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鄉(xiāng)約制度的歷史可以上溯到久遠的上古時代，如近年出土的泉州《重修溪亭約所碑記》[1]所記：

古者鄉(xiāng)黨閭里各有董正之官、約束士民之所，凡以教孝、教悌，俾人知睦姻任恤之風，而無囂凌詬誶之習也。是故,里則有門，每弟子旦出暮入，長老坐而課督之。唐宋以后，雖不如古，而城中約所之設猶是，三代教民遺意也。

從斷代研究的角度看，在明清兩代，鄉(xiāng)約制度的推行乃始于、并且始終系于"老人之役"和耆老之設。

明代閩人何喬遠《閩書》記：

老人之役：凡在坊在鄉(xiāng)，每里各推年高有德一人，坐申明亭，為小民平戶婚、田土、斗毆、賭盜一切小事，此正役也。[2]

明代福建惠安知縣葉春及《惠安政書》記：

國家之法，十戶為甲，甲有首。一百一十戶為里，里有長�！�…又于里中，選高年有德、眾所推服者充耆老，或三人，或五人，或十人，居申明亭，與里甲聽一里之訟，不但果決是非，而以勸民為善。[3]

又記：

本里有難決事，或子弟親戚有犯，須會東西南北四鄰里，分老人里甲，公同議決。許用竹篾荊條，量情決打。不許拘集。[4]

明代閩人蔡獻臣《里老總�！酚洠�

國朝民差有正有雜。里甲、老人謂之正差�！�…《大明律》載，合設耆老，須于本鄉(xiāng)年高有德、眾所推服內選充。《教民榜》文云：民間婚姻、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本里老人、里甲決斷。若系奸盜、詐偽、人命重事，方許赴官陳告。而戶部申明老人、里甲合理詞訟條目，即斗毆、爭占、竊盜、、私宰、邪術，里老亦得與聞。[5]

清代閩人李世熊《寧化縣志》亦記：

左為亭曰申明，以辨爭訟，亦書邑人之惡者以癉之。明初以老人坐亭內，凡平婚、田土、斗毆、賭竊諸細事皆主之。右為亭曰旌善，以勸風化，亦書邑人之善者以彰之。[6]

明初以來的"老人之役"和耆老之設，在清代也得到法律的確認，清之戶律規(guī)定：

凡各處人民，每一百戶內，議設里長一名，甲首一十名，輪流應役，催辦錢糧，勾攝公事。……其合設耆老，須由本鄉(xiāng)年高、有德，眾所推服人內選充。不許罷閑吏卒，及有過之人充任。[7]

至于實際推行的情形，福建清代文獻也有相關的記錄。如，清代澎湖通判胡建偉《澎湖紀略》記：

舊志稱，澎民聚居，推年大者為長。至今澳中凡有大小事件，悉聽鄉(xiāng)老處分。以故，鼠牙雀角，旋即消息。[8]

從上記資料可以看到：作為"老人之役"這一特殊役種或社會義工的應承者，里老（耆老）是"正役"或"正差"，而不是"鄉(xiāng)官"或"鄉(xiāng)吏"，質言之，里老（耆老）保持有鄉(xiāng)土社會成員的身份；里老（耆老）的義務是"勸民為善"和"聽一里之訟"即《明史》上所記的"導民善、平鄉(xiāng)里爭訟"[9]，里老（耆老）也有相應的權力，如"勸民為善"方面行使申誡罰（"書邑人之惡者以癉之"即提出告誡和譴責）、行為罰（責令作為或不作為）和人身罰?許用竹篾荊條，量情決打"）的某些權力，"聽一里之訟"方面"果決是非"的仲裁、調解、裁量和審判的某些權力；里老（耆老）有的由鄉(xiāng)民推舉（如何喬遠所謂"每里各推"），有的聽官府選定（如上記葉春及所謂"于里中選"），有的則可能是鄉(xiāng)民推舉、再經官府批準的（如下文將要引述的《青陽鄉(xiāng)約記》所記"舉方塘莊子于官，莊□辭未獲"），而"眾所推服"乃是里老（耆老）資格的認定原則。

總而觀之，作為鄉(xiāng)土社會里"眾所推服"的成員，當里老（耆老）從道德和法律兩個方面來履行和行使其約束鄉(xiāng)民的義務和權力，里老（耆老）對鄉(xiāng)民的約束也就具有自治的性質、鄉(xiāng)民的受約也就合于自愿的原則，鄉(xiāng)約關系于是成立、鄉(xiāng)約制度行焉。

二

里老（耆老）對鄉(xiāng)民的約束和鄉(xiāng)民出于自愿的受約畢竟只是鄉(xiāng)約關系和鄉(xiāng)約制度的一個方面，鄉(xiāng)民的自約和互約也必須倡行。明代洪武年間，有人直接向明太祖指出：

古者善惡鄉(xiāng)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xiāng)學之規(guī)、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xiāng)約、今義門鄭氏之家范，布之天下。[10]

指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使鄉(xiāng)土社會諸成員不僅是鄉(xiāng)約之客體、并且是鄉(xiāng)約之主體，使鄉(xiāng)民人人不僅受約、而且自約和互約，以保障鄉(xiāng)土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生活和共同進步，這才是鄉(xiāng)約關系的初衷、這才是鄉(xiāng)約制度之本義。明太祖對此有何反應，《明史》上未見記載。然而，我們在福建（包括臺灣）的明清文獻里看到了從各個方面著力以使鄉(xiāng)民受約、自約和互約的事跡。例如：

明代洪武二年，順昌縣丞楊惟德建順昌縣治街西申明亭，事見明正德版《順昌邑志》卷之二；[11]

明代永樂年間，泉州府城建溪亭約所，事見《重修溪亭約所碑記》，碑存泉州市閩臺關系史博物館；

明代宣德年間，龍巖舉人蔣輔"與鄉(xiāng)人講行《藍田鄉(xiāng)約》"，事見何喬遠《閩書》卷之一百十九，又見清乾隆版《龍巖州志》卷之十一；[12]

明代正統(tǒng)年間，龍巖蘇克善"隱居山中，與邱存質、蔣永迪講藍田鄉(xiāng)約、文公家禮"，事見清乾隆版《龍巖州志》卷之十一；[13]

明代弘治十四年，順昌知縣李震重修順昌縣治街西申明亭，事見明正德版《順昌邑志》卷之二；[14]

明代正德年間，王守仁在漳贛巡撫任上于龍巖頒行《鄉(xiāng)約教諭》凡十四章，史稱"王文成公之教"（語見葉春及《惠安政書》），文收清乾隆版《龍巖州志》卷之十三；[15]

明代嘉靖五年，黃懌在安溪知縣任上"舉行明六諭，輯《呂氏鄉(xiāng)約》、陳氏訓詞，附列教條為十四禁，以防民止汰，月立長、副董之，善有記、惡有書而考成焉"，事見清乾隆版《安溪縣志》卷之五；[16]

明代嘉靖三十二年，湯相在龍巖知縣任上"立保甲，行鄉(xiāng)約"，事見清乾隆版《龍巖州志》[17]

明代嘉靖年間，李思寅在建陽知縣任上"教民行朱子鄉(xiāng)約"，事見清道光版《建陽縣志》卷之九；[18]

明代嘉靖年間，王士俊在泉州知府任上推行鄉(xiāng)約，并"以約正之名，委重于士夫"，泉州進士莊用賓任泉州青陽鄉(xiāng)約之約正，事見《青陽鄉(xiāng)約記》碑，碑存泉州青陽石鼓廟；

明代嘉靖年間，龍巖生員曹文燁、曹鳴鳳兄弟《請分設寧洋縣議》議及"申明亭之費"，略謂?里坊之民行誼純潔者，每圖公報三名，充為老人，歲時朔望，遍歷里社，申明鄉(xiāng)約，誘勸歸善，亦化民成俗之一端也"，事見清乾隆版《龍巖州志》卷之十三；[19]

明代隆慶元年，董良佐在寧洋知縣任上"教民行鄉(xiāng)約，與士子講王文成公之學"，"立鄉(xiāng)約，申圣諭，刊布家鄉(xiāng)禮纂，蓋一時四面響風焉"，事見《閩書》卷之六十五，又見清乾隆版《龍巖州志》卷之五、卷之十五；[20]

明代隆慶至萬歷年間，葉春及在惠安知縣任上建申明亭、推行鄉(xiāng)約，并撰《惠安政書》九《鄉(xiāng)約篇》，事見葉春及《惠安政書》；

明代萬歷年間，黃承玄在福建巡撫任上頒行《約保事宜》，文收黃承玄《盟甌堂集》卷二九；[21]

明代萬歷四十年，蔡獻臣在同安撰《里老總�！�，文收蔡獻臣《清白堂稿》卷十七；[22]

明代崇禎年間，周之夔在閩縣撰《藤山馮巷鋪保甲冊序》、《藤山大廟鋪保甲冊序》、《藤山睹橋鋪保甲冊序》等文，論及鄉(xiāng)約之事，文收周之夔《棄草二集》卷之二；[23]

清代康熙年間，龍巖舉人鄭政在鄉(xiāng)輯"《呂氏鄉(xiāng)約》等書，以教后進"，事見清乾隆版《龍巖州志》卷之十一；[24]

清代康熙年間，藍鼎元隨軍入臺，在臺灣頒布《諭閩粵民人》，明確告諭臺灣的閩籍和粵籍"民人"（臺灣的開發(fā)主要是由閩、粵移民實現的，因而閩、粵移民及其后裔構成了臺灣人口的主要部分）?世之良民，或有言語爭競，則投明鄉(xiāng)保耆老，據理勸息，庶幾興仁讓之風"，文收藍鼎元《東征集》；[25]

清代康熙五十五年、五十六年，李光地在安溪制定《同里公約》、《丁酉還朝臨行公約》，文收李光地《榕村別集》卷五；[26]

清代道光七年，泉州府城重修溪亭約所，事見《重修溪亭約所碑記》，碑存泉州市閩臺關系史博物館；

清代道光年間，泉州"南安陳氏"購置陳宏謀輯錄的《訓俗遺規(guī)》（道光十年新刊本），書收陳宏謀序（乾隆七年撰）、《司馬溫公居家雜儀》、《朱子增損呂氏鄉(xiāng)約》、《陸棱山居家正本制用篇》、《倪文節(jié)公經鉏堂雜志》、《陳希夷心相篇》、《袁氏世范》等文，書藏泉州市閩臺關系史博物館；[27]

清代道光至咸豐年間，徐宗干在分巡臺灣兵備道任上勵行鄉(xiāng)約，曾頒布《諭各屬總理鄉(xiāng)約》，文收丁日健編《治臺必告錄》。[28]

上記資料里，"藍田鄉(xiāng)約"和"呂氏鄉(xiāng)約"稱名兩異而實為一指，即《藍田呂氏鄉(xiāng)約》；而"朱子鄉(xiāng)約"則指經朱熹修訂而成的《朱子增損呂氏鄉(xiāng)約》。

從福建（包括臺灣）的實際情況來看，《藍田呂氏鄉(xiāng)約》（包括其修訂版《朱子增損呂氏鄉(xiāng)約》）是明清各個時期、各個地方鄉(xiāng)約關系和鄉(xiāng)約制度的范本。在《訓俗遺規(guī)》一書里，陳宏謀為《朱子增損呂氏鄉(xiāng)約》所撰的按語指出：

藍田（縣名）呂氏兄弟皆從學于伊川、橫渠兩先生，德行道藝萃于一門，為鄉(xiāng)人所敬信，故以此為鄉(xiāng)人約。可見古人為學，不肯獨善其身、亦不必居官始可以及人也。

這里所謂"為鄉(xiāng)人所敬信，故以此為鄉(xiāng)人約"事關鄉(xiāng)民受約和鄉(xiāng)約的自愿原則，"不肯獨善其身、亦不必居官始可以及人"則語涉鄉(xiāng)民自約、互約和鄉(xiāng)約的非官方即自治的性質。

《藍田呂氏鄉(xiāng)約》從"知"（主管人員）、"制"（行為準則和辦事規(guī)則）兩方面就鄉(xiāng)約的主管人員（約正、約副和直月即值月人員）、行為準則?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及其細則）和辦事規(guī)則（"置三籍，凡愿入約者入于一籍，德業(yè)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guī)者書于一籍"、"右件德業(yè)，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其能者，書于籍"、"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guī)戒。小則密規(guī)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聽其出約"等）均有明細的規(guī)定。

明清福建（包括臺灣）的鄉(xiāng)約在"知"、"制"兩方面從《藍田呂氏鄉(xiāng)約》直接取益，以"知制具存"[注29]來確保鄉(xiāng)民的受約、自約和互約。例如，明代王守仁在龍巖頒行的《鄉(xiāng)約教諭》規(guī)定：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眾所敬服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敢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干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為，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30]

清代李光地在安溪制定的《丁酉還朝臨行公約》也規(guī)定：

約正須置功過簿一冊，寫前后所立規(guī)條于前，而每年分作四季，記鄉(xiāng)里犯規(guī)及約中懲責者于后，務開明籍貫、姓名并因何事故以備日后稽考，或能改行，或無悛心，俱無遁情也。[31]

其他的鄉(xiāng)約也幾乎都有類似的規(guī)定。

在臺灣，鄉(xiāng)約的主事者另有"總理"之稱，由官府頒給"戳記"。王凱泰《臺灣雜詠》有詩并注云：

宰官頒戳各鄉(xiāng)承，約長居然總理稱。執(zhí)版道旁迎與送，頭銜笑看兩門燈（鄉(xiāng)約名總理，地方官給戳記，門口懸大燈，亦總理銜。）[32]

何竟山《臺陽雜詠》亦有句云："鄉(xiāng)承約長耀門燈"[33]。唐贊袞《臺陽見聞錄》則記：

鄉(xiāng)約名總理，地方官給戳記，門口懸大燈，亦書總理銜。[34]

鄉(xiāng)約的主事者、董事者則合稱"鄉(xiāng)約人等"，語見清乾隆版《臺灣府志》卷七《典禮·鄉(xiāng)約》。

通過鄉(xiāng)民受約、自約和互約來保障鄉(xiāng)土社會成員的共同生活和共同進步是一個理想。按照社會學家的解釋，"社會問題就是社會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共同生活或進步發(fā)生障礙的問題"。[35]社會問題的發(fā)生有社會內部、也有社會外部的各種原因；就社會內部而言，又有各個方面、各個層面的原因。正當的鄉(xiāng)約在一定條件下或可收一時一地之效，卻不可能排除鄉(xiāng)土社會所有的問題；不當的鄉(xiāng)約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問題、并且可能引發(fā)更多的社會問題。洪富《青陽鄉(xiāng)約記》謂：

每歲莊姓偕諸巨姓各二人，分董其事，務在相勸、相規(guī)、相友、相恤，有善者與眾揚之，雖微不棄；有犯者與眾罰之，雖親不貸。抑強而扶弱，除奸而御盜，解紛而息爭，由是眾子弟以禮相軌，僮仆以法相檢，鄉(xiāng)族賴以睦，雞犬賴以寧，百谷果木賴以蕃，溝渠水利賴以疏。[36]

這里記錄了青陽鄉(xiāng)約的績效、也記錄了鄉(xiāng)約的理想。然而，我們從中還是看到了鄉(xiāng)約本身可能引發(fā)的社會問題："莊姓偕諸巨姓"及其鄉(xiāng)約董事者恃強壓制諸小姓的問題。蔡獻臣《里老總�！芬苍�指出不當的鄉(xiāng)約造成的社會問題：

今老人不由德舉，半系罷閑吏卒及無良有過之人�？h官一有差委，即圖攢錢。

當然，歷史上為推行正當的鄉(xiāng)約、為鄉(xiāng)約的理想而努力的人事畢竟是值得記取的。三

葉春及《惠安政書》九《鄉(xiāng)約篇》謂：

惟皇制建府、置縣、劃鄉(xiāng)、分里，以奠民庶，乃立耆老，以佐令敷政教。

朝廷命官，至縣級乃止，縣以下無職官建置，所以說"建府、置縣、劃鄉(xiāng)、分里"；而鄉(xiāng)約制度實際上是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個補充，所以說"佐令敷政教"。從縣級職官行政權力的角度來看，有人又視之為縣級職官的"權柄下移"或與民"共治"，即地方行政制度的延伸。如洪富《青陽鄉(xiāng)約記》所謂"有司以權柄下移為諱"和葉春及《惠安政書》九《鄉(xiāng)約篇》所謂"知縣愿與共治"。

葉春及《惠安政書》九《鄉(xiāng)約篇》又謂：

凡老人里甲，于申明亭議決。坐，先老人，次里長，次甲首，論齒序坐。如里長長于老人，坐于老人之上。

里老（耆老）同里長、甲首合作、鄉(xiāng)約制度同里甲（保甲）制度配套。周之夔也曾指出這種合作和配套的關系："鄉(xiāng)約以訓迪之，保甲以稽察之"[37]，"彼保甲者與鄉(xiāng)約相表里"[38]。

作為地方行政制度的補充和延伸，作為里甲（保甲）制度的配套，鄉(xiāng)約也有其辦理公共事務的場所即約所。

明代洪武年間，各地多建申明亭和旌善亭以為約所；明代洪武年以后，申明亭和旌善亭廢多存少，各地或修建舊亭、或新創(chuàng)約所。

清代顧炎武《日知錄》于"申明亭"條下有注云：

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陜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斗毆常事，里老于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于此。[39]

這里記錄的是明代宣德年間所見的大致情況："申明、旌善二亭"，邑里皆置而多廢。

我們從明嘉靖版《清流縣志》卷之三《古跡》里也看到了"申明、旌善二亭，……故址猶存"的記載[40]。我們從葉春及《惠安政書》里看到的是更為詳備的印證。

《惠安政書》一《圖籍問》記："父老所居旌善、申明亭，匪邑然也，里皆有之，今廢久矣"；《惠安政書》二《地里考》亦記?（邑）作旌善、申明亭，又各都皆建亭"；《惠安政書》四至八列表說明惠安境內下埔、盤龍、瓊田、下浯、驛坂、承天、下江、前黃、前塗、上郭、尹厝、舉厚、峰前、仙塘、后鄭、東張、袁厝、吳厝、通津、前塘、象浦、員莊、前頭、梁山兜、白崎、里春、下安、大拓、黃田、揚宅、蘇坑、鳳洋、許塘、烏石、倉邊、赤厝、許山頭、劉厝、張坑、大吳、坑北、前莊、上莊等43個鄉(xiāng)村置有申明亭�！痘莅舱�書》將申明亭分別登記為"今申明"、"舊申明"和"申明"三類。"今申明"應指當時新創(chuàng)并使用的申明亭，葉春及在惠安知縣任上有"創(chuàng)亭以為約?的記錄[41]，"今申明"當是他在這方面的政績；"舊申明"應指已廢置不用的舊約所，"申明"則可能或用或廢也。

明代崇禎年間，周之夔《藤山大廟鋪保甲冊序》也記錄了"往時"各有約所、當時仍有約所的情形："往時馮巷、睹橋二鋪各有約所，后以湫隘匯歸大廟（約所）"。[42]

明代洪武年以后新創(chuàng)的約所往往以寺廟為之。如王守仁《鄉(xiāng)約教諭》謂："立約所，以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為之"；[43]又如葉春及《惠安政書》一《圖籍問》記："乃行鄉(xiāng)約，多棲佛老之宮、叢祠之宇"。[44]

泉州《重修溪亭約所碑記》記：

其建于溪亭者，自前明永樂間始。舊制兩宮俱一落，左祀天上圣母。圣母，水神所化生者，前人之塑像于此，蓋謂此地正南方，離火之位，故欲以水勝之，非偶然崇奉已也。至其右，祀田都元帥，則所籍以為一方之鎮(zhèn)、一境之主。[45]

洪富《青陽鄉(xiāng)約記》記：

吾鄉(xiāng)有石鼓廟，舊宇傾圮。莊子捐已貲而一新之，于是崇明黜幽，遷佛像于其東西傍，而中為眾會之所。

周之夔《藤山大廟鋪保甲冊序》記：

大廟墩者，全城之最高處也。祠文昌而翼士谷，故名焉。代多顯人。予大父與先子兩預修葺之任，又拓其宇以飲射讀法，彬彬如也。往時馮巷、睹橋二鋪各有鄉(xiāng)約所，后以湫隘匯歸大廟。[46]

清乾隆版《安溪縣志》卷之十《寺觀》記：

顯應廟，在縣南厚安村。神姓陳名潼，唐時人。大順中，長官廖儼招集流民以神為都將，戍溪南。既沒，民就舊宅祀之。宋嘉定十六年錫今額。嘉熙三年重修，邑人余克濟記。即今之鄉(xiāng)約所也。[47]

又記：

獅子宮，在龍山下，即今鄉(xiāng)約所。[48]

又記：

官橋宮，為宣講鄉(xiāng)約所。[49]

又記：

科名庵，里中講約所。[50]

類似的例證尚可枚舉。

約所以寺廟為之，其主要用意蓋在于借助神明的威懾以強化鄉(xiāng)約的社會控制效能。葉春及《惠安政書》十《里社篇》對此有相當生動的記錄：

父老聽一鄉(xiāng)之訟，如戶婚、田土、財貨、交易等不肯輸服，與凡疑難之事，皆要質于社而誓之。凡誓，鳴鼓七響，社祝唱：跪。誓者皆跪。社祝宣誓詞曰："某人為某事，若有某情，敬誓于神，甘受天殃，惟神其照察之！"誓畢，誓者三頓首而退。[51]

周之夔亦記：藤山"大廟既為鄉(xiāng)約公所"，"然則衣冠之所集、禮法之所施、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率，與夫官師之所材、鬼神之所福，咸取斯地"。[52]四

關于"里老（耆老）聽訟"的實體和程序法原則，葉春及在《惠安政書》九《鄉(xiāng)約篇》里，"欽遵圣制"即遵照"國家之法"有所闡述。歸結起來，為如下八項。其一，里老（耆老）資格的公眾認定原則。"選高年有德、眾所推服者充耆老"，"眾所推服"不是里老（耆老）本身具備的資格，而是公眾對其資格的認定。

其二，"里老（耆老）聽訟"權的不可處分原則。在里老（耆老）的受案范圍內，"一切小事，務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不由者，不問虛實，□杖六十，發(fā)回"，"已經老人里甲處置停當，頑民不服，展轉告官，捏詞誣陷，正身處以極刑，家遷化外"；對不經或不服"里甲老人理斷"的越訴者，"官吏不即杖斷，稽留作弊，詐財取物"或"不察所以，一概受理"，罪之；而"里甲老人不能決斷，致令赴官紊煩者，亦杖六十，仍著果斷"。

其三，"里老（耆老）聽訟"的受案范圍原則。此原則有兩方面的規(guī)定性，一是受案的地域限于本里，"事干別里，須會該里老人里甲"；一是受案的性質限于民事，"以十有九章聽民訟：一曰戶婚；二曰田土；三曰斗毆；四曰爭占；五曰失火；六曰竊盜；七曰罵詈；八曰錢債；九曰；十曰擅食園林瓜果；十有一曰私宰耕牛；十有二曰棄毀器物稼穡；十有三曰畜產咬殺人；十有四曰卑幼擅用財；十有五曰褻瀆神明；十有六曰子孫違犯教令；十有七曰師巫邪術；十有八曰畜踐食禾稼；十有九曰均分水利"。至于刑事案件，"奸盜、詐偽、人命重事，方許赴官陳告"；

其四，"里老（耆老）聽訟"的自訴原則。訴訟當事人"自來陳告，方許辯理。聞風勾引者，杖六十。有贓者，以贓論"；

其五，"里老（耆老）聽訟"的合議原則。此原則包括本里之事由本里老人與里甲"公同議決"、"事干別里，須會該里老人里甲"；

其六，"里老（耆老）聽訟"的決斷原則。"一切小事，務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里甲老人不能決斷，……仍著果斷"；

其七，"里老（耆老）聽訟"的適用調解原則。"小事不平，父老同眾勸戒，"使"訟者平之，相揖而退"。

其八，"里老（耆老）聽訟"的錯案責任追究原則。"循情作弊，顛倒是非，依出入人罪律論"。

上記原則乃出于"平訟息爭"的考量，是為實現"里老聽訟"的有效性而設置的。

王守仁、黃承玄、蔡獻臣、李光地等人也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地闡述了上記原則。如黃承玄《約保事宜》謂：

紀善戒惡之后，凡有彼此爭競及冤抑不伸者，俱以實告，約正詢之保長，參之輿論，以虛心剖其曲直，以溫語解其忿爭，務令兩家心服氣平�！�…如有重大事情須白官府者，亦必先經約會，然后告官。[53]

這里集中地闡明"里老（耆老）聽訟"的自訴原則、合議原則、適用調解原則、受案范圍原則等。又如，李光地《丁酉還朝臨行鄉(xiāng)約》謂：

諸鄉(xiāng)規(guī)俱照去歲條約遵行。我已囑托當道，凡系人倫風俗之事，地方報聞，務求呼應作主。但恐我輩用心不公、處事不當，或心雖無私而氣不平、事雖無錯而施過甚，則亦于仁恕之理有乖，皆未足以服人心而取信于官長也。嗣后舉行舊規(guī)，必酌其事之大小輕重，可就鄉(xiāng)約中完結者，請于尊長會鄉(xiāng)之耆老，到約完結。必須送官者，亦請尊長會鄉(xiāng)之耆老，僉名報縣懲治。如事關系甚大，而有司呼應未靈者，鄉(xiāng)族長老僉名修書入京，以便移會當道。最忌在斑白退縮，袖手緘喙。[54]

這里亦語涉錯案責任、受案范圍、合議和不可處分等原則。

"里老（耆老）聽訟"的合理性則端賴于"合依常例"即遵從先例的判例法原則。常例也稱民間俗例，指在一定地域內通行的、不成文的民間習慣法。

民間俗例是鄉(xiāng)土社會成員遵守的常例，也是"里老（耆老）聽訟"遵從的先例。

舉例言之。王守仁《鄉(xiāng)約教諭》就"里老（耆老）聽訟"受案范圍內的"錢債"一項有如下規(guī)定：

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55]

所謂"毋得磊算"即"利息不得滾入母金"。這是閩臺民間俗例之一種，在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編的《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一書里見有報告[56]。作為民間俗例，"毋得磊算"是債權人、債務人雙方應知的"常例"，也是"里老（耆老）聽訟"必遵的先例。王守仁要求構成債權、債務關系的當事?合依常例"，而里老（耆老）則當遵照判例法原則、遵從先例做出判決。當判決合于"毋得磊算"的民間俗例，"里老（耆老）聽訟"也就取得了合理性。

在"里老（耆老）聽訟"受案范圍內的"錢債"項下，又有"大孫頂尾子"、"嫡全庶半"、"父債子還"、"麻燈債"、"新正不討債"等民間俗例，鄉(xiāng)民的做法合于民間俗例則視為合理，里老（耆老）做出的判決亦以合于民間俗例為合理。

民間俗例即民間習慣法具有明顯的禮和非禮的雙重取向。

葉春及《惠安政書》九《鄉(xiāng)約篇》據禮制定了各項規(guī)定，試圖將鄉(xiāng)土社會納入禮治的軌道。他并且自稱?知縣嘗上書于朝曰：國家制禮，達乎庶人"[57]。葉春及很好地表達了官府的意圖和意見，官府的意圖和意見也部分地得到實現和貫徹。鄉(xiāng)約的行為準則"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完全合于禮的精神。民間俗例即民間習慣法也包括了禮的內容、也具有禮的取向。

然而，民間俗例民間習慣法并不盡合于禮的規(guī)定，還包含有非禮的部分、具有非禮的傾向。

例如，葉春及《惠安政書》九《鄉(xiāng)約篇》據禮規(guī)定"不得匿喪成婚"，而在福建（包括臺灣），"居喪百日內可以成婚"卻是可以公然言之、公然行之的民間俗例。

又如，長幼有序是禮的基本規(guī)定，而"在厝論叔侄，在外論官職"的民間俗例將這項基本規(guī)定大打折扣。李光地《丁酉還朝臨行公約》規(guī)定：

約正于族行雖卑幼，然既秉鄉(xiāng)政，則須主持公道。自后鄉(xiāng)鄰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訴本鄉(xiāng)者，除尊長發(fā)與約正調停者，則為從眾訊實，復命尊長而勸戒之。其余年少未經事者，雖分為叔行，不得役約正。如奴隸約正，（約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顛倒是非以壞風俗。[58]

上文簡要描述了"里老（耆老）聽訟"的實體、程序和判例法原則及民間俗例即民間習慣法的禮和非禮的雙重取向。

從"里老（耆老）聽訟"的原則和民間俗例即民間習慣法的取向可以看到：具有自治性質的鄉(xiāng)約制度從來是在"國家之法"允許的范圍之內運作；"里老（耆老）聽訟"所依據的民間俗例即民間習慣法具有禮和非禮的雙重取向。因此，我們不應認為鄉(xiāng)土社會是"無法"的社會或"禮治"的社會。從區(qū)域研究的角度看，"禮法兼施"即所謂"禮法之所施"[59]乃是閩臺鄉(xiāng)土社會的傳統(tǒng)。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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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修溪亭約所碑記》碑，道光七年（1827）勒石，1996年出土于泉州市區(qū)某建筑工地。引文據陳健鷹《讀碑三題》，載《閩臺風俗》創(chuàng)刊號，1997年12月；

[2]何喬遠：《閩書》第1冊，第96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4]葉春及：《惠安政書》，第328頁，第32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蔡獻臣：《清白堂稿》卷十七，第13頁，福建省圖書館藏本；

[6]李世熊：《寧化縣志》，第3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轉引自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xiāng)治》，第168頁，臺北聯(lián)經出版公司1979年版；

[8]胡建偉：《澎湖紀略》，第149頁，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史料叢刊》本；

[9]《明史》卷七九《食貨一》，第206頁，《二十五史本第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版；

[10]《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第428頁，《二十五史》本第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版；

[11]馬性魯：《順昌邑志》卷之二《公署志》，第24頁，順昌縣志編纂委員會1985年版；

[12]何喬遠：《閩書》第4冊，第3598-359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張廷球：《龍巖州志》卷之十一《人物下》，第271頁，福建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

[13]張廷球：《龍巖州志》卷之十一《人物下》，第280頁，福建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

[14]馬性魯：《順昌邑志》，第24頁，順昌縣志編纂委員會1985年版；

[15]張廷球：《龍巖州志》卷之十三《藝文志》，第330-333頁，福建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

[16]莊成：《安溪縣志》卷之五《宦績》，第173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17]張廷球：《龍巖州志》卷之五《秩官志》，第165頁，福建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

[18]江遠青：《建陽縣志》卷之九《職官志》，第347頁，建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86年7月版；

[19]張廷球：《龍巖州志》卷之十三《藝文志》，第340頁，福建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

[20]何喬遠：《閩書》第2冊，第191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張廷球：《龍巖州志》卷之五《秩官志》、卷之十五《藝文志三》，第167頁、第457頁，福建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

[21]參見鄭振滿：《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變》，《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2]蔡獻臣：《清白堂稿》卷十七，第13頁，福建圖書館藏本；

[23]周之夔：《棄草集》第3冊，第1373-1382頁，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24]張廷球：《龍巖州志》卷之十一《人物下》，第283頁，福建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

[25]藍鼎元：《東征集》卷五，第239-242頁，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輯》本；

[26]李光地：《榕村全書》，書藏福建師大圖書館；

[27]《訓俗遺規(guī)》，道光十年（1830）新刊，培遠堂藏版，書之正文第1頁上端有"南安陳氏家藏"印記；

[28]丁日�。骸吨闻_必告錄》，第361頁，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史料叢刊》本；

[29]語見葉春及：《惠安政書》第1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0]引自張廷球：《龍巖州志》第330頁，福建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

[31]李光地：《榕村別集》卷五，第15頁；[32]王凱泰：《臺灣雜詠》，見《臺灣雜詠合刻》，第42頁，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史料叢刊》本；

[33]何竟山：《臺陽雜詠》，見《臺灣雜詠合刻》，第66頁，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史料叢刊》本；

[34]唐贊袞：《臺陽見聞錄》，第143頁，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史料叢刊》本；

[35]孫本文：《現代中國社會問題》，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3版，轉引自《社會學概論》，第30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引文據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郭志超教授提供的《青陽鄉(xiāng)約記》抄本；

[37][38]周之夔：《棄草集》第3冊，第1373頁、第1378頁，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39]引自《日知錄集釋》，第284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

[40]陳桂芳：《清流縣志》卷之三《古跡》，第74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1]語見葉春及《惠安政書》，第328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2]周之夔：《棄草集》第3冊，第1377頁，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43]轉引自張廷球：《龍巖州志》卷之十三《藝文志一》，第330頁，福建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44]語見葉春及《惠安政書》，第1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5]引文據陳健鷹：《讀碑三題》，《閩臺民俗》創(chuàng)刊號，1997年12月；

[46]周之夔：《棄草集》第3冊，第1377頁，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47][48][49][50]莊成：《安溪縣志》卷之十《寺觀》，第314-317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51]葉春及《惠安政書》，第34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2]周之夔：《棄草集》第3冊，第1377-1378頁，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53]轉引自鄭振滿：《明后期地方行政的演變》，《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4]李光地：《榕村別集》卷五，第12頁；

[55]張廷球：《龍巖州志》，第330-331頁，福建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

[56]見《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下冊，第635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57]葉春及：《惠安政書》第330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8]李光地：《榕村別集》卷五，第14頁；

[59]語見周之夔：《棄草集》第3冊，第1377頁，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