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比較語言學比較研究方法及影響論文

　　第1篇：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和研究方法

　　一、語言學中的比較和對比

　　語言學研究的內容十分豐富。在進行語言學比較時，根據(jù)比較對象的不同，我們可以兩條軸線進行。這兩條軸線的相互交叉，變形成了如下四個象限，這四個象限將語言學研究分為四大類性質和目的不同的比較①。

　　象限I代表了同一語言內部的共時比較。這類比較是對某一語言在其歷史發(fā)展的某一階段（主要是現(xiàn)時階段）的語音、語法和詞匯等系統(tǒng)的內部構成成分及組合構造進行比較。

　　象限II代表了同一語言內部的歷史比較。這類比較是對某一語言在其歷史演變的不同階段的語音、語法和詞匯等系統(tǒng)加以對比研究，從而使我們了解這一語言的發(fā)展歷史，找出基本發(fā)展演變規(guī)律。

　　象限III代表了不同語言之間的歷時比較。這類比較是對不同語言（一般是親屬語言）在各個歷史發(fā)展階段的語音、語法和詞匯等系統(tǒng)進行比較，其目的主要是探討語言之間的歷史聯(lián)系，并據(jù)此對世界上的語言進行譜系分類，重建或構擬某一親屬語的共同原始語。不同語言之間的歷時比較，往往需要同一語言的歷時比較相結合，形成當前所進行的語言學研究領域中最先發(fā)展起來的一個分支——歷史語言學，有時稱之為比較語言學，或歷史比較語言學。

　　象限IV代表了不同語言之間的共時比較。這類比較是在不同語言之間進行靜態(tài)的（主要現(xiàn)時代的）比較，以便找出不同語言之間在形式結構方面的異同。根據(jù)目的和所涉及語言范圍的不同，我們可以將語言之間的共時比較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的目的是試圖找出世界上所有的語言，在形式結構上的共有特點和某些具有傾向性的規(guī)律。第二類的目的是試圖找出世界上所有語言在形式結構上的典型不同之處，根據(jù)這些不同，對世界上的語言進行類型學的分類。第三類比較則通常局限于兩種語言之間，主要研究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語言在形式結構上的共同點，以及一種語言相對于另外一種語言而言的不同之處，這便是對比語言學所要研究的內容。

　　本論文的重點在于介紹歷史比較語言學，也就是圖中的象限III。

　　二、歷史語言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

　　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linguistics），亦稱越時語言學（diachroniclinguistics），是一門研究語言變化的學科。

　　歷史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歷史語言學的內容主要分三個部分，包括語言變遷、語言之間的關系、歷史比較的方法。研究語言變化對于理解人類語言和人類的語言能力極其重要。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揭示語言變化的史前發(fā)展和同一語言早期和后期變體自己的聯(lián)系，為不同語言的親緣關系提供線索。歷史語言學的研究還可以使我們對非語言的因素，如社會文化和心理因素等在語言變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更深的認識。

　　最初的歷史語言學是比較語言學，也稱為歷史比較語言學（historicalcomparativelinguistics）。它以歷史比較法為基礎，研究語言的親屬關系。它所關心的主要是對語言譜系的梳理和對史前（指有文字以前）語言的測擬。

　　由此，歷史比較語言學是歷史語言學研究方法的延伸和擴展。它的特點是通過對現(xiàn)有語言事實的研究而推求無文獻的遠古語言狀況，以已知推未知。與歷史語言學不同，它總是在研究若干具體語言的基礎上，通過對不同語言的符號體系的比較，尋求共同的語音對應規(guī)律，并進一步建立對應體系②。

　　三、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主要包括歷史比較法、內部擬測法（Internalreconstruction）、擴散理論（diffusiontheory）和變異理論（variationtheory）。這四種方法從不同的側面研究語言的發(fā)展規(guī)律，猶如循著不同的途徑實現(xiàn)相同的目標一樣。

　　歷史比較法是歷史語言學的基礎。它主要比較方言或親屬語言之間的差異，找出對應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探索語言發(fā)展的線索和規(guī)律，重建原始語。比較，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取得成功的關鍵，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比較語言學“正是由于比較和確定了被比較對象之間的差別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比較具有普遍意義”③。

　　內部預測法，隨著結構語言學的發(fā)展，有些語言家運用結構分析法研究系統(tǒng)內部的結構，從系統(tǒng)中那些不符合系統(tǒng)的結構差異的因素入手，探索語言的發(fā)展規(guī)律，從而創(chuàng)造內部擬測法，彌補歷史比較法中只比較方言或親屬語言之間的差異卻忽略系統(tǒng)內部的一些不規(guī)則的差異的缺陷。這就使得歷史比較法難以發(fā)揮效用的地方也有了一種有效的方法去研究，因而推進了歷史語言學的發(fā)展。

　　擴散理論，著眼于語言的變化在空間或系統(tǒng)內部的擴散和擴散速度的參差。歷史比較法和內部擬測法只著眼于語言在時間上的發(fā)展和整齊的演變規(guī)律，并未指明語言在空間或系統(tǒng)內部的擴散和擴散速度的參差，恰好擴散理論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變異理論是對當前正在變化的語言現(xiàn)象進行研究。它通過語言共時狀態(tài)中的變異去考察語言發(fā)展的過程、趨向和規(guī)律，使得人們看到語言中共時和歷時、系統(tǒng)和變異、語言和社會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填補了以上三種方法只對歷史上已經(jīng)完成的音變研究，但對現(xiàn)在正發(fā)展的語言沒有研究的空白。

　　第2篇：古印度語言學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影響

　　1.古印度語言學的主要成就

　　在公元前1500的古印度，婆羅門的教義《吠陀經(jīng)》與《佛經(jīng)》是早期語法學習公認的鼻祖。最早的文學是以口頭相傳的形式保存下來的，而這種以口語形式保留的語言面臨著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如何傳承。直到18世紀，這種口頭相傳的文學形式才被梵語記錄所取代。因此，對古印度文化的保留和發(fā)展的雙重任務大大促進了古印度語言學的學習。

　　在公元4世紀，古印度偉大的語法學家潘尼尼發(fā)表了著名的梵語語法書《八書》。《八書》是第一本梵語語法著作，該書詳盡地描述了詞的結構形式，詞類的劃分以及詞匯和句子的形態(tài)變化。潘尼尼詳盡地描述了曲折變化、派生詞、詞的構成以及構詞規(guī)則，即所謂的“穿線”。與此同時，潘尼尼還是首位注意到語言中的語素變體現(xiàn)象的學者，并且創(chuàng)建了語素和詞素的變化規(guī)則。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零位”（zerorepresentation）描寫手段正是潘尼尼首先創(chuàng)用的�！傲阄弧熬褪谴�表原則上應該有而實際上不存在的單位的標記。比如，英語名詞復數(shù)一般是在詞尾加上詞素-s構成的，而sheep（綿羊）、deer（鹿）的復數(shù)不變，這樣的名詞被稱作零位。

　　印度語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般語言理論和語義、語音和音位、語法描寫。印度語言學對語言的描寫基于觀而不偏重理論，它所研究的理論問題往往與文學研究和哲學爭論相關聯(lián)，熱衷于對詞的性質和句子意義討論。

　　一個句子與其包括的詞之間的語義關系是什么也是當時辯論的眾多問題之一。古印度語言學者試圖證實：句子本身的意義遠遠超過其組成詞匯的總和，無論是在語義上還是在語法上。這些辯論為學習超越句子的意義——語用學作了重要鋪墊。

　　古印度語言學最顯著的成就在于音位學和音系學上。印度語言學者在沒有相應的技術設備的條件下，對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式做出了細致和準確的描寫，甚至達到了語言學上的高峰。印度語言學者認為，語音是聯(lián)系語法和話語的紐帶，語音描寫可分為三大部分：發(fā)音過程，語音的組成成分以及語音的成分在音位結構中的結合。

　　在詞類劃分上，印度語言學家區(qū)分了四種詞類：名詞和動詞（均有屈折變化）、介詞和小品詞（均無屈折變化）。有人稱和時態(tài)屈折變化動詞被看作是句子的核心，而其他詞被看作是和動詞有特定關聯(lián)。此外，印度學者的句子結構理論認為，單詞組成句子要滿足三個條件：（1）單詞要能夠成為正確結構中的合適的語法類別，否則它們只不過是個單詞表而沒有實際意義；（2）從語義角度上講，單詞必須合適，否則就會出現(xiàn)不合語法的荒謬論斷；（3）單詞的出現(xiàn)必須有時間上的連續(xù)性。

　　2.印度語言學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

　　事實上，印度語言學在語音學以及單詞內部結構的研究兩方面是比西方傳統(tǒng)語法先進的。本文將從以上兩個方面研究印度語言學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

　　歷史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它主要研究某種語言或各種語言的發(fā)展史，也稱為“歷時語言學”。19世紀時，歷史語言學與比較語言學有很多相同之處，它們都是通過比較各種語言在不同時期在語音、詞形、語法結構上的相同特點，來建立語言族系。古印度語言學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主要從其代表著作中表現(xiàn)出來。

　　2.1對語言類型學的影響

　　潘尼尼在《八書》中指出，單詞是由詞根和詞綴組成的，該書還提出了詞匯的形成規(guī)則，比如如何在特定的詞根后加詞綴。洪堡特在該理論的啟示下，區(qū)分了三種語言類型：（1）孤立語、（2）粘著語、（3）屈折語。這種語言劃分與古印度語言學所提出的詞根詞綴有一定的聯(lián)系。印度語言學者認為，孤立語沒有詞形變化，主要通過變換詞序來表達句法關系；后來把附加成分加在簡單詞上來表達事物（粘著語）；屈折語則是通過使用詞尾的變化來展現(xiàn)其語法變化。

　　2.2音系學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啟示

　　19世紀時，印度語言學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印度語與歐洲語言的比較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印度語言學的成就開始對歐洲語言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在沒有相應的技術條件下，古印度語言學者對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式做了觀察和描述。19世紀的語言學者雅克布·格里姆在《德語語法》一書中所提出的理論和印度語言學中的音系研究是一脈相承的。在該書的第二版問世之時，它系統(tǒng)地論述了日耳曼語和其他印歐語之間的輔音的一致性。格里姆還創(chuàng)造出“音變”這個術語，把“第一音變”也稱“日耳曼語音變”，“第二音變”又稱“高地德語音變”，真正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發(fā)現(xiàn)音變之中有規(guī)律可尋。

　　要找到古印度語言學隊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是很容易的。早在討論元音音變和輔音音變之前，能夠區(qū)分元音和輔音是尤其必要的，此外潘尼尼首次提出的語素變體對音變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影響。語素變體描述的是一個語素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而音變指的是一個單詞內元音或輔音的特定的一種對應。例如，在英語里，名詞的復數(shù)規(guī)則變化一般是在詞尾加上-s，這個復數(shù)的詞綴雖然有幾種不同的讀音/s/，/z/，/iz/，但它們表達的是同一個概念—復數(shù)。通過日耳曼語里的/f/與印歐語言中的/p/之間的對應這個例子，能夠很好地闡述音變現(xiàn)象。

　　English：fatherfootfewfire

　　Latin：patherpēspauscī–

　　Greek：pente

　　“父親”這個單詞在英語與拉丁語之間只有一個對應音不同，意義和語素都相對一致。

　　3.總結

　　綜上所述，印度語言學在音系學和構詞上的研究對歐洲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有很重要的鋪墊和啟示作用。印度語言學不僅對當時19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有啟示，還為以后研究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學者留下了寶貴的依據(jù)。

　　第3篇：淺述十九世紀與歷史比較語言學

　　19世紀初，語言學家認為只有對語言進行歷史比較研究才是科學。語言學進入歷史比較語言學階段，語言學家把語言看成是譜系體系，不僅提出了人類語言演變過程的假說，繪出世界語言譜系，而且創(chuàng)造出比較的研究方法。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興起才使語言學發(fā)展成一門獨立的科學。

　　1.基本理論觀點

　�。�1）每種語言都有與其他語言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可以通過比較而被認識。

　�。�2）比較可以揭示某些具有共同來源的語言親屬關系，親屬語言組成語族和語系。

　　（3）親屬語言的不同之處只能用這些語言所經(jīng)歷的歷史變化來解釋，這些不同之處正是每種語言的重要特點。

　�。�4）語音要比其他語言要素變化的快，在同一種語系中，語音的變化是遵循嚴格的規(guī)律進行的；語言的基本要孫，如詞根，詞綴和詞的曲折變化，在幾千年間都保持穩(wěn)固性。

　�。�5）根據(jù)歷史比較所得的材料可以大體構擬始源語。任何一門學科的出現(xiàn)都有它的哲學背景和鄰近學科的影響。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誕生跟生物學中的達爾文進化論影響有聯(lián)系。

　　2.初創(chuàng)期代表人物

　　拉斯克（R.K.Rask，1787-1832）歷史語言學初創(chuàng)期是最具有影響力的語言學家，也是歷史語言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通過對語音對應關系的分析，論證了日耳曼語與希臘語、拉丁語和斯拉夫語有著親屬關系，同出于一個原始語。他認為，比較研究最重要的是總體結構和語法上的統(tǒng)一性，而不應過于注重詞匯的統(tǒng)一性�！耙环N語言，不論與其他語言已混雜到何種程度，如果它與另一種語言有著共同的最重要、最具體、最不可缺少的詞匯（即語言的基礎部分），那么它們就屬于同一個語支。如果兩種語言的詞匯中存在這種統(tǒng)一性，而且這種統(tǒng)一現(xiàn)象很多，從而可以制定出字母（即語音）變換的規(guī)則，這兩種語言之間就存在著根本的親屬關系，如果曲折變化和語言結構相互一致的話，便更是如此”。[1]

　　格里姆（J.Grimm）（1785-1863），是日耳曼語言學的創(chuàng)始人，他在《德語史》中的一段話在今天讀起來仍然是意味深長的。他說：“有一種比骸骨、武器和墓穴更為生動的東西可以證明民族的歷史，那就是他們的語言�！备窭锬返膫ゴ筘暙I在于發(fā)現(xiàn)了早期印歐語到日耳曼語的塞音（和擦音）的演變規(guī)律，即“格里姆定律（Grimm'slaw）”[2]

　　維爾納（KarlVerner，1846-1896）的研究指出原始印歐語的清塞音p、t、k在古日耳曼語中確實演變?yōu)閒、θ、h，但只有位于詞首或重讀元音之后的p、t、k演變?yōu)閒、θ、h，而其他位置上的p、t、k演變?yōu)閎、d、g。這一演變規(guī)律被稱為維爾納定律。

　　3.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

　　3.1洪堡特主義代表人物

　　洪堡特（W.vonHumboldt，1767-1835）為歷史比較語言學和語言類型奠定了哲學基礎，開創(chuàng)了普通語言學。他的名言是“語言是一種創(chuàng)造的能力，而不僅僅是一種產(chǎn)品”。他認為，語言的本質特征就是講話人具有的講話并理解話語的言語能力，而不是可以聽到、看到的話語和寫作的產(chǎn)物，更不是語言學家對語言進行分析后所得的詞匯和語法規(guī)則。語言作為事物標志和交際手段而起作用。

　　洪堡特繼承了海德（Herder，1744-1803）的觀點，更多的把語言學看做人文科學，他堅決反對把語言看作是某種機械的和靜止的東西，不是“活動的產(chǎn)物，而是一種活動”。另一方面，民族語言和民族精神密不可分，聲稱“一個民族的語言就是他們的精神，一個民族的精神就是他們的語言”。此外，他還創(chuàng)建了語言類型學分類法，把親緣關系上相近的語言與語言類型上相反的語言相對立，語言類型主要有：一個詞代表一個意思的叫孤立語；由數(shù)個詞構成復合詞，而且詞形和意義又都不改變的叫黏著語；用詞尾變化來表示語法關系的叫屈折語。

　　洪堡特開辟了語言研究的人文傳統(tǒng)，導致了20世紀以來的人類語言學、功能語言學等的誕生，其影響滲透到哲學、美學、文藝學等等。他詳細描寫了比較方法的操作過程，著重強調語言間親屬關系的證明不是結構上的相似，而是共有的、語音上有著類推關系的語法形式。洪堡特的語言學思想不僅直接影響了德國的斯坦達爾，還間接影響了奧地利的舒哈特，意大利的克羅齊等。[3]

　　3.2自然主義學派的代表

　　施萊歇爾（A.Schleicher，1821-1868），德國語言學家、自然主義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19世紀中期歷史比較語言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貢獻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關于語言親屬關系的理論、關于重建始源語的比較方法及關于對語言的分類。他認為、語言的發(fā)展有自己的規(guī)律，跟生物進化的過程是一樣的。他采用生物學對植物的分類方法來研究語言的歷史親屬關系，并采用雙名法。他把當時存在的語言總結最后得出譜系樹形圖。[4]

　　4.新語法學派

　　19世紀最后25年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新語法學派時期，歐洲語言學拜托了早期的語文學道路，把語言作為獨立的對象研究，并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歷史比較法。

　　新語法學派所強調的一點就是“類推作用有普遍性”�！邦愅谱饔谩背�了用來解釋語音的不規(guī)則對應，還用來解釋形態(tài)結構劃一的變化。新語法學派的“類推作用”理論對形態(tài)的歷史演變作出了解釋�！霸诨畹恼Z言發(fā)展過程中所看到的形態(tài)因類推而劃一的現(xiàn)象，詞干重新分解和簡化的現(xiàn)象，原有獨立詞匯單位的語法化（以后轉變?yōu)闃嬙~法附加成分和變詞法附加成分）的真實情況，語音現(xiàn)象和形態(tài)現(xiàn)象互相作用的情況等等—所有這些都大大地擴展了歷史語言學家的眼界，使他們有可能更好、更充分地闡明較遠的過去的事實。

　　新語法學派推進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為結構主義歷史語言學的誕生準備了條件。[5]

　　5.對歷史語言學的總體評價

　　19世紀末，語言學的發(fā)展是同否定施萊歇爾的生物主義和保羅的唯心主義連在一起的，強調語言的系統(tǒng)性及語言學的相對獨立性，并力圖確定語言體系的實質，建立語言學學科都分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一些根本原則便已受到了懷疑。歷史比較語法的研究方法先是受到新語法學派，后又受到結構主義學派的沖擊。

　　歷史比較語法研究方法的優(yōu)點是實用性強，善于吸收外來語文的長處。主要弊病是它依靠歷史比較搞重建而不過問“比較”的實質，僅僅停留在橫向對比上而缺乏歷史發(fā)展的縱向顯示。梅耶也不得不承認，比較語法的方法所提供的不是古代口頭歐語的“重建”，而是歷史上有文獻記錄的那些語言之間的一種有定的對應系統(tǒng)（語言橫向比較）。傳統(tǒng)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通常以具體性（concreteness）和特殊性（specialness）為標志，而結構語言學則是以抽象性（abstraction）和概括性（generality）為特征。傳統(tǒng)語言學卻生硬地用拉丁語的范疇來分析現(xiàn)代歐洲的各種語言，分析內容完全無視表達這一平面，這就使其研究難免有教條主義，而結構主義則強調從“表達”和“內容”兩個平面的相互作用出發(fā)，去尋找語言的內在功能。

　　第4篇：歷史比較語言學發(fā)展綜述

　　歷史比較語言學是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主要研究語言的發(fā)生和發(fā)展，按生物進化模式把語言納入譜系關系的框架之中，并構擬不同階段的共同語，探求它們的形式及其演變過程的一種語言學。

　　一、歷史比較語言學產(chǎn)生的前提

　�。ㄒ唬┱Z言材料的積累。16、17、18世紀是語言學史上“積累語言材料”的時代。世界的貿易的發(fā)展與長途旅行使歐洲人在擴大地理視野的同時擴大語言視野，基督教的傳播使各種語言信息匯聚增加，殖民掠奪的開始也為世界語言材料的積聚增加了條件。最早進行有意識搜集語言材料的人是17世紀后期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他想通過比較方法來追溯語言源頭從而發(fā)出搜集語言標本的提議。19世紀初期德國人阿德隆和法特出版的《語言大全或普通語言學》（1806-1817）是“世界語言標本搜集”的集大成之作。該書匯集對500種語言的評論和書籍目錄。

　�。ǘ�）方法論的形成。18世紀上半葉，自然科學的迅速發(fā)展，特別是在生物學領域開始了有系統(tǒng)的科學旅行和探險。生物學家通過對收集到的大量材料進行比較，從而創(chuàng)立比較植物學、比較解剖學等。語言學從中借鑒了比較研究方法。同時，語言學研究又吸收了這一個時期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等所普遍采用的歷史分析的方法，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歷史比較的研究方法。語言學進入一個嶄新的發(fā)展階段。

　　（三）梵語的深入研究。促使歷史比較語言學產(chǎn)生的最直接原因是對梵語的深入研究。歐洲人第一次得到梵語的信息是在16世紀80年代。當時意大利商人菲利波·薩塞蒂（FilippoSassetti）從印度發(fā)回信中提到梵語詞和意大利語詞頗多相似之處，如6、7、8、9等數(shù)詞和“上帝”“蛇”等名稱，并指出二者可能同源。1786年，英國人威廉·瓊斯（WilliamJones）在印度加爾各達的亞洲學年會上宣讀著名報告《三周年演說》，首次正式提出梵語和歐洲古代語言希臘語、拉丁語和日耳曼語言在歷史上有親緣關系，具有同一來源的假說。瓊斯的論文引起了歐洲學術界極大的興趣。在歐洲啟蒙運動哲學和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學者開始把眼光投向過去，探索各民族的起源和史前史，古代的語言也是系統(tǒng)研究的對象之一。歐洲人真正認識梵語，使歐洲語言研究進入了歷史比較語言學時代。

　　二、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

　　19世紀初，以梵語的研究為契機，一代又一代學者聚焦了印歐語的歷史比較，創(chuàng)立了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整個19世紀中，歷史比較語言幾乎占據(jù)語言學界的統(tǒng)治地位。對此語言學界早以達成共識，但關于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分期的問題至今仍然存在爭議：國內語言學界一般認為以1870年為界分做前后兩段，主要見于岑麒祥的《語言學史概要》，徐通鏘的《歷史語言學》和徐志民的《歐美語言簡史》等；國外湯姆遜在《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史》則分成了初期、中期、最后25年三個階段。①兩種分法各有長處和不足，為了更加清晰表現(xiàn)出歷史比較語言學發(fā)展脈絡，筆者采用以時間為經(jīng)線，以人物和主要成就為緯線進行分述。

　�。ㄒ唬┑聡�葆樸（FranzBopp，1791-1867）

　　葆樸是19世紀初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之一，是第一個把相似相關的語法事實收集起來進行比較，并把梵語引進比較領域的人，是第一個提出以語言親屬關系為依據(jù)建立“比較語法學”的人。

　　1816年，他發(fā)表了《論梵語的動詞變位系統(tǒng)》，對幾種親屬語言的動詞變位作了系統(tǒng)的比較研究，由此為“印歐語系”奠定了基礎。1833-1852年，他撰寫了第一部系統(tǒng)的印歐語比較語法書《梵語、禪德語、阿爾明尼亞語、希臘語、拉丁語、立陶語、古斯拉夫語、哥特語和德語的比較語法》。葆樸的研究出發(fā)點是通過梵語和歐、亞幾種語言的比較，找出它們動詞詞尾變形式的源頭，即原始形式。然而在撰寫過程中，他發(fā)現(xiàn)這些語言的動詞變化不僅僅是個別相似，而且是“家族相似”，顯示出系統(tǒng)的一致性。由此，他發(fā)現(xiàn)了比較語法的一些重要原則，建立了比較語言學。索緒爾認為葆樸“意識到親屬語言之間的關系可以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內容。用一種語言來闡明另一種語言，以一種語言形式來解釋另一種語言形式。這可是前人沒有做到的。”②[P2]法國語言學家梅耶稱葆樸的研究有點像哥倫布尋求去印度的航線（喻指初衷是構擬一種語言的原始語法結構），結果卻發(fā)現(xiàn)了美洲新大陸（喻指建立比較語言學）。

　　葆樸在同源語言詞法形態(tài)的基礎上建立普遍的理論，這是他的過人之處。但葆樸的研究對象過于狹窄，他專注于詞形變化，沒有注意語音的發(fā)展規(guī)律，建立歷史語音學，更沒有注意句法形式的發(fā)展規(guī)律。在這些方面做出貢獻，并奠定歷史比較語言學基礎的是葆樸同時代的兩位學者：拉斯克和雅各布·格里木。

　�。ǘ�）丹麥拉斯克（RasmusChristianRask，1787-1832）

　　拉斯克也是19世紀初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之一。他是第一個對語言進行系統(tǒng)比較的學者。

　　拉斯克在《古代北歐語或冰島語起源的研究》（寫于1814年，出版于1818年）一書中對冰島語和希臘語、拉丁語作了詳細比較，論證了它們在語音、形態(tài)和基本詞匯上的對應關系；他提出要確定語言的親屬關系必須考察語言的整個結構，應特別注意語法對應關系，并把古冰島語歸入日耳曼語系，認為古冰島語和波斯語、印度語有一個較遠的共同來源；第一個發(fā)現(xiàn)日耳曼語中的“輔音大演變”，即希臘語的p、t、k對應日耳曼語中的f、p、h，希臘語的'b、d、g對應日耳曼語中的p、t、k。拉斯克在《古代北歐語或冰島起源的研究》中所論述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啟發(fā)了雅各布·格里姆。

　　（三）德國雅各布·格里姆（JacobGrimm，1785-1863）

　　雅各布·格里姆也是19世紀初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之一。索緒爾稱他是“日耳曼語研究的創(chuàng)始人”。同時，他還與弟弟威廉·格里木（WilhelmGrimm1786-1859）一起搜集德國民間故事，編成具有世界影響的《格里木童話》（也有翻譯成《格林童話》）。

　　1819年，雅各布·格里姆出版了《德語語法》。在呈現(xiàn)日耳曼語言發(fā)展史的過程中，他確立了字母與語言的本質性區(qū)別，以及語音在歷史語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822年，《德語語法》再版，并增寫了三卷，不僅系統(tǒng)地論述了日耳曼語族與印歐語系其他語族之間輔音一致性的問題，而且最早提出了語音規(guī)律，即借助在第一音變和第二音變中的輔音變化，就可以把日耳曼語族諸語言區(qū)分開來，該定律同樣可以對高地德語和低地德語進行有效的區(qū)分。這就是著名的格里木定律。該定律被羅賓斯稱為“建立印歐語系和其他語系的框架和支柱”，直到今天“仍然是印歐語系內部最著名的一套語音對應�！雹郏≒211）

　　雖然格里木定律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在語音研究方面最為突出的成果，但它留下了難以解釋的一組例外。如拉丁語中的t依據(jù)格里木定律推知在日爾曼語中的對應形式應該是p，實際上對應形式卻有時是p，有時卻是d。這些例外也吸引著其它語言學家，特別是維爾納的深入研究。

　�。ㄋ模┑聡�施萊歇爾（AugustSchleicher，1821-1868）

　　施萊歇爾是19世紀中期歷史比較語言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的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語系語言比較語法綱要》。由于受到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影響，他認為語言和其他自然現(xiàn)象一樣，受相同的自然規(guī)律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支配，因此可以把自然科學中所制定的精確方法運用于語言研究。他根據(jù)已發(fā)現(xiàn)的規(guī)律來重建原始印歐語，并用星號*來標示構擬的形式，為有親屬關系的語言的歷史演變過程設計了一種樹形譜系圖，使語言之間的親屬關系以直觀的形式呈現(xiàn)在人們的面前。這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一大進步。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世界范圍內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都是參照或按照這種語言分化的權威模式進行的。但該理論的弱點是只考慮到語言分化，而沒有考慮語言的統(tǒng)一和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直到19世紀后期，他的學生施密特（J·Schmidt）用“波浪說”對此作了修正。

　　（五）丹麥維爾納（KarlVerner）

　　在19世紀后25年里，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領域取得成就最大的就是維爾納和他所屬的“青年語言學派”。他們把格里木定律進一步發(fā)展完善。

　　維爾納對日爾曼語中的許多音變例外的例子進行研究。1875年寫成《第一次輔音變化的一個例外》。文中指出：如果原始印歐語中的重音放在非詞首擦音之前的元音上，原始印歐語中的p、t、k，在日爾曼語中就相應變?yōu)榍宀烈鬴、p、h；如果重音放在非詞首擦音之后，那么原始印歐語的p、t、k，在日爾曼語中則對應為b、d、g。維爾納這一發(fā)現(xiàn)，揭示了日爾曼語中輔音系統(tǒng)的變化與重音位置的聯(lián)系，被稱為維爾納定律。該定律的發(fā)現(xiàn)解除了許多歷史比較語言學家的疑慮，使他們開始認識到一切語音變化都是有規(guī)律的。同時期，維爾納所屬的“青年語言學派”也在自己創(chuàng)辦的刊物《形態(tài)學研究》正式宣布“語音演變規(guī)律不允許例外”。他們在堅持這個原則時，以語言材料為依據(jù)，借鑒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同“類推”在語言演變中的作用。

　　維爾納和“青年語言學派”對語言演變性質的認識比以前有了很大的進步，改變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方向，改變了對原始印歐語的認識，但其缺點也很明顯：（1）研究方法的“原子主義”。認為語言的變化是孤立的、個別的變化，看不到語言統(tǒng)一性和完整性，有損于語言總體的認識。（2）個人心理主義的語言觀。把語言僅僅看作個人的生理現(xiàn)象和心理現(xiàn)象，缺乏對語言社會性質的了解。

　　三、20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fā)展

　　19世紀最后25年，青年語法學派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fā)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他們也培養(yǎng)了一個語言學巨人德·索緒爾。1916年德·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標志著語言學進入了結構主義語言學時代，而歷史比較語言學已不再處于語言學的主流地位。但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fā)展并沒有停止，研究對象從19世紀基本局限于印歐語系逐步擴展到其他語系，比如漢藏語系的研究、南亞語系的研究、班圖語系及非洲諸語言的研究等，研究方法也突破了單一的歷史比較法的格局，吸收了語言共時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梅耶和高本漢。

　　（一）法國梅耶（AntoineMeillet，1866-1936）

　　梅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創(chuàng)始人德·索緒爾的學生，可以稱得上即是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集大成者，又是20世紀以后在索緒爾語言系統(tǒng)觀及青年語法學派的語言地理學等思想下，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大大豐富了歷史比較語言學寶庫的杰出語言學家。梅耶一生致力于印歐語系的歷史比較研究和普通語言學研究。

　　1925年，梅耶在挪威斯洛“比較研究所”做學術演講，并將演講稿整理成為《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在該書中明確主張必須廢棄僅依據(jù)個別孤立事實來進行語言比較的方法，而這正是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致命弱點。在具體研究方法上，他指出：進行原始母語的重建工作時，必須就整個系統(tǒng)進行比較，而且重建的也只能是部分語言成分的對應系統(tǒng)，而不可能構擬出整個原始共同語；強調在語言的歷史比較中應重視方言區(qū)別，重視語言歷史演變中平行發(fā)展的可能性。這些觀點正是梅耶在他的老師索緒爾的語言學說影響下，對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所作的總結性思考的反映。該書被認為是關于歷史比較法的最好的著作。

　�。ǘ�）瑞典高本漢（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1889-1978）

　　高本漢是瑞典著名漢學家，他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第一個將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引入傳統(tǒng)的漢語音韻研究中，取得顯著的成就，從而大大開拓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領域。

　　1926年，高本漢出版了《中國音韻學研究》。該書在1940年由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譯成為中文，在上海出版。高本漢一方面參照隋、唐以后《切韻》類韻書中的反切，把3100漢字排列成表；另一方面運用歷史比較法比較各字在現(xiàn)代各種方言中的讀音、構成其音值、據(jù)此確定韻書等大量書面材料里的中古音類別及各字的中古讀音，達到對切韻進行語音學描寫。該書對漢語從《切韻》到現(xiàn)代各方言的語音變化作出了較為合理的解釋，為漢語語音史的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1954年高本漢對以前的研究成果進一步修訂，總結性地發(fā)表了《中古漢語和上古漢語語言學簡編》，上古音研究的輪廓因此而更為清晰，他的學術活動使歷史比較語言學在古老的漢語音韻研究領域結出了碩果。

　　綜上所述，歷史比較語言學通過16、17、18世紀的積累語言材料，在19世紀初創(chuàng)立進而輝煌了整整一個世紀，到20世紀在結構主義語言觀影響下，吸收語言共時分析的理論和方法，使自己的理論和研究更為合理，在語言學發(fā)展中的發(fā)揮自己的作用。

　　第5篇：淺談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

　　語言學界的人常說，19世紀是用歷史比較的方法研究語言，特別是印歐語言的世紀，然而在19世紀之前也有人通過比較來進行歷史研究，例如但丁、斯卡利杰、萊布尼茨、帕斯勞、阿迪龍等。但他們的研究是零亂而又分散的，這并不是因為十九世紀以前的歷史語言學對研究對象和過程缺乏認識和創(chuàng)建，而是研究者的認識和創(chuàng)建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得到交流，也沒有得到不斷涌現(xiàn)的后來者的繼承和發(fā)展，所以后來者沒有什么可以借鑒和討論的。但進入19世紀，情況就不同了，人們面對的是連續(xù)不斷的集中于語言學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專門領域的學術研究。

　　1.19世紀早期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

　　19世紀早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家最著名的有葆樸、拉斯克、格里木和波特。1816年，德國語言學家葆樸出版了《論梵語動詞變位系統(tǒng)，與希臘語、拉丁語、波斯語和日耳曼語相比較》，它認為這幾種語言都出于一種共同的原始語言，只不過梵語比其它語言保留有更多的語言是形式，并找出了拉丁語和希臘語動詞變位系統(tǒng)的對應關系，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本書被認為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奠基作，葆樸也因此成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第一個奠基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另一個創(chuàng)始人是拉斯克，1814年拉斯克向丹麥科學院提交了一篇論文《試論古斯堪的納維亞語或冰島語的起源》，在論文中拉斯調說，必須有條有理的研究一種語言的總體結構，不可只挑選幾個細節(jié)或幾個詞匯來與另一種語言相比，從而找出類似現(xiàn)象。他指出，在區(qū)域上相近的語言之間，必有無數(shù)的詞互相來來往往，因而使得他們看上去十分相像，而實際上這種相像歸因于詞匯的借用，而不是因為有什么親屬關系。拉斯克說，更重要的是語法上的統(tǒng)一性，因為無論一種語言借用多少詞匯，其語法結構很少受外部的影響；他還認為語言的統(tǒng)一性也是確定語言親屬關系的重要手段。拉斯克的論文在歷史上第一次這樣明確的提出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和原則，只可惜他是用丹麥文寫的，如果用法文或德文來寫，他可能成為現(xiàn)代語言學的鼻祖了。拉斯克的理論與發(fā)現(xiàn)，被格里木所繼承和發(fā)展。德國杰出學者格里木在1819年發(fā)表了《德語語法》第一卷，這實際上是一部日耳曼語的比較法，他在論文中強調要描寫語言，而不是為語言做任何規(guī)定，他反對語法中存在著普遍邏輯的說法，后來的轉換生成學派的喬姆斯基也同意他的說法。1822年《德語語法》第二版問世，它系統(tǒng)的論述了日耳曼語和其它印歐語之間的輔音一致性，后來這種一致性被稱為“格里姆定律”，他研究了日耳曼語的動詞，發(fā)現(xiàn)動詞各種變位的形式中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單數(shù)過去時復數(shù)過去時詞義

　　哥特語larflaurbum需要

　　古撒克遜語lethlidum去

　　哥特語aihaigun所有

　　這里/f/，/p/，/h/，沒有變成/p/，/t/，/k/，而變成了/b/，/d/，/g/。他還研究了高地德語的音變，簡單地說就是：日耳曼語的清塞音/p/，/t/，/k/，在中間或詞尾的位置時變成清摩擦音，但在詞首或輔音之后則變成塞擦音。格里木研究了這兩次音變之后，發(fā)現(xiàn)其中有條根本原則在起作用，這條規(guī)則可以把兩種音變過程有機聯(lián)系起來。他用“旋轉”理論來說明摩擦音、濁塞音、清塞音之間相互轉化的關系，他的這一理論雖然不是很準確，但是對后來的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有著深遠的意義。在這里我們有必要提一下十九世紀后期的丹麥著名學者維爾納，因為他的理論是對前人的繼承和批判，他苦讀葆樸的作品，從中發(fā)現(xiàn)/p/，/t/，/k/在日耳曼語中的變化只不過是清摩擦音與濁摩擦音之間的變化，不像格里木所說的是摩擦音與塞音之間的變化。這一發(fā)現(xiàn)被后來的學者稱為“維爾納定律”。1833年，德國語言學家波特（1802——1887）發(fā)表了《詞源探討》一書。書中指出，某個語言形式的的詞源，就是這個形式的歷史。要得到某個語言形式的詞源，不僅必須找到它在該語言里較古的形式，而且還要找到它在各親屬語言里的形式，因為它們都是同一母語形式的變體。例如：“mother”這個詞的詞源，要找到九世紀古英語的形式“modor”，然后還要說明它與其它日耳曼語言的親屬關系，從而構擬出這個詞的原始印歐語形式“meter”。從1816年到1833年的十七年內，歷史語言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十九世紀中期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發(fā)展

　　十九世紀中期，出現(xiàn)了兩位杰出的語言學家，分別是洪堡特和施萊歇。德國學者洪堡特，他懂得多國語言，語言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是《人類語言結構的多樣性》，洪堡特指出，在人腦里天生有著創(chuàng)造語言的能力。因為語言是大腦的一種能力，講話人才能運用有限的語言手段創(chuàng)造出無限的語言行為，這一點對喬姆斯基的影響很大。與此同時洪堡特繼承了海德的觀點，認為一個民族的思維和語言是不可分割的。此外洪堡特也深受康德思想的影響，認為語言的不同會引起對客觀世界的理解和解釋不同，在一定意義上說講不同語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維體系。這一觀點對美國的薩丕爾和沃爾夫都產(chǎn)生了影響。洪堡特對語言領域的另一個貢獻，是區(qū)分了三種語言類型：孤立語、粘著語和屈折語。但是他認為屈折語是最先進的，漢語是最落后的，這種觀點顯然不正確，因為語言的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只要它能充分的為社會服務那么它就是最先進的，雖然在這個方面洪堡特的理論還不完善，但是他對語言能力的論述，關于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和語言分類方法，影響到幾代語言學家，對揭示語言的本質有過積極的作用。

　　施來歇是十九世紀最主要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家。在短短的一生中，他留下了不少關于歷史語言學和語言理論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861年出版的《印歐語言比較語法手冊》，這本書的最大貢獻就是在構擬母語方面。總的來看，施來歇的貢獻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關于語言親屬關系的理論，關于重建始源語的比較方法及關于語言的分類。施來歇是學哲學和生物學的，很早就受黑格爾哲學思想和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他認為語言的發(fā)展有自己的規(guī)律，和生物進化是一樣的，他采用分類的方法研究語言的親屬關系，把當時的語言按其特點分成語系、語族、語支。關于重建始源語的比較方法他認為，僅僅把共同存在的形式加以采納是不夠的，還要把不同之處作出合理的解釋，因為母語的重建過程不僅是全面深入比較各種語言的歷史狀態(tài)過程，而且也是解釋其各種不同之點的過程，對研究各種語言變化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此外，他還研究了元音的交替現(xiàn)象，分析了引起音變的條件，找出一些音變規(guī)律。施來歇語言分類的理論是黑格爾哲學與洪堡特分類語法的結合，施來歇根據(jù)意義和形式之間的關系把語言分為三類，第一類語法形式對意義沒有任何影響的語言——孤立語，除了詞序之外，基本上沒有任何語法范疇上的區(qū)別，句意基本上依靠詞的位置表達出來；第二類是語言單位既包括形式又包括意義的語言，其組成過程十分明顯，組成成分固定不變，這叫粘著語，詞根不變，詞根和詞綴的聯(lián)系可以分清，附加的詞綴有自己的意義。第三類語言的意義和形式綜合在一起，詞根有自己的內部變化，這叫屈折語，還可以附加前綴、后綴和中綴，詞綴引起意義的變化。他認為語言的發(fā)展是矛盾斗爭的結果，總是處在矛盾之中，他認為語言是由孤立語逐漸發(fā)展到屈折語的，屈折語是最先進的語言，當然了他這種說法是不對的，語言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語言也不是生物，不會腐爛，語言只是處在不停止的不停止的變化之中。

　　3.十九世紀后期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

　　十九世紀后期，語言學界的爭論圍繞著現(xiàn)在所謂的新語法學派即青年語法學派，它促使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直接對過去的理論進行研究和思索，新語法學派把地質學和物理學等無機的自然科學作為自己的模式。其中的主要人物有布魯格曼，萊斯琴，奧斯托夫，保羅，德爾布呂克，以及后來受新語法學派影響的語言學家，如英國的萊特和法國的梅耶。奧斯托夫和布魯格曼于1878年發(fā)表一篇綱領性文章闡明新語法學派的主要觀點，萊斯琴于1876年這樣表達十九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意義：如果承認變化是任意偶然的沒有聯(lián)系的，那差不多就是說，研究的對象也就是語言不能接受科學的研究。保羅的《歷史語言學原理》宣稱“語言的科學研究就是語言的歷史研究�！毙抡Z法學派形成標志著語言學歷史的過去兩個世紀的一個真正的有意義的階段。他們把語言變化規(guī)律歸納為兩條極其重要的原則：（1）語音規(guī)律不容許有例外，一切語音的變化都是緩慢的自發(fā)的、依照自然的盲目而進行的，它們都是由于語言變化中的生理因素引起的結果，因此，語音規(guī)律不容許有任何例外。（2）由類推作用構成新形式，就是以語言中的某些詞和形式為標準，使另一些詞和形式向它們看齊，從而構成新的詞或形式。新語法學派的這些研究，進一步深化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把歷史比較語言學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4.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貢獻和不足

　　總的來說，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貢獻很大：它們對語言進行了系譜分類；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比較方法；找到語言對應規(guī)律和發(fā)展規(guī)律；構擬出了印歐語的原是母語；對后世影響很大，后來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代表人物索緒爾受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很大，其實他本身就是著名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家。然而，歷史比較語言學也有它的不足，歷史比較語言學家們認為只有他們研究的才是科學，他們傲慢的把其他語言學研究排斥在科學大門之外，這種惟我獨尊的態(tài)度阻礙了語言學的進一步發(fā)展。

　　5.結語

　　十九世紀學者根據(jù)前人孤立和不成熟的理論創(chuàng)立了用來描述語言歷史的模式以及進行研究的方法，雖然他們的研究一般局限于這個時期定型的印歐語系，但他們提供的研究模式也成功的用于世界其他語系，無論用什么標準衡量這都是偉大的貢獻。

　　第6篇：歷史比較語言學在語音研究工作中的運用

　　比較語言學又稱歷史比較語言學、比較語法，有時也稱之為歷史語言學，是十九世紀重要的語言學流派，也是對漢語研究影響較為深遠的語言學理論之一。具體而言，它是用比較的方法確定語言之間的親屬關系以及這種關系的親疏遠近，重建原始語，把各親屬語言納入母女繁衍式的直線發(fā)展關系之中。它的主要任務是探索語言演變的規(guī)律。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和中國傳統(tǒng)音韻學的發(fā)展也是緊密結合，不可分割的。它推動了語音研究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并由此出現(xiàn)了眾多的中外語音研究學者，產(chǎn)生了大量的學術理論成果，為語音史的發(fā)展打開了新的局面。其中，高本漢的《漢語音韻學》中對《切韻》音系的構擬就充分運用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結論和方法。隨后，中國學者汪榮寶、黃淬伯、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等在掌握了西方理論語言學理論的基礎上，憑借自己深厚的音韻學功底，在漢語語音史的成長、發(fā)展和繁榮的過程中顯現(xiàn)著重要的地位、價值。

　　研究語言的發(fā)展，主要任務即是探索語言演變的規(guī)律�，F(xiàn)本文將主要從這一中心任務出發(fā)，著眼于語音的層面，來談一下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漢語語音研究中的運用問題，旨在弄清二者結合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注意的方面，以期在研究學習工作中達到更為準確嚴密的標準。以下分析具體是通過語言材料的選取，有關理論學說的運用這兩個方面來進行簡要的分析、探討，進而避免我們在語音研究工作中可能出現(xiàn)的偏差和失誤。

　　一、語言材料的選擇

　　任何語言演變規(guī)律的探討，都開始于語言材料的選取，語音演變規(guī)律也不例外，擁有扎實、準確的材料基礎，其后的研究工作才得以順利的進行。歷史語言學的材料大體分為兩大類：一是原始方言和親屬語言的材料，一是文字、文獻的材料。前者是現(xiàn)在的活材料，主要是用于建立有史時期的語言史；后者則是反映歷史發(fā)展狀況的死材料，主要用于建立史前時期的語言史的。在分析語音演變規(guī)律，無論是死材料、活材料，還是史前抑或是有史時期的語音研究，在材料的選取問題上都應當注意到一點，并且是避免研究結果有所偏差的重要的一點：比較或構擬的進行應當并且必須是建立在原始語和它的后代語言之間，而不能在出于同一共同語的后代各語言之間進行。因為兩種親屬方言之間，誰也不可能是誰的祖先，誰也不可能由誰發(fā)展而來，如若要通過比較來得出規(guī)律性的結果，二者的比較往往是無用、錯誤的。

　　同時，應當注意的是，在確定了所要進行比較的原始語和后代語言之后，在具體材料的收集、選取上，要努力做到剔除那些無用的偶然同音現(xiàn)象和借用現(xiàn)象。各種語言之間的發(fā)展總是會因為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人口等因素相互作用、影響著，同族語之間更是如此。所以，區(qū)分語音本身的性質，剔除那些實屬偶然同音以及借用性質的語音現(xiàn)象就顯得非常的必要。例如，日、朝、韓、越等語言曾與漢語發(fā)生過密切的關系，都從漢語中借去大量的詞語。

　　這些詞語的外形極其相似，但它們是借用的結果，在歷史比較中是沒有地位的，應該予以剔除。通常意義來講，文化詞語和科學術語不宜用來比較，因為他們更容易互相借用。相對而言，語言中的那部分基本詞匯就較為穩(wěn)定，特別是那些基本核心詞，往往是進行語音比較時可選材料中較為理想的部分。例如劉寶俊在《論原始漢語“二”的語音形》中就選取了基數(shù)詞來進行比較分析，就材料選取方面，他就比較嚴格的遵循了上述的方法原則，所得結論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二、有關語音演變規(guī)律的兩種重要學說

　　語音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對應規(guī)律統(tǒng)稱為語音規(guī)律，用來“解釋一種語言在由一個階段發(fā)展到另一個階段時語音系統(tǒng)的一系列規(guī)律性的變化，或解釋不同語言間的一系列語音對應關系”。人們對語言學史的研究就主要是通過語音的對應規(guī)律去探索語音的發(fā)展規(guī)律、確定語言的親屬關系，可以說，對語音規(guī)律的正確把握與否，是取得研究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語音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言，在歷史比較語言學這一領域先后出現(xiàn)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派別和學說。青年語法學派，也稱新語法學派所堅持的“語音規(guī)律無例外”的觀點和由美籍華人語言學家王士元提出的詞匯擴散理論都是這方面較為著名的論斷。這兩種有著諸多相悖觀點的理論在應用于漢語語音的研究時，也分別有著各自應該注意的方面。

　�。ㄒ唬┬抡Z法學派和“語音規(guī)律無例外”的主張

　　“語音規(guī)律無例外”是新語法學派的主要觀點之一。即中國學者所謂的“類同變化同，條件同變化同，凡有例外，必有解說”。他們提出，語音的變化是漸進的、連續(xù)的，同時這些變化反映在詞匯中則是突然的、離散的。而這些變化都是機械地、盲目地、同時的，并且都是按照相同的規(guī)律進行的，是不允許有例外出現(xiàn)的。這些變化都是有規(guī)律的變化，如果有例外，那也是另有規(guī)律的例外。

　　這一理論在一定時期顯示了它的優(yōu)越性。但是同時，這一理論本身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這就是有關“語音規(guī)律無例外”的“例外”部分。由于語音發(fā)展本身的復雜性使得人們往往用連續(xù)式音變的特點來解釋語言中的音變現(xiàn)象，并隨之將不符合特定的語音現(xiàn)象納入“例外”之列。這一做法使得語音研究中出現(xiàn)了太多的例外現(xiàn)象，因而，人們往往會忽視對語音例外現(xiàn)象的研究。乍看之下，各種語音現(xiàn)象都可以有一個相對圓滿的解釋，但是太多的例外的產(chǎn)生，這一將語言演變規(guī)律過分簡單化的學說就顯得不那么合理與適用了。所以說，我們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之中，不可以忽視語音的例外現(xiàn)象，不能認為普遍、一般的語音演變規(guī)律分析完成之后，我們的工作就結束了，就可以將那些在語言中所占比例相對較小的看似不具規(guī)律性的例外束之高閣了。相反，應當把對這些具有特殊性例外現(xiàn)象的研究也放置于重要的地位，這對語音史乃至語言史的發(fā)展都是有著顯著的作用和價值的。徐通鏘在這方面的研究就是值得我們效仿的對象。他在對寧波方言進行研究的時候，并不是簡單的將具有特殊性的“鴨”字的兩個讀音（a和ε）歸入離散式音變的例外，不提出任何理由。而是對其展開了詳盡、深入的分析，從而知曉了寧波方言中語音演變的疊置式變異和殘存的文白異讀現(xiàn)象。

　�。ǘ�）詞匯擴散理論

　　詞匯擴散理論是美籍華人語言學家王士元于1969在《競爭性演變是殘留的原因》一文中提出的觀點。這一理論的出現(xiàn)是以與新語法學派的“語音規(guī)律無例外”的論斷相悖的角色出現(xiàn)的。大體上講，詞匯擴散理論認為語音的變化是突然的、離散的，而詞匯的變化是漸變的、連續(xù)的。這一觀點的提出，一方面是對新語法學派理論的反對與質疑，另一方面，它解決了原有學說在解釋語言現(xiàn)象時所顯現(xiàn)出的艱難與吃力問題。新語法學派的理論不足主要就是“語音規(guī)律無例外”中的“例外”問題。詞匯擴散理論認為，語音的變化是突然的、離散的變化，因此，這些變化就不會如新語法學派主張的那樣整齊劃一的完成，而是一種有著先后順序的整體變化。在這種情況之下，一些因素就會影響這種音變先后過程的發(fā)生，致使語音變化出現(xiàn)了完成與未完成的結果。這中論斷就能很好的解釋所謂的“例外”問題。所以說，詞匯擴散理論的出現(xiàn)很好的糾正了新語法學派“語音演變規(guī)律無例外”觀點的不足，為語音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為歷史語言學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詞匯擴散理論本身及其思想方法都有極高的價值，對整個語言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是，在通過詞匯擴散理論進行語音研究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有所注意。不能因為它彌補了新語法學派的理論不足，就完全意義上一味遵從，而忽視新語法學派理論觀點的合理和正確之處。詞匯擴散理論也存在著一定的弱點，它過多的注重音變在詞匯中的擴散過程而忽視了音變的規(guī)律，并且有些否定音變規(guī)律性的傾向，它否定了語音演變、推移的整體性，否定了語音的漸變方式。從這個角度講，這也是有些絕對化的看法，不能片面的相信語音的變化只存在擴散式，而不具備推移式的存在。所以，在我們語音研究工作中，相信連續(xù)式音變和離散式音變并存的事實是一種較為合理的做法。這樣的堅持，對于語音的研究更加具有說服性和完整性。徐通鏘在《歷史語言學》中，談到語音演變問題，特別是在介紹詞匯擴散理論的時候，他就沒有過分的絕對化，而是將連續(xù)式音變和離散式音變都視為語音變化的形式。

　　以上就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有關語音演變這一問題的幾個方面的初步考察。從最開始的材料收集直至具體到相關的語言學理論，在具體的實際操作中我們都應當有所注意。準確，恰當?shù)牟牧线x擇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后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與否。我們絕不可小視材料的選取，材料就是以后所有構建的基石。在探討語音的演變規(guī)律的時候，具有重要地位的新語法學派和王士元先生，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語音演變規(guī)律無例外”和詞匯擴散理論在實際的運用之中也應小心行事。我們應當看到，每一種理論的產(chǎn)生都有著它的優(yōu)點和缺陷，針對性和局限性。嚴謹認真的治學態(tài)度，恰如其分的理論使用和建樹是語言研究工作者所應有的認識。這樣才可以將這些理論學說的重要性和價值最大限度的發(fā)揮和實現(xiàn)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