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津“當河海之沖，為畿輔之門戶，儼然一大都會也”，“九州萬國貢賦之艘、仕宦出入、商旅往來之帆楫，莫不棲泊于其境，江淮賦稅由此達、燕趙漁鹽由此給�！盵1]天津三岔河口地區(qū)具有“地當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車”的空間地緣優(yōu)勢，歷史上交通便捷、漕運發(fā)達、工商輻輳、寺院祠堂云集、文教事業(yè)興盛。而衙署林立、官氣十足也是天津三岔河口地區(qū)的歷史特征之一，尤以近代最為典型，且以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直隸總督衙門為代表。這是天津清代政治經濟地位不斷抬升的顯著標志。

現(xiàn)經考證，河北影院遺址為今北馬路天隆達商廈（也稱天津眼鏡城）所在地以北[5]。而天津行館遺址即在今天隆達商廈、東北角新華書店所在地及其以北一帶。

一、天津行館的歷史沿革脈絡

1.天津行館的前身為長蘆鹽院公署

長蘆巡鹽御史署的全稱為巡按長蘆鹽課察院公署，別稱較多（以下簡稱鹽院公署）。

莽鵠立《重修長蘆鹽院公署記》載，“署后舊有射圃，在荒草中。客至較射，則取葦席以避風日。至是筑室三楹，趾三層、墻四周……予因題所居南室曰‘敬事堂’……題射圃室曰‘繹志軒’”。莽鵠立《環(huán)水樓記》載，“天津公署最后、巋然而高者，曰‘環(huán)水樓’。蓋取河流瀠繞、圍環(huán)若帶之義也�！盵7]

光緒二十五年（1899）《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載，“咸豐十年，鹽政裁缺，新設三口通商大臣，仍以為署”。[9]

2.鹽院公署改為三口通商大臣衙門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天津被迫開埠。咸豐十年十二月三日（1861年1月13日），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請，“南北口岸，請分設大臣，以期易顧也……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國在津通商，若無大員駐津商辦，尤恐諸多窒礙。擬請于牛莊、天津、登州三口，設立辦理通商大臣，駐扎天津，專管三口事務。直隸為畿輔重鎮(zhèn)，不能專駐天津。而藩臬兩司，各有專職，亦未便兼理其事。擬仿照兩淮等處之例，將長蘆鹽政裁撤，歸直隸總督管理。其鹽政衙署養(yǎng)廉，即撥給通商大臣，不必另議添設，以節(jié)經費。舊管關稅，一并歸通商大臣兼管，分晰造報。并請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一顆，無庸加‘欽差’字樣。仍準酌帶司員數員，以資襄辦。遇有要事，準其會同三省督撫、府尹，商同辦理。庶乎呼應較靈�！盵10]

但是，奕等并未料到，天津開埠之后口岸通商竟日趨發(fā)達，呈不可逆轉之勢。據其預判，“天津一口，將來辦理通商，只有進口貨物，并無出口大宗。如果日久貿易不旺，彼必廢然思返。擬仍臨時酌量情形，或將通商大臣裁撤，以省冗員。”[11]

“咸豐十年十二月間，崇厚由長蘆鹽政改授三口通商大臣”，但其“職分較卑，按照條約，并無載明通商大臣與領事交涉儀式，往來公文俱用照會平行。迨崇厚薦升侍郎，相沿已久，礙難更改�！盵12]

清同治九年（1870）八月，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三口通商大臣衙門改為北洋通商大臣衙門。

光緒十年（1884）《畿輔通志》卷一百三十《經政略?公署》載，“總督行署在天津府城外東北隅，本長蘆鹽運署。咸豐十年，設三口通商大臣，即以為署。同治間裁缺，改為總督行署（《天津縣志》）�！蔽闹小氨鹃L蘆鹽運署”一語為誤載，應為“本長蘆巡鹽御史署”所在地。[13]

3.三口通商大臣衙門改為天津行館

又據清張燾《各衙門行館住址》載，“總督行署，在河北。先為鹽院衙門，咸豐十―年裁撤，鹽政歸總督兼管，遂改為通商衙門。至同治九年，裁撤通商大臣�，F(xiàn)為直隸總督行轅，人稱‘中堂衙門’。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每年自仲春節(jié)駐津門，至十月冰凍后，輪船停行，無復往來交涉事件，即回保定節(jié)署度歲�！盵15]“中堂衙門”即天津行館別稱之一。

保定和天津遂成直隸省的兩個政治中樞和行政中心，俗稱“雙省會”。行館本指舊時官員出行在外的臨時居所。但天津行館并非臨時性的。后據袁世凱奏稱，“臣復查李鴻章移督直隸，長駐天津行館，從容擘畫�！盵16]

同治十年（1871），天津行館即獲重修，增建后，“共計房屋四百余間”[17]。當年，日使來津與李鴻章談判立約，并議訂《中日通商條約》。此后，李鴻章經常在天津行館會見各級官員、外國使臣等中外人物。

同治十二年（1873），天津大雨，李鴻章在天津行館附近建龍王廟，“親祭奠，請制水”。[18]

光緒元年（1875），李鴻章受命督辦北洋海防事宜之后，直隸總督職權已涉及整個北洋地區(qū)。長蘆鹽運使如山撰《重修天津府龍亭碑記》鐫于1877年，碑陰列有李鴻章銜名，即：“欽差大臣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賜進士出身賞戴雙眼花翎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隸總督長蘆鹽政一等肅毅伯臣李鴻章”[19]。

李鴻章居津期間，還在河北金家窯大街一帶建有公館，曾稱“中堂大人公館”，因之形成大公館胡同 [20]。

4.天津行館改為都統(tǒng)衙門

1900年7月30日，八國聯(lián)軍在天津行館原址設立殖民統(tǒng)治機構――“天津臨時政府（天津城臨時政府委員會）”。其中文名稱初為“總督衙門”，8月14日，在其第10次會議上，正式確定中文名稱為“都統(tǒng)衙門”[30]，即“暫時管理津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tǒng)衙門”，通行的簡稱為“T.P.G”[31]。

科羅斯托維茨載：“李鴻章住過的宮殿，琉璃瓦屋頂的亭臺樓閣鱗次櫛比，圓柱成行、回廊曲折。在這些迷宮似的亭臺和院落的中間，矗立著一座裝飾得很漂亮的半中半歐式的戲樓。殿與殿之間隔著鋪磚的庭院、走廊和有頂的過道。府邸受的轟擊很少，遺憾的是義和團和聯(lián)軍都曾占用過一個時期。完整無損的家具只剩下了各種雕花的太師椅，鑲嵌在上面的一些花飾也給我們的士兵挖去了。仆役都逃散了，只留下一個看門的老頭�！盵32]

1900年9月，李鴻章從上海返津后，即“住在海防公所。這座公所是他興建來接待來津的宮廷皇族的行宮。公所里還住著從大沽陪同李鴻章來津的外交官科羅斯托維茨�！盵35] 科羅斯托維茨載：“李鴻章對我們的勞苦奔走表示謝意以后，想去看看府邸。我們走遍了所有的庭院。李鴻章坐著轎子，因為沒有鑰匙，走到那些關閉著的府門前，便只好停下來。李氏溫和地諷刺說，他看到府邸保護得很好，相信他的東西都完好無損�！盵36]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八日（1900年10月1日），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 [37]。直到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卒于北京賢良寺，李鴻章再無重返天津行館的機會。

5.都統(tǒng)衙門改為海關道衙門

津海關道始設于清同治九年（1870），由北洋通商大臣管轄，監(jiān)督津海新關、津海常關（舊稱鈔關）�！皩９苤型饨簧媸录�及新、鈔兩關稅務，仍駐天津府……凡直隸一省交涉洋人事件，統(tǒng)歸關道管理……其關防文曰：‘辦理直隸地方通商事務監(jiān)管海防兵備道’�！盵40]

光緒十年（1884）《畿輔通志?卷一百三十》載，“分巡天津津海道署，在天津府城東門外（《天津縣志》）”。光緒二十五年（1899）《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載，“津海關道兼鈔關公署，在天津府城東門外，本青州分司公署舊基改建�！�

一是《天津政俗沿革記》載，“庚子亂后，袁世凱督直，將行署移在河北今之李公祠旁海防公所，此則戊戌備作行宮者也……津海關道衙署，在東門外迤南濱河，其初為青州分司衙署，俗呼為‘北司衙門’。設海關道時，改為關道衙署。自直隸總督行署移今之李公祠旁，遂以直督行署為關道衙署�！盵45] 文中提及的直隸總督行署、直督行署、行署，均為天津行館別稱�！短旖蛘�俗沿革記》又載，“海防公所，在河北窯洼，即今之直督行署也�！盵46] 但此處所載“直督行署”，應指直隸總督衙門 [47]。

二是“北洋大臣行轅，即清德宗預備為閱兵駐蹕行宮而建造之地。戊戌政變后，慈禧幽帝于瀛臺。閱兵之禮不舉，項城奏請改行轅。而原有之北洋行轅，則為津海關道署。”[48] 文中所指“北洋大臣行轅”，為李公祠旁的海防公所，而“原有之北洋行轅”，則指天津行館。

1909年由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所編《天津志》載，“海關道衙門，本衙門在天津城北金鋼橋北，海關道（正三品）駐在此處�！盵49] 據此判斷，1909年，津海關道衙門仍設在位于“天津城北金鋼橋北”的直隸總督衙門一帶。

在1910年《天津地圖》上，天津行館舊址已被明確標注為“海關道衙門”[50]。

6.海關道衙門改為順直水利委員會會址

據此可見，順直水利委員會會址已遷入天津行館舊址辦公。這也表明，津海關監(jiān)督公署（舊海關道衙門）已于此前遷出。

7.順直水利委員會會址改為天津證券花紗糧食皮毛交易所所址

注釋：

[1]清光緒《畿輔通志》卷六十八《輿地?二十三》。

[2]總督俗稱制臺，也被下屬尊稱為制帥、制憲或督憲。直隸總督天津行館曾有督院、督轅、督院署、督憲行館、督憲行轅、督憲行臺、總督部堂行署、總督行署、總督行館、總督衙署、總督衙門、總督行在、總督行臺、中堂衙門、北洋大臣行轅、北洋行轅、通商大臣署等諸多別稱。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奏折中多稱之為天津行館。光緒戊寅（1878）八月，李鴻章有“撰于天津行館”的對聯(lián)一副，即：“憑眺俯江流，想當年采石磯邊，醉月謫仙，望古獨攜懷謝句；登臨余我輩，問此地天津橋畔，談瀛�？停�何人解草嚇蠻書”。

[4]異地重建的東風影院舊址位置，位于利民里大樓西側、天一坊飯莊北側，建筑今仍存，但已無影院功能，今分別由小南樓鞋業(yè)東風店和天一坊飯莊倉庫使用。

[9]《天津通志?舊志點校卷（上）》第989頁。

[10]原載《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七十一》，據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編輯組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

（一）》第6―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1]原載《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七十一》，據《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

（一）》第7頁。

[13]光緒十年（1884）《畿輔通志》卷一百三十《經政略?公署》又載，“長蘆鹽運使司署，在天津府城內鐘鼓樓東大街�？滴醵�十七年，運司任機〔璣〕建（《天津縣志》）”。

[14]《李鴻章全集4?奏議

（四）》第108―109頁。

[16]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七日（1903年7月11日）《故督臣李鴻章天津專祠請列入祀典片》，廖一中、羅真容整理：《袁世凱奏議（下冊）》第1164―1165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0]季宜勤主編：《河北區(qū)房地產志》第32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版。

[22]《李鴻章年（日）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輯（695―700）》第4996頁。

[24]《李鴻章年（日）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輯（695―700）》第4998頁。

[25]（英）約?羅伯茨編著，蔣重躍、劉林海譯：《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第32―33頁，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

[26]孫中山：《中國的現(xiàn)在和未來》，1897年3月1日《雙周論壇》。

[27]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中有言，“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于此四事者，徒唯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參見《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頁。

[28]北京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天津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京津蒙難記――八國聯(lián)軍侵華紀實》第63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29]（俄）科羅斯托維茨著，李金秋、陳春華等譯：《俄國在遠東》第50頁，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

[31]《京津蒙難記――八國聯(lián)軍侵華紀實》第193頁。

[32]《俄國在遠東》第52頁。

[33]《俄國在遠東》第83―84頁。

[34]光緒《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中有對海防公所的介紹，即：“光緒十八年，北洋海防事務次第舉辦，議建公所，以備集會。文自在津司道，武自淮、練統(tǒng)將，合力籌貲，擇于新浮橋東北窯洼建成。其時，淮將公捐至十三萬金。復議增建淮軍昭忠祠于內，以祀淮軍積勞病故諸將士。歲修經費，則于附近別建市屋，出賃取租。二十一年，工役粗竣。詳請北洋大臣衙門立案�！�

[37]雷錄慶編：《李鴻章年譜》第631頁，臺灣商務印書館有限股份公司1977年版。

[40]光緒二十五年（1899）《重修天津府志》卷十二《職官

（三）?國朝》。

[41]《李鴻章全集4?奏議

（四）》第111頁。

[42]《李鴻章全集4?奏議

（四）》第174頁。

[44]《袁世凱為租界事務歸并津海關道衙門事的批（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到）》載，“天津地面交還在即，津海關道常川駐津，各國租界事宜仍歸唐道主政，以復舊章�！睋�天津市檔案館編：《袁世凱天津檔案史料選編》第35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5]王守恂撰：《天津政俗沿革記》卷一《輿地?署廨》，1938年鉛印本。

[46]《天津政俗沿革記》卷一《輿地?署廨》。

[48]張一著：《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6頁，1947年鉛印本。

[49]據侯振彤譯：《二十世紀初的天津概況》第167頁，天津市地方史志編修委員會總編輯室出版，1986年。

[50]天津市紅橋區(qū)地名志編纂委員會編：《天津市地名志?紅橋區(qū)》第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2]孟令村整理：《順直水利委員會成立緣起》，《燕趙水利春秋》1987年第5期第45頁。

[54]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天津簡志》第915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5]中國近代氣象史資料編委會編：《中國近代氣象史資料》第63頁，氣象出版社1995年版。

[58]《中國近代氣象史資料》第63頁。

[59]周秋光編：《熊希齡集》下冊第1640頁，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60]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編著：《天津通志?金融志》第234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版。

[61]陳宗彝：《解放前天津金融市場的變遷》，天津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第186―18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2]李天佑：《鳥市》，賈長華主編：《寶地三岔河口》第93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63]郭喜東、張彤、張巖著：《天津歷史名園》第43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4]《天津歷史名園》第40頁。

[65]津海關監(jiān)督公署從原天津會館址遷出后，是先遷至他處后再遷至此地，還是直接遷至此地，仍需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