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牌的起源，以往在世界上有過不同的意見。法國學(xué)者認(rèn)為是法國卻爾斯六世在位的1392年發(fā)明的，比利時學(xué)者則提出他們要比法國玩紙牌早，而瑞士一位僧侶的文件，卻記載著1377年時紙牌在瑞士已非常風(fēng)行了……近年來，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橋牌最初起源于中國唐代的“葉子戲”這一觀點，已被越來越多的中外學(xué)者所接受。

其主要依據(jù)是從“葉子戲”和牌的形制和打法一致上來斷定的：

中國的“葉子戲”是以天文歷法為基準(zhǔn)，牌分四類，“以象四時”，西方的橋牌也有類似說法，四種花色象征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西方橋牌共52張，而“葉子戲”在明代就已經(jīng)明確分為40張了，清代則產(chǎn)生了60張一副，四人共打的紙牌樣式。

特別是斗葉兒時，喚作“發(fā)張”，以大小較勝負(fù)，牌未出時都反扣著，不讓他人看見，出葉兒后，一律仰放，斗者以所仰之葉測未出之葉，以施斡運(yùn)，這簡直是和橋牌中打法相差無幾了。至于“葉子”與橋牌的圖像，都是以人物形象為主。形狀，“葉子”與橋牌均為長方形……總之，從門類、張數(shù)、花色及對牌義的解釋來看，“葉子戲”和橋牌都是非常相像的。

倘若追溯這一驚人的相似之處的源頭的話，則要從中國的唐代說起。因為目前國內(nèi)外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紙牌的前身“葉子戲”的記載，即人們都非常熟悉的那條史料，出自唐人蘇鶚《同昌公主傳》：

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

為了玩“葉子戲”，公主竟讓人掌上珍貴的“夜明珠”來照明，以通宵酣作，這反映出“葉子戲”是相當(dāng)吸引人的。在唐代以后的鄭樵所編的《通志略》中，還有四種“葉子戲”著錄，其中《擊蒙小葉子格一卷》，注明為唐五代李煜妃子周氏所撰。這確鑿地表明“葉子戲”在唐代中后期有很大魅力，也是很時髦的。

唐代“葉子”的真面目究竟怎樣?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曾認(rèn)為：唐代書籍用卷軸展示不易，人們便用紙制為葉子狀，上書以備檢用的稱謂、提要等�？梢哉f最初的“葉子戲”即以此為源頭。既然可以在紙葉上寫上文字，怎么不可以繪以圖形?從中國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金剛經(jīng)》卷首扉畫、唐五代后晉開運(yùn)四年(947)曹元忠所印《大圣毗沙門天王像》來看，它們都印刷得十分精美，或側(cè)面配以文字，或下面配以文字。這樣的一頁雕版印紙，可以看作是“葉子”的面目，也就是說在麻紙上印上圖像，印上文字，分為一葉一葉，可充作紙牌玩賞娛樂。

“葉子”在唐代是否傳向外國呢?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那就是唐咸通九年(868)，日本高僧宗睿返回故鄉(xiāng)時，帶回去中國經(jīng)卷、歷書、字書、韻書134部，這就使我們有理由作出這樣的推斷：有圖文的“葉子”，作為中國雕版印刷品的一種，極有可能在這個歷史階段就開始傳向海外了。

到了南宋，在臨安都城的市場上，有專門出售“扇牌兒”即紙牌的店鋪，如西湖老人《繁勝錄》所記的“行市”中就有這一行當(dāng)，可見紙牌在南宋眾多的娛樂玩具中已是有相當(dāng)可觀的獨立地位。在伎藝節(jié)目中，有藝人竟將猴子訓(xùn)練成為“斗葉猢猻”，為觀眾表演．在飲食中，也有了“斗葉”食品，而且多在年終向市民推薦的“消夜果兒”中出現(xiàn)．若不是“葉子戲”十分普及，顯然不會有這樣的社會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