特色，與他們的性格與情趣的結(jié)合點很多。

坡有詩句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雖語近詼諧，卻頗能點出書法真義，不學的意思是不亦步亦趨地學別人，學書貴在理解書法精神。傳統(tǒng)書法觀是以文達意，以書傳文，離開了思想和情趣，離開了文意，書法就立不起來了。這一代作家是這種書法觀的堅定支持者，他們在書寫上也下功夫，但更注重意義的傳達。不以書法自矜，是真正的曉書者。

1913年的《圣陶日記》是現(xiàn)在能見到最早的葉氏手跡。結(jié)體瘦長、略向左傾，有北碑的味道，與同時期李叔同的書法有些接近。在日記的扉頁上，葉圣陶特意注明：“此冊摹仿李叔同當時之字，太平報文藝版多載李之字畫�！碑敃r葉圣陶剛剛中學畢業(yè)，擔任小學教員，教學之余常與朋友切磋書法篆刻。日記中，記錄了葉圣陶為朋友刻印、共同欣賞祝枝山書卷、趙子昂字帖、書寫文字贈與友人的諸多事項。到20世紀50年代、70年代，他日記中與朋友互贈書法作品、共賞書家墨跡的記錄也不少。隨著改革開放，文化思想領(lǐng)域日益活躍，晚年葉圣陶的書法交往逐漸增多，他為姚雪垠、陳從周、呂叔湘、呂劍等老友新朋寫字的事，均有記錄。葉圣陶晚年書名很盛，流傳很廣的《中學生字帖》就是由他題名的。

弘一法師（李叔同）是葉圣陶景仰的人，葉曾撰文贊譽弘一的風范，還在《弘一法師的書法》中，對弘一的書法做了獨到的評點：

就全幅看，好比一個溫良謙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顏悅色，在那里從容論道。就一個字看，疏處不嫌其疏，密處不嫌其密，只覺得每一筆都落在最適當?shù)奈恢蒙�，移動一絲一毫不得。再就一筆一畫看，無不使人起充實之感，立體之感，有時候有點兒像小孩子所寫那樣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別顯然可見�？偨Y(jié)以上的話，就是所謂蘊藉，毫不矜才使氣。功夫在筆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實在是內(nèi)行之見。葉圣陶很自覺地把字與人格對應(yīng)起來，推崇“蘊藉”、“君子之風”，可見他在書法上的追求了。

葉圣陶的楷書有很深的功力，他從小受到比較嚴格的書法訓(xùn)練，并一直臨池不倦。他在1947年書寫的《夏丐尊先生墓志》、1957年書寫的《亡妻胡墨林墓志》兩通碑，可稱為其楷書代表作。他的楷書風格接近于初唐，沒有歐陽詢那種剛健，倒有虞世南的平和。工整有余，險勁不足，大概與他“蘊藉”的追求有關(guān)。墓志銘的書寫歷來講究恭恭敬敬、一筆不茍，沒有扎實的楷書基本功底是不能勝任的。

小篆是葉圣陶很喜歡的書體，他留下了不少小篆作品�，F(xiàn)存最早的，是1929年為好友賀昌群所書對聯(lián)“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篆法準確、運筆流暢。小篆是秦統(tǒng)一后的規(guī)范字體，流傳下來的有泰山刻石、瑯邪刻石、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等，以及大量秦量、秦權(quán)、詔版。東漢時許慎作《說文解字》，收集了小篆9353字。小篆字形修長，講究布白停勻、線條圓轉(zhuǎn)光潤，《書譜》說“篆尚婉而通”，指的就是小篆。秦代李斯、唐代李陽冰都以之名世。到了清代，有鄧石如、王福庵等人豐富了小篆的表現(xiàn)力。不過，小篆的結(jié)構(gòu)過于整飭，筆畫變化少，藝術(shù)表現(xiàn)的空間不大，清以來的書家大都在先秦的文字源流（即所謂的大篆）中探索。葉圣陶喜歡篆書，應(yīng)該與他早年一度癡迷篆刻有關(guān)系，但他獨喜小篆，心平氣和地寫這種整整齊齊讓人激動不起來的字，既不高古也不飛揚，追求書法的靜態(tài)美和理性美，則明顯體現(xiàn)了他嚴謹?shù)淖雠珊秃喢鞯乃囆g(shù)風格。

張中行《葉圣陶先生二三事》是一片記人的佳作，通過幾件小事，突出了葉先生的寬厚與認真。寬厚是對人，做事則極為認真。葉圣陶長期從事教師和編輯的工作，對語言文字問題非常重視，他崇尚語言的簡明。他說：“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碑斎唬�如果在語文教育這一層面，“簡明”主張很有必要。但從文學層面看，簡明只是語言美的一種。同時讀葉圣陶和沈從文的文章，就會覺得沈從文語言有時要饒舌晦澀得多，但文章的色彩卻異常豐富。修辭上的潔凈感有時會造成過度守法的拘謹，對于創(chuàng)作也會產(chǎn)生負作用。

葉圣陶的文學語言，的確給人一種干凈準確的感覺。他1932年的一個短篇小說《席間》寫上海幾個教授的無聊生活，開篇有這么一段場景描寫：

電風扇嗡嗡嗡，好像在夢里。一個蒼蠅敏捷地停在玻璃杯口，想嘗嘗檸檬汽水什么味道；但是，不等那幾個給卷煙熏黃了的指頭拂過，它又飛到窗沿上觀賞大上海的夜景去了。

幾十個字，把上海夏夜，一個頗為洋氣的會客場景勾畫出來，又透露出人物的一些特點，簡潔明了。從蒼蠅角度去寫，也頗為別致。

《潘先生在難中》是葉圣陶早年的小說代表作，刻畫了一個平庸正派的小學校長在戰(zhàn)爭威脅下，如護雛的母雞一般辛勤而笨拙的身影。小說第一部分，寫潘先生攜妻帶子擠火車到上海避難的艱難，極為生動。從藝術(shù)角度看，葉圣陶小說長于人物言行描寫，他的描寫近于白描，不賦彩，渲染也不多，但線條之準確，足見功力。他的這種冷靜平實的風格，在新文學發(fā)展初期，顯得很成熟，受到茅盾的高度肯定。沈從文1931年《論中國創(chuàng)作小說》也贊揚道：

葉圣陶先生二三事范文第3篇

葉圣陶 人生觀 公民教育 習慣 核心價值觀

葉圣陶教育思想萌生于五四新文化浪潮，亡國滅種的危機使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考、實踐無不關(guān)涉救亡圖存，“此身定當從事于社會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1]，革“心”是當時文化革新思潮的形象化說法。從器物變革到制度變革再到文化變革，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尋求救亡圖存經(jīng)歷的三次重要思想歷程。至新文化運動風起，文化革新思路已成為葉圣陶等知識分子的共識�！捌溆喈攺母�本謀，改革尤須改革心�！盵2]革“心”可以理解為文化革新，還可理解為改革文化最核心部分即文化之“心”�；�于此，葉圣陶教育思想植根于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三觀統(tǒng)一的“人生觀”，落實于培養(yǎng)合格公民的目標，注重習慣養(yǎng)成的方法，“為人生”而指向社會改進。這一理路對當代中國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yǎng)時代新公民，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具有積極的借鑒價值。

一、植根于“人生觀”的教育思想

葉圣陶投身教育和文學事業(yè)，都“為人生”而指向社會改進。他直言教育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工具，以教育認識自己、革新自己、成就自己，是教育與人生的關(guān)系[3]，“為人生”的教育思想就是以教育為手段，達成“認識自己、革新自己、成就自己”的目的。

“人生觀”的確立在葉圣陶教育思想中具有靈魂地位，其教育目的、教育目標和教育方法皆植根于此�；�于“為人生”的目的和革“心”思路，葉圣陶強調(diào)在中小學階段就應(yīng)通過教育讓學生奠定真實明確的人生觀�！靶�學教育的價值，就在于打定小學生一輩子有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的根基”[4]，“學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學生養(yǎng)成正確的人生觀”[3]。從“為人生”的教育目的看，確立“真實明確的人生觀”是以教育為手段達成“認識自己、革新自己、成就自己”目的的根基;從革“心”思路看，確立“真實明確的人生觀”是以教育為手段達成革“心”或文化革新目的的核心。

葉圣陶的“人生觀”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三觀統(tǒng)一的核心價值概念集合�！叭酥�所以可貴，并不在他既已為人，乃在他將進而為更高尚的人。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如果能參加整個人類的進化歷程，便算是個有價值的人。那么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當然是每個人必須具有的了�！盵4]此論述中真實明確的人生觀基于真實明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包含價值觀�！罢J識自己有兩方面：一為自己的主體，或稱‘自我’;一為自己的環(huán)境，或稱‘外物’或‘客體’。”[3]此論述中認識自己基于認識客體，“人生觀”包含世界觀。葉圣陶論述中的“人生觀”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三觀統(tǒng)一的概念�；�于學術(shù)和理性，從諸如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論理學、哲學等各門科學中得到“切合現(xiàn)代人生的概念;把這些概念并合起來，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才能立定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的根基”[4]�！罢鎸嵜鞔_的人生觀”是基于學術(shù)和理性、三觀統(tǒng)一、切合現(xiàn)代人生的核心價值概念的集合，是革“心”思路中文化的“心”。

“人生觀”回答“人之所以為人”的問題，包括“為什么樣的人”和“如何為人”兩方面，對應(yīng)“合格公民”的教育目標和習慣養(yǎng)成的教育方法。“合格公民”與“合格公民的養(yǎng)成”植根于“人生觀”，服務(wù)于“為人生”的目的。基于人生觀和“為人生”的目的，葉圣陶論述了教育改造的目標，教育精神，讀書與受教育、受教育與處理生活、德目和實踐、知識和能力、受教育的與改革教育的關(guān)系，習慣養(yǎng)成的方法，生活方式的改善，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等議題，自成體系，實踐性強。

二、落實于合格公民培養(yǎng)的教育目標

“我不忘記各門功課有個總目標，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盵3]“中等教育的目標不外乎給予學生處理生活的一般知識，養(yǎng)成學生處理生活的一般能力，使他能夠做一個健全的公民。”[3]“受教育的意義和目的是做人，做社會的夠格的成員，做國家的夠格的公民�！盵3]葉圣陶教育思想源于五四時期文化革新立人的思路，植根于“人生觀”的確立，落實為“合格公民”的培養(yǎng)。從文化視角看，人是文化的存在，“合格公民”是“人生觀”的存在。

葉圣陶“合格公民”的教育包含而不限于公民教育――公民知識體系教育、公民意識教育和“使社會共同體成員成為享有法定權(quán)利和履行法定義務(wù)的公民的活動”[5]，還包括公民獲得生存資料和經(jīng)營生活的能力教育。就學校教育而言，“合格公民”目標要以“公民，社會，自然，勞作”等全部功課來共同完成，各門功課雖有各自的教育目標，但同時圍繞總目標，即培養(yǎng)合格、健全的公民。

基于文學創(chuàng)作和語文教學經(jīng)歷，葉圣陶語文教學論述豐富，宜置于其教育思想體系中考察。除語文教學，在葉圣陶教育論述中，“公民教育”占很大比重，在“合格公民”教育目標中，“公民教育”具有重要地位�！度绻�我當教師》《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小學教育的改造》《教育與人生》《革除傳統(tǒng)的教育精神》《主人翁的教育》《教育改造的目標》《根本的變革》《如果教育工作者發(fā)表〈精神獨立宣言〉》《受教育跟處理生活》《改善生活方式》等重要篇章，無一不有與“公民教育”有關(guān)的論述，“葉圣陶的教育思想的內(nèi)核及其形成，其實正是與五四時期文化革新的核心價值諸如‘人的覺醒’、‘思想啟蒙’、‘人的現(xiàn)代化’等是相一致的”[6]。其論述中的主人翁、自覺、自主、自由、民主、平等、經(jīng)心著意、不妨害他人、合作、尊重、尊嚴、責任、秩序等一系列涉及權(quán)利義務(wù)和群己關(guān)系的關(guān)鍵詞，足以說明基于“人生觀”的公民教育是落實葉圣陶教育思想的具體目標。

三、注重“習慣養(yǎng)成”的教育方法

“習慣養(yǎng)成”在葉圣陶教育思想中具有方法論的重要地位�！霸瓉怼�教育’這個詞兒，如果解釋得繁復(fù)，幾本書未必說得完;簡單的解釋，一句話就可以說盡，就是‘養(yǎng)成好習慣’�！盵3]“養(yǎng)成習慣，換個說法，就是教育。”[3]葉圣陶以“走路”“說話”為例論述習慣是基于知行結(jié)合形成的類似自然或天性的能力，任何知識只有經(jīng)過練習、化為習慣、達到成自然的地步才能化為能力，恰如有公民知識，不等于能做好公民，有民主知識，也不等于有民主，只有養(yǎng)成做公民的習慣和民主的習慣，才能成為好公民。

什么是好習慣？葉圣陶有自己的標準�！澳苁共判猿淞堪l(fā)展的是好習慣，能把事情做得妥善的是好習慣，能使公眾得到福利的是好習慣”[3]。葉圣陶的好習慣落實于做人、做事，關(guān)注群己關(guān)系，基于其“人生觀”，符合合格公民標準。

基于“人生觀”的習慣養(yǎng)成應(yīng)從最細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葉圣陶以關(guān)門和種植為例，養(yǎng)成好習慣，養(yǎng)成的不只是一種具體行為傾向，而是基于“自覺”的做人做事的態(tài)度，一種價值觀、人生觀。從葉圣陶常舉的關(guān)門和種植的例子來看，葉圣陶的好習慣至少包含群己關(guān)系方面“不妨害他人”的最低準則和做人做事方面“認真”的精神。

葉圣陶的習慣養(yǎng)成，在個人層面是修養(yǎng)，在群體層面是基于相同“人生觀”的一種生活方式和文化傾向。個人層面，一舉一動都基于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知行合一，養(yǎng)成習慣，便是修養(yǎng)，修養(yǎng)生活合一，便是教育的進步，是健全、合格公民的養(yǎng)成。群體層面，人人都有基于相同“人生觀”的“自覺”的習慣和修養(yǎng)，便是民族、國家、社會的進步。在求索、改革中，葉圣陶等先賢沒有將“人”工具化降為國家機器的零件，始終肯定個體的人的價值和在社會、國家中平等的主人翁地位，這是最偉大的人文精神和教育精神變革。

基于對民族、國家進步的渴求，葉圣陶格外重視“在群的方面”養(yǎng)成種種好習慣�！耙粋�人不守秩序，一個人辦不好事，一個人技術(shù)低劣�？磥砗孟耜P(guān)系很微細;但是多數(shù)人不守秩序，多數(shù)人辦不好事，多數(shù)人技術(shù)低劣，關(guān)系就重大了。”[3]葉圣陶對在群體層面沒有好習慣嚴重憂慮，對在群體方面養(yǎng)成好習慣高度贊美，期望無數(shù)的教育工作者以教育實現(xiàn)理想世界，“有一群人在一起，理想相同，生活方式相同，各人自我教育，同時也就是彼此互相教育，這是多么有勁的情形，哪里會感到寂寞？”這也是葉圣陶一生求索、奮斗而不感寂寞的原因吧。

四、文化革新理路的當代價值

葉圣陶教育思想植根于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三觀統(tǒng)一的“人生觀”，落實于培養(yǎng)合格公民的目標，注重習慣養(yǎng)成的方法，“為人生”而指向社會改進。這一理路對于當代中國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yǎng)時代新公民、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具有積極的借鑒價值。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葉圣陶“人生觀”具有三觀統(tǒng)一的同構(gòu)性。任何文明形態(tài)、文明實體都有自己的文化，由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構(gòu)成的心態(tài)文化層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核心價值觀是心態(tài)文化層的核心，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黨的十報告從建設(sh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zhàn)略高度強調(diào)“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要倡導(dǎo)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dǎo)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dǎo)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一文明形態(tài)、文明實體的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具有靈魂地位。作為“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shè)者的價值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7]，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基于世界觀、人生觀的價值觀，與葉圣陶作為核心價值概念集合的“人生觀”具有同構(gòu)性。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葉圣陶“人生觀”在核心概念上具有相似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業(yè)、誠信、友善等關(guān)鍵詞與葉圣陶論述中基于其“人生觀”的主人翁、自覺、自主、自由、民主、平等、經(jīng)心著意、不妨害他人、合作、尊重、尊嚴、責任、秩序等一系列涉及權(quán)利義務(wù)和群己關(guān)系的關(guān)鍵詞在具體內(nèi)涵和外延上或有差別，但相通處更多，至少二者都指向愛國、指向富強�！吧鐣�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練和概括不是一次完成的，更不是一勞永逸的。它的逐步完善和深化必然要經(jīng)歷一個較為長期的歷史過程�！盵8]葉圣陶“人生觀”中包含的核心價值概念可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益無害的補充。即使二者相異多于相通，甚至理念上不可調(diào)和，葉圣陶以“人生觀”為核心、從細微切近處入手、注重習慣養(yǎng)成、落實于合格公民培養(yǎng)、達成“為人生”目的、實現(xiàn)革“心”圖強的文化革新理路在“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當代中國依然具有借鑒價值。

“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二者一為精神內(nèi)核，為文化凝聚力、向心力，一為外在表現(xiàn)，為民族國家的訴求。借鑒葉圣陶教育思想的文化革新理路，核心價值觀應(yīng)奠基于中小學甚至幼兒園時代，宜從細微切近處入手，化抽象理念為具體行為，由長久的實踐而成習慣，由習慣而成修養(yǎng)，由個體公民而國家社會，如此則核心價值觀立，則中國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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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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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圣陶先生二三事范文第4篇

關(guān)鍵詞： 葉圣陶語文教學工具性人文性

1997年，《北京文學》發(fā)起并展開了一場有關(guān)語文教學的大討論，在這場大討論中，很多有識之士就我國現(xiàn)代語文教學所存在的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設(shè)想。有人批評純工具論者片面地只看到語文課程的“工具性”，對于語文課程的重要屬性――“人文性”卻視而不見。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將葉圣陶作為“純工具論者”來指責卻有失偏頗。葉圣陶在論及語文課程是一門工具的時候，向來在“工具”之前加上一個包含人文內(nèi)容的定語，他總是強調(diào)：語文是思想的工具，語文是交際的工具，語文是生活的工具。我們不能因為葉圣陶沒有明確指明“人文”二字，就無視語文教育思想中豐富的人文內(nèi)容。誤解葉圣陶的原因有三。

一、脫離社會歷史背景孤立地理解葉圣陶

任何理論都是某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產(chǎn)物，葉圣陶是一位世紀老人，他的一生橫跨了中國近百年來最重要的歷史時期，他的一生與中國現(xiàn)代教育的啟蒙與發(fā)展幾乎是同步的。“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國外先進的教育思想傳入我國，教育完成了對舊封建教育的改造，現(xiàn)代教育起步，教育家們開始用唯物史觀的方法重新審視中國的語文教育�！拔逅摹焙蟮浇▏�前是中國一段戰(zhàn)爭頻仍的時期，葉圣陶因避戰(zhàn)輾轉(zhuǎn)各地，但是無論是做教員還是做編輯，對語文教學的研究始終沒有中斷。新中國成立后，中華大地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上建立了工人階級領(lǐng)導(dǎo)的人民民主，經(jīng)濟上要求迅速恢復(fù)戰(zhàn)爭時被嚴重破壞的國民經(jīng)濟，與此相適應(yīng)，教育必須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fā)展，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yè)服務(wù)。新中國的成立為現(xiàn)代教育翻開廣闊新篇章的同時，也使現(xiàn)代教育的探索走上了彎路。全盤學蘇，，“左傾”冒險主義思想的影響，政治的過多干預(yù)使語文課一度成為宣傳政治思想的陣地，語文課姓“政”，姓“文”，卻偏偏丟棄了本姓“語”。為了使語文姓回“語”，葉圣陶明確提出語文的性質(zhì)是“工具性”。葉圣陶的這一科學理論不僅完全符合語文課程的客觀規(guī)律，而且是對當時政治干預(yù)語文的有力抗爭，正是因為有了葉老的這一理論，語文才在政治狂潮中站穩(wěn)腳跟，不至于被政治吞沒，保持自己的一席之地，為新時期語文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礎(chǔ)。

“”十年嚴重沖擊了我國的教育事業(yè)，葉圣陶在這十年中被迫緘口。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全國高考恢復(fù)，教育重新被提上研究議程。美學家李澤厚曾預(yù)言：“21世紀，兩門學科是顯學，其一是心理學，其二是教育學�！边@時候葉圣陶又適時地強調(diào)語文的“工具性”這一基本屬性，為“”后語文教育的盡快恢復(fù)指明了方向。

可以說葉圣陶的“工具論”在現(xiàn)代教育的每一個折點上，都舉重若輕地使語文教育安渡難關(guān)，重新走上正途，同時這一理論本身也在歷史糾偏過程中逐步走向完善。脫離具體的歷史背景與社會時代來孤立地理解葉圣陶的“工具論”本身就是割裂歷史的虛無主義。

二、斷章取義地理解葉圣陶

新時期語文教改中曾經(jīng)流行批判“工具論”，批判的主要對象便是葉圣陶，甚至有人提出：“不搬走葉圣陶這座山，語文教改就沒有出路�！逼鋵�，他們批判的是“純工具論”，而葉圣陶從來沒有將語文當作純工具，片面地強調(diào)語文課程的“工具性”，葉圣陶從來都是重視語文教育的人文精神的。小說《倪煥之》反映了鮮明的“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專著圍繞“以人為本”的原則詳細闡述了許多包含人文內(nèi)容的教學理念、教學方法；在教育部副部長，主持編寫教學大綱時也從來沒有片面強調(diào)語文課程的“工具性”，大綱中總是寫明有關(guān)人文的教育內(nèi)容，這些都可以證明葉圣陶是重視語文課程的人文精神的。批判者們或是沒有完整、深入地研究葉氏教育思想，簡單抽取葉氏論著中的片言只語，便以此大放批判厥詞，一葉障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是無意地歪曲；或是別有用心地擇取葉氏理論中論及“工具性”的文字，再加上一己的理解，便妄下斷言，這是有意地歪曲。這兩者顯然都違背了葉老的初衷。

誠然，葉圣陶確實從來沒有在自己的任何文章中明確提出“人文”這一概念。如葉老曾經(jīng)指出：“就語文學習來說，思想是一方面，表達思想內(nèi)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薄皩W習語文，這兩方面都要正確對待。”他還說：“國文教學除了技術(shù)的訓(xùn)練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義�！边@些論述明顯地論及人文內(nèi)容，但是“人文”二字總是若隱若現(xiàn)于葉氏所有的論著中，是千呼萬喚不出來。是葉圣陶由于自身認識的局限未能概括出“人文”二字嗎？還是讓我們回到葉圣陶提出“工具論”的歷史時期來看看吧。葉氏強調(diào)語文課程的“工具性”主要是在“”前后，那是一個政治至上的年代，為了解救被政治掩埋的語文，葉圣陶提出語文課程的性質(zhì)是“工具性”，提出這一理論本身冒著極大的風險，一不小心，就會被扣上“用業(yè)務(wù)沖擊政治”的帽子，甚至因此斷送性命�！叭宋摹痹诋敃r更是被認為是資產(chǎn)階級屬性的東西，不可能提及，更遑論將其寫入論著。但是葉圣陶的人文思想明顯隱含在他的各類教育論著中，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至于后來在應(yīng)試教育中強調(diào)“工具性”過頭，削弱了語文課程人文內(nèi)容的教學，甚至將人文精神排擠出語文課堂，那是葉老逝世后，后來的教育者所為，不是葉老的初衷。

三、必須警惕的某些傾向

每當社會轉(zhuǎn)型時期，必有思想浪潮涌動。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是思想解放的三十多年，但是無可否認，也是社會心態(tài)浮躁的三十多年，學術(shù)界急功近利的三十多年。這種浮躁，這種急功近利，在評價葉圣陶語文教育思想中也有所體現(xiàn)。這種體現(xiàn)，主要有兩大表征：一是借批判葉圣陶的工具論來達到炒作自己的目的，二是盲目崇洋的民族虛無主義。

近年來借罵人、罵名人來炒作自己的惡俗做法在文化界、學術(shù)界已經(jīng)屢見不鮮。為了“混個臉熟”，不惜斷章取義，危言聳聽。于是乎語言越來越激烈，調(diào)子越唱越高。諸如“誤盡蒼生是語文”的標題就駭人聽聞地見諸報端，猶如把扳倒“三老”稱之為“打倒三座大山”，做足了一副憂國憂民的面孔，就是不肯好好讀書，就是不肯全面地、歷史地看待問題。事實上，這些“倒葉英雄”一個個也真的達到了“臉熟”的目的，儼然名家。豈不聞杜甫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比~圣陶會被記住，“倒葉英雄”必將被遺忘。這就叫做：“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顧已成灰。”

葉圣陶先生二三事范文第5篇

葉老語文智能教育觀的精髓是對口語與書面語、閱讀與寫作、講求方法（知識）與養(yǎng)成習慣這三大基本矛盾的揭示。對這三大矛盾，他主張重書面語、重閱讀、重講求方法（知識）。他認為聽、說、讀、寫四大智能，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目的。需尤其注重讀、寫（書面語）智能的培育�！伴喿x本位”，是其語文智能教育觀的核心理念�！耙宰x帶寫、讀寫一體”，是其教育行為范式。講求方法與養(yǎng)成習慣，是其具體教學目標�！爸v讀”（含“學生們多思考，多討論，多練習”），是其基本教學方法。

一、聽、說、讀、寫聯(lián)絡(luò)并進，關(guān)注書面語

在構(gòu)成論層面，首先需要弄清楚語文智能的基本成分及其相互關(guān)系，弄清楚口語和書面語的關(guān)系，這是科學地設(shè)置語文智能教育內(nèi)容的認知基礎(chǔ)。

葉老認為聽、說、讀、寫這四大成分構(gòu)成了語文智能整體，他提倡聽、說、讀、寫相輔相成、共同發(fā)展：“學好語文就是學好‘聽’‘說’‘讀’‘寫’四項本領(lǐng)。這四項本領(lǐng)有連帶的關(guān)系：‘聽’和‘讀’是一路，都為了了解別人的思想，‘說’和‘寫’是一路，都為了表達思想叫別人了解。了解和表達又是互相影響的：提高了解的能力，表達的本領(lǐng)就能加強；提高表達的能力，了解的本領(lǐng)就能加強。因此，只要認真學習，努力學習，這四項本領(lǐng)必然能齊頭并進，項項學好�！比~圣陶：《認真地努力地把語文學好》，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頁。這就揭示了聽、讀與說、寫的內(nèi)在關(guān)系：聽、讀能促進說、寫，說、寫也能促進聽、讀，所以這四者是不可分開的。由于不很了解這種相互影響、促進、遷移的關(guān)系，長期以來，在語文教材編寫和教學中就沒能有意識地將其科學合理地聯(lián)絡(luò)在一起，或聯(lián)絡(luò)得不夠充分、自然，致使教育目標、內(nèi)容、資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優(yōu)化組合。在教學實踐中，語文課雖也主張讀寫結(jié)合，但基本上是文選講讀的一統(tǒng)天下�！�—尤其從說、寫方面來促進聽、讀，很少為教材、教師所關(guān)注，從而大大削弱了教學的整體效果。

他把“四項本領(lǐng)”視為學習語文的任務(wù)，視為一個整體，“四項本領(lǐng)”缺一不可。又將其歸為“接受”和“表達”兩個方面，認為這兩個方面是相互促進的，批評“片面”學習：“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都有兩方面的本領(lǐng)要學習：一方面是接受的本領(lǐng)，聽別人說的話，讀別人寫的東西；另一方面是表達的本領(lǐng)，說給別人聽，寫給別人看�？陬^語言的說和聽，書面語言的讀和寫，四種本領(lǐng)都要學好。有人看語文課的成績光看作文，這不免有點兒片面性；聽、說、讀、寫四種本領(lǐng)同樣重要，應(yīng)該作全面的考查�！比~圣陶：《語文是一門怎樣的功課——在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頁。遺憾的是，“全面”學習、“全面”考查的要求至今還是停留在理論上，埋頭于應(yīng)試的教師們壓根兒就不屑理會。

他特別注重聽、說、讀、寫四者相互影響的“連帶”關(guān)系：“我們一方面要讓學生善于說，一方面要使他善于聽。讀和寫呢？讀就是用眼睛來聽，寫就是用筆來說；反過來，聽就是讀，用耳朵來讀，說就是寫，用嘴巴來寫。所以現(xiàn)在的語文教學，要把聽、說、讀、寫這四個字連起來�！比~圣陶：《對于中學語文教學研究的意見——在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第三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頁。在教學中關(guān)鍵是要處理好一個“連”字。在教學實踐中，不宜孤立地進行聽、說、讀、寫教學，要牢固樹立聯(lián)絡(luò)教學的觀念。這種認識是符合系統(tǒng)論的，系統(tǒng)論認為整體大于局部之和。即聯(lián)絡(luò)教學的效果要優(yōu)于各自為陣、分別教學。打通四者，使聽、說、讀、寫一體化，便能產(chǎn)生良好的綜合效應(yīng)。因此，教師在教學中要確立智能發(fā)展整體觀，要研究這四者怎樣聯(lián)絡(luò)才自然、和諧、巧妙、高效，才能收到最佳效果。這是對語文教師教育智慧的一個考驗，是成熟教師的重要標志。

葉老的這一語文智能教學法類似于“綜合教學法”。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綜合教學法”是一種具有較為廣泛影響的教法。這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美新教育運動的產(chǎn)物。即照兒童的興趣與碰到的問題，將各種有關(guān)的知識綜合起來，組成統(tǒng)一的教學單元，依照一定的程序進行教學。在我國，這種“綜合”往往表現(xiàn)為有關(guān)知識的“聯(lián)絡(luò)”，所以也可以稱之為聯(lián)絡(luò)教學法。言、文結(jié)合，讀、寫結(jié)合，聽、說結(jié)合等也算是一種“聯(lián)絡(luò)”，但“聯(lián)絡(luò)”教學法聯(lián)系的內(nèi)容往往要寬泛得多，包括了國語（國文）學科內(nèi)的話法（語言練習、講演、辯論等）、讀法（表演、故事、事實、問題等）及其他各科所學的內(nèi)容，將語文教學和訓(xùn)練與整個課程結(jié)構(gòu)內(nèi)的相關(guān)方面打成一片，這樣，既能充實語文學習的內(nèi)容，又使教學活動變得豐富多彩、生動活潑。參見潘新和：《語文：回望與沉思——走近大師》，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頁。

聽、說、讀、寫一體，也可以說是口頭語言的聽、說和書面語言的讀、寫的交融。葉老說：“什么叫語文？平常說的話叫口頭語言，寫到紙面上叫書面語言。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比~圣陶：《認真學習語文》，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頁�！敖邮芎桶l(fā)表，表現(xiàn)在口頭是聽（聽人說）和說（自己說），表現(xiàn)在書面是讀和寫。在接受方面，聽和讀同樣重要，在發(fā)表方面，說和寫同樣重要。所以，聽、說、讀、寫四項缺一不可，學生都得學好�！比~圣陶：《聽、說、讀、寫都重要》，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頁。這也可以看作是口語、書面語并重。當今的語文智能教育內(nèi)容失落了口語教學，只剩下了書面語教學。失去口語教學還算是“語文”科嗎？“語文”課程丟失了半壁江山，這究竟是誰之過？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在語文課程中，這四種智能雖說是“同樣重要”，但還是有所側(cè)重。葉老的觀點是側(cè)重于書面語智能的教育。他說：“學習國文，事項只有兩種，閱讀與寫作�！比~圣陶：《國文隨談》，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頁�！皣�文教學自有它獨當其任的任，那就是閱讀與寫作的訓(xùn)練�！比~圣陶：《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頁。“在這里，頗有問一問國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們的回答是‘整個的對于本國文字的閱讀與寫作的教養(yǎng)’。換一句話說，就是‘養(yǎng)成閱讀能力’‘養(yǎng)成寫作能力’兩項�！比~圣陶：《國文科之目的》，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頁�？梢�，他最為注重的是學生閱讀與寫作能力的培養(yǎng)。——這種側(cè)重不是沒有道理，如果要對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二者加以區(qū)分的話，學校語文教育自然要向書面語傾斜。因為口語，尤其是日常應(yīng)用的口語，學生可以在生活中（自然情境中）習得，帶有一定的先天性。雖然學校語文課中的口語教學主要是指高級語體形態(tài)的交流，但是口語的重要性還是與書面語有所不同。書面語的學習主要是后天的。書面語是口語的升華，更需要在教學情境中學習。從人類文化承傳的角度來說，書面語的重要性也優(yōu)于口語。讀寫活動是人類文化生態(tài)鏈的基本構(gòu)成形態(tài)。因此，有所側(cè)重也是合理的。

側(cè)重于書面語，并不意味著對口語學習的削弱或無視。從現(xiàn)實需求的層面看，一般人“說”的需要，遠多于“寫”的需要。說的能力是人際交往不可或缺的。只會寫而不會說，勢必是人生的一大缺憾。因此，“聽、說”教學是應(yīng)該大大加強的。在口語表達的社會需求與日俱增的今天，聽、說教學是擺在語文界面前的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應(yīng)該盡快對此進行反省、修復(fù)與重構(gòu)，不能再曠日持久地拖延下去。要還語文科教育目標的完整，還學生語文心智發(fā)展的健全。

在語文智能教育中，要正確認識、處理好聽、說、讀、寫的關(guān)系，使之聯(lián)絡(luò)互動、相得益彰；要處理好口語、書面語教育這一對基本矛盾，將主要目的放在書面語——閱讀與寫作教學上，使之重點突出、效能卓著。同時兼顧學生聽、說能力的培養(yǎng)，促成口語智能的同步發(fā)展。這是對語文智能教育的基礎(chǔ)性認知。

二、讀寫并重、讀寫一體，閱讀為本

再看本體論層面。前面對語文智能結(jié)構(gòu)中聽、說、讀、寫關(guān)系與口語、書面語關(guān)系的探討，對書面語重要性的認知，已經(jīng)初步涉及到了本體論層面。進一步正確認識書面語教學中閱讀與寫作的關(guān)系、處理好二者的矛盾，是語文智能教育本體論的核心命題。

葉老是主張閱讀、寫作二者并重的：“從前語文教學只有兩件事，一個叫讀，一個叫寫。實際上讀還不大注重，只注重寫，注重怎么樣讓學生寫出好文章。我常想，讀和寫到底哪一樣重要？我看都重要，要并重。”葉圣陶：《對于中學語文教學研究的意見——在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第三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頁�！伴喿x是什么一回事？是吸收。好像每天吃飯吸收營養(yǎng)料一樣，閱讀就是吸收精神上的營養(yǎng)料。要做一個社會主義時代的公民，吸收精神上的營養(yǎng)料比任何時代都重要。寫作是什么一回事？是表達。把腦子里的東西拿出來，讓人家知道，或者用嘴說，或者用筆寫。閱讀和寫作，吸收和表達，一個是進，從外到內(nèi)，一個是出，從內(nèi)到外。這兩件事，無論做什么工作都是經(jīng)常需要的。這兩件事沒有學好，不僅影響個人，還會影響社會。說學習語文很重要，原因就在這里�！比~圣陶：《認真學習語文》，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葉老認為閱讀與寫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與個人、社會有直接的關(guān)系。他將語文學習的作用上升到“影響個人”與“影響社會”的高度來認識，目的是喚起人們對閱讀、寫作的重要性更加深切的體認。

他在“讀寫并重”中也同樣有所傾斜：向閱讀傾斜。其閱讀目的觀可以概括為“三論”：

一、“根論”。他在1940年發(fā)表的《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一文，闡明了閱讀與寫作的功能與相互關(guān)系，指出了寫作的“根”在閱讀。他說：“現(xiàn)在一說到學生國文程度，其意等于說學生寫作程度。至于與寫作程度同等重要的閱讀程度往往是忽視了的。因此，學生閱讀程度提高了或是降低了的話也就沒聽人提起過。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寫作程度有跡象可尋，而閱讀程度比較難捉摸，有跡象可尋的被注意了，比較難捉摸的被忽視了，原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閱讀是吸收，寫作是傾吐，傾吐能否合于法度，顯然與吸收有密切的關(guān)系。單說寫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沒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問那比較難捉摸的閱讀程度�！比~圣陶：《閱讀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頁�！岸喾矫娴刂v求閱讀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養(yǎng)成寫作習慣。習慣漸漸養(yǎng)成，技術(shù)拙劣與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漸漸減少，一直減到?jīng)]有。所以說閱讀與寫作是一貫的，閱讀得其法，閱讀程度提高了，寫作程度沒有不提高的。”葉圣陶：《閱讀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頁。他認為閱讀是寫作的“根”，這是很有道理的。閱讀可以提供寫作的學識修養(yǎng)與動力，可以提供寫作的“文體感”“語感”，可以了解寫作方法、養(yǎng)成寫作習慣，等等。多讀不一定就能寫得好，但不讀一定沒法寫好，要寫好必定要多讀、讀好。

二、“基礎(chǔ)”論。1962年，葉老又寫出專文《閱讀是寫作的基礎(chǔ)》，對讀、寫關(guān)系作了進一步的確認：“有些人把閱讀和寫作看做不甚相干的兩回事，而且特別著重寫作，總是說學生的寫作能力不行，好像語文程度就只看寫作程度似的。閱讀的基本訓(xùn)練不行，寫作能力是不會提高的。常常有人要求出版社出版‘怎樣作文’之類的書，好像有了這類書，依據(jù)這類書指導(dǎo)作文，寫作教學就好辦了。實際上寫作基于閱讀。老師教得好，學生讀得好，才寫得好。”葉圣陶：《閱讀是寫作的基礎(chǔ)》，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頁�！伴喿x習慣不良，一定會影響到表達，就是說，寫作能力不容易提高。因此，必須好好教閱讀課。譬如講文章須有中心思想。學生聽了，知道文章須有中心思想，但是他說：‘我作文就是抓不住中心思想。’如果教好閱讀課，引導(dǎo)學生逐課逐課地體會，作者怎樣用心思，怎樣有條有理地表達出中心思想，他們就仿佛跟作者一塊兒想過考慮過，到他們自己作文的時候，所謂熟門熟路，也比較容易抓住中心思想了�？偠�言之，閱讀是寫作的基礎(chǔ)�！比~圣陶：《閱讀是寫作的基礎(chǔ)》，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頁。他指出了閱讀對寫作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閱讀教學的水平?jīng)Q定了學生的寫作程度，由讀學寫是水到渠成的事。他甚至極端地認為閱讀可以解決寫作上的一切問題。這就使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在我國現(xiàn)代語文教育中閱讀教學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三、“獨立目的”論。葉老還多次談到，閱讀本身就是一種能力、一個目的。他說：“培養(yǎng)學生寫的能力固然是語文教學的一個目的；培養(yǎng)讀的能力，也是一個目的，不能認為讀書就是為了做文章。讀書，有的時候是為了提高自己某一方面的思想認識，有的時候是為了獲得某一方面的知識，有的時候是為欣賞，有的時候甚至是為了消遣。閱讀能力強——理解能力強，記憶能力強，而且讀得快，就可以博覽群書，獲得許多思想上的、知識上的啟迪，那對一個人的工作、研究以至生活都是非常有好處的。一個人不善于讀書，理解能力不強，或者如過眼云煙，讀過就忘了，或者讀得非常慢，那對他的工作、學習、研究等等，都是極端不利的。所以培養(yǎng)和提高讀的能力，本身就是目的，讀書并不就是為了寫文章。如果讀只是為了寫，許多人不寫文章，豈不就無需讀書了嗎？當然，讀和寫是有聯(lián)系的，可以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所以在教學中應(yīng)該注意適當配合�！眳⒁姀堉竟�：《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見《張志公自選集》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37頁�！坝腥税验喿x看作練習作文的手段，這也不很妥當；閱讀固然有助于作文，但是練習閱讀還有它本身的目的和要求�！比~圣陶：《語文是一門怎樣的功課——在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頁�！啊�…大意謂語文教學之一個目的為使學生練成讀書之本領(lǐng)。”葉圣陶：《答孫文才》，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02頁。他在閱讀為了寫作這個目的之外，特別提出閱讀本身也是目的，強調(diào)閱讀教學與閱讀能力培養(yǎng)的獨立性、重要性。這一認知既是對傳統(tǒng)閱讀教育觀的繼承，也是對傳統(tǒng)閱讀教育觀的超越�！�—這個觀點影響甚廣，張志公、呂叔湘等也作如是觀。然而這是可資商榷的，因為它對“根”論與“基礎(chǔ)”論具有消解作用，實際上導(dǎo)致了語文教育中“為讀而讀”傾向的形成。

在讀寫關(guān)系認識上，葉老的認識主要是單向的，較為注重閱讀對寫作的作用，將閱讀作為切入點：“閱讀得其法，閱讀程度提高了，寫作程度沒有不提高的�！比~圣陶：《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頁。他在許多場合重申了這一看法�！白魑慕虒W應(yīng)當和閱讀教學聯(lián)系起來。把課文講好，使學生學習每篇文章的思路是怎樣發(fā)展的，語言怎樣運用的，這就是很好的作文指導(dǎo)。不要把指導(dǎo)閱讀和指導(dǎo)作文看成兩回事。”葉圣陶：《怎樣教語文課——在呼和浩特跟語文教師的講話》，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頁。這就是“閱讀本位”觀念下的“以讀帶寫、讀寫一體”范式的理論依據(jù)。這一范式，是我國現(xiàn)代語文教育的基本范式。整個現(xiàn)代語文課程就是建立在這個認知之上的。

在“閱讀本位”思想指導(dǎo)下，葉老多次批評社會上的重寫輕讀傾向，竭力要扭轉(zhuǎn)這一傾向，反復(fù)闡明閱讀的重要，提出了閱讀“三重任務(wù)”說，并指出閱讀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他說：“一般社會把寫看得比讀重，青年們自己也如此。但是在課程里，在實際教學上，卻是讀比寫重。課程里講讀的時數(shù)多于作文的時數(shù)，是因為講讀負擔著三重的任務(wù)。講讀一則訓(xùn)練了解的能力，再則傳播固有的和現(xiàn)代的文化，三則提供寫作的范本。學生似乎特別注重寫作的范本。從前的教本原偏重示范作用，沒有發(fā)生讀和寫的比重問題�！�五四’后的教本兼顧三重任務(wù)，學生感到范文的缺少，好像講讀費了很多時間，并沒有什么實用，因而就不看重它。不過這個問題很復(fù)雜，范文其實還只是一個因子，另一個因子是文言�！�五四’以后，一般學生愿意寫白話，寫白話而讀文言，這是一個矛盾。再一個因子是教學。教學應(yīng)該讀和寫并重，可是講讀的時數(shù)既多，而向來教師又沒有給予作文課足夠的注意，便見得讀重了。其實重讀也只是個幻象，一般的講讀只是逐句講解，甚至于說些不相干的話敷衍過去，學生毫無參加和練習的機會，怎能夠引起他們的趣味，領(lǐng)導(dǎo)他們努力呢？”葉圣陶：《教材、教法和教學效率——〈國文教學〉序》，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頁。葉老指明了閱讀教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止是引導(dǎo)寫作，而是承擔了“三重任務(wù)”。這“三重任務(wù)”是教師們從事閱讀教學時要明確的，要將其一一落實到實踐中去。在以往的教學中，師生比較注重的是第三重任務(wù)，就是只將閱讀的文章作為寫作的范本，這受到了葉老的批評；而時過境遷，在當今的閱讀教學中，大多教師只注重第一重任務(wù)，就是“訓(xùn)練了解的能力”，即“讀懂”文本�！皞鞑ノ幕�”和“提供寫作的范本”這兩重任務(wù)被忽略了。顯然，這種傾向也是亟待改變的。

在“閱讀本位”教學上，葉老重視課內(nèi)的“講讀”教學：“要在寫作上得益處，非慢慢咬嚼不可。一般人的閱讀大概都是只觀大意，并且往往隨讀隨忘；雖然讀得很快，卻是毫無用處。隨讀隨忘，不但不能幫助寫作，恐怕連增進知識和經(jīng)驗的效果也不會有。所以課外閱讀決不能無條件地重視，而講讀還是基本。不過講讀不該逐句講解，更不該信口開河，得切實計劃，細心啟發(fā)，讓學生們多思考，多討論，多練習，才能有合乎課程標準的效率。”葉圣陶：《教材、教法和教學效率——〈國文教學〉序》，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頁。葉老是反對“不求甚解”、主張“求甚解”的，因此，他特別看重課內(nèi)的講讀教學：“講讀還是基本”。但他所謂的講讀，不是教師“一言堂”，而是主張講讀教學中師生互動，注重學生的參與：“多思考，多討論，多練習”，強調(diào)將閱讀所學到的通過寫作練習轉(zhuǎn)化為寫作智能，這是語文教師應(yīng)該特別注意的。否則就會重蹈講讀教學“滿堂灌”之覆轍。

他還指出人們覺得“讀重”了的原因很復(fù)雜，其中之一是講讀教學效果不佳，主要是教師只顧逐句講解，沒有給學生參與和練習的機會，他認為這樣的“重讀”是不可取的。真正的“重讀”，不能只由教師照本宣科搞“一言堂”，要給學生思考、參與和進行寫作練習的機會。這體現(xiàn)了“學生本位”的思想。這種“讀寫結(jié)合”“師生互動”的“重讀”法，值得我們仔細領(lǐng)會。

語文智能教育的要害是閱讀與寫作，二者構(gòu)成了一對基本矛盾。在這對矛盾中，葉老的觀點是側(cè)重于閱讀。“閱讀本位”是他的語文智能教育本體論的核心認知。我們要認真體認葉老的“根”論、“基礎(chǔ)”論、“閱讀獨立目的”論和閱讀“三重任務(wù)”說，以及“學生本位”“以讀帶寫、讀寫一體”的“重讀”法，汲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將其作為語文智能教育的指導(dǎo)思想�！案�”論、“基礎(chǔ)”論、“獨立目的”論，共同構(gòu)成“閱讀本位”語文教學范式的理論基礎(chǔ)，對我國語文教育影響巨大、深遠。

三、培養(yǎng)讀、寫方法和習慣，側(cè)重方法

在實踐論層面，如何處理閱讀與寫作的關(guān)系，要達成怎樣的教學目標，二者如何互滲、互動、互惠，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這關(guān)系到教師的課堂教學的運作。

“講求方法”與“養(yǎng)成習慣”，是葉老實踐論的基本觀點，也是一對基本矛盾。二者中，“講求方法”又是首要的。他說：“國文教學自有它獨當其任的任，那就是閱讀與寫作的訓(xùn)練。學生眼前要閱讀，要寫作，至于將來，一輩子要閱讀，要寫作。這種技術(shù)的訓(xùn)練，他科教學是不負責任的，全在國文教學的肩膀上。所謂訓(xùn)練，當然不只是教學生拿起書來讀，提起筆來寫，就算了事。第一，必須講求方法。怎樣閱讀才可以明白通曉，攝其精英，怎樣寫作才可以清楚暢達，表其情意，都得讓學生們心知其故。第二，必須使種種方法成為學生終身以之的習慣。因為閱讀與寫作都是習慣方面的事情，僅僅心知其故，而習慣沒有養(yǎng)成，還是不濟事的。國文教學的成功與否，就看以上兩點。所以我在前面說，方法方面尤其應(yīng)當注重�！比~圣陶：《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頁�！岸喾矫娴刂v求閱讀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養(yǎng)成寫作習慣。習慣漸漸養(yǎng)成，技術(shù)拙劣與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漸漸減少，一直減到?jīng)]有�！比~圣陶：《國文教學的兩個基本觀念》，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頁。所謂“講求方法”，就是要讓學生知道閱讀與寫作的學習規(guī)律和行為方式，懂得之所以這樣做的道理；所謂“養(yǎng)成習慣”，就是使讀寫的方法變成學生下意識的行為，變成終身不懈踐履的事情。在“講求方法”與“養(yǎng)成習慣”這一對基本矛盾中，葉老側(cè)重于“講求方法”。因為，“方法”正確，養(yǎng)成的“習慣”才有效。

葉老認為這兩個方面構(gòu)成了語文教學的目標：“從國文科，咱們將得到什么知識，養(yǎng)成什么習慣呢？簡括地說，只有兩項，一項是閱讀，又一項是寫作。要從國文科得到閱讀和寫作的知識，養(yǎng)成閱讀和寫作的習慣。閱讀是‘吸收’的事情，從閱讀，咱們可以領(lǐng)受人家的經(jīng)驗，接觸人家的心情；寫作是‘發(fā)表’的事情，從寫作，咱們可以顯示自己的經(jīng)驗，吐露自己的心情。在人群中間，經(jīng)驗的授受和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閱讀和寫作兩項也最切要。這兩項的知識和習慣，他種學科是不負授與和訓(xùn)練的責任的，這是國文科的專責。每一個學習國文的人應(yīng)該認清楚：得到閱讀和寫作的知識，從而養(yǎng)成閱讀和寫作的習慣，就是學習國文的目標�！比~圣陶：《略談學習國文》，見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頁。從語文教學現(xiàn)狀看，我們離這兩個目標還很遙遠。閱讀與寫作知識（方法）的認知還很不完善，究竟閱讀與寫作要遵循怎樣的方法，教師們也還是昏昏然。因而，培養(yǎng)閱讀與寫作的習慣也就無從談起。當然，這責任主要不在語文教師，而在語文學者。建構(gòu)語文知識（方法）體系是當務(wù)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