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范文第1篇

我們已經實行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給我們帶來很多好處，提高了效率也帶來了公平。但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解釋，一方面是很多可以由市場進行配置資源，現在仍然由政府配置，另一方面，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要在社會主義原則下，避免一些固有的市場經濟的弊端。

計劃經濟的邏輯是，由于由政府來配置資源，就會減少由市場配置資源帶來的盲目性和浪費，計劃經濟假定政府完全了解社會的需求，這是其邏輯前提。這種計劃經濟的邏輯現在看來似乎很荒謬，其實，這種思維方式的產生有其歷史原因，由于自由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壟斷階段的時候，產生了很多弊端和社會矛盾，人們開始思考解救資本主義的良方，一種方法是凱恩斯主義的實踐，另一個方法是實施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在早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但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弊端畢現，即低效率、官僚主義、長期忽視人民的消費等，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經濟必須走向改革或經濟體制轉換。

市場經濟的邏輯是首先把人假定為理性人，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并無意公共利益，但是最終帶動了公共利益的發(fā)展，有一個看不見的手指引人們去決策。市場經濟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自由，由于自由能夠最大限度的發(fā)揮個人與企業(yè)的作用，產生極大的效率。在市場經濟中發(fā)揮最大效率的是企業(yè)，這個企業(yè)是特指私營企業(yè)，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會產生無數企業(yè)家，這是市場經濟的主體。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一個重大區(qū)別是國有企業(yè)的數量，計劃經濟消滅了私有企業(yè)，一國的企業(yè)主要是國有企業(yè)，國有企業(yè)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講不是企業(yè)，因為國有企業(yè)沒有主體，企業(yè)的領導人與企業(yè)不是命運共同體，企業(yè)的盈虧與他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市場經濟以私營企業(yè)為主，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都靠的是私營企業(yè)，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發(fā)展主要靠國有企業(yè)。國有企業(yè)存在的理由是有一些產業(yè)涉及到國計民生，其實，這些理由是不成立的，因為，涉及國計民生的產業(yè)很多，例如，糧食的生產涉及國計民生，如果也都由國有企業(yè)或集體企業(yè)來生產的話，效

率一定很低，我們有個這方面的教訓。以軍事工業(yè)為例，美國、日本都是有私營企業(yè)來生產，效果很好，我們也有探討改革的必要。中國的鋼鐵企業(yè)、電信行業(yè)、石油行業(yè)等主要都是由國有企業(yè)壟斷經營，效率低、價格高、貪污腐敗浪費嚴重，要逐步民營化，至少有民營企業(yè)加入，增強競爭，這樣一來，經濟發(fā)展才有活力。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國有企業(yè)也應該主要提供公共產品，凡是能由私營企業(yè)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領域，政府都要退出。國家不能經營可以有競爭的企業(yè)，原因是，民營企業(yè)是無法與國有企業(yè)競爭的;國有企業(yè)由于壟斷會出現創(chuàng)新不足的問題;國有企業(yè)如前所述，是沒有主體的企業(yè)等。政府投資與企業(yè)投資有一個責任對稱問題，私營企業(yè)如果失敗，企業(yè)家可能是傾家蕩產。國有企業(yè)如果失敗，可以有政府的幫助。在計劃經濟中的國有企業(yè)和市場經濟中的非提供公共產品的國有企業(yè)與市場經濟中的私營企業(yè)在決策的時候都有可能成功或失敗，但是由于私營企業(yè)的逐利性，也由于一旦決策失敗，必須后果自負，因此在決策的過程中會慎而又慎，這樣一來，其成功率必然會高。

在新經濟情況下，市場的未來、技術的未來、產業(yè)的未來都不是能由政府決定的，要由民營企業(yè)的企業(yè)家去不斷的嘗試，這樣成功的機會就變多了，最后可能成功。有一種觀點認為計劃經濟在戰(zhàn)時在災難時期，可能會有效。其實，這是表面現象，在戰(zhàn)時在災難時期，可能會有極短時期需要強力控制，然后就要讓位于市場。政府只是調節(jié)市場不是控制市場和破壞市場。投機和囤積居奇都是市場經濟的正�，F象。一場大雪使一座城市交通堵塞，供應緊缺，食品價格上漲，這個時候控制價格嗎?如果不控制價格，提高價格，受災的民眾覺得政府無力，覺得經銷商趁火打劫，但是控制價格的后果是大家都沒有食品，由于價格便宜很快被買光。如果不控制價格，提高價格，就誘使經銷商為了逐利想方設法去進貨，進貨的成本可能會高，由于價格不受限制，可以彌補貨物的一時的短缺。逐利的后果是使災民度過了難關，如果只是依靠道德的力量或政府的力量將一事無成。囤積居奇也是化解危機的一個好辦法，一種產品的匱乏，解決的辦法就是提高價格，由于有利可圖，自然就會有人去經營。為什么匱乏，往往是由于價格低，需要一次矯枉過正。以糧食為例，由于囤積居奇會導致一些人沒有能力購買怎么辦?這時政府要發(fā)揮作用了，可以提供救濟，也可以政府高價買糧低價賣給需要救濟的人。慎用行政的辦法，行政的辦法可能緩解一時，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期貨、期權就是現代的囤積居奇，由于大家都想囤積居奇，囤積居奇這種牟利的方法就被化解了。

市場解決效率問題，市場也解決公平問題。政府主要是彌補市場的不足，可以解決部分的公平問題。計劃經濟的目的是既要解決效率問題也要解決公平的問題，結果是既沒有效率也沒有公平。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往往會產生一個常被詬病的兩極分化，兩極分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是一種效率的體現，資本的集中是效率，集中以后還會帶來新的效率。問題是兩極分化的貧困的一極也要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有機會改變自己的生活。如果是由于市場的原因產生的兩極分化無可厚非，沒有人非議比爾蓋茨、巴菲特、袁隆平的財富。如果兩極分化是由于官員的腐化形成的或者是大家并沒有公平的機會，這是政府的責任，與市場無關，要逐漸改變。市場經濟會使一部分人富起來，鄧小平同志早有預料。計劃經濟設想的共同富裕的出發(fā)點是好的，但是忽視了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其結果是不但沒有共同富裕，反而導致了共同貧窮。成功的市場經濟是能夠使富人與窮人和平相處，富人富有的原因不是由于窮人的貧困，富人的存在使窮人的日子更好過了;窮人的貧困不是由于富人的存在造成的。

集體的力量大還是個人的力量大，這是搞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前提。計劃經濟時期強調集體的力量，所有制不斷提升，特別是在農村，解放初期土改后，農民得到土地沒有多久就實行互助組生產隊人民公社，其結果是農村的長期的低效率，1980年以后的包產到戶又一次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說明個人的力量高于集體的力量。農民的聯合必須在自愿的基礎上進行。公有制不一定能促進經濟的發(fā)展，歷史已經證明。在城市的改革中也一樣，市場經濟產生了很多富人、很多企業(yè)家，是由于企業(yè)家的存在才有企業(yè)，企業(yè)家可能救活一個企業(yè)。個人的力量往往大于集體的力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無法發(fā)揮個人的作用，個人被淹沒在集體中，還被美其名曰集體主義。市場經濟的活力就是發(fā)揮了個人的潛能。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一次偉大的變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仍然有很大的市場，阻礙進一步的改革。有人認為，計劃經濟也有其好的一面，市場經濟也有其不好的破壞性的一面，必須是兩者的有機結合取長補短。這樣做的后果是都取了雙方的不好的一面。我們必須充分發(fā)揮市場經濟的作用，為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對計劃經濟的思路和做法要逐漸改變以適應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范文第2篇

哈耶克歷數了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強調一個社會的正常持續(xù)發(fā)展，必須建立在自由原則之上，實行現代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這一觀點被稱為是對古典主義自由主義原則的重申和創(chuàng)新。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是20世紀西方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保守主義思想家。生于奧地利維也納先后獲維也納大學法學和政治科學博士學位。

哈耶克的成年生活大約有一半時間實在他的祖國奧地利度過的，與德國精神生活有著密切的接觸;另外時間是在美國和英國度過的。在這12年中，這個國家已成為他的家鄉(xiāng);他在此期間日益相信，“在德國摧毀了自由的力量，至少有些在這里作祟，一半而且這種危險的特征和根源，可能比在德國更少為人認識到”。[1]

哈耶克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從個人主義出發(fā)，強調維護人的自由。這種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哈耶克這種思想產生與其生活的時代特征有密切的關系，包括流行于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凱恩斯主義”和與資本主義并行流行于蘇聯的斯大林模式。

一、哈耶克對“計劃經濟”的界定

哈耶克認為計劃經濟是對個人自由的破壞，因此他竭力反對經濟計劃。他認為計劃之所以能夠被人們所接受，是因為人們在現有知識體系下對未知發(fā)展預測的渴望。在此意義上，“每一個人只要不是徹底的宿命論者，就是一個計劃者�！盵2]計劃本身無可厚非，但現代計劃者擁有人民給予其計劃的權利時，往往不滿足于僅僅設計一個具有長效性的計劃并符合人民要求及發(fā)展規(guī)律的合理框架，而更多的是“個人根據他們個人計劃指導他們的個人活動，他們所要求的是根據一個單一的計劃對一切經濟活動加以集中管理，以便以一種明確的方式來規(guī)定個別人的目標的計劃”[3]。哈耶克認為這是對個人自由的嚴重威脅，這也是他批判計劃經濟的重要原因。

計劃的權力掌握在誰手里決定了計劃的是否民主，而計劃是否民主則關乎計劃的性質。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提到：“計劃并不必然可怕。計劃是否可怕，要看誰在計劃，本著什么目標而計劃以及是否顧及因行此計劃時大家的犧牲”。[4]這就強調了不是所有的計劃都是消極的，要辯證的看待.哈耶克所批判的計劃是反競爭的計劃，或者用以代替競爭的計劃。

哈耶克反對一切任何形式的經濟干預主義。在20世紀40年代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之時，哈耶克便急切地對凱恩斯的市場經濟干預主義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發(fā)出警告，指出任何旨在實現公平奉陪的政策和計劃，都會導致對法治的怕破壞，而且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保證計劃對每個人都有利。

可以看出，除了個人范圍內的計劃以及戰(zhàn)爭危難時期“戰(zhàn)時共產主義”計劃經濟外，哈耶克反對一切其他形式的經濟干預，認為即便干預手段在短期內有效也只能是一種飲鴆止渴的方法，對社會經濟危機“治標不治本”。

二、哈耶克時代計劃經濟的狀況

一是歐美凱恩斯主義。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歐美國家在經歷經濟危機之后選擇性實行凱恩斯主義。美國羅斯福新政就是借鑒了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模式，實行宏觀調控。當歷史進入20世紀以后，作為自由放任的私人企業(yè)制度典范的英國，經濟出現的滯脹狀態(tài)并持續(xù)了近三十年之久，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形成，他認為宏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主張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政府干預來影響市場經濟過程，這一導向曾支配了二戰(zhàn)后西方主要工業(yè)國家政府的經濟政策達數十年，導致了世界當代經濟史上的“凱恩斯革命”。

與之相對照，哈耶克則數十年堅持弘傳他的自發(fā)社會秩序理論，一貫反對政府干預社會經濟過程，從根本上捍衛(wèi)了自由市場秩序的核心理念。他相信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有一種自行趨于穩(wěn)定的機能，反對國家對于經濟生活的干預。他把70年代資本主義滯脹的出現歸罪于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5]

經濟危機之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逐漸邁上正軌，但由于資本主義的剝削造成人類社會嚴重的不平等，一部分思想家開始思考一種既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又能給全人類帶來平等的經濟運行方式。二戰(zhàn)后東西陣營強烈的對抗，社會經濟的不穩(wěn)定局面使得各種經濟思想百花齊放，這也是哈耶克反對社會主義計劃機構及體制出現的背景。哈耶克大聲疾呼，西方世界的民主國家，有重蹈德國覆轍的危險。因為一股祟尚社會主義之風，正在這些國家到處彌漫，而作為文明基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卻漸漸被人淡忘。

二是蘇聯社會主義。哈耶克出生于1899年，逝世于1992年。他生活的世界經歷了社會主義興起、發(fā)展和挫折的過程，蘇聯的存在為其批判計劃經濟體制提供了充分的例證，他本人也親自目睹了計劃經濟由勝轉衰的這一過程。當時的蘇聯模式倡導生產資料公有、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忽視個人的生產資料需求。

這種高度集中的蘇聯經濟模式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表現出良好效果，在蘇聯兩個五年計劃完成之后，經濟得到了迅猛發(fā)展，顯示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優(yōu)越性，由于蘇聯的成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思想在世界范圍內受到青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許多過家紛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倡導計劃經濟。

然而，蘇聯這種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對于非常時期的有效性并不意味著其長期有效性，尤其是取消商品經濟嚴重影響了企業(yè)的競爭，也使的社會主義經濟失去活力，蘇聯的經濟陷入危機。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對這種制度進行了批判，他認為計劃經濟必然會產生極權主義，在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下，領袖的意志替代了全國人民的意志，“它只不過是通過等級制度的路線審慎地改革社會，并強加一種強制性的精神力量”。[6]在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下，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或少數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義，損害各級政府的民主生活等。哈耶克反對計劃經濟的理論，在這一時期逐漸被接受和認可。

三、計劃經濟的反自由特質

計劃經濟會導致政治獨裁。哈耶克認為人們接受計劃經濟，是因為經濟計劃者在滿足他們盈利要求的同時，或多或少的會給他們一些好處，即使是對經濟的獨裁，但這種獨裁主義的管理僅僅適用于經濟事務。而這種脫離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的純粹的經濟目的是不可能存在的，經濟自由是個人自由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哈耶克認為一旦將至于經濟計劃的圈子中，計劃經濟幾乎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我們生活的各個部分。

因為政府在某一方面的努力一旦成功，人們就有正當的理由要求政府必須根據相同的原則去消除其他各種障礙，這種情況會沒完沒了的持續(xù)下去，直到政府能切實控制影響任何人生活狀況的情形自然而然的形成。因此計劃必然會導致獨裁，“因為獨裁是強制推行各種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計劃要在很大程度成為可能的話，獨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7]更進一步講，獨裁又必然地會消滅自由。在一個競爭性的社會中，大多數事物都可以以某種代價獲得，雖然有時我們可能付出的代價非常高，但這是我們?yōu)楂@得完全的選擇自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而在一個計劃社會中，當局控制了一切。當局強制推行其涉及人民生活各個方面的計劃，個人自由幾乎不可能存在。

計劃經濟會導致道德淪喪。哈耶克認為，計劃經濟往往導致政治上的極權。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也會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成為獨裁者。因為他們?yōu)榱藢崿F改造社會的目標，必然要求把權力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否則，他的理想就不可能得到貫徹實施。由于改造社會的愿望出自高尚的動機，他們在道德觀念上自認為問心無愧，結果卻是無所顧忌的朝著極權主義的方向走去。極權主義的領導人不愁得不到群眾的支持，那些崇高的理想和響亮的口號往往具有蠱惑人心的作用。比如“消滅富人”，人們本來就有仇富心理，況且消滅之后可以不勞而獲的剝奪他人的產權。當極權主義者得到群眾的支持而在人數上占多數時，理想目標就會帶來災難性的政治行動。所以，世界上的壞事不一定是壞人干出來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義者干出來的�！暗赖乱�(guī)范，尤其是我們的財產、自由和公證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創(chuàng)造、而是由文化進化賦予人類的一種獨特的第二稟性”。[8]

計劃經濟會導致經濟畸形。哈耶克反對中央計劃及國家領導的發(fā)展計劃，一方面這些計劃最終會妨礙變革，另一方面這些計劃對市場和改革的需求反應最為遲鈍。而在自由的社會中，地方參與者與社區(qū)能夠不斷地進行變革以適應總在變化的環(huán)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變革范圍的擴大，這些小變革的效果積累起來，就足以帶來極為深刻的社會變革。

哈耶克認為競爭是經濟發(fā)展的助推器，是一種優(yōu)越的經濟行為，不僅僅是因為自由競爭在一般經濟活動中是一種已知的最有效地經濟活動方式，而且可以說是經濟活動之唯一有效提高生產效率的間接因素.]在自由競爭的經濟形式之下，人們的經濟活動不受來自外界非經濟因素的壓制，可以在競爭體制之下自覺的適應優(yōu)勝劣汰的經濟環(huán)境，不斷的改善經濟發(fā)展模式和經濟體制，以適應經濟發(fā)展的需尋求;更重要的是這種自由競爭的經濟不受官方權威的干涉，不會因為某些凌駕于經濟之上以謀取權位的所謂“計劃者”所左右，而是彼此自動地調整各自的經濟行為。計劃經濟在失去競爭的市場是毫無生機可言的，這種經濟發(fā)展始畸形的。

四、捍衛(wèi)自由與市場

在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面臨今天這樣的危機面前，人民必須選擇：是屈服于政府進一步的強大，容忍自由市場的萎縮和民主制度基礎的全面動搖，還是為了避免21世紀的“奴役之路”，重建自由市場制度，限制政府的擴張?在這樣的選擇面前，作為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的哈耶克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導意義。

哈耶克雖然批判計劃經濟，但也強調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認為應該正確引導市場經濟，而不要去強行干涉市場經濟的運行，否則只會增加經濟運行成本，浪費資源和能源。哈耶克認為，在計劃經濟之下的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如果不是法律規(guī)則所調整的自由關系，那么就會導致集權社會和扭曲的個人，而不會產生出一個自生的開放社會和自由社會。

市場所形成的自發(fā)性規(guī)則和自然秩序是符合自我實現的需求和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這是一種最為平等的規(guī)則，任何人都無法去操控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因為這一規(guī)則是由無數個社會個體的經濟行為構成的，即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和經濟要求，而這正是計劃經濟所缺少的，正因為如此，計劃經濟中所謂的經濟平等和個人自由是計劃者給定的結果中呈現的假象，人們不知道這個結果是否公正也不無從了解這個過程中發(fā)生的事。只有放開市場，維護自發(fā)秩序，才能真正的捍衛(wèi)自由。

作為當代保守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杰出代表，哈耶克對計劃經濟的批判可謂是深刻的、獨到的。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巨變”向世人證明了哈耶克經濟思想的獨特魅力。他強調市場機制的確立以促進競爭、優(yōu)化資源配置，并強調法治在確保公正競爭中的作用，特別是在我國不斷加強立法，推行法治，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機制建立、推行過程中顯得更為重要;哈耶克認為計劃經濟會導致政治獨裁、倫理道德淪喪、社會對立和經濟畸形等問題的分析，也對目前許多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有很多借鑒意義;他對加強競爭、防止過分的公平，也是我們在推行諸如優(yōu)勝劣汰、擇優(yōu)上崗等具體改革工作可以借鑒的。

固然，哈耶克批判計劃經濟，在今天看來還有很多不足。但是，對于納入經濟全球化的各國，特別是對于中國來說，哈耶克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和對計劃經濟批判的思想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比較

1949年到1956年毛澤東和黨中央規(guī)劃并實施了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間最為典型。這是一種“強計劃”與“弱市場”相結合，以計劃為主導的商品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片面理解，我國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場調節(jié)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重新重視發(fā)揮市場調節(jié)的作用，特別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經濟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經過幾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理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雖然是針對我國不同的歷史階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國實行多種所有制基礎上的，都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管理與調控，都提出要發(fā)揮市場調節(jié)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復歸。因此，進行兩種理論的比較，分析二者的異同，對于澄清模糊認識，借鑒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理論及其有益的實踐經驗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會有很大幫助。

一、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澤東就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要在國家主導之下發(fā)揮市場的作用，“容允自由貿易，但國民經濟由我們操縱”。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了這樣的論述：“國內的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國……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和發(fā)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也不是如同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那樣被限制和縮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國型的�！泵珴蓶|的這一思想體現在了《共同綱領》中：“在國家統(tǒng)一計劃內實行國內貿易的自由�！蓖瑫r，毛澤東認為，國家主導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經濟活動，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文件時寫道：“國民經濟的組織性與計劃性必須嚴格地限制在可能的與必要的限度以內，并且必須是逐步地去加以實現，而決不能超出這個限度，決不能實行全部的或過高程度與過大范圍的計劃經濟�！�(在這里，他將“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嚴格地區(qū)分開來)建國以后，他提出，“除鹽外，適當劃分范圍，不要壟斷一切。只能控制幾種主要商品(糧、布、油、煤)的一定數量，例如糧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在實踐中采取了直接計劃、間接計劃、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多樣化的經濟管理形式。對國營企業(yè)實行了直接計劃，即國家直接管理企業(yè)的產供銷、人財物；對合作社和部分私營企業(yè)實行了間接計劃，即通過實行有關的經濟政策，確立利潤和收益，推行訂立合同，采取加工訂貨、通過包銷、經銷代銷等經濟措施，把他們的經濟活動引導到國家計劃的軌道；對部分私營、手工業(yè)、社員個體經營實行市場調節(jié)，但國家通過各項經濟政策，如價格、稅收、信貸和經濟手段如預購合同對其加以調控，使其經濟活動按照國家計劃方向運轉。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開始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進行新的探索。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商品經濟”，十三大提出“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tǒng)一的體制”，十三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fā)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黨的十四大根據鄧小平關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qū)別的論斷，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們黨在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的突破，******在十四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么樣的目標模式，是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敝�后，他又進一步指出：“要使我國經濟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須充分發(fā)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要看到，市場也存在著自發(fā)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一面，國家必須對市場活動加以正確的指導和調控�！薄皣�家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二者是統(tǒng)一的，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促進的�！�******的這些論述是對計劃與市場有機統(tǒng)一的深刻闡述，不僅是我們所要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重要歷史啟示之所在。

從上述兩種理論關于市場與計劃的關系的論述可見，兩種理論都認為：經濟運行應當發(fā)揮市場機制的基本調節(jié)作用，但市場調節(jié)具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應當強調政府對經濟的調控的必要性。市場的自發(fā)性、盲目性，需要通過具有自覺性、事先性的計劃來彌補，把計劃和市場兩者結合起來。另外，不論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還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保證國民經濟在全社會范圍內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財力進行重點建設，也需要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但是兩種理論在計劃與市場兩者發(fā)揮作用的范圍和結合的方式上，體現出差異。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的范圍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義經濟大得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作用范圍覆蓋全社會，甚至要擴大到世界市場。不論什么經濟成分，一切經濟活動都要處于市場關系之中，所有企業(yè)作為市場主體都擁有商品生產經營的全部權力；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條件下，市場調節(jié)基本限于國內市場，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經濟成分范圍之內。國營經濟基本上處于國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計劃控制之下，流通領域的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也實行集中統(tǒng)一的計劃管理，合作社經濟和部分私營經濟處于半市場調節(jié)，只有部分私營、手工業(yè)、社員個體經營的市場調節(jié)發(fā)揮比較充分。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yè)，國營企業(yè)由國家直接經營，并不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不能稱之為完整意義上的企業(yè)，合作社經濟、甚至部分私營經濟生產經營權也是有限的。

第二，計劃與市場的結合方式存在差異。新民主主義市場與計劃的結合從橫向看是在同一層面分別采取直接計劃、間接計劃、市場調節(jié)，帶有“板塊式、拼盤式”形式的結合，縱向看又是國家強有力的計劃控制與市場調節(jié)的結合，而這種計劃更多地帶有微觀計劃的成分。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市場與計劃各有長短，計劃長于宏觀、短于微觀，市場長于微觀、短于宏觀，計劃發(fā)揮作用的范圍是在宏觀領域，市場發(fā)揮作用的范圍是在微觀領域，二者是一種優(yōu)勢互補、揚長避短的內在的有機結合。

二、關于政府調控手段

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理論將計劃調節(jié)方式區(qū)別為以行政手段為主的直接計劃調節(jié)和以經濟手段為主的間接計劃調節(jié)。直接計劃調節(jié)主要適用于國營企業(yè)和供銷合作社等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的部分。間接計劃調節(jié)適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換關系基礎上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yè)和小商品經濟的計劃管理。間接計劃調節(jié)又分為兩種手段：一種是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存在的自由市場活動，以吞吐物資、調整貨幣流通量等經濟手段進行間接調節(jié)，目的在于促進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這時計劃調節(jié)主要作用于宏觀經濟層面，自發(fā)的市場機制仍在起基礎調節(jié)作用。另一種則借助加工訂貨、統(tǒng)購包銷等方式實行，直接作用于微觀經濟層面，它以消除市場機制的自發(fā)調節(jié)作用為目的，此時基于供需狀況并調節(jié)供需狀況的自發(fā)的價格機制、競爭機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應當以間接手段為主，更多地運用經濟的和法律的辦法”，“同時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間接調控就是以市場為媒介，建立以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的機制。經濟的辦法包括宏觀經濟計劃、經濟杠桿、財政金融和產業(yè)經濟政策等。法律的辦法是依靠一整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法律體系來規(guī)范市場主體的行為。******認為，之所以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鑒于在目前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由于多種因素，經濟和法律的辦法的調節(jié)一時還難以完全到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大量秩序混亂的問題是由于行政行為導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體制也需要通過行政手段來保證經濟手段正確、有效地實施，因此暫時還不能沒有行政手段。

比較可見，在政府調控手段上雖然兩者都有經濟計劃、經濟杠桿、經濟政策等手段，但各種手段的運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政府調控除了間接的宏觀調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對微觀經濟層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濃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要是宏觀調控，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經濟手段調控的目的是合理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搞好經濟發(fā)展預測、總量控制、重大結構調整和生產力布局，按既定的社會經濟發(fā)展目標的要求引導、調節(jié)企業(yè)在市場中的生產經營活動，保證和實現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這種手段是面向市場而不是直接面對企業(yè)的，政府部門一般不直接干預企業(yè)的生產、經營的具體事務，其中：經濟計劃的重點是中長期計劃和遠景規(guī)劃，它是宏觀的計劃而不是微觀的計劃，是指導性、預期性的計劃而不是指令性計劃；經濟政策是以財政、貨幣、產業(yè)政策為主，更是一種宏觀的、間接調控辦法。而新民主主義經濟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圍內。

第二，新民主主義經濟由于調節(jié)經濟活動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調控手段很少應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制的經濟，所有的生產經營活動都按照一套法規(guī)體系來運行，整個經濟運行有一個比較健全的法制基礎，按法律確定的權利、責任和義務關系，調整國家、企業(yè)、個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維護市場競爭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義政府的調控對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調控手段不同，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各種手段面向整個社會經濟，各種所有制在宏觀調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理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異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種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國初期采取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和現階段采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共同原因。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合作社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形態(tài)，國營經濟與其它經濟形態(tài)之間以及其它經濟形態(tài)之間經濟運行直接或間接地運用市場規(guī)律，采取商品經濟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義經濟面臨著向社會主義經濟轉變的歷史使命，同時又需要完成建國后國家財政經濟的恢復、實現國家的工業(yè)化、避免商品經濟的盲目性和不法私營資本家的投機，必須建立強有力的國家對經濟的計劃管理，因此采取了“強計劃”與“弱市場”相結合，以計劃為主導的商品經濟體制。計劃與市場的這種結合方式，能夠較好地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xiāng)互助、內外交流”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四面八方”政策。與新民主主義經濟相類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存在，產生了市場主體多元化，決策分散化，必然要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而市場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會主義又要保證社會生產的按比例發(fā)展，實現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要健全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觀調控下，計劃與市場內在有機結合，使市場發(fā)揮基礎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二，兩個階段面臨的主要任務不同。新民主主義經濟采取“強計劃”與“弱市場”相結合的經濟體制是與我國建國初期盡快恢復國民經濟、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實現工業(yè)化的戰(zhàn)略相適應的。這個時期，我國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經濟總量很小，社會經濟結構和利益關系也比較簡單，資金、物資、技術、資源緊缺，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了嚴密的經濟封鎖和禁運，這種強計劃的經濟體制安排發(fā)揮了政府替代市場的作用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yōu)越性，有效地實現了資源和資本的集中，解決了資金、物資、技術、資源緊缺的難題，在較短的時期辦成了主要依靠市場辦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時間和代價才能辦到的事情，恢復了國民經濟，奠定了重工業(yè)的基礎，加快了落后大國的工業(yè)化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的任務是要實現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建國30多年國家經濟總量增大，社會經濟結構越來越多樣化和復雜化，對外開放也不斷擴大，原有的大一統(tǒng)的計劃經濟體制越來越暴露出其在資源配置和企業(yè)運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而市場經濟是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的必然形式。隨著我們對社會主義經濟仍然是商品經濟認識的不斷深化，從1984年起我國開始探索經濟體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進。

第三，對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關系的認識不同。新民主主義經濟是為實現社會主義做準備的過渡性經濟。由于毛澤東承襲了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的認識，在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中更多地加強了計劃的作用，特別對于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和半社會主義性質的流通領域的合作社經濟采取了直接的計劃控制方式，在國營企業(yè)實行了政企不分的國有國營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解放思想，打破傳統(tǒng)習慣和主觀偏見的束縛，認識到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不可逾越的階段，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劃分經濟制度的標志，大膽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因此，兩種理論對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關系的不同認識導致了兩種相反的結果：建國初期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很快過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后，又對這一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進行了革命性的變革，建立起與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有共同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四，對于發(fā)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的手段認識不同。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要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優(yōu)先發(fā)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營經濟是重要的條件。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對國營經濟采取了計劃經濟式的管理，對流通領域的合作社經濟也基本如此。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認為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必須始終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fā)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但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要通過公有制企業(yè)走向市場、自主經營，在與其它企業(yè)平等競爭中，不斷提高其競爭力來實現。因此，在市場機制和國家宏觀調控面前，各種所有制一律平等，沒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范文第4篇

關鍵詞：合同市場　內生　社會化聯合計劃

一般地，人是有意識的動物，計劃就是人類活動的本性�；蛘哒f，自發(fā)性必將向計劃性發(fā)展，自發(fā)性只是人類意識和計劃發(fā)展過程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這意味著，從長遠看，傳統(tǒng)的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它的盲目自發(fā)的市場調節(jié)－－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具有過渡性質�？偟膩砜矗�人的活動，包括經濟活動是有目的的，計劃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從這一角度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們將得到新的啟發(fā)。例如，我們就會發(fā)現，自發(fā)調節(jié)的商品市場經濟（經典的市場經濟）在人類上原來是很短暫的現象，它不過是從經濟向社會化計劃經濟發(fā)展的中介或過程。商品市場關系的確與私有制有著內在聯系，因此，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向社會聯合計劃經濟的轉變，私有制和商品價值關系也日益解體，出現了一種超越商品經濟的“訂貨經濟”。等等。

一、市場既是經濟調節(jié)機制，也是一種基本的制度形式

過去，人們是將計劃看作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而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F在，人們普遍同意計劃和市場不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即兩者都是經濟調節(jié)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認為，這個并未就此簡單地解決了。一般來說，計劃指主體的有意識的控制，而市場是一種自發(fā)調節(jié)，反映了有關主體的不自覺狀態(tài)。從這一點來看，在有限范圍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是一種計劃經濟。但是，原始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和奴隸、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其實是有重大區(qū)別的。因為，前者的計劃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動，而后者的計劃實際上只反映了少數統(tǒng)治者的意志和行動。另外，自然經濟中的計劃控制的范圍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種計劃經濟，通常所說的計劃經濟是指現代國家的計劃控制。盡管如此，我們也不難發(fā)現，至今的國家計劃仍然還只是少數人的意志的直接體現，雖說大多數普通市場主體的意見也可以供少數人作決策時，但決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動權在少數人手里，廣大市場主體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計劃決策者。這就是說，與原始社會相類似的能夠直接體現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計劃還沒有出現過。這也意味著，國家計劃經濟中包含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依附關系。所以，我認為，傳統(tǒng)國家計劃是封建關系的現代形式，即使是國有制基礎上的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果它在社會生活中直接居統(tǒng)治地位，也難免演變成一種封建性的“特權所有制”（孫冶方語）和“計劃統(tǒng)治”。

以賣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雖然每個生產者是自主決策的，但在生產者不能把握產品能否賣出去的情況下，就只能聽憑客觀經濟的擺布，即由市場調節(jié)。在這里，人與人的關系以物為中介，直接依附關系不存在了，與經濟分離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場無疑反映了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經濟關系形式。從這一角度看，市場是有利于人的自由發(fā)展的一種經濟制度形式。

由此觀之，經典的計劃經濟和經典的市場經濟所反映的生產關系性質和類型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調節(jié)方式，也決定了一種直接的依附關系，則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調節(jié)方式，也決定了一種平等的自由聯合關系，計劃與市場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

但是，計劃和市場本身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有一個發(fā)展過程。從歷史發(fā)生學上看，分工－商品生產－私有制是一個有著內在聯系的互動鏈條。馬克思認為，分工是商品生產產生的原因，而商品生產的發(fā)展又極大地促進了分工的發(fā)展，從而使原始共同體日益解體，私有制得以產生和發(fā)展，最終則是以機器大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大分工和徹底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出現。從這一點看，如果我們不是表面地、錯誤地將私有制看作僅僅是人對物的占有關系，而是將它的本質看作是復雜的生產關系體系的話，那么，就應該看到傳統(tǒng)商品市場與私有制、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確是有內在聯系的，更具體地說，私有制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商品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發(fā)達體系。

可以這樣認為，從一般的意義上來看，市場意味著某種平等關系的建立，而從具體的意義上來看，作為經典市場經濟的傳統(tǒng)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本質上所包含的是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資本在市場中追逐獲得平均利潤，而資產階級的國家則維護著這種私有制——資本的共同利益）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要求在所有的勞動者（他們同時也是所有者）之間建立平等協(xié)作關系。由此看來，市場作為一種基本的經濟調節(jié)機制，同時也是一種比所有制更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種形式上的自由平等關系。我們不難看到，現代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經典的市場經濟。如現代市場經濟中，按合同組織生產，各行各業(yè)的主要壟斷者發(fā)展了新型的資本聯合關系，實際上從市場中已內生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聯合計劃”［1］，從市場角度看，這也可看成是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它更大程度上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巨大破壞作用，為生產力和人的進一步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新的條件。二、市場的化計劃性突出表現為訂貨系統(tǒng)日益發(fā)達

二戰(zhàn)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再未出現大的危機，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出現了超越傳統(tǒng)商品市場調節(jié)的新型計劃控制的結果，這種新型計劃是以眾多的自主聯合決策為基礎的，我稱之為“社會聯合計劃”。我們知道，經典的商品生產中，一般是在優(yōu)勢資源的基礎上組織生產經營活動，形成產品優(yōu)勢并在競爭中獲勝，是資源導向型。早期階段基本上是賣方市場，生產出來的產品要賣出去還不會有什么太大的。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豐富，賣方市場逐漸向買方市場轉移，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的風險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資源導向型的經典商品生產出現了危機。最終，危機迫使廠商改變生產經營策略，一開始就將需求和市場放到戰(zhàn)略高度來考慮，生產程序變成了先“跑市場”，簽訂各種合同，再根據市場和訂貨情況組織生產經營和決定進一步的新選項目、投資和資源開發(fā)活動。所以，現代市場是市場導向的。例如，寶鋼的生產計劃95% 以上都有合同和銷售方向，而且生產組織的節(jié)奏由過去的半年一次訂貨、按季度考核合同，縮短為雙月訂貨，按月組織生產，更能適應市場的變化。這種變化可稱之為經濟合同化[2]。

與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節(jié)都放長假，促進“假日經濟”，擴大內需。一開始，全國各大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場面，忙煞苦煞也樂煞。而“國慶”節(jié)也放長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區(qū)作好了接待的充分準備，卻出現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區(qū)。原因是人們的預期國慶節(jié)也火爆，許多人不堪忍受擁擠的旅行之苦，放棄了湊熱鬧趕假期旅游的計劃。這也說明企業(yè)缺乏市場調研憑主觀經驗決策的不可靠，是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的。不得已，國家旅游局決定出面搞一個信息預報系統(tǒng)。同時坦言，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最終來說，還得靠企業(yè)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發(fā)達國家，企業(yè)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務，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時間，什么路線，乘哪一次車轉哪一次車，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間房和在坐哪一個座吃飯等等一些細節(jié)，都是預訂好了的，這樣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務。因此，服務產品也具有“訂貨生產”的形式了。

再如期貨市場、期權市場的發(fā)展。一般認為，期貨交易并不涉及到實際貨物的所有權轉讓，而是轉讓與這種所有權有關的價格變化的風險。它被看成是期貨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認為，期貨交易遠不只是轉移風險，而且降低風險。因為標準化合同的交易過程也是參加交易的眾多廠商在共同修改和調整它們的生產經營計劃及它們的復雜關系的過程，而國民經濟計劃也在它們相互之間的復雜關系的調整過程中相應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調整。表面上看，宏觀計劃的這種調整過程是自發(fā)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決策，在進行模擬，則具有事先的預見性，從而大大降低了整個經濟運行的風險。如果限制投機者的參與，期貨交易降低風險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對于個別廠商來說，在商品價格變動時做套期保值交易（對沖交易），平衡價格偏差和轉移價格風險。生產者能通過期貨市場穩(wěn)定其原材料的來源和價格。而就國民經濟整體來說，在期貨市場交易中，所有的交易價格都是由買賣雙方公開競價來決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機會在其現有的供給或需求的情況下，以其認為最適當的價格來成交。因此期貨交易反映出許多買賣雙方對、三個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關系和價格走勢的綜合觀點，也反映了一種真正社會化的計劃調節(jié)過程。從世界范圍內期貨市場發(fā)展的實際情況看，利用期貨市場作套期保值的生產者的收入比不這樣做的人更穩(wěn)定。他們既不獲得最高利潤，也不獲得最低利潤。期貨市場為其提供了穩(wěn)定的收入，而且使他們能減少銷售成本而取得市場競爭優(yōu)勢。從宏觀上看，則是整個經濟體系更加有序和平穩(wěn)，有利于避免破壞性的嚴重經濟波動和危機。

三、企業(yè)成為社會化計劃的基本主體與合同市場

從經濟計劃本身來看，它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原來，國民經濟計劃，即所謂總量平衡、比例、結構、協(xié)調發(fā)展等等，并不是一種獨立于勞動者和企業(yè)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眾多勞動者和企業(yè)相互之間復雜的聯系總和之中，而一當他或他們進行相互談判、協(xié)商并聯合作出決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將其合作關系正式確定下來之后，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也就相應落實下來了。而這樣的計劃，顯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實地收集到各種經濟信息，作出的聯合計劃也更能兼顧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及時修改的聯合計劃。這意味著，在經濟合同化的發(fā)展中，眾多的企業(yè)日益成了經濟計劃的主體，而且，市場本身（一切經濟主體互為市場，這是大市場；而作為專門場所的市場則可稱之為小市場）日益成了眾多企業(yè)通過相互談判、協(xié)調、簽訂和修改合同的場所，在這里，期貨市場則可看作是企業(yè)相互交換合同從而調整經濟計劃的場所、體制。由此可見，現代市場經濟已發(fā)展成為一種以眾多企業(yè)的自主決策為基礎的、通過面向市場的經濟合同來實現的新型社會聯合計劃。

顯然，經濟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產直接社會化的程度，也是經濟計劃化的程度，我們應該轉變“計劃觀”。傳統(tǒng)的計劃觀是以傳統(tǒng)的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的唯一主體是國家，計劃的方式和過程是由國家計劃部門收集各種經濟信息進行處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統(tǒng)一安排。這種計劃體系在經濟發(fā)展水平較低、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的條件下，應該說不至于出現嚴重問題，在一定時期，甚至它能集中調度有限的寶貴資源而發(fā)揮出最佳效率。但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及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來了。因為這種統(tǒng)一計劃難以很好兼顧、協(xié)調不同勞動者和不同企業(yè)之間方方面面的具體情況、特殊要求和利益，國家計劃就難免逐漸變成脫離復雜多樣的客觀經濟聯系的主觀命令。實施“抓大放小”戰(zhàn)略后，國家直接干預企業(yè)的領域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真要搞好國民經濟計劃，就不能單靠國家，還要依靠廣大的勞動者和企業(yè)。因此，傳統(tǒng)的計劃觀和計劃方式就不適應了，而要樹立新的計劃觀和采用新的計劃方式，這種新的計劃觀以勞動者（聯合勞動者）和企業(yè)（勞動者最基本的自主聯合體形式）為重要的計劃主體，把勞動者、企業(yè)相互之間直接的協(xié)商、談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計劃的過程，把他們或它們相互之間簽訂的合同的總和看作計劃的基本形式和計劃的落實，而把交換合同的期貨市場等看作是社劃的調整過程與機制。特別是，當我們最終確立以非國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時[3]，也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以社會化企業(yè)為主體的計劃觀。

為方便廣大勞動者和企業(yè)作為聯合主體共同制定聯合計劃，就必須為他們直接面對面進行協(xié)商、談判、簽訂合同和制定各自開放性的企業(yè)計劃創(chuàng)造條件。我認為，一是要大力發(fā)展互聯網，從長遠來看，這上點是極為重要的，是經濟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設置專門場所，全面建立一種合同市場[4] ——眾多經濟主體（主要是企業(yè)）共同制定社會聯合計劃的市場體系。近年層出不窮的各種形式的“洽談會”、“博覽會”和所謂“文化搭臺、經貿唱戲”的這節(jié)那節(jié)”，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場的初級形態(tài)或雛形，相當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著自發(fā)性，位置不固定，開放時間短和周期長（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幾天）等局限性，遠遠不能適應越來越多的企業(yè)相互選擇和優(yōu)選直接發(fā)展合作關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國家要進行干預和加強管理，不僅要統(tǒng)一規(guī)劃和布局，好好選育一些條件好的“會”、“節(jié)”開辟為位置固定、長期開放的合同市場；而且，要盡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級層次和不同專業(yè)分工特點的合同市場體系，為計劃轉型提供條件。同時，國家對企業(yè)等經濟主體所簽訂的合同可以進行規(guī)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業(yè)有占多大比例的產供銷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許組織重大項目的投資開發(fā)和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否則，可責令暫停生產經營或轉產等。在此，國家的直接干預是明確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據是企業(yè)所簽訂的合同是否達標。當然，不同部門、行業(yè)和生產的特點的企業(yè)，應區(qū)別對待，制定不同的標準。

如果這種合同市場是一種合同生產市場的話，那么期貨、期權市場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場。

我們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有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正向社會聯合的新型計劃經濟發(fā)展的本質和趨向，才能自覺地建立以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系或以市場聯合計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新型計劃經濟體系。我認為，這種聯合計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主體和基礎，其中，大公司對市場的控制是一個核心，抓起來的國有企業(yè)那一塊，則基本上仍可在傳統(tǒng)計劃系統(tǒng)范圍內操作，它將是計劃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個層次的基礎上，有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戰(zhàn)略計劃。實際上，大量的中小企業(yè)、壟斷性大企業(yè)、國有企業(yè)和國家四類主體是各有其活動范圍和適應范圍，各司其職，則較好的維護國民經濟的良好運行。

四、化計劃（訂貨市場經濟）中的文品生產、價值淡化和市場化

由于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的，人與人之間直接協(xié)作關系也就得到發(fā)展，于是，反映人與人之間間接協(xié)作關系的傳統(tǒng)商品價值關系也必然出現消解的趨勢和因素，新的生產關系則日益發(fā)展起來，不過它不是傳統(tǒng)計劃經濟中的那種產品生產，也不是傳統(tǒng)市場經濟中的那種經濟商品。

在這種訂貨生產形式中，價值形式或價格的經典含義發(fā)生了變化，越來越只具有計量各種直接勞動的作用和性質，特別是日益重要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由于它不存在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對其貢獻仍需用價值或價格來衡量，這實際上是一種預期價值［5］。企業(yè)活動不僅是一種產品的交易，也是一種文化交流、傳播和知識創(chuàng)新活動（內生增長更強調這一點），表達出人的感情、企業(yè)的商譽和創(chuàng)新能力，因此，經典的商品就被包裝和提升為一種“文化品”，商品生產也就轉化為“文品生產”。文品生產是按合同訂貨來組織生產的，形成一種具有社會化計劃性質的訂貨市場經濟。

在這種生產形式中，價格不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反，各種非價格因素，特別是相互合作關系－－合作時間的長短、合作的規(guī)模和程度以及信譽－－等等因素，日益產生重要的影響。價格是可協(xié)商的合作價格，企業(yè)通過相互談判分享合作帶來的好處。特別是對于那些大公司來說，對市場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們對市場價格起著領導和示范作用，獲得比較穩(wěn)定的和較高的收益，這有利于它們保持較高的投入和技術進步，也有利于市場的穩(wěn)定，并有利于保證其他中小企業(yè)從可能爆發(fā)的惡性價格競爭中擺脫出來。

在此，我們也不難發(fā)現，與商品生產相比，“文品生產”不只是內涵上的變化，也是社會關系性質上的變化。這就是傳統(tǒng)價值關系的淡化。不少論者對“勞動價值論”表示懷疑，有的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效應價值論”，或者將生產勞動推廣為所謂“社會勞動價值論”，以之補充、修正甚至替代勞動價值論。在我看來，這些觀點并無新意，多是重彈老調。其錯誤在于，它不知道商品價值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也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商品價值關系已經淡化、趨向解體的事實，而是企圖將其永恒化。相應地，也就不知道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是重復勞動價值論）本來是一種歷史理論這一根本性質。所以，我認為，正確的說法是，勞動價值論所反映的客觀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在這種關系趨向解體的現代經濟條件下，反映這種關系的勞動價值論也趨向于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但這并不能否定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勞動價值論本身是的、正確的，存在什么理論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補充或修正。正如關于原始社會的理論一樣，原始社會已經進化到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已經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有關原始社會的理論存在局限性、是錯誤的，而只能說它是一種反映歷史存在的歷史理論（當然，對原始社會的認識可以深化，會有改變，這是另一個）。

許多人在批判市場經濟、市場調節(jié)的缺陷時，其實也是針對傳統(tǒng)商品市場及其“事后調節(jié)”的；而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合同化”及與其相聯系的“事先調節(jié)”的事實。這種情況反映了理論的落后性。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因素的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現代企業(yè)組織結構發(fā)生新的變革，這就是“企業(yè)的市場化”。如西方新出現的所謂“企業(yè)重組”。企業(yè)重組將過去那種建立在部門職能分工基礎上的等級化組織結構日重構成以任務作業(yè)流程為基礎的靈活性更強的扁平化結構。在這種新的企業(yè)組織結構中，任何部門、單元甚至勞動者個人均可直接參與市場合作，簽訂合同，根據合同組織項目小組（組織者成為“項目經理”），聯合企業(yè)內外有關部門和人員，負責與該項目有關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這意味著企業(yè)內部通過相互協(xié)商、談判和進行相應的“經濟核算”來實現協(xié)作的可能性和機會增加了，有的企業(yè)甚至在企業(yè)內部設置自己的勞動力市場、物資采購市場、信息技術市場，企業(yè)也市場化了，或者說企業(yè)管理出現了模擬市場運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鋼，實行“模擬市場價格、成本否決”的管理改革，即意味著在車間、工段、班組甚至在勞動者個人之間進行市場化的等量勞動相交換關系的核算，也反映出類似的變化趨勢。

一方面是市場聯合化、計劃化，另方面是企業(yè)內部關系靈活化、市場化，企業(yè)和市場的界限也就相對化、淡化了，這正是現代企業(yè)和現代市場發(fā)展的特征，也是社會化的公有化和聯合計劃的共同演進過程的反映。

總之，隨著現代市場經濟中直接合作關系、經濟合同化及事先調節(jié)因素等等的增長，一方面，我們應該認識到價值作用的變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價值形式或價格來對種種特殊勞動及其所創(chuàng)造的使用價值的質與量的評價和計量絕對市場價值化，從而正確對待一切有益勞動和勞動者，特別是不斷發(fā)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產勞動（科學勞動、勞動和社會管理勞動等）。另方面，還應認識到價格、完全的自由價格并不存在，價格形成日益具有聯合計劃價格（基于預期價值）的性質，具有“預期均衡”的性質。

注釋：

1朱正國：市場經濟——計劃化商品經濟階段，亞太經濟時報1996年8月6日；

2同上：應建立社會主義“合同市場”，廣西教育學院學報 1996（3）；

3同上：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新論，南方經濟，1996（10）；另見：產權結構重心轉移和社會主義勞動股，學術研究，1996（6）。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范文第5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特征；公有制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發(fā)展過程和確立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人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經濟理論研究也趨于活躍。在這個時期，經濟學界開展了多方面的大討論，出現了改革國家所有制、發(fā)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念主張。但當時“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的觀點還占統(tǒng)治地位，經濟理論的整體突破還沒有完成，代表者有李震中和姚耐的“計劃經濟說”：還有的學者認為商品經濟子虛烏有，代表者有張理智；正因如此，1978年之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這就突破了傳統(tǒng)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最大的，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前提條件和基礎。

從1992年開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和實踐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fā)展時期。以1992年“南方講話”為標志，“三個有利于”觀點的提出，進一步解放了人們思想，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取得長足的進展。黨的十四大根據鄧小平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精辟論斷，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人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由此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作為經濟機制，它的基本特點或內在要求，就在于通過運行的自主性、平等性、競爭性和有效性來配置資源。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它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下發(fā)展市場經濟，而不是說市場經濟本身具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性質的區(qū)分。市場經濟是由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和不同利益關系決定的一種經濟形式，它有自身的規(guī)定性，這種規(guī)定性是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下市場經濟的共性或一般性；而不同的社會制度條件，使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具有不同的特點，表現為市場經濟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的特殊性。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市場經濟，必然受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呈現獨特的基本特征。

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鄧小平同志曾說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fā)展方面的差距”。而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在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實際上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保證。生產資料為誰所有，誰就可以支配財富為誰的利益生產。恩格斯認為“如果說財富包含了對人的支配，那它主要地，幾乎完全地是依靠和通過對物的支配來進行對人的支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生產關系的重要基礎。如果在理論上淡化公有制，在實踐中不堅持公有制這個基礎，社會主義就將成為一句空話。當然，在現階段，“公有制為主體”要摒棄越大越公越純越好的觀念。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經濟中的公有成分等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僅要體現在數量上，更重要的是質量上具有競爭力、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

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fā)展的水平低，發(fā)展又很不平衡，客觀上要求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而且，非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有著天然的聯系，如產權清晰、機制靈活、適應性強，能在經濟發(fā)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因此，必須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有更大更健康的發(fā)展，使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三、以計劃指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傳統(tǒng)觀念認為，社會主義是公有制、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是私有制、市場經濟。因此，我國在1956～1978年間，一直把非公有制、市場經濟視為異己力量，對之進行排斥打擊。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事實上，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短短的20多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多年來，我國經濟平均增長率9.5％，高于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速，也高于發(fā)達國家的增長速度，為世界經濟發(fā)展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歷史奇跡。

計劃和市場具有各自的優(yōu)勢和長處，也有各自的局限和短處。計劃調節(jié)的優(yōu)勢范圍主要在宏觀領域，能有效地對經濟總量進行控制，但對微觀經濟活動難以發(fā)揮有效的調節(jié)作用；市場調節(jié)的優(yōu)勢范圍主要在微觀領域。能有效地激發(fā)經濟主體的活力，但對經濟總量的平衡、宏觀經濟結構的調整、生態(tài)平衡和環(huán)境保護等的調節(jié)顯得無能為力。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確切地證明，克服市場經濟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tài)的根本手段，就是計劃，而不是不能與計劃相提并論的宏觀調控。只要社會主義不以盲目無序的市場經濟為追求，那就不能不要計劃。只要摒棄計劃，不論市場體系多么發(fā)達，市場機制怎樣健全，市場經濟就總是脫不了盲目與無政府狀態(tài)，因為它只有一只“看不見的手”。脫離計劃的市場經濟，是沒有資格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中，市場與計劃各有其客觀上的地位和作用范圍；前者是基礎性的，后者是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這兩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定發(fā)生的合理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市場與計劃互為補充，互為依賴；(2)市場以計劃為指導，計劃以價值規(guī)律為基礎，二者相互滲透；(3)微觀經濟活動靠市場。宏觀經濟活動靠計劃。上述關系或關系類型，既不具有相互對立與否定的性質，也不具有先后繼起性。這些關系，構成了市場與計劃關系的內涵。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在宏觀計劃的主導之下把宏觀計劃與市場機制有機的結合起來。使企業(yè)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與國家的長遠的、整體的利益結合起來，并使前者服從于后者。那種認為市場機制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只要充分發(fā)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就能使國民經濟持續(xù)、快速地發(fā)展，即使需要有計劃也只是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才讓其發(fā)揮補充的作用，從而把市場凌駕于計劃之上的看法，從根本上否認了計劃對國民經濟發(fā)展的主導作用，抹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

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qū)別。

四、以達到全民的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與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必須形成生產無政府狀態(tài)，兩極分化，需求不足，周期性經濟危機。失業(yè)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伴侶和必要條件。

達到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和最基本的追求，因而也必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白罱K達到共同富�！�，用“最終”來說明“共同富�！钡臅r段性和目的性。市場經濟能夠促進生產力更快發(fā)展，有利于增加財富，有利于共同富裕，同時必然帶來兩極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我國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以致從某種文化的事實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市場經濟目前顯現出來的功能和作用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還具有相似性。嚴格和徹底意義上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具有共同富裕的內在特征，并能實現它。能夠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國市場經濟真正充分地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因而也是它區(qū)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所在。

實現我國市場經濟成為達到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的思維有兩種：一是用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市場經濟本身，如增強和擴大公有制經濟，防止私有化和私有制經濟的蔓延；啟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市場機制、計劃機制，使二者相協(xié)調，追求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二是市場經濟外部采取措施，如運用完善的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減緩和減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

除上述之外，我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這個大家庭中農民是占有絕大多數的。因此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尤其要關注農民，農民作為市場主體遠比其它任何市場主體都大。發(fā)展市場經濟使人民共同富裕，其重點、難點和核心就是使農民逐步富裕。從我國實際出發(fā)，使農民通過市場經濟走向富裕，根本在于如下兩點：堅持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使自然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發(fā)達的交通、通訊和社會化流通體系，把浩如海水而又分散的農民同整個國民經濟聯結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五、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政治保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當前是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F在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領導經濟建設就是黨的中心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