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一步步向前發(fā)展，報告不再是罕見的東西，多數報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發(fā)生后撰寫的。那么，報告到底怎么寫才合適呢？下面是我給大家整理的報告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分享借鑒，希望對大家能夠有所幫助。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讀書報告篇一

我們不要輕視我們先人的智慧，古希臘在公元前4-5世紀，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智慧就讓我感到震撼。他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這部歷史巨著，不僅記錄了希臘半島爆發(fā)了這場長達27年(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更重要的是通過記錄戰(zhàn)爭釋放出關于人類自我救贖能力的終極思索�！恫�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是一面鏡子，即便是向火星發(fā)射探測器的今天，這面鏡子依舊會映現出人類社會深陷暴力、戰(zhàn)爭和無休止的糾紛中，我這個高中生，仰天長嘆，嗚呼，人類為什這樣不可救藥和沉迷不醒?我知道我的這種悲觀微弱得猶如深夜里一聲蟲鳴，但是，即便是蟲鳴，作為生命意義也要發(fā)聲，讓我的思索從悲觀開始吧，讓我的進取在悲觀中獲得理性的力量并成為人類正義和理想的行動。此刻，夜空群星燦爛，有蟲兒在窗外歌唱，恍惚中，修昔底德這兩千五百年前古希臘的先賢，已從書中走出來，羽化為長髯飄飄的仙者，對我說，青年人，一切思索都來自于痛苦，我思故我在，思索吧，不要怕上帝發(fā)笑，上帝微笑著看著你。頃刻，修昔底德影子一樣隱身到于《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書頁里，古與今，中與外，我的思維在遼闊和沉寂中徜徉，我看到從書頁中升騰著人類智性的光焰，照亮這個夜晚，照亮這個世界，照亮我無眠的詩思，上帝曰，要有光，就有了光，我真的感到此刻要有光就有光的感覺，老實說，這光不是來自上帝，而是來自修昔底德和雅典的黃金時代。

不過，撥開重重迷霧，我們無不遺憾地說，命運就這樣捉弄人，黃金時代的雅典，竟是盛也民主，衰也民主。在古希臘公元前4—5世紀，雅典帝國的興盛源于兩個關鍵因素：一是第一次希波戰(zhàn)爭后，雅典以對愛琴海的海上控制權實現對其他城邦貿易上的優(yōu)先分配權，贏得了在同盟中絕對的領導權威;一個是雅典以嚴謹而優(yōu)雅的民主體制，煥發(fā)了國家的活力和對城邦穩(wěn)定的控制力。不過，我的注意力始終在關注雅典帝國的民主建設，雅典的民主建設經歷了梭倫改革、庇西特拉圖僭主政治、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時代四個階段，不過，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斷從少數貴族向新興工商業(yè)者的“主權在民”的方向延伸，生而平等，主權在民，作為人類社會寶貴的政治經驗和思想智慧固定下來，成為一種雅典的模式，于是雅典也就有了雅典是希臘的學校、雅典也是人類的學校的美譽。

表面上看，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溫情脈脈的，體現了“人是萬物的尺度”，不過，我們應當清醒看到，雅典的民主政治本質上是奴隸制體制下的少數人統(tǒng)治多數人的民主政治，在民主的華麗的外衣，隱藏著種種社會不公和體制上的罪惡。首先，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少數貴族的統(tǒng)治工具，雅典的公民只能是城邦里成年男性貴族，婦女、奴隸和外邦人被排除在公民之外，剛剛發(fā)生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公元前431年，雅典的人口總數大約40萬人，其中享有公民權僅有4.2萬人，而婦女、奴隸和外邦人多達35.8萬人，有投票權的公民和無投票權的婦女、奴隸和外邦人的比例為4.2:35.8，加上受經濟等條件限制，能夠參與民主管理國家事務的人少之又少，將婦女、奴隸和外邦人等大多數人排斥在外，可見雅典式民主奴隸制的本性和“人的尺度”上的荒謬性，離“生而平等”的人的尺度相距甚遠，因而，說到底，雅典式民主不過是奴隸主享有特權的有限民主。

雅典式的民主政治還有一個讓人詬病的地方，就是在雅典民主政治發(fā)育的過程中，其經濟來源是靠對其他城邦實行殘酷的剝削和掠奪，人生而平等，種族更應該生而平等，而雅典對其他城邦卻是生而不平等。到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前20-30年，雅典利用其強大的海上勢力控制了東地中海地區(qū)交通要道和戰(zhàn)略要地，雅典依靠執(zhí)掌提洛同盟的領導大權的強權，規(guī)定各同盟國的年貢金為460塔蘭特，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庫由提洛島遷移至雅典，單是庫存?zhèn)溆媒疬_8000塔蘭特之多，而且每隔四年，就調高各同盟國的貢金，而同盟國的貢金實際上成為雅典城邦擴建海軍、重建雅典城市、負擔公職津貼等的巨大財源。此時雅典人老牛了，一方面吹噓自己的民主政治，并強制向其他城邦輸出;一方面用向上百個提洛同盟城邦的貢金，推進和維持雅典帝國的繁榮和霸權，一個阿提卡半島的蕞爾小邦，竟一躍成為地跨歐亞、囊括愛琴海的泱泱大國，雅典城成了東地中海地區(qū)政治、經濟、海陸交通和文化中心。我們試想一下，雅典的強大和繁榮，不正是對生活在雅典土地上努力的剝削和提洛同盟諸邦人民的壓迫和掠奪而獲取的嗎?所謂的市政廣場、議事會廳、雅典衛(wèi)城、帕特農神廟、赫維斯托斯神廟、蘇尼昂海神廟、大劇場、音樂廳、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公共工程，哪一個不是對提洛同盟人民血汗的壓榨呢?按照人性的尺度，伯里克利時代所謂的雅典政治穩(wěn)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兵源充足是不是具有反人類的性質，而交付貢金的同盟國的人民苦不堪言，不斷積累對雅典的不滿和仇恨，這倒讓我們很容易想到今天的美國，同古雅典一樣靠剝削和強權造就的強大和繁榮是我們人類的福祉嗎?

雅典帝國在惡性擴張中，處處埋下仇恨的種子，他們的統(tǒng)治者陶醉在貴族的民主政治的有限公平里，陶醉在靠剝削和掠奪造就雅典4.2萬公民的富庶和幸福里，陶醉在思想藝術空前繁榮的愉悅和自豪里，公元前431年，對雅典來說，是一個由盛而衰的歷史分水嶺，也是雅典神話因膨脹而破碎的臨界點，古希臘，另一個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向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說不，一個陸上強國，一個海上帝國，雙方都有冠冕堂皇的開戰(zhàn)理由，不過其本質無非是爭奪對希臘的統(tǒng)治權，開戰(zhàn)前，這兩個同盟集團相比較而言，以希臘為首的提洛同盟實力上遠遠高于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斯巴達卻制定一個頗有感染力的口號，叫做“自由和解放”，當然雅典最終失敗諸如堅壁清野固守城邦的戰(zhàn)略錯誤，不過，在戰(zhàn)爭博弈中，雅典民主政治偽裝下的暴政，是失敗的根本原因。戰(zhàn)爭發(fā)生后，對城邦內的奴隸剝削，對同盟中那些城邦的壓迫更殘酷了，城邦內，奴隸以起義的方式進行反抗，同盟中只要有機會就會脫離雅典同盟，而倒向斯巴達。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雅典民主政治偽裝下的現實是，就國與國而言，是強國對弱國的暴政，就社會結構而言，是少數的貴族對對多數的人民的暴政，就其權力決策方式，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一審終身制，雅典著名科學家阿那薩格拉因提出月食理論被迫害，雅典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因對雅典民主存有異議被判死刑，就連《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作者、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也被錯誤流放20年，難道雅典帝國的沒落不屬于歷史的必然嗎?

雅典是用希臘神話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來命名的，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尋找雅典娜。讓我們陷入綿綿不絕的憂傷的是，2500年后，人類依舊不醒呀，在民主的旗號下，那些弱肉強食的當代“雅典帝國”，讓活不下去的人民去占領華爾街，在經濟危機的困境中，一國印制鈔票，全世界埋單，民主如果是少數資本家或某個帝國的民主，對其人民和其他國家而言，就是暴政。人類不需要海神賜給一匹象征戰(zhàn)爭的壯馬，而需要智慧女神雅典娜獻給一棵枝葉繁茂、果實累累、象征和平的油橄欖樹。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讀書報告篇二

《伯羅奔尼亞戰(zhàn)爭史》是修昔底德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所著的一本--就是想成為歷史記錄范本--的書籍。修昔底德寫書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想通過自己真實記錄、哲學分析這段戰(zhàn)爭史，為怎樣記錄歷史、怎樣分析戰(zhàn)爭乃至人類發(fā)展提供范本。希望這本書不要成為文學著作--雖然里面的演講文學價值也很高--而希望這就是一本可供后人借鑒的歷史書。書中說到，只要人類存在，戰(zhàn)爭就不會消失。而這本書的目的就在于讓人們大致真實了解這段戰(zhàn)爭史，也想通過這本書為后人怎樣記錄歷史提供借鑒。

思想的發(fā)展，剛好讓修昔底德的歷史記錄成為了可供借鑒的節(jié)點。古希臘思想發(fā)展到修昔底德時期，已經開始有了自然唯物主義思想，尤其是修昔底德，不再將神話、神祗作為戰(zhàn)爭勝負的最終解釋，正是因為這個哲學出發(fā)點的改變，讓修昔底德的戰(zhàn)爭史確確實實更加關注戰(zhàn)爭雙方物質、人力、戰(zhàn)術等方面的分析，應該說是辯證主義和現實主義成為了這本書的主要思想，有了這個基礎，書籍就具有了相當的可看性。從這一點來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誠不欺人，修昔底德的思想，應該說是當時希臘哲學發(fā)展的成就。同一時代的希臘三賢、色諾芬、希羅多德等，希臘哲學思想在當時是發(fā)展最為輝煌的時期，因此是在一定程度可以說是時代成就人。

橫向對比，同樣在公元前700-前200年左右，也是中國哲學、思想、文學發(fā)展的高峰期，諸子百家、稷下學宮，同樣是在這一時間段交相爭鳴。希臘的哲學思想至今影響著世界，中國的哲學思想同樣深刻的影響著世界。不僅我們在中國思想中為世界發(fā)展尋求答案，世界也在中國思想中尋求發(fā)展的答案。幾千年前提出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仍舊是當今世界保持和平的基本思想。尤瓦爾的《三部曲》中也提到，人類花一美分去研究新科學，就要準備十美元去防范危害，要到儒家、孔孟去需求思想答案。

《伯羅奔尼亞戰(zhàn)爭史》對于戰(zhàn)爭的理解，接近自然科學。修昔底德本身就是戰(zhàn)爭的參與者，所以對戰(zhàn)爭的記錄真實，最為重要的是對戰(zhàn)爭局勢的理解接近真實，不是出于理想化。書中多次提到，決定這場戰(zhàn)爭勝負的最為重要因素是經濟，雅典人和伯羅奔尼撒人投入的人力、物力大體上決定著某次戰(zhàn)爭的勝負。以少勝多固然是有，但大多數局部戰(zhàn)爭，還是物質裝備優(yōu)勢決定了戰(zhàn)爭勝負。當然現在看來這樣的理解還是具有局限性，但放在當時，這樣的分析已經難能可貴。

書中的演講充滿了思辨思維。書中最為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對于戰(zhàn)爭的描寫，相對于《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書中對于戰(zhàn)爭場面、場景的描寫可以說是乏善可陳，真實的記錄，屬于白描。但書中出現了很多演講記錄，也是最為吸引人的地方，每一個演講都是一篇精彩的議論文，而且是思路相當清晰、旁征博引又能夠觸動受眾思維的演講。西方的邏輯思維在這個階段就已經水平相當了得，真的是用理打動為主，用情感動為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直強調說學生不會辯論，在辯論中沒有邊界成為爭吵，而當時的希臘演講，為如何辯論提供了樣本。很少拔高、設身處地、利弊分析、以理為主、言簡意賅……值得反復研讀，就事論事不泛化不偏移，這可能也是和每次演講都有時間限制有關，讀起來精彩紛呈。

演講往往決定了決策和情緒的調動。無論是當時的希臘民主政治還是伯羅奔尼撒的寡頭政治，決策都是通過議事會議，允許第三方或是敵方在議事會議上演講，演講后議事會議進行投票決定是戰(zhàn)還是和等等，有點類似于現在的面試。所以修昔底德對演多加記錄，實際上就是在記錄戰(zhàn)爭的決策過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各方面對戰(zhàn)爭時的思考。還有一些演講類似于站前動員，例如雅典人，在決定戰(zhàn)爭前闡述了光榮的歷史、本國的勇敢和海戰(zhàn)的優(yōu)勢等等，調動戰(zhàn)前的信心和情緒等等。前段時間提倡培養(yǎng)學生的領導力，而能夠客觀深入分析現象的本質，提出自己的觀點并讓他人認可，這就是領導力。

當然修昔底德對于戰(zhàn)爭的認識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說戰(zhàn)爭會不斷的存在，在人類科技發(fā)展低下，僅能依賴自然資源時可能有一定道理，但隨著科技的發(fā)展，人們發(fā)現了更多的資源，和平與共贏就具備了天然基礎。還有決定戰(zhàn)爭的最核心因素也并非是經濟，而更是戰(zhàn)爭的正義，非正義的戰(zhàn)爭可能依靠經濟在一段時間內獲得局部優(yōu)勢，但長久的、最終的勝利肯定是屬于正義一方。

瑕不掩瑜，毋庸置疑，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是希臘哲學應用于歷史的巨作。也第一次對希臘哲學有了一點窺見門道的感覺--可能還沒有窺見。有機會再重新讀一遍《理想國》，感覺之前還是囫圇吞棗了，經典是常讀常新。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讀書報告篇三

公元前7世紀，勇猛尚武的阿卡亞人征服了拉哥尼亞人和臨近的美塞尼亞人，占領其土地成立了斯巴達城邦。斯巴達位于拉哥尼亞平原，三面臨山，農業(yè)發(fā)達工，工商業(yè)極為落后，對外相對封閉。斯巴達實行貴族寡頭專政。崇尚軍事，公民以戰(zhàn)爭為職業(yè)。

雅典是在自提秀斯至梭倫一步步的改革中逐漸形成的，是氏族內部平民與貴族斗爭的產物。雅典三面環(huán)海，多良港，工商業(yè)發(fā)達，貿易便利。雅典實行的是有貴族政治逐步建立起的奴隸主民主政治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注重文化教育。

作為古希臘最為強大的城邦，斯巴達與希臘有著諸多不同甚至說截然對立之處。斯巴達落后，保守，停滯，近乎野蠻;而雅典自由，開放，進步，相當文明。這二者所分別代領的波羅奔尼撒同盟與提洛同盟的對抗，牽動著整個希臘半島的發(fā)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波羅奔尼撒戰(zhàn)爭。

斯巴達代表的是人類新生之初對外界強烈的好奇以及探索欲，是不受限制的自由意志。因而斯巴達人崇尚的是征服，采取的是武力。然而充滿激情與活力的自由所去面對的是巋然不動的大自然。斯巴達人毫無勝算，他們反而被大自然所征服，被束縛在大自然的法則之下，因而斯巴達一直是一個農業(yè)國，而不能越過自然的法則去發(fā)展工商業(yè)。然而失敗被不能完全消滅斯巴達人的激情，而是將之轉化為狂熱與憎恨。因此他們征服了當地的土著居民，嘲笑他們的懦弱，在不斷的奴役與鎮(zhèn)壓希波人的過程中，他們逐漸迷失了自我，忘記了自由意志，建立專政制度，變成了只會戰(zhàn)爭的機器——為了不再記起曾經的傷痛和自身的渺小。

雅典在內亂中產生，代表的是人類意識的自我沖突與斗爭，是人生來就有的束縛。如果說自然給斯巴達人的束縛是巨石壓身，近乎窒息;而雅典人自身的束縛則是一時疾病，需要的只是探尋病因，精心調理。因而雅典人注重的是文化教育，采取的是制度變革。雅典人建立了民主制度，通過交流與投票的方式來管理國家，來防止雅典再次被自己所束縛。由此而產生的則是雅典人在面對外界束縛之時習慣以理性來解決問題的心態(tài)，因而他們的手工業(yè)、貿易發(fā)達。

波羅奔尼撒戰(zhàn)爭，是這兩種截然不同文明的直接碰撞，雖然斯巴達人被束縛的喘不過氣來，但是狂熱的他們擁有強大的力量，而對外界的仇恨使他們堅定團結。雅典人雖然在民主與理性中擺脫了束縛，但是他們在本質上還是分裂的，這是他們內部潛在的威脅。

斯巴達人是悲觀的，就像角斗場中的野獸，雖然戰(zhàn)勝了對手，卻不能擺脫被圍困的命運。因而雖然在波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他們擊敗了雅典人，但是這次勝利所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這反而揭開了斯巴達人的傷疤。他們不可能贏，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輸了。

雅典人是樂觀的，他們能夠以自己的力量解決所面臨的挑戰(zhàn)，他們充滿信心。然而信心來自于過去，而未來卻是未知的，瘋狂的斯巴達人，無情的自然災禍，讓他們損失慘重，失敗的滋味一如當年的斯巴達人一樣。

斯巴達人終于失去了斗志，他們的仇恨和狂熱被熄滅了，因為他們終于明白他們的仇恨和狂熱在自然面前也是一文不值，絕望籠罩著斯巴達城邦，很快就被外來的蠻族征服了——這讓他們想起了曾經的自己。而雅典人的自信也逐漸瓦解了，他們不再相信被他們所稱作理性的力量是萬能的了，他們甚至不再交流，專注于自我，雅典的輝煌也走到了盡頭，最終也以悲劇收場。

縱觀整個希臘半島，斯巴達的自由與狂放之魂被扼殺，雅典的民主與理性之火被熄滅。這究竟是天神創(chuàng)世之時人類就已經背負了這樣的慘淡命運?還是是初生的文明犯下的絕對自由或無限理性的錯誤?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讀書報告篇四戰(zhàn)爭從本土，打到西西里，又打到伊奧尼亞。十年戰(zhàn)爭是消耗戰(zhàn)，小打小鬧的多。西西里是雅典的戰(zhàn)略豪賭，從此從戰(zhàn)略進攻轉為戰(zhàn)略防御。伊奧尼亞之戰(zhàn)則方寸大亂，導致內部動蕩。

雅典沒有陸地縱深，無法防御;土地貧瘠，經濟上不能自給。能在持久戰(zhàn)中堅持下來，靠的就是海外壓迫和掠奪。西西里豪賭一旦成功，不僅可以擴大財源，又能削弱斯巴達的勢力，還能對其形成戰(zhàn)略包圍，不失為一步好棋�？上�尼基阿斯持重有余，但軍事上進退失據，最終兵敗身死。

德摩斯梯尼打仗可是個高手。

伯拉西達我不好評價，他更像是個外交家。幸運的是在最輝煌的時候戰(zhàn)死了。

阿爾基比阿德斯真神人也，停戰(zhàn)期內主張與斯巴達家門口的勁敵阿爾哥斯結盟的是他，力主雅典遠征西西里的是他，將雅典西西里戰(zhàn)略意圖告訴斯巴達并力勸斯巴達救援敘拉古的是他，建議斯巴達在雅典的后花園伊奧尼亞煽動反叛的是他，挑動雅典變更政體的還是他!是他牽著十年戰(zhàn)爭之后的歷史走向。

不過也不能夸大他的歷史作用。就取消雅典的民主制一點，更有可能的是，阿氏只不過說出了一批人的心聲，并成了這些人政變的理由而已。因為尤其到了戰(zhàn)爭的后期，很多將軍們都擔心受到國內的懲罰，比如尼基阿斯在西西里，弗利尼斯庫在薩摩斯。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讀后感(五)：繁華散去的雅典城邦

雅典人啊，你那樣的熱情洋溢的摯愛你高貴典雅的自由城邦，那樣愛護你那引以為豪的公平和正義的民主政體�？墒�，你又那樣殘酷無情的統(tǒng)治你臣服的城邦，毫無保留的欲望和私利毀滅了全世界曾經最好的城邦和那樣獨立自主、溫文爾雅而又多才多藝的公民。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史家之絕唱，優(yōu)美的文字，栩栩如生的敘述，充滿嚴密邏輯和智慧辯詞。當你隨著修昔底德的筆觸心情此起彼伏時，當你熱愛的民主城邦不可遏制的衰敗后，除了掩卷沉思你只有心如刀絞。特別是當你閱讀雅典西西里遠征慘敗時如電影全畫卷呈現敘述時，你知道雅典的輝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當我們?yōu)椴�利克里那樣催人奮進又讓人淚如滂沱的葬禮的演講辭擊節(jié)嘆賞時，當我們?yōu)樗�有的希臘城邦包括寡頭制的斯巴達坦誠和機智的辯詞所嘆服時，我能理解拜倫在異邦為希臘獨立浴血奮戰(zhàn)抗擊奧斯曼了。是啊，希臘的文化就如地中海那樣的還那樣的迷人，充滿了浪漫主義和哲理思辨。

但正如前段時間閱讀木心的《文學回憶錄》，在講到唐朝璀璨激昂的詩歌時，其實“中國的詩的衰亡是正常的、命該的、必然的。盛過了，不可能盛之又盛。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同樣的，雅典的民主制在薩拉米斯海戰(zhàn)中擊敗波斯后崛起成海上霸主以帝國的姿態(tài)統(tǒng)治地中海的城邦后，她的衰亡也是命該的，放盡了光芒，享盡了繁華。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讀書報告篇五

又是一本買了許多年后才翻開的書。

近十年前就在國際關系課上無數次聽過這本書的名字，卻一直不知道，為什么一本歷史書能獲得如此高的政治學評價。

如今，在比雷埃夫斯坐過船，在衛(wèi)城邊丟過包，翻開這本書，看到阿提卡，陶器區(qū)，多少變得生動起來。

對書的內容，千百年來人們的盛贊比書本身要厚重不知道多少倍，我就不再重復了，特別是不知是真實記錄還是作者假托的各種演講動員更令人印象深刻。二十世紀多位國際政治大師說過，修昔底德如果重生，對今日世界也必定不會陌生，國家間爭權奪利的現實主義假定確實符合這幾千年來的現實。對這些希臘城邦的名字和地理位置對不上，描敘戰(zhàn)爭進程的部分反而略顯枯燥。唯一的例外則是西西里遠征，從開始前大軍離開雅典的雄偉場面，讓我想起中國史書中王莽、陸機等出征時常用的一句“秦漢以來，未嘗有如此之盛也”，最后由名將統(tǒng)帥的大軍卻在遙遠的島嶼上全軍覆沒，幾千年后仍令人掩卷痛惜，尼基阿斯在最后一戰(zhàn)前總覺得忘了點什么的心態(tài)我自己也常有。其他如伯里克利、伯拉西達等雙方名將的刻畫也栩栩如生。其他人則顯得平淡的多。

對翻譯而言，這個版本尤其能看出譯者的用心，腳注極多，對每句話的定位也詳細，不過大部分標注讀書時很難用到，還是對各種人物的解釋更實用。后面附的年表更讓人把戰(zhàn)爭與當時輝煌的文明成就聯(lián)系在一起，如著名劇作家的悲喜劇在戰(zhàn)爭中不斷上演，蘇格拉底之死也在戰(zhàn)爭期間。

其他的感想還有不少，不過大抵只是關乎興亡氣數，也沒什么新意，就不多說了。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讀書報告篇六

國慶節(jié)讀完了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最后幾章。這是西方史學公認的的第一部著述嚴謹的信史，講述了在希臘對波斯戰(zhàn)爭勝利之后，希臘城邦之間發(fā)生的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歷史，即雅典帝國(阿提卡聯(lián)盟)對抗斯巴達城邦(拉棲代夢聯(lián)盟)及其他希臘城邦的近三十年的戰(zhàn)爭歷史。

1， 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400年的約一百余年是雅典的黃金時期。經歷波斯戰(zhàn)爭，雅典城邦從希臘的一個二流城邦崛起為希臘土地上與斯巴達并肩稱雄的雅典帝國。在伯利克里時期雅典達到了國家榮耀的頂峰，也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高峰。而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爆發(fā)的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則以雅典的最終失利并淪為斯巴達的附屬國而告終。

2， 雅典民族是一個海洋民族，勇敢，有謀略，雄心勃勃，富于冒險精神。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斯巴達聯(lián)盟在陸地上侵略雅典及其同盟國(阿提卡地區(qū))，而雅典則以其優(yōu)勢的海軍侵擾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半島海岸沿線，并建立了據點。在一場雙方主戰(zhàn)將領都陣亡的戰(zhàn)斗之后，雅典以整體略占優(yōu)勢的地位和斯巴達締結了和平條約，戰(zhàn)爭告一段落。第二階段，在休戰(zhàn)五年后，雅典重啟戰(zhàn)端，大軍繞過伯羅奔尼撒半島從海上遠侵西西里島。這場戰(zhàn)爭起緣于雅典人的野心，妄想征服西西里島，進而征服整個希臘及意大利地區(qū)，最終取代斯巴達而成為希臘語世界的超級盟主，并獲取更多的利益。在西西里敘拉古城邦的堅決抵抗下以及斯巴達人的援助下，集中了雅典主要戰(zhàn)力的西西里遠征軍全軍覆滅。雅典的同盟國紛紛背叛，龐大的雅典帝國很快分崩離析。在外部巨大的壓力之下，雅典內部也爆發(fā)了寡頭派和民主派的內亂和政制的往復更迭，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雅典城邦在戰(zhàn)爭中徹底失利并最終向斯巴達投降。

3， “修昔底德陷阱”即是講的在同一個地域內，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定會挑戰(zhàn)老牌的占統(tǒng)治地位的大國，雙方不可避免的會陷入爭奪霸主地位的戰(zhàn)爭。成長中的新興大國，總是試圖突破現有格局，在沖突中尋找到自己的成長邊界。只有通過戰(zhàn)爭，才能改變固有形勢，定義出帝國的新邊界。一場關鍵的戰(zhàn)役，會決定到新帝國是擴張，穩(wěn)固抑或覆滅。

4， 雅典對內是一個民主國家，而在國際關系上，則是信奉赤裸裸的實力主義。在雅典人在侵略米洛斯島時，跟米洛斯人毫不留情地說道： “當今世界通行的規(guī)則是，公正的基礎是雙方實力均衡，強者可以做他們能夠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們必須忍受的一切” “自然界的必然法則就是將其統(tǒng)治擴展到任何可能的地方�！� 在征服了米洛斯島后，雅典人殘酷地處死了島上所有的男人，而把女人和兒童賣為奴隸。 實力和強權的原則是西方世界基本的運行規(guī)則，整個的西方文明史，從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總教文明的擴張，大航海殖民到近現代國際秩序的建立，無不貫穿這一原則。而這種觀念則源自于希臘乃至更久遠的過去。東方政治哲學中包含的“仁政，大同，天下”的思想，在西方似乎是沒有的。

5， 民主的雅典，對于其公民來說，擁有最大的自由和權利，在國家強盛之時，其公民都對民主制度非常自豪。伯利克里的葬禮演說就是西方非常著名的宣揚民主制度的演說。兩個問題：其一，民主制度在財政上是否依賴于對內和對外的經濟掠奪?比如雅典依賴于奴隸以及附屬國的進貢，美國依賴其龐大的鑄幣稅收入，現代西方世界依賴于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力。如果沒有對外界的掠奪，民主制度能否生存?不過，就希臘而言，寡頭政府和民主政府的財政基礎并沒有很大的不同。其二，在群雄混戰(zhàn)的時代，民主制度的決策效率較低，在城邦競爭中是不是不具備優(yōu)勢?讀完書的感受是，城邦之間的競爭力強弱并不取決于其選擇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和寡頭制乃至當時希臘的其他政治制度，都可以具有相當強的組織性，而對歷史走向最重要的影響似乎還是關鍵時點的關鍵人物所做的選擇。

6， 雅典的失敗有三個主要的原因。一個是入侵西西里的失敗。西西里戰(zhàn)爭是一場野心勃勃的侵略戰(zhàn)爭，雅典勞師遠征，補給困難，而當地人民同仇敵愾，如果不能一舉成功，時間對雅典不利。兩年的戰(zhàn)爭，主將尼基阿斯關鍵時間的猶豫不決，以致雅典軍隊被全殲，雅典帝國損失了其主要的軍事力量，雅典極盛而衰。二個是雅典遠征西西里的一位主要將軍阿爾基比阿德斯，臨戰(zhàn)之前因其被政敵起訴不敬神靈而要被召回國受審，因而背叛雅典出逃斯巴達，他給斯巴達提供的戰(zhàn)略建議對雅典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三個是雅典長期以來一直以其實力壓迫盟邦，雅典失利后盟邦紛紛造反，帝國分崩離析，資源人力越來越枯竭，雅典走上窮途末路。

7， 大體上，雅典會支持和扶植其盟國采用民主政體，而斯巴達則扶植其盟國采用寡頭政體。不過，城邦之間的爭執(zhí)，利益永遠是第一位的，政體之爭遠在其次。比如西西里的敘拉古是一個民主政體城邦，而其對抗雅典則最為堅決。對政治人物也是如此，比如阿爾基比阿爾德本來希望依靠寡頭派的力量重回雅典，最后卻是被民主派迎回國，而反對阿氏的一名民主派將軍則在權斗中變成了寡頭派的主力。在你死我活的權力爭奪中，沒有什么政治原則是必須堅守的。

8， 書中摘錄了140余篇精彩的演講稿。希臘城邦的政策制定或者相互之間的外交活動，不論寡頭制還是民主制城邦，常常會通過演講來辯理，而且感覺即便國家之間的交往也是比較講理的。城邦之間也經常會訂立休戰(zhàn)或同盟條約，這些條約也經常是有約束力的。理性和契約精神是古希臘不同于東方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古希臘已經具備了現代社會的因素。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讀書報告篇七

公元前431年，希臘世界爆發(fā)了一場規(guī)模空前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在兩大軍事同盟之間展開，一邊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邊是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這兩大軍事同盟的歷史至少要追溯到約半個世紀以前乃至更早。伯羅奔尼撒同盟是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建立起來的傳統(tǒng)軍事同盟，其領導機構是同盟大會，但同盟大會的決議需經斯巴達公民大會批準方能生效，因此實際的領導者是斯巴達。斯巴達擁有希臘世界最為強大的軍事力量，至遲從公元前700年起就主導了希臘世界的戰(zhàn)爭。公元前479年，希臘盟軍成功擊退入侵的波斯大軍，取得了希波戰(zhàn)爭的決定性勝利。但波斯的軍事威脅依然存在，而且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仍未獲得解放。然而希波大戰(zhàn)中的希臘盟軍統(tǒng)帥國斯巴達出于地緣考慮(斯巴達位于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南部，遠離波斯威脅)，不愿繼續(xù)同波斯人作戰(zhàn)。在戰(zhàn)爭中崛起的雅典遂接過領導權，于公元前478年組織希臘東部即愛琴海上島國及周圍城邦，建立了繼續(xù)抗擊波斯的提洛同盟，其成員國達到近200個。同盟在對波斯戰(zhàn)爭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不久波斯的威脅逐漸消除，但雅典仍然牢牢控制了同盟諸邦，使它們成為自己建立霸權的工具。

這兩大軍事同盟之間時有摩擦。公元前446年，為避免大規(guī)模沖突，雙方簽訂了“三十年和約”。但和約終究沒能維持下去，雙方的摩擦最終導致了戰(zhàn)爭的爆發(fā)。圍繞埃皮達姆努斯(epidamnus)和波提得亞(potidaea)的沖突成為戰(zhàn)爭的導火線。埃皮達姆努斯是科居拉(corcyra)在希臘西北部亞得里亞海東海岸建立的殖民地城邦，科居拉又是科林斯在希臘西北部埃皮魯斯沿海建立的殖民地城邦，扼守著希臘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島的交通要道。公元前435年，埃皮達姆努斯的民主派驅逐了貴族派，建立起民主政體。被逐的貴族派聯(lián)合近敵攻打城邦。民主派遂遣使向科居拉求援，遭到拒絕。無奈之下，轉而向科林斯求援�？屏炙古汕惨恢к婈爮年懮显鲈��？凭永�得知消息，立即派遣一支25艘戰(zhàn)艦的艦隊開赴埃皮達姆努斯，旋即又派一支艦隊增援，戰(zhàn)艦一共達到40艘之多。她要求埃皮達姆努斯驅逐科林斯的援軍，并讓貴族派重掌政權。在遭到拒絕后，即以艦隊圍困埃皮達姆努斯。對此，科林斯迅速作出反應，進行大規(guī)模的軍事動員�？凭永�又遣使科林斯，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爭端，遭到科林斯拒絕。后者和其盟邦組織起一支75艘戰(zhàn)艦和2000名重裝步兵的軍隊增援埃皮達姆努斯，科居拉的艦隊也增加到80艘戰(zhàn)艦。兩軍交戰(zhàn)，結果科居拉艦隊大勝，擊沉敵艦15艘。兵敗后的兩年，科林斯積極擴充艦隊，進一步備戰(zhàn)�？凭永�并未加入兩大軍事同盟，此時面對屬于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自感孤立無援，乃遣使雅典尋求結盟�？屏炙孤動嵰嗲彩寡诺�，力勸雅典不與科居拉結盟，宣稱此舉將打破雙方之間的“三十年和約”。

雅典先后召開兩次公民大會討論此事，考慮到科居拉及其艦隊的戰(zhàn)略重要性，最終決定和她結成防衛(wèi)同盟，派遣10艘戰(zhàn)艦協(xié)助防衛(wèi)。公元前433年，科林斯在盟邦支持下，派遣一支150艘戰(zhàn)艦的艦隊出征科居拉，后者盡出110艘戰(zhàn)艦迎敵。戰(zhàn)斗進入關鍵時刻，科林斯艦隊將要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前來增援的20艘雅典戰(zhàn)艦及時出現，科林斯艦隊見形勢不明，收兵回師。雙方都宣稱取得了戰(zhàn)爭的勝利。

接著，雅典和伯羅奔尼撒同盟又圍繞希臘北部的波提得亞發(fā)生了摩擦。波提得亞是科林斯建立的殖民地城邦，因此同科林斯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但卻是提洛同盟成員國�？凭永�之戰(zhàn)后(公元前432年)，雅典為防波提得亞在科林斯策動下反叛，要求她摧毀防御堡壘，向雅典派遣人質，并驅逐科林斯官員，為此派遣一支30艘戰(zhàn)艦和1000名重裝步兵的軍隊前往波提得亞強制執(zhí)行。波提得亞一面派遣使節(jié)到雅典申訴，一面尋求斯巴達的支持。斯巴達承諾如若雅典攻打波提得亞，即派軍進攻雅典。波提得亞得此承諾，即聯(lián)合鄰近城邦反叛雅典，科林斯則派遣1600名重裝步兵和400名輕裝兵予以支援。聞此消息，雅典又遣2000重裝步兵和40艘戰(zhàn)艦增援先頭部隊，在擊敗伯羅奔尼撒援軍后圍困了波提得亞。

科林斯立即作出反應，派遣使節(jié)到斯巴達陳情，并吁請伯羅奔尼撒同盟各邦派遣使節(jié)到斯巴達商討對策。斯巴達公民大會經過辯論，多數意見認為和約已被雅典人打破，遂將此決定通告同盟諸邦使節(jié)，這意味著向雅典宣戰(zhàn)。次年戰(zhàn)爭爆發(fā)。這場大戰(zhàn)延續(xù)了27年，其間經歷了戰(zhàn)與和、背叛與鎮(zhèn)壓、城邦內部的政治革命等各種戲劇，直至公元前404年雅典無條件投降。

若非一部歷史書，我們對這場大戰(zhàn)的情況幾近一無所知，更不用說如此細致和準確的了解了。這部書就是《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它的作者雅典人修昔底德曾親歷過這場戰(zhàn)爭，甚至還參與了其中的戰(zhàn)事。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當選雅典的十將軍之一，和另外九名將軍一道指揮作戰(zhàn)。是年冬，斯巴達將軍布拉希達斯(brasidas)率軍圍攻雅典建立的殖民城邦、位于愛琴海以北色雷斯沿海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守城的雅典將軍歐克勒斯(eucles)請求在色雷斯率軍作戰(zhàn)的修昔底德馳援，但他未能及時趕到，致使安菲波利斯陷落，因此而獲流放20年之刑。流放使得他有機會成為這場戰(zhàn)爭的記載者。他寫道：

我在懂事的年齡親歷了整個戰(zhàn)爭，乃專注于了解它，弄清楚戰(zhàn)事是如何確切展開的。恰巧我在指揮安菲波利斯戰(zhàn)事后遭流放20年，能了解到雙方的行動，因我的流放者身份，尤其能了解到伯羅奔尼撒方面的行動，而且我有閑暇認真考察它們。

在修昔底德看來，這場戰(zhàn)爭是希臘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戰(zhàn)爭。他在開篇即寫道：

雅典人修昔底德在此記敘了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間的戰(zhàn)爭，從戰(zhàn)爭爆發(fā)之初開始寫起。他相信這將是一場偉大的戰(zhàn)爭，比之過去任何一場戰(zhàn)爭都更值得敘說。證據是雙方都處于力量的最高峰，作好了充分準備，而且他看到其他希臘人都站到了其中一方，一些是立即站到了一方，另一些則也打算如此。這是希臘世界和部分蠻族世界發(fā)生的最大變局，也可以說幾乎是全人類的最大變局。

當然，他之所以選擇這個主題，還有另一個原因，即在他看來，只有當代的事件才有可能進行比較確切的了解和記載。而“我們之前的和更為古老的事件，則因年代久遠，并不能準確地求得”。即便是當代的事件，也不易準確把握，因此需要求實的態(tài)度和嚴密的方法。對于自己的記載，他這樣說道：

對于戰(zhàn)爭中所發(fā)生的事情，我的原則是不記載從碰巧在場的人那里獲得的情況，甚至不憑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記載的，要么是我親歷的，要么是我從他人那里獲悉，但我盡最大可能一一準確核實過了的。即便如此，還是難以發(fā)現真實情況，因為見證同樣事件的人并非就事論事，而是具有各自的偏好且記憶不同。

這是令人驚嘆的史學方法宣言，即使到了今天，這種求真的精神仍然值得歷史學家們學習。這也是令人驚嘆的人類思想成就，因為2400多年以前的古人，就已對于人類認知和歷史真實之間的差距有了清醒的認識。我們不應忘記，在修昔底德寫作之時，西方的歷史學才剛剛誕生。他之前的希羅多德被譽為西方的“歷史學之父”，其撰寫的《歷史》完成于公元前420年代，不過早了約20年。希羅多德是個偉大的敘述者，對于不同民族的風土人情文化充滿好奇之心，因而在后現代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受到讀者青睞。但他并未提出如修昔底德這樣嚴謹的史學方法。他的記敘充滿奇聞軼事，而且在他的筆下神諭和預兆在很多時候也還是歷史事件的決定因素。到了修昔底德筆下，神諭和預兆以及其他超自然的因素都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對事件的因果關系、人類社會中的權力關系、人類活動的動機和理性以及心理因素的記敘與深刻分析。對于希羅多德的不嚴謹，修昔底德本人已提出了批評(盡管是不指名的)，并稱自己的寫作目的不同，不是為了迎合當下的口味，而是為了垂范后世：

也許我的記敘因缺乏神話傳說而不那么動聽，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了解過去發(fā)生的事情，并以此理解將要發(fā)生的類似事情(因人性如此)的人判斷它有所幫助，我就滿足了。我的著作不是為了競相取悅于眼下的聽眾，而是要垂諸永遠的。

這種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新近建立起來的對人自身的理性的充分自信。要理解這一點以及修昔底德和希羅多德的差異，我們需要回到他們所生活的時代。公元前5世紀后半期發(fā)生了希臘歷史上最為深刻的思想大變革，通常被稱為智者運動。智者派的思想家們質疑神明的權威，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思想與信仰，提出從人出發(fā)、用人的思維和認知能力理解萬事萬物。普羅泰戈拉所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是新思想的宣言。但新思想并不僅僅限于智者派，也不僅僅限于哲學領域，而是廣泛地體現在希臘社會的各個領域。在哲學領域，蘇格拉底無疑是最為杰出的代表。在文學領域，索�？死账埂�歐里庇得斯用悲劇探討一系列社會和人性的問題，阿里斯托芬則用嬉笑怒罵對雅典城邦政治提出質疑與批評，無疑激發(fā)了普通公民的思考與討論。在政治生活領域，伯里克利領導下的雅典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普通公民直接參與國家的管理與決策。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歷史學從之前的神話敘史傳統(tǒng)中脫胎而出，轉而從人和人類社會的角度把握歷史。如果說希羅多德的記敘仍帶有傳統(tǒng)神話思維的痕跡的話，那么修昔底德則徹底地告別了神話思維，用新思想所確立起來的理性方式記敘和分析歷史，可以說他的著作是這場思想大變革的產物。如果要深刻理解公元前5世紀后半葉的希臘思想史，我們能夠閱讀到的當時的文本除了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作品，就只有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了。

因其嚴謹的史學方法和理性的歷史書寫，也因其對于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這段歷史細致而絲絲入扣的“還原”，修昔底德成為西方文明傳統(tǒng)中最為偉大的歷史學家。19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麥考利勛爵寫道：“我毫不遲疑地宣稱修昔底德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由于現代人的理性源自古代希臘，修昔底德的著作讀來也非常具有“現代”感。在論及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時，修昔底德寫道：

至于他們打破和約的原因，我將先記敘他們相互抱怨的事由及其利益相沖突的具體事例。這是為了使所有人清楚地知曉何以導致這場降臨于希臘人身上的戰(zhàn)爭。但是在我看來，戰(zhàn)爭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這樣的記敘所掩蓋。致使戰(zhàn)爭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力量的增強以及斯巴達人的擔憂。

這一經典的分析成為后世眾多歷史事件分析的榜樣。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兩大勢力的對立于我們而言也并不陌生，中國實力的日益增強所引起的美國人的擔憂充斥著國內外的媒體。實際上，美國人(以及其他西方人)的這種思維在不小的程度上直接受到修昔底德的影響。在冷戰(zhàn)形勢初見端倪的1947年，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道：

如果一個人至少在他心里沒有思考過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這個時期以及雅典的失敗，我真的懷疑他是否能夠用完全的智慧和深刻的洞見思考當今基本國際事務中的某些東西。

換言之，馬歇爾所代表的西方人是拿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雅典和斯巴達的對立來類比和理解冷戰(zhàn)中西方陣營和蘇聯(lián)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的。這種思維實際上十分普遍，也許影響了整整一代人。著名古典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榮退古典學講席教授w. 羅伯特?康納爾(w. robert connor)在談到他對修昔底德的興趣時說：

我最早閱讀修昔底德是在20世紀50年代。那是一個奇怪的年代，我們美國人享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和穩(wěn)定，但卻認定這樣的災難近在眼前。在第一次冷戰(zhàn)時期世界劃分成兩大陣營似乎不言自明。巨大的反民主大陸強國……都擁有自己的“衛(wèi)星國”以及協(xié)調一致的征服世界的計劃，它們似乎正駛向同“自由世界”的沖突，后者的力量來自于對大海和空域的控制。在此前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民主的、主要基于海軍力量的雅典和極權的、基于陸地的斯巴達之間的斗爭，為我們自己的時代提供了一個簡單的但卻是令人驚懼的寓言。修昔底德的著作為我們自己的兩極對立世界提供了一個先例，我們希望，它可以指導我們處置險象環(huán)生的當代國際事務。

當然，把雅典看作民主國家的象征，而把斯巴達看成是“極權”國家的代表，實際上是對希臘歷史的歪曲。斯巴達的城邦政治事實上也具有一定的民主特征，城邦大事都要交公民大會討論和決定，雖然這決定不一定是最終的，還可能為貴族議事會所推翻。在距馬歇爾的演講36年之后的1983年，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州大學斯拉夫語言文學教授、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談到20世紀“迅速而暴力的變化”時說，“惟一可能的類比是修昔底德記載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時代”。即便冷戰(zhàn)時代結束之后，以修昔底德為指導的兩極對立思維仍未改變。2000年，筆者應邀在美國一所有名的文理學院和該院古典學教師共同上一堂希臘史課。在討論到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時，該院老師立即提出了20世紀世界局勢的類比，并向學生提問道：“誰是今天的斯巴達?”一名學生回答說：“是中國嗎?”老師立即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正確!”

因此，對于理解當今的世界局勢而言，修昔底德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當然，這意義并不在于我們要先入為主地將我們的世界和美國人(或西方人)的世界看成是必然對立的，而在于修昔底德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美國人為代表的西方思維，從而理解我們的處境。修昔底德傳輸給西方人的并不僅僅是兩極對立的政治思維模式，而是一整套國際關系的思維。事實上，對于西方人來說，修昔底德正是國際關系中所謂現實主義或者說強權政治學說的奠基者。這一學說認為，在國際關系體系中，不同國家的利益是相互沖突的，因此它們總是處在對立和斗爭之中。國家以自我為中心，以強權維護其利益。國際關系的決定性因素是大國，其相對穩(wěn)定在于保持大國間力量的均衡。修昔底德對雅典和斯巴達兩大陣營的記敘明確闡明了這些原則。在斯巴達人討論是否向雅典宣戰(zhàn)時，雅典使節(jié)在斯巴達公民大會上如此辯護：

如果我們接受了一個被給予我們的帝國，而不愿意放棄它，我們的行為并無特別之處，也未違反人性。三個有力的動機阻止我們放棄它，那就是榮譽、恐懼和利益。我們并不是第一個這么做的。相反，弱者總是為強者所統(tǒng)治，而且我們認為自己值得擁有如此權力。

同樣，修昔底德也闡明了強權政治的原則。在記敘雅典人和米洛斯人的談判時，他讓雅典使節(jié)說：“有力量者主導，弱者只能屈從�！�

對于修昔底德而言，歷史書寫的目的并不僅僅是記錄過去事件，更重要的是發(fā)現和闡明那些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規(guī)律，以使歷史能夠成為現實生活的指導。過去的歷史事件雖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可以通過對人性的把握來理解和解釋的，因而不必依靠超自然的因素進行解釋。詳述具體歷史事件的意義即在于通過個別事件的敘述來把握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人性以及人類社會群體的一般性行為模式。因為人性是不變的，人類群體的行為模式是循環(huán)反復的，所以歷史事件也可能在將來重復。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每個時代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這也許是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現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