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科學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彝族文化學是一門構建自己理論知識體系的學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會科學,具有科學性、民族性、復合性等學科特征。

彝族文化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又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的淵源可追溯到彝族畢摩經,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及民族文化學的多方面的展開和深入,呈現(xiàn)出方興未艾之勢,目前,彝族文化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需要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進行整體的學科建設,以推進彝族文化學學科的整體進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學的微觀研究方面成果顯著,影響尤大,而彝族文化學宏觀方面的理論體系和方法研究則稍顯不足。彝族文化學的學科理論建設關系到整個學科的走向和進程,關系到彝族文化學的學科特色和學科地位。鐘敬文先生在論述民俗學學科建設時,曾指出:“民俗學的所謂‘學’的含義,主要就是這種理性的認識”這對彝族文化學的學科建設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因此,彝族文化學的理論體系構建及其相關的理論問題,應該是彝族文化學研究的一個中心課題。本文就這個方面談談個人的一些淺見。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學

談到彝族文化學,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學學科的定義問題。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學呢?彝族文化學的定義包含了研究對象和范圍兩個方面的內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學的研究范圍和對象呢?彝族文化學作為狹義的民族學學科,民族學的學科范圍界定,對彝族文化學不無啟示。一般來說,民族學的研究對象的認識主要有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民族。在1950年代以來學術發(fā)展延續(xù)性的影響下,人們將民族學定義為“以民族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把民族這一族體作為整體進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發(fā)展以及消亡的過程,研究各族體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它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獨立學科�！薄耙话阏f來,民族學是研究民族的科學。如說得更具體點,民族學是研究現(xiàn)代各民族發(fā)展規(guī)律的社會科學�！薄懊褡鍖W是一門研究處在古今一切社會發(fā)展階段上的所有人們共同體的歷史科學�！盵4]第二種觀點在進入1990年代以后逐漸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認為民族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認識�！懊褡鍖W并不是一門專門研究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也不是專門研究民族共同體的科學�！薄懊褡鍖W是世界各民族歷史的和現(xiàn)實的生活與文化的一門科學,是一門考察各民族文化,從事于記錄和比較的學問�！薄懊褡鍖W(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應當是文化,而不僅僅是民族,民族不過是文化的載體之一。因此,民族學研究的對象實際上是文化而非民族�！盵7]基于以上的認識,我們可以說,彝族文化學的研究顧名思義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學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觀上來說,二者同為一體,就如物質與精神在一個人身上得到了統(tǒng)一。先有民族實體———彝族,再產生精神狀態(tài)———彝族文化。正因為有這個民族實體的存在、發(fā)展,才有了相應的彝族文化。這里有個產生的時間邏輯關系。但二者從辯證的關系來看,則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產生,尤其是屬于文化范疇的民族意識、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標志和內在動力。

基于以上的認識,我們現(xiàn)在把彝族文化學定義為:彝族文化學是一門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質和彝族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為目的的人文社會科學。

這個定義可以理解為三個概念層次:一是彝族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終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質和彝族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三是學科類別性質———人文社會科學。第一個概念層次已在前邊作了闡述。第二個概念層次與第三個概念層次有著內在聯(lián)系,研究的目的決定了研究學科的性質。彝族文化學從科學分類上,既屬于人文科學,又屬于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是指那些主要以人類社會的組織與結構、體制與關系、功能與效率、秩序與規(guī)范的研究對象,并為人類社會之有序、高效運作提供知識、理論與管理手段的科學�！薄叭宋目茖W,則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價值體系與心靈情感為研究對象,并為人類理解把握存在意義、生命本質、生活目的等終極性問題提供價值理性、知識、思想、理論的科學。”[8]二者同是以人為中心的科學,只是研究的角度、層次、領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學著重于人的本質屬性,如自然屬性、社會屬性、精神屬性,社會科學則側重于社會文化的系統(tǒng),如社會經濟系統(tǒng)、社會政治系統(tǒng)、社會文化系統(tǒng),突出表現(xiàn)為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上。彝族文化學屬于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性科學,是人文社會科學。

二、彝族文化學的學科特征

彝族文化學的學科特征主要包括學科的科學性、民族性、復合性等三個方面。

1、科學性

彝族文化學作為一門人文社會學科,屬于科學的范疇,因而具有科學性的特征。這個特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學研究是一個對彝族及其文化的認識過程,彝族及其文化作為一種客觀存在,人們對它的認識有一個簡單到復雜,局部到整體的過程,這個認識過程是與彝族及其文化的發(fā)展是相對應的。一方面,彝族在其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同時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時,自己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思維邏輯也得到了發(fā)展,這是彝族作為民族主體對自己及其文化的認識過程。另一方面,彝族作為一個獨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種文化事象上表現(xiàn)出來自己的民族意識、性格、風格,如畢摩經、彝族服飾、民居、歌舞、民間文學等等。因其文化的獨特個性,具有自身的研究價值,從而引起國外研究主體的關注、參與、深入研究、認識。這個認識過程也是一個從簡單到復雜,從外在表現(xiàn)到內在本質的客觀認識過程,符合科學的認識規(guī)律。兩個方面的認識過程決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價值取向,同時也決定著彝族文化學的學科價值。

其二,彝族文化學是一門構建自己的理論知識體系的學科。前述彝族文化學之“學”,是一種理性認識,是一個理論體系的構建過程。一門學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會實踐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論體系是否健全、完善,有發(fā)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斷標準。這個標準的科學性主要包含兩個發(fā)展過程,一是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認識發(fā)展過程;二是從理性認識在客觀現(xiàn)實中檢驗豐富、完善的理論發(fā)展過程。相對說來當前的彝族文化學研究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層面上,熱衷于對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羅列、闡述,雖然一些瀕危的文化事象,如畢摩經的搶救、搜集,傳統(tǒng)文化生態(tài)傳承保護是必要的,但庸無諱言,彝族文化學的這種微觀研究過熱,宏觀研究不足的狀況沒有得到改變,勢必影響彝族文化學的整體進程。這種過份注重微觀,單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學的獨立品性面臨邊緣化的危機。雖然現(xiàn)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熱鬧,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當作其他門類學科輸送、提供材料的資訊庫。一門學科的第一階段是明確研究對象,然后進行研究對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搶救、保護工作。第二階段是在此基礎上挖掘整體文化的深層內涵,探索內在邏輯關系,并進行自身的理論構建,在多學科的交匯與融合中凸顯自身的學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使之成為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獨立學科。從這個意義上講,彝族文化學要成為一門真正獨立的、成熟的學科,其學科的理論性構建仍任重道遠,但這是不可忽視的。

其三,彝族文化學的學科建設是一種具有創(chuàng)造性、實踐性的社會活動�？茖W性表現(xiàn)在客觀性、創(chuàng)造性和實踐性三個方面�？茖W之所以成為科學,是因為它從客觀實際出發(fā),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事物的內在發(fā)展規(guī)律,指導人類的實踐活動。這個認識利用實踐到認識,再到實踐的循環(huán)往復的過程中,創(chuàng)造性是重要的內在因素。事物是發(fā)展變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對性的一面,理論來自實踐。理論要適應不斷發(fā)展變化的實踐活動,其與時俱進的創(chuàng)造性尤顯重要。同樣,彝族文化學的學科建設是一種具有實踐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社會活動。彝族文化學的發(fā)展不能離開其產生和發(fā)展的客觀實際。彝族文化學要走上可持續(xù)發(fā)展道路,以適應、促進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發(fā)展、進步,其理論方法的創(chuàng)新是關鍵。如何創(chuàng)新?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來的過程是認識升華為理論的過程,去的過程則是理論檢查、豐富、發(fā)展的過程。彝族文化學現(xiàn)在面臨著兩個歷史性機遇,一是國內現(xiàn)代化和國際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興學科層出不窮,學術環(huán)境、氛圍大為改善的學術背景。如何在這兩個歷史性機遇中,以創(chuàng)新的姿態(tài)面對彝族文化學新形勢,更新學術理念,調整學術方式,構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學理論體系,自覺地建立彝族人文傳統(tǒng)的文化品格與時代特征的國際彝族文化學,成為彝族文化學研究主體所面臨的一大課題。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現(xiàn)實。彝族文化學作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門學科,具有較為明顯的民族性特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學科的研究對象

從內容上看,彝族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及其文化滲透著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構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諸要素和它們的各子要素及其歷史演化過程本身就屬于彝族文化學的研究對象、范圍,諸如彝族的語言、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民族心理、歷史、文學、倫理道德等。

(2)學科的理論構成

彝族文化學的學科理論源于對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過程中,研究對象本身的民族性決定了其理論構成的過程,不能離開這個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體的價值取向滲透著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畢摩經中的《吾查買查》翻譯成不同民族語言的研究文本,其過程由于不同民族語言本身的差異性,作品的原生態(tài)性會出現(xiàn)脫落、異化的情況。這是研究對象決定的客觀差異性。沒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為主的以主體自居,視研究對象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驗理論來分解、包裝、組合、炮制,這樣的學術理論構成必然是空間失敗的。只有承認民族性的前提下,改變以往“主———客”關系,虛懷以待,還原客體同樣的主體身份,變成“主———主”關系,相互傾聽、交流、對話,達到文化的溝通、理解,這樣才能真正深入一個民族的精神層次,這樣的理論構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過學習研究對象的民族語言,以平等、虛心的姿態(tài)切入研究領域,他們的研究成果、理論構成也最經得起歷史的考驗。這個過程是雙向的。一方面,在學習研究的過程中,這個民族的獨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滲透;另一方面,這種滲透又通過其研究文本或理論構成表現(xiàn)出來,又因為研究者自身擁有的民族文化精神與研究對象的民族文化精神產生碰撞、融合的良性運動,其理論構成更具有文化參考價值。

(3)學科的表達形式

彝族文化學具有的民族特征還表現(xiàn)在其表述的文體形式上。彝族文化學的理論體系的構建需要吸納不同國家、民族、地區(qū)的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吸納的過程也是民主化的過程,原本屬于異民族、異文化的理論、方法,要吸納、融合到本民族的學科理論中,必須要考慮本民族的文化特點、審美標準、歷史狀況,尤其是表述文體,這樣才能使外來理論有機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體系中。實現(xiàn)理論的民族化、本土化,成為具有彝族文化學特色學科理論。彝族文化學也只有在這種不斷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實現(xiàn)科學理論的本土化、民族化,從而得到發(fā)展、宏大。

3、復合性

彝族文化學的復合性是歷史發(fā)展情況和學科發(fā)展要求決定的,在不同的歷史發(fā)展時期,由于受不同時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環(huán)境的制約影響,形成了研究對象的多層次、多形式的復合性特點。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學本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要求不同學科、不同專業(yè)、不同地域的研究主體的參與,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體的復合性特點。

(1)研究對象的復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歷史發(fā)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種文化因素、文化層面互化和整合的結果。彝族的歷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時期,其經歷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黃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貴高原,接觸交往過的民族有早期的華夏族,后期的漢族,還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納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獨龍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過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華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農耕文化圈、建國前保留著母系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等多層次社會形態(tài)。這種由歷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復合性的特點。從彝族的畢教來看,有著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傳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漢族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道教的“五行說”、“三界六道”說等等外來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門也融合了彝、漢、白族等建筑藝術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體的復合性

彝族文化學最早興起于國內,逐步向國際型學科發(fā)展。彝族文化學的產生、發(fā)展來自不同國家、民族、地區(qū)的學者、專家共同合力的結果。如早期的杜達爾·特拉格來、安郵德、拉波特、儒貝爾、托雷爾、奧爾良、沙爾雅、享利·科爾迪埃、侏祿維亞等;中期的楊成志、丁文江、高華年、馬學良、馬長壽、余學良、傅懋勣、林耀華、方國瑜、羅國義、劉堯漢、施學生、果吉寧哈、馮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漢族中青年學者。這些來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體群一方面給彝族文化學注入了新鮮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們的學術理念、理論方法使彝族文化學的研究別開生面,為學科建設提供了極大參考價值,同時推動彝族文化學與國內外學術發(fā)展方向、發(fā)展潮流進一步融合、接軌,彝族文化學進一步實現(xiàn)了學科國際化的目標,把彝族文化學納入國內、國際的學科建設平臺上,使彝族文化學的發(fā)展空間趨于廣大。新晨：

民主與科學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新民主主義 文化理論 研究綜述

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中共黨史和的發(fā)展史中的文化問題乃至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本文就2001年以來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研究作一概括，以便對研究其他的文化理論有一定的借鑒。

一、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形成的研究

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形成的思想資源與背景，形成的過程特別是形成的標志，歷來是學者們的焦點，筆者就2001年以來學者們的觀點闡述如下：

首先，就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形成的思想資源進行了系統(tǒng)的發(fā)掘，形成了種種觀點。在各種觀點中，共性的一面是，大都認為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的思想資源是在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形成的。如凌厚鋒在《論文化觀及中國文化轉型》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次轉型。從指導思想、方法論、文化主體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給予中西之爭以正確的解決，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觀�！保�1］詹永媛在《新民主主義文化觀形成的歷史背景和思想理論基礎》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觀作為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文化觀，既是歷史發(fā)展的需要，又是中國共產黨自身發(fā)展的需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其方法論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化運動的實踐及經驗和九一八事變以來文化界關于建設新文化的思想是其思想來源�！保�2］王東在《中華騰飛論》一書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的歷史鋪墊”一節(jié)中指出：“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基礎上，深入研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保�3］牛君、溫炳祿在《論梁漱溟、胡適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影響》一文中認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在對近代以來長期的中西文化爭論做了科學回答的前提下，在理論上借鑒了梁漱溟、胡適的中西文化思想的合理內核，同時，超越了二者的局限，并提供了對待文化的批判武器，而形成的完整的文化觀�！保�4］郭若平在《新民主主義文藝觀的形成的思想資源――以“文藝大眾化”和“民族形式”的論爭為中心》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文藝觀的形成既是中國革命長期實踐的結果，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文藝思想上的體現(xiàn)，同時，它的形成還得益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藝界有關“文藝大眾化”和“民族形式”的思想論爭，這兩大論爭為新民主主義文藝觀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資源�！保�5］范玉雙在《淺談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一文中提到：“近代中國社會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孕育的土壤；馬克思哲學世界化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產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論依據；大批‘文化’涌進邊區(qū)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產生提供了幫助�！保�6］鮑雪松、史文軍在《新民主主義文化觀的理論淵源》一文中指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觀形成的豐厚土壤；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觀的有益養(yǎng)料；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新民主主義文化觀的內在理論根源�！保�7］另外，孫玉太在《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述論》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是伴隨著他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辛探索，伴隨著他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形成而形成�！保�8］

其次，圍繞著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過程特別是形成標志爭論激烈。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形成的標志說法不一，各持其據。主要有如下三種觀點：第一，即三階段論；張艷國在《論新民主主義文化觀》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的醞釀形成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從五四時期、陳獨秀等的最初探索開始，中共成立后，瞿秋白對新文化運動的理論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動和深化。直到40年代初期，以《新民主主義論》發(fā)表為標志，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觀，這種觀點得到了大多數(shù)學者的認同，并且多年來一直在學術領域占主導地位�！保�9］第二，即兩篇文章論；王東在《中華騰飛》一書的第一節(jié)“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的歷史鋪墊”中指出：“于1940年發(fā)表《新民主主義論》加上1945年七大報告《論聯(lián)合政府》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保�10］第三，即多篇文章論；劉輝在《近二十年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形成的標志除了的《新民主主義論》外還應加上等人的《抗戰(zhàn)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后任務》等文，這樣來理解‘標志’問題可以較清楚地反映該思想體系的形成特征，真正體現(xiàn)中共高層在文化問題上的集體智慧、思想共識和整體認識上的互補性特點�！保�11］

二、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特征的研究

史學界長期流行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特征的提法，即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2001年以來學者們圍繞著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特征展開了新的探討。

首先是四特征論。劉輝、黃興濤在《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的再認識》一文中認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因而是民主的�！懊褡宓�、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提法更加流行和被大多數(shù)人認可。［12］

其次是一致論。郭建寧在《的文化觀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三特征與四特征是完全一致的，即作者的一致論，其依據有兩個：第一，首次論，即首次提出了四特征的說法，只不過是后來沿用的這一思路，闡發(fā)這一精神的，在后來的報告中，沒有沿用四特征的說法，而是改用三特征的表達，這是令人費解的。第二，包含論；即認為大眾的就包含了民主、代表了民主、意味著民主，并且用的論述，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是民主的�！保�13］

最后是學術界其他的觀點。侯且岸在《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論析》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特征是創(chuàng)新的文化、民族的文化、科學的文化、大眾的民主的文化、建設中的文化�！保�14］閆鋒在《淺論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特質》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與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相適應的文化，它不僅具有民族性、科學性、大眾性的基本特征，而且還應具有三個特征：一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二是內部呈現(xiàn)出各種文化思想錯綜復雜多元并存的特征；三是具有過渡性特征。”［15］

另外，周紅在《淺析的文化觀》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具有民族性、開放性；人民性、民主性；科學性、實踐性�！保�16］

三、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的研究

近年來，學術界也開始注意到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的研究，主要從科學內涵、理論創(chuàng)新和現(xiàn)代的價值意義等三個方面進行研究。

孫玉太在《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述論》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科學概括了新民主主義的性質、內涵、特征和作用，成為近代中國人會通中西文化最為珍貴的歷史結晶，既高揚著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又灌注著強烈而理性的民族精神。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也為未來新中國文化精神成為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繼續(xù)深入思考的起點，直接孕育出第二代領導集體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思想和第三代領導集體關于代表中華民族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基本思想�！保�17］秦文志、劉靜在《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的科學內涵及其現(xiàn)實指導意義》一文中指出：“第一，關于中國文化分期的論述，對于今天我們正確認識和理解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fā)展的歷史淵源，把握先進文化思想與黨的方針政策的關系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指導意義。第二，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的論述，對于今天我們正確認識和理解社會主義文化綱領的制定和貫徹，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指導意義。第三，關于中國先進文化的地位、文化與政治和經濟的關系，以及反對‘全盤西化’等問題的論述，對于今天我們堅持中國先進文化發(fā)展的正確方向，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指導意義。第四，關于文藝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論述，對于今天我們堅持文藝工作的正確服務方向，繁榮和發(fā)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yè)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指導意義�！保�18］

杜艷華在《論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歷史進步作用》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服務于時代主題，是實現(xiàn)中華民族獨立和富強不可缺少的武器；新民主主義文化以其救亡和啟蒙的雙重作用，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變革；新民主主義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表明它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前進方向�！保�19］范玉雙在《淺談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關系密切，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前提和基礎，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則是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繼承和發(fā)展�！保�20］

另外，施碧霞、張玲在《新民主主義文化觀在當代中國農村的新發(fā)展》一文中指出了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對當代農村的新發(fā)展及其現(xiàn)實意義：民族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形式成為農村發(fā)展先進生產力的重要動力；科學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內容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行動指南；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品格成為農村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根本體現(xiàn)。 ［21］

總之，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和全方位拓展，對構建社會主義的新價值體系，推進和諧社會建設，有著重大而現(xiàn)實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注 釋：

［1］凌厚鋒.論文化觀及中國文化轉型.［J］.人大復印資料雙月刊.思想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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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王東.《中華騰飛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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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若平.新民主主義文藝觀的形成的思想資源――以“文藝大眾化”和“民族形式”的論爭為中心.［J］.思想研究，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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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孫玉太.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述論.［J］.山東社會科學，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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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劉輝、黃興濤.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的再認識.［J］.黨的文獻，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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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秦文志、劉靜.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的科學內涵及其現(xiàn)實指導意義.［J］.探索，2006(5).

民主與科學論文范文第3篇

一、民主與科學精神在“問題與主義”論爭中的發(fā)揚光大，為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爆發(fā)后，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博士經胡適邀請在北京作了《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等長篇演講，在演講中他認為改造中國社會必須用他宣揚的實驗主義。杜威是胡適的老師，胡適在美國留學10年，深受西方文明的影響。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fā)表《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胡適在文章中重點抨擊了王輯唐所說的社會主義。他指出：“近來北京很多報紙，甚至于日文報紙，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輯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但在我想來，這確是一個反面的教訓�！蓖踺嬏剖潜毖筌婇y政客集團安福系的首領之一，由他這樣的反動政客來大談社會主義、民生主義，當然要被胡適嘲笑這是一種“假充時髦的行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焙�適抨擊王輯唐所談的“主義”，當然沒有錯。但他想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必須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并反對任何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就不對了。他主張用實驗、實證的方法去具體的一個一個地解決實際存在的社會問題，這也是根本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因為從當時中國的現(xiàn)狀來分析，如果不徹底封建軍閥制度，任何的具體社會問題都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

胡適的極端觀點立即遭到有識之士的反駁。藍公武（筆名“知非”）是《國民公報》的編輯，他在該報轉載了胡適的文章，并發(fā)表自己寫的《問題與主義》，藍文從多方面論證了宣傳主義的必要，并提出“主義是多數(shù)人共同行動的標準”。①接著，也在《每周評論》第35號上發(fā)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可分離的關系，解決問題離不開主義，并公開表明自己“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認為“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主張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

這次論爭是建立在民主與科學基礎上的論爭，論爭的雙方都旗幟鮮明地闡明了自己的思想觀點。這次論爭對如何改造中國社會，提出了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是用西方資產階級改良的辦法對中國社會進行逐步改造；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國社會進行根本的改造，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這次論爭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許多進步社團都對在這次論爭中提出的兩種不同主張展開了討論。通過民主討論，最終使胡適承認，他的言論還有許多待匡正的地方；同時也使等先進知識分子進一步認識到，不能在紙上空談革命理論，只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是辯證科學的。這場論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也推動了中國早期許多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和愛國青年在改造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去進一步學習和認識馬克思主義，去了解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情況，這也就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民主與科學精神在社會主義論爭中的發(fā)揚光大，為共產主義者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提供了理論武裝

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英國著名唯心主義哲學家羅素應梁啟超等人邀請，在中國上海、南京、長沙、北京等地講演。羅素在講演時攻擊十月革命和蘇俄政府，并勸告中國“暫不主張社會主義”，當務之急是開發(fā)實業(yè)。11月6日，曾陪同羅素演講的張東蓀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極力吹捧羅素提出的改造中國社會“除了開發(fā)實業(yè)以外無以自立”的主張。1921年2月，梁啟超在《改造》第6號上發(fā)表《復張東蓀數(shù)論社會主義運動》的論文，對張東蓀的觀點加以支持、補充和發(fā)揮。張東蓀和梁啟超在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觀點就是主張勞資協(xié)作，發(fā)展資本主義，反對科學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

張東蓀和梁啟超都是中國早期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前后他們支持新文化運動，批判封建文化，謳歌民主與科學。然而他們所認為的民主，就是新文化運動初期鼓吹的個人平等、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他們反對封建專制，同時也反對無產階級，堅持用新文化運動初期宣傳的民主思想來解答中國出路問題。然而，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宣傳，民主已被賦予新的時代內容，民主的內涵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即從倡導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轉化為宣傳社會主義民主。中國早期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等人，都紛紛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把爭取民主自由、民族獨立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對民主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張東蓀、梁啟超等人企圖在不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狀況下，特別在中國人民仍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殘酷剝削壓迫的狀況下，去實行產業(yè)民主自治即所謂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大家紛紛著文反駁道，張東蓀和梁啟超等人提出發(fā)展實業(yè)、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只是消極靜待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fā)展，并不明白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中國資本主義無法獲得正常的充分的發(fā)展。只有通過革命的手段，實現(xiàn)國家獨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發(fā)展實業(yè)以達到國家富強的目標。

同樣陳舊落伍的，還有張東蓀和梁啟超等人對科學觀念的認識，始終停滯在新文化運動的初期。雖然在自然科學方面，彼時的啟蒙思想家們大體是擁護唯物論，反對唯心主義的。但在社會歷史觀方面，則仍然停留在進化論和唯心論的認識水平上，把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汰、適者生存等生物競爭的學說看作是適于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認為中國落后的原因在于自己的不長進，而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頑固地堅持“優(yōu)勝劣汰”、“弱肉強食”的庸俗進化論的觀點，否定人民群眾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否定中國社會存在著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這兩大在經濟利益上根本對抗的階級。因此他們反對階級斗爭，反對社會革命。他們認為人類歷史存在著三種文明，即封建時代的文明、資本主義時代的文明和社會主義時代的文明，而在當時的中國“大多數(shù)人們逗留在第一種文明與第二種文明之交，不但沒有第三種的資格，并且也沒有第二種文明的陶養(yǎng)�！雹�

張東蓀和梁啟超等人用生物進化論的觀點來分析中國社會現(xiàn)狀，就不可能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做出科學的回答，更不可能正確解答中國的出路問題。以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中國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逐步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真正的社會科學，并使之成為指導革命斗爭和社會進步的銳利武器。他們拋棄原來接受的西方庸俗進化論的思想，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存在的濃重的唯心史觀的迷霧，并運用這一嶄新的符合社會歷史發(fā)展客觀規(guī)律的世界觀、方法論重新理解中國歷史的變革，考察如何改造中國社會的問題。由于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的社會科學發(fā)展觀，開寬了眼界，思想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對改造中國社會有了新的思想認識。當社會科學的內涵在中國獲得新的發(fā)展的時候，張東蓀和梁啟超等人仍然用進化論來解釋中國社會問題，這就必然要觸發(fā)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撰文反駁。早期先進知識分子運用大量事實，駁斥了張東蓀、梁啟超等人散布的中國“無勞動階級”、不能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謬論，公開宣傳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必要性。他們指出，不是中國沒有勞動階級，只是中國勞動者現(xiàn)在還沒有組織起來，因而不能以階級斗爭來抵抗資本家。

這場論爭，其實是一次用什么樣的民主與科學思想去改造中國社會的大辯論。通過論爭，使許多早期先進知識分子深化了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劃清了真假社會主義的界限，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通過論爭，推動了民主與科學的正確理念向社會實踐的轉化，為用馬克思主義去指導中國工人運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為共產主義者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建立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理論武裝。

三、民主與科學精神在反對無政府主義論爭中的發(fā)揚光大，對加速建黨工作的開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19年2月，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在《進化》月刊第1卷第2號上發(fā)表《評“新潮雜志”所謂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馬克思主義曲解為“集產主義”，而把無政府主義說成是“共產主義”。同年5月，黃凌霜在《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5號上發(fā)表《馬克思學說批評》一文，肆意曲解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并錯誤地認為蘇俄無產階級是“壓制人的自由”、“壓制個人的表征”，還極力反對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去除一切強權，而以各個人能享平等幸�！钡闹鲝�。以后，無政府主義者易家鉞、朱謙之、曹乾元等人又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反對俄國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

無政府主義者這種脫離社會實際和頑固僵化守舊帶有憤恨成見的言論，引起了早期共產主義者的高度警覺。為了明辨是非，為了使中國革命走上正確的道路，早期共產主義者責無旁貸地紛紛站出來撰文反駁。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發(fā)表《談政治》一文，以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批評了無政府主義。緊接著，其他早期共產主義者也在《新青年》月刊和《共產黨》月刊撰寫了不少批評無政府主義的論文。

這次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爭，其實也是一次如何正確認識民主與科學思想的大討論。這次論爭的主要問題共有三個，其中第一個關于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問題，以及第二個關于自由問題，即如何正確認識民主思想的問題；另外第三個關于生產和分配原則的問題，其實就是如何正確認識科學思想的問題。

無政府主義者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和反對無產階級。他們所理解的民主就是要提倡個性解放，認為國家的存在妨害了個人自由和個人生活，同時也會產生特權階級。因此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在廢除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后，就應該立即去實現(xiàn)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

早期共產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的民主，并不是僅僅提倡人的個性解放，而是提倡全體人民的解放，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只有建立人民民主的國家，由共產黨執(zhí)政，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這樣才能實現(xiàn)和鞏固人民所獲得的民利。

無政府主義者脫離社會實際，不談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鼓吹絕對平均主義，這也是不符合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的。對此，早期的共產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批駁了無政府主義者在生產和分配方面的錯誤言論。他們認為在生產水平發(fā)展不夠高的情況下，“聽各人消費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絕對辦不到的。若果社會的生產力發(fā)達到無限制的程度，生產物十分豐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是很可實行的”。但是，“在生產力未發(fā)達的地方與生產力未發(fā)達的時期內，若用這種分配制度，社會的經濟的秩序就要弄糟了�！雹圻@樣勢必破壞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

這次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爭，進一步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有些原來相信無政府主義的人，開始放棄原來的信仰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許多革命知識分子則分清了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界限，促使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并走上革命道路。與此同時，一些無政府主義的頑固分子自動退出北京和廣州共產黨組織，也使黨組織進一步加強了組織性紀律性和思想的純潔性，這樣更有利于建黨工作的加速開展�？傊�，在民主與科學精神倡導下，經過這次思想論爭，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打下了牢固的思想、理論和組織基礎。

在中國早期革命中，正因為有了民主與科學的倡導，才使許多先進分子逐漸認識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是造成近代中國貧窮落后的總根源；也使許多先進分子逐步否定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和科學思想，同時也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與科學理念，開始轉向社會主義。在民主與科學的倡導下，最終也使許多先進分子排除了各種社會思潮的干擾，決然選擇馬克思主義，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同時，在民主與科學的倡導下，他們又積極開展建黨思想的探討，推動各地建黨工作的開展，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提供了必要的客觀的條件。

注釋：

①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頁。

②張東蓀撰：《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號。

民主與科學論文范文第4篇

“五四”新文化運動揭開了我國自近代以來徹底否定舊制、反抗外侮的大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啟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歷史進程，并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事業(yè)，建立了新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民主與科學的根本追求、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斗爭和理論聯(lián)系實際改造社會的主張，極大地沖擊著封建教育和殖民教育的根基。我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毛澤東、陳獨秀、蔡和森等人站在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的立場上，充分認識到改革中國封建教育和殖民教育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認為改革中國教育的核心問題是勞苦大眾爭取教育權的斗爭，主張在教育上人人機會均等，勞動者必須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且這種爭取受教育權的斗爭，必須與組織起來爭取自身的政治權利相聯(lián)系。這就明確區(qū)分了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新的民主主義教育和資產階級鼓吹的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的不同，逐步形成和確立了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指導方針和理論體系。

(一)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當時中國流行的某些教育思潮

眾所周知，我國的現(xiàn)代教育肇始于清末西方教育的引進和創(chuàng)建，“廢科舉、興學校”，摒棄了傳統(tǒng)的讀經教育模式，引進和建立了一批現(xiàn)代意義上的學校。“五四”新文化運動極大地推進了我國的教育改革與發(fā)展，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涌現(xiàn)了各種教育思潮，除了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開始傳播外，西方各種教育思潮也被引入中國：1913年孟祿首度訪華帶來了進步教育思潮；1919年4月30日杜威來中國宣傳實用主義教育思想；1920年羅素來華講學，宣揚新實在論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如此之多的外國教育思潮在短期內涌入中國，客觀上促成了當時教育思想和教育研究的初步繁榮，為國人認識和研究教育提供了幫助。但是，西方各種教育思潮的引入，也混淆和誤導了一部分人對當時中國教育正確發(fā)展道路的認識，如胡適鼓吹的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改良論以及張東蓀等人宣揚的羅素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教育主張等，均熱衷于“教育救國”的改良主義道路。

我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鑒于歷史的教訓，對照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重新思考中國教育改革的道路，用最初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當時在中國流行的某些教育思潮。針對胡適在《新青年》連續(xù)發(fā)表的《不朽》和《實驗主義》兩篇文章，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fā)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批判胡適用教育去點滴改良社會的主張，認為“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1](P233)。而這個“根本的解決”，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這是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論、階級斗爭的理論認識和解釋教育與政治經濟關系的典范，也是對教育本質的初步揭示。

1920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發(fā)表《獨秀致羅素先生底信》，對羅素、張東蓀的主張?zhí)岢霾煌�意見，認為在當時中國的工業(yè)、教育(物質和知識)尚未發(fā)達的時候，“正好用社會主義來發(fā)展教育及工業(yè)，免得走歐美日本底錯路。”(1920年《新青年》八卷，四號)毛澤東也認為，羅素那種“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可不至要妨礙自由，興起戰(zhàn)爭，革命流血”的主張，“事實上做不到”。因為，“教育一要有錢，二要有人，三要有機關。”而這些，盡在資本家的手中，所以，無產階級不奪得政權，“安能握得其教育權？”[2](P242)對羅素、張東蓀的批判，顯示出中國共產黨人對當時中國教育現(xiàn)狀和問題的清醒認識，已經接觸到中國教育改革應當走什么道路的問題，這對科學研究和發(fā)展中國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為我國教育科學的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的形成與完善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初步認識和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開始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勝利的經驗重新思考和探索中國的教育問題和發(fā)展道路，逐步形成了早期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

1.工農教育思想對平民教育思潮的革命與發(fā)展

教育與工農相結合，開展革命的工農教育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而工農教育思想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批判各種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潮，尤其是資產階級平民教育思潮的基礎上逐漸確立和形成的。

平民教育是“五四”時期流行的一種重要的教育思潮，是新文化運動“擁護民主”口號在教育思想上的反映。但是，由于對“平民教育”內涵的理解不同，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待“平民教育”的態(tài)度和價值追求是不一樣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是把平民教育當做救國和改良社會的主要手段，希望通過平民教育來實現(xiàn)平民政治，這種充滿著空幻的、消極的，甚至帶有一些美好幻想色彩的教育救國主張，顯然脫離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嚴酷現(xiàn)實，最終只能走向失敗。蕭楚女當時便在《中國青年》第18期上發(fā)表《陶朱公底平民教育》文章，揭示這種平民教育既不能救國，也不能救民的道理，他說：“平民教育是要緊的！但是起碼的生活，不更要緊么？”并認為，如果不是經過一種徹底的革命，平民教育即使有一定的效果，也無非是多使平民認識幾個字，多使平民增添幾分煩惱而已。

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也充分認識到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平民教育的嚴重缺陷，主張平民教育不僅要以廣大人民為教育對象，而且應本著“庶民”的方向發(fā)展，必須符合勞動人民求得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這種教育權的爭取，只有與徹底打破“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的斗爭同時進行，才能得以實現(xiàn)。這就是李大釗所說的“純正的平民主義”或“無產階級的平民主義”[3](P427)。遵循這種“純正的平民主義”或“無產階級的平民主義”而開展的各種形式的教育，自然是一種代表最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教育，是一種具有徹底革命性的工農教育。實踐證明，正是這種工農教育思想以及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轟轟烈烈的工農教育運動，喚醒了廣大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識和革命精神， 最大范圍地武裝了他們的頭腦，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文化知識水平和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并最終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使命。

工農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是為工人和農民爭取教育權利，并通過文化知識教育，喚醒和促進他們的階級覺悟，訓練和提高斗爭能力，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奠定廣泛的群眾基礎。這種教育與資產階級所倡導的“普及義務教育”、“平民教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它不是“順民的教育”、改良的教育，而是一種關乎廣大民眾切身利益的徹底的革命教育，是一種真正的平民教育。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所領導的工農教育運動和工農教育主張，為革命根據地工農教育的廣泛開展和積極推進，提供了正確的理論和實踐指導，也為我國教育科學的發(fā)展定準了基調。

2.教育為革命斗爭而服務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處于社會的最底層，被剝奪了接受教育的權力；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婦女也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外國教會在華開辦的學校強迫學生信教，禁錮學生的思想。這種愚民政策和文化入侵與中國共產黨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張格格不入。為了喚醒廣大勞苦民眾的階級意識和覺悟，中國共產黨主張用知識武裝他們的頭腦，通過教育實現(xiàn)革命斗爭的最終目的。因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教育作為一種重要的階級斗爭手段，應當充分發(fā)揮其為革命斗爭服務的強大功能與作用。

在1922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了教育的奮斗目標：“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教育普及”。“保護女工和童工”[4](P16)。在1922年5月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討論通過的《關于教育運動的決議案》具體規(guī)定了青年團在青年教育工作中的任務：(1)青年團為所在地方之青年無產階級組織俱樂部、學校、講演會，以發(fā)展他們的知識和社會覺悟，使他們接受普通教育；(2)在青年中宣傳社會主義，以啟發(fā)并養(yǎng)成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和批評力；(3)號召青年積極參與改革現(xiàn)行的學校制度運動，使一般貧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學教育，并極力運動建設普遍的義務教育和學生參加一切校務管理，取消宗教關系、地方關系及一切不平等的待遇。為此，青年團要喚起青年為爭取教育權利而奮斗，努力從事于識字教育和階級斗爭的教育運動、普遍的義務教育和免除學費的運動、男女教育平等的運動、學生參加校務運動、非基督教學生在基督教學校內的平等待遇運動、統(tǒng)一國語和推行注音字母的運動(1922年5月15日，《先驅》第八號)。這些關于教育的綱領性主張，反映了早期中國共產黨對當時教育和社會現(xiàn)實的科學認識和定位，在反對封建教育的同時，突出地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主張，把教育斗爭作為革命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使教育為革命斗爭和蘇維埃的建設服務。這種新的教育主張，就是新民主主義教育的基本方針。

3.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

民主與科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在經歷了轟轟烈烈的工農教育運動、干部教育運動、識字運動以及對學校教育的積極探索基礎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教育在建立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中國共產黨從理論上闡述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40年1月，毛澤東發(fā)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奠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學說的理論基礎。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思想在其中也有全面的論述。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應該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也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完全新型的文化教育。第一，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必須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點，將民族的形式和新民主主義的內容相結合，“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第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這種科學性不僅體現(xiàn)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而且體現(xiàn)在既不否定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教育，也不因循守舊，而是吸取其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華。第三，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識和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qū)別又互相聯(lián)結起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qū)別又互相聯(lián)結起來。”[5](P666－668)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聯(lián)合政府》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提出：“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即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5](P984)

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的科學論述，繼承了中國歷史上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教育傳統(tǒng)，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以來，民主和科學的教育思想，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特別是總結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教育發(fā)展的道路和經驗，科學闡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教育的理論和綱領，從理論上實踐上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科學發(fā)展。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是完全正確和科學的，它使中國革命的文化教育有了明確的方向，從此沿著正確的道路向前發(fā)展。

二、社會主義教育科學的歷史轉變和曲折發(fā)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偉大革命斗爭的勝利，并從此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教育科學的發(fā)展也是這一偉大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從新民主主義教育科學到社會主義教育科學的歷史轉變

從1949年10月到1956年是我國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 人民有步驟地實現(xiàn)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并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qū)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yè)，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建立起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科學事業(yè)。這一根本性的轉變，為社會主義教育科學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社會主義教育科學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新中國的教育科學事業(yè)一方面繼續(xù)發(fā)揚為革命斗爭和生產建設服務的光榮傳統(tǒng)；另一方面繼續(xù)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發(fā)展方向，培養(yǎng)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全面發(fā)展的人才。這充分體現(xiàn)在黨的教育方針之中。而對當時蘇聯(lián)教育學尤其是凱洛夫《教育學》的引進，更體現(xiàn)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我國教育科學發(fā)展的社會主義特色。新中國成立后對當時蘇聯(lián)教育學的引進與傳播，對我國教育科學的發(fā)展“總體上看具有積極意義”。“它對以新的方法論研究教育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因此具有理論意義；它對促進中國教育的正規(guī)化發(fā)展，建立教育、教學的正常秩序，對提高教育質量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它有實踐價值”[6]。當然，現(xiàn)在看來，當時“全面學蘇”背景下蘇聯(lián)教育理論的引進具有歷史局限性，但學習蘇聯(lián)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對建立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教育科學，對于新中國正規(guī)的教育模式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為我國社會主義教育科學的建立和發(fā)展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社會主義教育科學的建設與發(fā)展

從1957年到1966年，是我國開始進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在這期間進行了旨在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教育改革實踐，比較系統(tǒng)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的經驗，規(guī)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整頓和發(fā)展了各級各類教育。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fā)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的教育改革和發(fā)展不斷豐富和完善著其社會主義特色。

1958年后由于中蘇關系的變化，當時興起的“教育大革命”，在教育科學發(fā)展方面要求走自己的路，探索適應當時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教育理論和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教育科學的發(fā)展。但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教育科學研究更多地體現(xiàn)了一種政治化傾向和教條主義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教育科學的健康發(fā)展。經過20世紀60年代的教育整頓，高校60條、中學50條、小學40條的制訂和實施，又逐漸使教育科學的發(fā)展走向了正軌，教育理論和實踐又恢復了常態(tài)。這一時期的教育研究成果如專著和教材，都體現(xiàn)出作者一定程度的創(chuàng)見，但受當時蘇聯(lián)“教育學”影響的痕跡仍是到處可見。

然而，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教育科學的發(fā)展路線和方向，也否定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西方的現(xiàn)代文明、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教育和教育學研究成果，我國教育科學的發(fā)展走向倒退、陷入低谷。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科學的形成與發(fā)展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帶來了希望，也給我國教育科學帶來了曙光。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提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重要命題。在黨中央正確路線和方針政策指導下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和全國教育科學工作會議，推翻了“兩個估計”，檢討了新中國成立后教育工作和教育科學所走過的道路，提高了教育和教育科學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的確立為教育戰(zhàn)線的思想解放和教育科學的重建奠定了思想基礎，使教育從為階級斗爭服務的誤區(qū)走上了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道路。教育本質問題的討論不僅使中國教育界改變了由蘇聯(lián)教育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還徹底地擺脫了“教育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這一觀念的束縛，使教育由過去單純?yōu)檎�治服務轉向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服務，尤其是我國進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以來，教育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更加密切。特別是1983年鄧小平同志為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這一口號的提出為此后的“科教興國”發(fā)展戰(zhàn)略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也為教育科學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教育科學從為政治服務走向全面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發(fā)展服務。

“科教興國”戰(zhàn)略的提出，推動我國教育事業(yè)空前的繁榮發(fā)展。教育的發(fā)展與改革的推進，引起了人們對教育中有關問題的探討，豐富了教育理論，促進了教育科學的發(fā)展，教育理論上的突破與進展又推動著教育實踐的發(fā)展和改革的進行。我國教育科學事業(yè)進入了新的黃金發(fā)展時期。

在改革開放精神的指引下，我國的教育科學走向了繁榮發(fā)展的軌道。首先，教育學分支學科的不斷出現(xiàn)與發(fā)展，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教育科學領域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為我國的教育實踐提供了較高水平的理論指導和有益的經驗借鑒。與此相聯(lián)系，我國教育科學研究隊伍不斷擴大，研究對象不斷細化，研究方法不斷改進，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相關的交叉學科不斷涌現(xiàn)，拓展了教育科學發(fā)展的空間，提高了教育科學研究的層次，增強了教育科學研究的科學性。

200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十七大報告指出，教育工作不僅體現(xiàn)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更體現(xiàn)在社會建設中，把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加強三農建設，加強社會組織和管理等問題，也同加強教育建設緊密聯(lián)系起來，教育成為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小康社會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教育科學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科學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堅持將國外先進教育理論與我國的社會主義教育實踐相結合，著力探索我國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重要理論和重大現(xiàn)實問題，基本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科學體系，為我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 獻，為初步形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教育科學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繼往開來的教育科學發(fā)展取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科學體系的形成和發(fā)展，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來，我國教育科學發(fā)展所取得巨大的歷史性成果。然而，這一體系尚有需要不斷完善和發(fā)展之處。展望未來，我國教育科學的發(fā)展將會呈現(xiàn)如下趨勢：

(一)回歸“自身”的教育理論研究取向

綜觀建黨90年來我國教育學科的發(fā)展，大致經歷了政治形態(tài)話語、經濟形態(tài)話語、文化形態(tài)話語等三個發(fā)展階段。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一直到改革開放開始之前，“階級斗爭”一直是整個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和霸權話語，教育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探索自然要熏染上許多政治色彩，教育學科的“政治掛帥”表現(xiàn)明顯。這雖然有當時社會現(xiàn)實的需要和局限，但教育畢竟不是政治，更不能淪為政治的附庸。

改革開放，開啟了國家戰(zhàn)略重點轉移的偉大航程，“經濟建設”逐步取代了“階級斗爭”。隨著戰(zhàn)略重點的轉移，教育理論研究的重點和方向也發(fā)生了積極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關于教育本質的大討論是教育領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開啟了人們對教育的全方位理解和認識的思想進程。從此，人們不再僅僅以政治的眼光看待教育問題，而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角度多方面認識和研究教育理論和實踐問題。整個20世紀90年代，教育的經濟形態(tài)話語頻繁出現(xiàn)，教育理論研究更多地轉向教育的經濟功能、教育的市場化趨向、素質教育、教育公平與協(xié)調發(fā)展以及優(yōu)化教育結構、提高教育質量等，都是基于對教育本質與功能的科學探索與追問，都是對教育“自身”的重新認識和不斷深入研究的結果。因此，教育理論研究必將回歸教育本身。這是90年來教育的政治化、經濟化之后，人們對教育科學認識的必然取向。

(二)展現(xiàn)“本原”的教育實踐訴求

教育理論指導和影響著教育實踐。9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教育從運動到改革過渡到當下的教育實踐建構，表明了我國教育研究和實踐的“尋根”脈絡。

無論當下正在進行的各項教育事業(yè)改革(如教育體制改革、課程改革、教學改革等)，還是正在進行的未來教育事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其背后的根本指導思想，無不體現(xiàn)著對教育的本質、教育的本性的深刻思考和理解，追求的最終目的就是按教育的規(guī)律辦教育。

如何才能實現(xiàn)按教育的規(guī)律辦教育的最終目的？這必然要對教育規(guī)律的內在規(guī)定性做出科學的探索與解釋。教育理論的研究與探索最終要落實到教育實踐當中，而且會深刻影響著教育實踐的開展和成效。我國當下的教育實踐，已經逐漸擺脫了政治狂熱和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理論范式的影響，逐步恢復到教育自身，從教育的“本原”探索相應的教育實踐模式。這是走向教育實踐正確發(fā)展道路的積極努力，必然會成為今后教育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發(fā)展訴求。

(三)彰顯“科學”的教育決策意蘊

科學發(fā)展觀不僅要求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是科學的，而且要求教育決策也是科學的。教育決策一方面是教育理論研究成果和教育實踐實際效果在管理層面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會對教育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探索起指導和引領作用。這反映了教育決策在教育科研和實踐中的重要作用。

在當今社會，決策管理的重要價值日益凸顯，它不僅影響著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方向和效率，而且是理論和實踐發(fā)展的政策保障。因此，決策是否科學，至關重要。

教育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其科學性建構一直在努力進行之中，教育科學問題的確立、教育科學研究的方法、教育實踐過程的呈現(xiàn)等，都會伴隨著科學與偽科學的爭斗；而且這種狀況還會持續(xù)下去。建黨90年來，我國教育決策的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日益增強。這也映射出我國教育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科學性在不斷提高。展望未來，“科學發(fā)展”將成為時展的主旋律，教育決策也必然更加強調科學性。可以預期，更加科學的教育決策，必將更好地推進我國教育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探索的科學性。

科學的決策是前兩者的結果，也是推動前兩者更好地發(fā)展的政策保障。

(四)面向世界的教育互動潮流

中國教育學科的產生和發(fā)展，本身就是一種全球化的產物。近代以來，西方教育學科的引進和輸入，開啟了我國教育學科的發(fā)展歷程。即使新中國成立之初教育學科乃至教與學術的“蘇化”，也沒有阻斷我國教育領域與世界的互動和交往。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三個面向”教育指導思想提出之后，我國教育領域與世界的互動和交流日益增多。這種互動，主要表現(xiàn)為學術研究和教育實踐的交流、學習和借鑒。

在全球日益一體化的現(xiàn)代社會大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的發(fā)展都不可能孤立進行；同樣，任何一個領域、任何一門學科的發(fā)展也不能閉門造車，“面向世界”成為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必然需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探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教育界面向世界、與世界的互動和交往。在今后的教育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過程中，這種互動和交往仍將繼續(xù)下去，并會呈現(xiàn)出更加多樣、更加頻繁、更高水平等特征；而且，隨著與世界交往的不斷深入，中國的教育必將對世界的發(fā)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五)表現(xiàn)“自我”的本土學術范式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一直在探索和開辟屬于自己的發(fā)展模式。雖然至今我們還沒有形成具有足夠影響力的教育理論學說和教育實踐模式，但是，不同理論觀點、不同學術流派、不同實踐范式的異彩紛呈，依然構成了我國當下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的繁榮局面。

實踐證明，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全盤“蘇化”的教育理論和實踐形式并不是我們需要的最恰當、最有效的教育科學發(fā)展模式。改革開放之后，關于教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大討論，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教育科學的本土化發(fā)展，尤其是隨著素質教育理念的推行和實踐、新一輪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理論和實踐體系逐漸浮出水面。有關教育理論問題的不同見解以及各具特色的教育實踐探索，逐漸形成了我國教育科學領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教育科學的自我發(fā)展、自我繁榮。

民主與科學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科學精神；公民文化；理性

科學精神是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中形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認知方式、行為規(guī)范和價值取向。其中包含著科學態(tài)度、科學方法、科學作風諸因素，是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進步必然會促進人們的自然觀、道德觀、宗教觀、審美觀等各種思想觀念的變化，對公民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有著巨大的影響。

科學精神指適于科學的，或關于科學的精神�？茖W精神首先在美國社會學家r·k·默頓的“科學的規(guī)范結構”(1942)一文中出現(xiàn)：“科學的精神氣質是有感情情調的一套約束科學家的價值和規(guī)范的綜合。這些規(guī)范用命令、禁止、偏愛、贊同的形式來表示”，“四種作為慣例的規(guī)則——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無偏見性(disinterested．ness)、有條理的懷疑論(organized skeptcism卜被認為組成了現(xiàn)代科學的精神氣質”嘲。此后，默頓在“科學發(fā)現(xiàn)的優(yōu)先權：科學社會學的一章”(1957)、“科學家的行為模式”(1968)等文章中將創(chuàng)新性和謙遜的價值觀念也看作是科學精神的一部分。

一、科學精神的內涵

科學作為探索真理的事業(yè)。造就了人格化的氣質，并提升、泛化、衍化為一種普遍的價值信仰體系——科學精神�？茖W精神是從事科學活動的主體——科學家所需要遵守的倫理觀念和價值規(guī)范，作為一種獨特的規(guī)范要求，它約束科學家的行為準則必須服從于科學活動的目標要求�？茖W精神往往首先被科學工作者內化為個人品格，成為其行為規(guī)范和價值取向原則。進而升華為一種科學的意識形態(tài)。顯然，科學精神既包含了科學自身發(fā)展的目的，也體現(xiàn)了社會對科學的要求。

科學家在工作中要處理兩方面的關系：一是人與物的關系；二是人與人的關系。即r·k·默頓提出的“技術規(guī)范和道德規(guī)范”。所謂人與物的關系，指科學家對科研成果的判斷標準。所謂人與人的關系，在狹義上指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其他成員的交往與聯(lián)系，在廣義上指科學家面對全人類的態(tài)度�？茖W家在處理人與物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時候，需要遵循不同的價值規(guī)范。

1．科學家在處理與科研成果的關系即人與物的關系時，需要有求實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與創(chuàng)新精神

第一，求實精神——科學研究的支點。求實精神就是我們平常所熟知的實事求是精神。科學的特點是實事求是，依靠人的感官經驗和科學儀器的驗證，采取實踐、認識、再實踐的方法。不斷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茖W的求實精神要求科學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fā)，排除主觀性。堅持客觀性，以唯實的思維法則進行科學探索。

第二，理性精神——科學活動的精神支柱。理性精神首先強調的基本信條是相信自然界有秩序，并認為人類可以認識自然界秩序。這是科學存在的前提。其次，科學理論的構建也應符合理性規(guī)則，概念、原理和經驗事實必須合乎邏輯地組織在一起。所以理性精神既是科學家必須遵守的價值規(guī)范，也是他們在科學活動中的精神支柱，“承認理性之至高無上的威力是科學社會組織的一個中心精神價值”。

第三．批判的懷疑精神——科學的生命。批判精神在科學內部表現(xiàn)為不迷信、不盲從的反權威主義。科學家應該堅信自己的判斷，它是一種“個人主義”：科學的發(fā)展永無止境，沒有終極真理。人對世界的認識，由于其智力活動的局限性和科學認識的階段性，永遠不可能窮盡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絕對與相對的統(tǒng)一體。因此科學要獲得進步．必然要對以往的理論學說、觀念持以批判的懷疑。因此科學的懷疑就成為科學研究的起點。

第四，創(chuàng)新精神——科學精神的本質和靈魂。創(chuàng)新精神既是由人類的本質特征決定的，也是科學體制的規(guī)范原則，而且還是現(xiàn)代社會對科學事業(yè)的必然要求。創(chuàng)新是科學的生命所在，科學發(fā)現(xiàn)與物質生產不同，物質生產可以成批地復制，而在科學研究中只有第一，沒有第二，對科學家獨創(chuàng)性的承認與尊重是科學體制首要的功能表現(xiàn)。

2．科學家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時，需要有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合作精神與寬容精神

第一，自由精神——科學自由發(fā)展的向度空間。科學研究是一種自由的創(chuàng)造活動。任何給科學研究設定框架的行為都會阻礙科學的發(fā)展�？茖W認識對象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決定了科學的繁榮必須自由地在各領域進行耕耘。

第二，平等與合作精神——科學精神的內在要求。平等精神強調的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學共同體成員之間沒有權威存在。合作精神強調的是科學家在科研過程中需要通過合作與交流達到提高�？茖W發(fā)展的進程表明，隨著科學研究逐漸深入，難度也在增加，許多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跨學科知識，各個學科間移植滲透、一體化、綜合化的趨勢愈發(fā)明顯，內在地要求合作與交流成為自覺的行為。個人智慧與集體力量的有機融合，構成了促進科學加速發(fā)展的動力機制。

二、弘揚科學精神．培育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和民主政治文化相聯(lián)系的一種文化形態(tài)，是人們權利義務關系中的民主自覺意識。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公民社會的培育和發(fā)展，個人逐漸以公民身份自主地參與社會生活，并逐漸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這是一場深刻的社會歷史變革，同時也是人的解放。但是．新的社會變革又對人的發(fā)展和文化的進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通過加強公民文化的建設，才能促進公民社會的發(fā)育、完善以及推動社會的整體文明。

科學精神作為文化形態(tài)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不但深深地影響了人類近代文化和社會的發(fā)展，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革命力量，而且，科學精神與現(xiàn)代社會的許多價值，如寬容、理解、民主、開放、合作等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茖W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對公民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有巨大影響。提倡和促進公民的科學素質和科學精神，對公民文化和公民社會的建設和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1．科學精神能夠強化公民的民主意識

科學與民主從來都是生死相依，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科學的發(fā)展絕對需要民主政治對學術自由的保護和對學術專制的制裁。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確定，完善和進步也離不開科學精神的支持，規(guī)范和滲透。因為民主政治的建立和發(fā)展必須依靠具有民主意識和民主素質的廣大社會公民的實踐。而科學精神能夠有效地內化為實踐主體的科學態(tài)度，喚起和強化實踐主體的民主意識．提高實踐主體的科學文化素質和政治活動能力。如果沒有科學精神的這種主導地位，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設。

科學是一種自由探索，各個學派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要求對不同意見采取寬容態(tài)度。科學只有通過不同觀點的自由爭取才能向前發(fā)展。近代自然科學開始于向宗教權威的挑戰(zhàn)，科學從不迷信權威，并敢于向權威挑戰(zhàn)�？茖W真理也從不借助于權威而讓人去信仰�？茖W認為，凡是壓制細研深察和認真討論的地方，真理就會被掩蓋�？茖W的民主精神要求公民在對待公共生活時既不迷信權威，又深刻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和偏愛癖性。要求公民有這樣的胸懷和誠意，即當有了新的證據和新論據時．就要徹底而公開地改變自己原有觀點。

2．科學精神能夠內化成公民的批判的懷疑精神

科學的懷疑意識，其靈魂與作為時代精華的哲學是相通的，并不是科學所獨有的，也是公民文化的內容之一。例如，理論的真理性要由實踐來檢驗，而實踐對真理的檢驗就是一個反復確認和不斷修正的過程．它的認識論前提也是對已被認定具有真理性的理論的懷疑意識。如此才談得上在實踐檢驗中體會、確認、修改或發(fā)展理論。如果沒有懷疑的意識，那就常常會把哲人或偉人的思想、意見、見解、看法甚至愿望認定為不容置疑的絕對真理，視為可代替自己思考的指路明燈，最后的結果就必然會形成“文化宗教”或步入“個人崇拜”與“個人迷信”的誤區(qū)“實事求是”就表達了一種懷疑精神。懷疑意識是科學精神的起點，它的對面是信仰，反面是輕信和盲從。有了懷疑意識，人們才能獨立地判斷和思考，排除輕信和盲從，接近科學的理性。

3．科學的理性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

如果說懷疑是科學精神的出發(fā)點，理性就是科學精神的主要體現(xiàn)。失去了批判的理性，科學就失去了創(chuàng)新的生命力�？茖W的理性是批判的，而科學的批判也必須是理性的。沒有理性的批判是不科學的。

理性是人認識把握世界，創(chuàng)造人類生活的主體能動力量，是人在本質方面的重要特征。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理性一直是人類所追求的一種精神、一種價值、一種狀態(tài)。理性文化是人類理性追求的產物，是人類走向成熟、社會邁向文明的標準，是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科學相契合的文化。科學精神、社會契約觀念、公民意識、權利義務觀念、平等自由觀念等既是理性文化的要素也是公民文化的內容。無論政治制度的設計，法律的制定和對政治參與的寬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實現(xiàn)是需要理性的，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雙方都需要理性．通過緩和社會矛盾，抑制社會沖突，建立起雙方都能容忍、接受的社會秩序。公民文化表達的是尊重個人，尊重他人的尊嚴和價值．以及尊重他作為自主的道德行為者的地位．堅持以權利本位為價值取向，肯定和尊重人的價值，使公民政治文化體現(xiàn)了理性的追求和蘊涵著理性的目的。

4．創(chuàng)新精神既是對科學事業(yè)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文化的內核之一

創(chuàng)新意識是科學精神的本質和核心，是科學得以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的精神動力和靈魂。同時也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fā)達的不竭動力。創(chuàng)新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它更是一種行動。不論是制度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科技創(chuàng)新還是文化創(chuàng)新關鍵在于將這種意識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之中。創(chuàng)新不僅是人類文明成就的必備元素，更是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與進步的基礎。沒有創(chuàng)新．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與進步就會失去動力，沒有創(chuàng)新，民主政治和法治也就不會出現(xiàn)在人類的巧塵罐臺上。公民文化的優(yōu)勢之一就是具有創(chuàng)新品格。具有這種文化的社會可以塑造出普遍民利的、具有理性意識的社會公民，引導社會政治良性發(fā)展．促進社會生產的進步�，F(xiàn)代社會是民利主導的社會，民利在使人們創(chuàng)造最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又使人們發(fā)揮各自的聰明才智，不斷展現(xiàn)自己的創(chuàng)新能力。創(chuàng)新因此成為公民文化的品格，正是具有這樣的品格，公民文化才是與時俱進的，才是一種優(yōu)勢文化。

5．寬容和謙恭是公民文化推崇的品格

科學與寬容、理解、民主、開放、合作緊密聯(lián)系著。寬容乃是一種博大的精神。科學的開放性必然帶來科學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或者說科學體系經過人的歸類分工之后，才便于深入研究�？茖W研究必然會有差異和分歧，而寬容在這里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科學中的寬容精神的實質是尊重他人的觀點，哪怕我們認為它是錯誤的。事物的發(fā)展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我們多一份寬容也就是不對它們進行扼殺，而靜觀其變，其自身本身是會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