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它以第2代認知科學和體驗哲學為理論背景，在反對主流語言學轉換生成語法的基礎上誕生，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開始成型。下面是本站為大家整理的認知語言學主要內容，供大家參考。

　　認知語言學主要內容

　　1內省法

　　語言內省是指語言使用者對認知中凸現(xiàn)的語言的某些方面進行有意識的注意。認知語言學在開創(chuàng)之初，為了構建該學派的理論框架，主要都采用的是內省法的思辨性研究，即研究者通過觀察、內省、分析、推理手段等對語言現(xiàn)象形成規(guī)律性的認識。內省研究方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柏拉圖是純粹的心智主義者。他認為人類先天具有認知世界的能力，可用內省法進行邏輯推理，采用演繹法認識世界，并獲得關于世界的知識。但是，內省法研究語言存在一些天然的缺陷。首先，主要參照既有的研究文獻或語料進行研究，雖然該方法在邏輯上具有演繹的性質，但主觀性太強；其次，不同實驗主體用內省法得出的實驗結果僅適用于解釋特定的實驗，缺乏普遍的解釋力；最后，人類的某些認知功能無法被感覺經驗所感知，等等。

　　2語料庫法

　　語料庫法是用來記錄自然發(fā)生的言語的一種方法。它主要是對書寫文本中的片段進行記錄。因此，語料庫法的優(yōu)勢在于它可以給研究人員提供大量的文本信息。從本質上看，語料庫是研究者對于某一語言現(xiàn)象內省的驗證。它能利用計算機存儲量大和檢索迅速的優(yōu)勢。近年來，該方法在認知隱喻理論、構式理論及詞義理論等方面獲得了廣泛應用，為認知語言學的眾多理論假設提供了實際的語料支撐，從使用頻率上對語言現(xiàn)象的集中趨勢進行驗證。語料庫法的優(yōu)點還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語料庫法可以通過頻率反映某一個語言現(xiàn)象的特征，從而揭示該語言現(xiàn)象在人類認知過程中的無意識性。這種無意識性往往很難通過有意識的內省法揭示出來。

　　其次，可從語料分析上觀察某一語言現(xiàn)象的歷時演變過程。

　　另外，語料的頻率統(tǒng)計還可以幫助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詞語的共現(xiàn)特征。而在這一點上其他研究方法，尤其是內省法很難做到。

　　語料庫法還能幫助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那些與某一語詞（表述）意義相近的表述。這樣，就會形成一個有關某情境的表達式集合，如同義詞詞典。而內省法很難完成這樣的任務，說明人的認知能力不具備這樣的信息提取能力。

　　語料庫法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受研究者個人主觀判斷影響。首先，研究者對檢索關鍵詞的選取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檢索的結果，并影響研究結論；其次，語料庫自身的完善程度也會影響最終的結論。因為語料庫中未出現(xiàn)的語言現(xiàn)象有時并非語言實際使用中沒有，有可能是語料庫不健全所致。再次，語料庫并不能直接反映許多抽象的、標準化的語言結構。原因在于語料庫所收錄的語句可能是說話人省略了某些成分后的簡化表達，從結構上看不符合標準的句法或語法要求，但實際使用中是完全可以進行交流的。最后，語料庫并不能給研究人員提供直接的結論，對檢索結果的分析依然取決于研究人員的主觀判斷。

　　3多模態(tài)分析法

　　多模態(tài)分析主要用于手語和體勢語的認知研究。它同樣也是從現(xiàn)實生活中尋找素材，通過對手語或體勢語的研究來探索人類的認知過程，以期從新的視角對語言現(xiàn)象進行解釋。

　　與語料庫法不同的是，多模態(tài)分析可以記錄言語過程的每一個細節(jié)，包括言者的語調、音調等。學者們普遍認為，手語和口語一樣，是一個系統(tǒng)的譜系結構，都具有認知上的共性。對手語的研究可以為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認知理據(jù)和語料來源。例如，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美國手語（ASL）中也有Lakoff和Johnson提出的結構隱喻和實體隱喻，以“IDEASAREOBJECTS”為例。在ASL中，表達思想需要斟酌時，手勢傳達的是從許多可能的選擇中小心慎重地挑出一個物體的意思。

　　同樣，手勢也具有隱喻性。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受試在表達好的事物或行為時，往往用向上的手勢，而在表達壞的事物或行為時，通常使用向下的手勢，這和語言表達式中蘊含的概念隱喻GOODISUP；BADISDOWN相一致。此外，受試者在表達抽象概念時用右上手勢，而在表達具體概念時用左下手勢，這和語言表達式中蘊含的概念隱喻ABSTRACTISUP；CONCRETEISDOWN吻合。

　　多模態(tài)分析法的優(yōu)點首先在于可以靈活地分析那些言語過程中被認為是中度或低度可及性的次級信息系統(tǒng)，如，聲音動態(tài)性、姿勢、體勢等。其次，在線記錄也可以捕獲一些不易被直接提取的信息，研究人員可隨后基于錄像判斷一個言語是否合乎語法等。再者，它可以分析言語過程中的一些綜合因素，因為這些因素都會促成說話人表述的形成，這也是內省法難以辦到的。

　　多模態(tài)法的主要弊端在于其自身并不能決定哪個模態(tài)及其成分是研究人員所應該關注和研究的要點。這往往需要研究人員采用其他一些方法進行補充和探索。

　　4心理實驗法

　　心理實驗法也被稱為“行為研究法”（BehavioralResearch），是指在一定條件下，通過給予被試某種刺激或任務，然后觀察被試對刺激的反應，或完成任務的情況，借此推斷整個過程中所涉及的認知機制或過程。近年來，心理實驗法在認知語言學中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采用。例如，研究人員將該方法應用于隱喻理解過程的研究發(fā)現(xiàn)，如果一個隱喻是人們較為熟悉的，對其理解則并不需要通過字面意義的過渡。但如果是不熟悉的隱喻，則需要字面義作為中介，以觸發(fā)隱喻義。此外，心理實驗法還可應用于二語習得與母語習得所涉及的不同的認知機制的研究等等。

　　心理實驗法的最大優(yōu)點在于可以觀察到一些非常微妙的認知過程，如對認知加工時間的測量可以精確到毫秒。另外，可以人為地控制一些變量，從而觀察在受控變量下人們對語言反應的認知機制。

　　5腦神經實驗法

　　腦神經實驗法主要通過一些儀器設備，觀察與某一語言機制相關的腦神經或腦區(qū)的活動。目前主要應用于語言神經認知研究的方法有ERP，fMRI，PET，MEG等。這些先進的科技手段已幫助語言學家發(fā)現(xiàn)了與語言有關的腦區(qū)在語言的認知加工時的一些重要的神經機制，對認知語言學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借助腦神經實驗法，語言學家們從以往的僅僅通過內省式的推斷，發(fā)展到現(xiàn)在能獲得實證的認知神經科學的證據(jù)支持，這不但有助于檢驗一個理論假設是否具有心理實在性，還能檢驗其是否具有神經實在性。例如，研究人員通過ERPs電生理實驗發(fā)現(xiàn)，認知語言學家所提出的框架語義理論是一個在神經層面客觀存在的認知現(xiàn)象。通過比較實驗中不同的電生理指標，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在一個特定的框架中理解一個語篇所激活的N400比未提供框架下所誘發(fā)的幅度要高，這就證實了框架知識在理解中的重要作用。此外，隱喻理解所涉及的神經機制也得到了相關腦神經研究法的驗證。

　　因此，神經法使得語言學家們所提出的“心理—神經—語言”三個層面在認知系統(tǒng)上更加完善、可靠�？梢哉f，在語言的人工智能領域，神經法是未來認知語言學的一個重要發(fā)展方向。

　　認知語言學主要內容

　　一、認知語言學理論及其研究方法

　　與以往研究流派不同，認知語言學并非單一、密切鉸接的理論，而是具有不同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的事業(yè)(Evans2023:129)。[1]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正是認知語言學活力之所在，這使其成為當代語言學各種發(fā)展趨向的集大成者。(Geeraerts&Cuyckens2007:15)

　　1.理論層面

　　將認知語言學眾多理論和研究方法整合于一體的是其兩大承諾：認知承諾和普遍性承諾。(Lakoff&Johnson1999)除兩大承諾外，認知語言學堅持以下五大理論假設。1.具身認知(embodiedcognition)：人們運用身體五官體驗和認知世界，語言與人的具身體驗過程及認知結果密不可分，應當從人的角度解釋語言。2.語義百科觀(encyclopedicsemantics)：詞匯意義無法與所指事物的一般知識截然分開，即語言意義的表征并非僅是對語言系統(tǒng)意義的表征，還涉及對相關百科知識的通達，詞匯形式在心智計算過程中可視為抽象符號，其功能是為激活詞匯概念意義并為心智進入“開放型的知識網(wǎng)絡”提供認知參照點(孫崇飛、鐘守滿2023:42)。3.意義就是概念化(meaningis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的世界是“人化”的世界，識解在概念化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概念化和識解是語言理解的“后臺認知”(backstagecognition)(Evans2023)過程。4.象征性(symbolic)假設：語法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形-義配對體(form-meaningpairing)，詞、詞匯短語和句子形成一個由象征系統(tǒng)構成的詞匯-語法連續(xù)統(tǒng)(lexicon-grammarcontinuum)(Langacker2008)，意義在該系統(tǒng)中處于中心地位，不考慮語言意義的純形式研究是沒有意義的。5.“基于使用”(usage-based)假設：心智語法是對情景化語言使用實例抽象后所得的象征單位，知識來源于使用，所以語言使用和語言知識之間并無本質區(qū)別，即語言知識就是如何使用語言。

　　新近，“社會轉向”(Kristansen&Dirven2008;Geeraertsetal2023)的出現(xiàn)表明認知語言學在關注個體認知和心理的基礎上已開始轉向兼顧考察語言的社會、文化因素，進而形成語言-文化-認知三位一體的語言研究模式。語言是文化歷時發(fā)展的結果，即使是那些基于最基本的身體體驗產生的范疇或意向圖式也受到文化實踐及其產品的塑造和打磨，即各種文化制度和制品在語言發(fā)展和傳承中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另外，認知語言學認為精神生理和物質肉體的一致性使文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時，具體的地理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使文化又呈現(xiàn)出一定的特異性(Lakoff&Kövecses1987;Dirven,Wolf&Polzenhagen2007:1212)。

　　無論從其兩大承諾、五大理論假設還是新近出現(xiàn)的“社會轉向”，都不難看出認知語言學極其重視人這一認知主體在語言使用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強調語言是在人與客觀外界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的基礎上形成的，遵循“現(xiàn)實-認知(社會文化)-語言”的語言觀。首先，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具有以下三個核心屬性：自然屬性——符號系統(tǒng)；社會屬性——交際工具；心理屬性——思維工具(參見Taylor，2002)。它們共同決定了語言研究必須綜合考慮語言的符號認知參照點特性、社會和文化語境特性及其認知心理過程特性。三方面協(xié)同合作，缺一不可。其次，認知語言學認為意義就是概念化，即某一詞語的意義等于說話者或聽話者大腦中被激活的概念，它依賴于心理過程的模式和內容。正如Gärdenfors(1999)所言，意義是認知模式中的概念化：意義在人的大腦中。再次，語義范疇涉及符號、人腦和世界三者之間的關系。說話雙方在交際過程中聽到的（如聲音符號等）或看到的（如文字、圖像、肢體語言甚至一切使得交際成功進行的非語言符號），都被人腦處理為一種具有某種特定意義的符號系統(tǒng)，即語言結構本質上是符號的，并使概念內容符號化。(文旭2001:31)這種符號系統(tǒng)所指代的事物或真理（意義）與外部世界并不存在客觀、真值般的鏡射關系，而是一種經過人腦或心智加工、計算后具有特定實用意義（或意圖）的主觀映射關系。正如Albertazzi(2000)所言：意義并不與外部世界“直接相聯(lián)”，大部分情況下，它是主觀的、情景化的、動態(tài)的。

　　2.研究方法

　　綜觀認知語言學近四十年的成長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開山鼻祖”在本“事業(yè)”建立之初多運用“內省法”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初探和創(chuàng)新，并取得了輝煌的成果。但正如Gonzalez-Marquez等人(2007:XXII)所言：盡管認知語言學家承諾其理論建構在心理學事實基礎之上，但其多數(shù)工作仍建立在理論學家的語言直覺之上。這種建立在語言直覺之上的內省法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存在個人偏見的危險(Gibbs2007:4-5)，它使得認知語言學早期的許多理論成果存在概念模糊、論證過程自相矛盾和循環(huán)推理的可能性(Haser2005)。Gibbs(2007:7)指出許多“門外漢”對認知語言學的抱怨之一便是無法證明其理論的虛實，[2]這使其釋義的充分性和可信性大打折扣，影響其研究的可證偽性和可重復性進而危及其科學性。我們認為，盡管內省法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但其在語言學研究中尚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正如Talmy(2007:XII)所言，內省法仍然是認知語言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并在認知語言學的發(fā)展中起核心作用。內省法對于研究可及性高的語言方面具有獨特的優(yōu)勢，有時甚至是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近來，包愛民等人(2023:8)基于腦科學的最新發(fā)展成果認為：“精神/心理狀態(tài)可以被反思/內省，也可以用語言表述，而無論是反思/內省還是語言的基礎都是客觀的（物質的）。現(xiàn)代神經科學技術甚至能使人們對本來具有神秘感的腦-意識（身-心）關系進行徹底地‘祛魅’”。這表明，內省法并不像其他學者所說的那樣是純粹主觀或者是研究者一廂情愿地“拍腦袋”。相反，它是以“大腦神經細胞活動”的客觀形式存在的一種認知共性。它不僅具有生理和神經上的客觀性，而且作為一種認知共性它具有主體間的客觀性�？茖W的實證方法正是基于主體間的證實。(Gonzalez-Marquez,Berk&Cutting2007:59)新近，由Pragglejaz研究小組(2007)的“隱喻識別程序”(metaphoridentificationprocedure，簡稱MIP)和Steen等人(Steenetal.2023)的MIPVU(metaphoridentificationprocedureofVrijeUniversity)便可視為對這一認識的實踐。

　　為了克服內省法存在的固有缺陷，研究者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克服和彌補：

　　首先，注重語言研究的揭示性“linguisticrevealing”(Langacker2008)。

　　張韌(2023:4-6)在分析國內認知句法研究的科學論證方法時曾指出：“科學的行為方式最終必須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在研究成果上，以便讓讀者清楚把握作者完成科學活動的過程。否則，其研究就容易流于漫談式討論”。這一點從其他研究者對主流認知語言學理論的批評中也可見一斑：Lakoff等人的“概念隱喻”理論、Talmy的認知語義學研究存在多宏觀語用推理、少具象化表征的弊病(參見Haser2005)；盡管Langacker和Fauconnier[3]等人一再強調其“圖形”(paradigm)的重要性，但其只能看作語言分析的一種輔助手段，而不是對其分析過程和結果的明晰性表征，這種繁復而笨拙的圖解法“有時甚至把已經明白的問題搞糊涂了”(郭鴻2007:4)，因此成為CL表現(xiàn)手段上的一個缺陷。(石毓智2004:32)

　　針對此現(xiàn)狀，Langacker在其最新出版的CognitiveGrammar:ABasicIntroduction一書中多次使用的一個術語便是“linguisticrevealing”，即語言研究揭示性。他反復強調，認知語言學家在做出語言描寫時，不僅要尋求心理真實性和解釋充分性，還應注重語言研究揭示性。強調揭示性的目的很明確，即“語言研究不僅僅旨在尋求最可信的發(fā)現(xiàn)，還在于如何使其發(fā)現(xiàn)更易于被證實”(Gonzalez-Marquez,Berk&Cutting2007:59)。Gibbs(2007:7-17)也曾指出：雖然認知語言學家并不必像認知心理學家一樣做實驗，但應該注意實驗性假設形成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努力以一種可被其他學科的學者驗證證偽的方式來闡述自己的觀點或經驗發(fā)現(xiàn)。也就是說，認知語言學家應將其每一種假設以一種可被實驗或經驗實證證偽的方式表述出來。因此，認知語言學家應更好地設計其研究方法，不僅使其研究經得起實證的驗證，而且易于實證的考量，即在闡述任何假設性觀點時，不僅要使其具有可驗證性，而且應該易于驗證，即要具有充分的語言揭示性以易于被其他學科的學者驗證。如能做到這一點，認知語言學必將在認知科學中占據(jù)更重要的位置。

　　其次，重視“自我中心”主義和社會、文化因素的有機結合。

　　Kesckes(2023ab)多次指出，與現(xiàn)行語用學理論過分強調“合作”(cooperation)相反，認知研究過分強調“自我中心”(egocentrism)[4]在話語構建中的作用。Kristiansen(2008:410)也曾指出：盡管體驗認知包容社會文化因素，但早期的認知語言學主要強調人類共有的神經生物系統(tǒng)和軀體經驗，從普遍認知運作和認知圖式的角度探討人類認知的體驗性。這共同表明，傳統(tǒng)認知語言學研究存在未充分考慮社會、文化因素的嫌疑。對于這一點，從認知語言學內部相關學者的論述中也可見一斑。Langacker(1999:376)曾明確指出，要研究概念和語法結構的動態(tài)性就必然要研究話語和社會互動的動態(tài)性，而這一點無疑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必須擴大認知語言學的研究范圍以涵蓋話語和社會互動等領域。社會互動是語言與認知所屬語境中最凸顯的部分，社會事實應該作為具體的本體論層次明確地納入認知語言學的世界觀。Croft&Cruse(2004:329)指出，以往的認知語言學研究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心理表征和認知過程的研究上，只是近來才開始關注從話語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語言。Palmer(2006:264)也曾指出，語言范疇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文化特征。Geeraerts&Cuyckens(2007:15)在論述認知語言學未來三大發(fā)展方向時，就明確地將語言社會維度研究確定為CL今后發(fā)展的首要方向，并強調文化環(huán)境和語言的社會互動性應成為語言認知研究的基本因素。不難看出，傳統(tǒng)的認知語言學研究對語言的內部變異和交際變異不夠關注，未全面考慮語言變化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語言分析或跨語言比較都是在“單一語言”層面上進行的。這種傾向勢必導致對言語社區(qū)的同質化和理想化。

　　近來，由Dirven、Geeraerts和Kristiansen等人主編的兩卷本文集首次明確使用“認知社會語言學”(CognitiveSociolinguistics)這一概念�？梢姡�認知語言學在不斷發(fā)展的同時已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語言的社會性。Kristiansen&Dirven(2008:2)在引言中明確指出“認知社會語言學”的提出并不是任意的，而是由認知語言學堅持的“基于使用”(usage-based)和“非模塊論”(non-modularity)的核心主張所決定的。他們(Kristiansen&Dirven2008:4)進一步指出，認知社會語言學目標旨在將內含于語言之中的地域和社會模式引入認知范式(cognitiveparadigm)研究之中。這一目標可通過兩種方式實現(xiàn)：將內含于語言之中的地域和社會模式因素作為主題開展研究或在研究概念結構的同時平行考慮語言的地域和社會因素。這給我們的方法論提示是：任何關于思維特征和運作的解釋，在重視基于最抽象的概念化、推理、體驗和感知覺等“自我”認知因素的同時，還應充分注重對社會文化作用的考量，即辯證地對待“自我中心”因素和社會文化語境因素的互動作用，綜合思考、整體把握。

　　再次，綜合運用其他新興研究方法。

　　近來，認知語言學越來越多地使用語料庫研究法、多模態(tài)研究法、跨語言和歷時分析、對語境和文化結構的考察、心理實驗法、神經實驗法和音像資料法等新興研究方法。(束定芳2023:41；張輝展偉偉2023)

　　總之，漫談式討論的弊端要求研究者在對其理論假設進行闡述時不僅要具有心理真實性還要具有語言揭示性；內省法的客觀性及其表現(xiàn)出的認知“共性”和“個性”的特征要求研究者在依賴個人內省的同時還應充分注重對研究者“主體間”內省的考量；話語構建中的“自我中心”因素和社會文化語境因素要求研究者應該具備整體、辯證的研究理念。

　　二、作者及內容簡介

　　上文中，我們分別從理論層面回顧了認知語言學堅持的兩大承諾和五大假設并歸納、總結得出認知語言學所堅持的“現(xiàn)實-認知(社會文化)-語言”的語言觀，繼而從研究方法層面探討了內省法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并概括得出其彌補方法和解決策略。正是對上述理論假設的秉承和研究方法的認識，Evans&Green出版了本書，以此引導讀者進入認知語言學學術殿堂并激發(fā)讀者對上述問題展開思考。下面我們將對本書作者和內容作簡要紹介。

　　VyvyanEvans是英國認知語言學會會長及其發(fā)起者和組織者，現(xiàn)任職于英國班戈大學語言學和英語學院。MelanieGreen博士現(xiàn)任職于英國蘇塞克斯大學語言學和英語學院。Evans研究興趣廣泛，以認知語義學見長，其中涉及知識表征、詞匯結構、比喻性語言（隱喻和轉喻等）和抽象思維（時空關系尤其是對時間概念的研究）等諸多領域，在每個領域都有重要著作問世。新近，由他提出的詞匯概念和認知模型理論(LexicalConceptandCognitiveModel，簡稱LCCM)在國際認知語言學界產生巨大影響，其代表著作有TheStuctureofTime:Language,MeaningandTemporalCognition(2004,JohnBenjamins)、CognitiveLinguistics:AnIntroduction(2006,EdinburghUniversityPress)、NewDirectionsinCognitiveLinguistics(2009，JohnBenjamins)、Language,CognitionandSpace:TheStateoftheArtandNewDirections(2009,OxfordUniversityPress)、LanguageandTime:ACognitiveLinguisticsPerspective(202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AWindowontheMind(Toappear,OxfordUniversityPress)和TheLanguageMyth(Toappear,CambridgeUniversityPress)等，可謂著作等身。本書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本書包括四個部分，共二十三章。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四個章節(jié)，從不同但互補的角度論述了對認知語言學的本質、特點及其理論假設。

　　第一章

　　本章中，Evans&Green想向讀者闡明的一個問題便是怎樣才算理解一門語言。作者開門見山，首先介紹了認知語言學和其他語言學研究方法的異同之處。

　　對于語言的功能，作者認為語言作為編碼和傳遞復雜、微妙想法的交際手段具有象征和交際兩大功能。所謂象征功能是指語言旨在表達思想和想法——語言編碼抽象的思想并使其具體化。象征功能的實現(xiàn)依賴符號。符號是語言最小的信息單位，由其形式（口頭的、文字的或手勢的）和與其形式約定成對的意義構成。因此，符號被理解為象征集合(symbolicassembly)，即形式-意義對子(form-meaningpairing)。（6頁）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和現(xiàn)實之間并不是一對一的鏡像關系。相反，語言源于感知覺，是心智投射的結果。語言和現(xiàn)實之間存在概念這一心智中介，三者存在層遞映射關系。語言在瞬時交際過程中所發(fā)揮的提示符(prompt)或參照點(referencepoint)作用使得人類能夠基于有限的語言符號表達其無限的思想。詞語和更大的語言單位是進入開放型的知識網(wǎng)絡的入口。因此，語言理解不僅涉及對語言形式的“前臺”處理還涉及對心智概念進行的大量“后臺”處理。語言不僅具有象征功能，還具有交際功能。語言的交際功能不僅使得言語行為得以實現(xiàn)，更使得我們可以通過語言影響他人并表達我們的情感。

　　對語言系統(tǒng)的關注導致認知語法的產生。認知語法的一個重要關注點便是如何描述構成語言的一系列語言單位。對習語結構及其意義的關注直接導致構式語法的產生，如為何例(1)中的a句在特定語境下可以理解為習語，而其他幾個句子不能作為習語(如b、c)甚至不能被理解(如d)？

　　（1）a.Hekickedthebucket.

　　b.Helickedthemop.

　　c.Thebucketwaskickedbyhim.

　　*d.Bucketkickedhethe.

　　不僅語言形式存在系統(tǒng)性，詞語及其意義以及它們如何以某種特定的規(guī)約型式得以組織之間也存在系統(tǒng)性關系。因此，語言從本質上講具有系統(tǒng)性。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層面表現(xiàn)出的系統(tǒng)性源于人類心智概念的系統(tǒng)性。

　　鑒于上述討論，認知語言學家的主要任務是基于說話者直覺和聚合性證據(jù)以及對人類認知及人腦工作機制的了解，對日常話語進行觀察和描寫，揭示語言系統(tǒng)性與概念結構組織之間存在的對應關系。

　　第二章

　　本章主要論述認知語言學的基本假設、兩大承諾和分支。開篇我們曾提及認知語言學并非單一理論，它包括不同的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而將眾多理論和研究方法整合于一體的便是其兩大承諾：普遍性承諾和認知承諾。

　　普遍性承諾旨在描述適用于人類所有語言層面的普遍原則。普遍性假設的提出，主要反映了認知語言學家對“模塊論”(modularity)的不滿。認知語言學認為人類語言的不同層面共享特定且普遍的基礎性組織原則。本章，Evans&Green基于具體語料分析分別以范疇化、多義現(xiàn)象和隱喻三個方面向讀者證明并展示了截然不同的語言現(xiàn)象是如何共享這三個普遍性組織特征的。普遍性承諾為認知語言學統(tǒng)一描寫和解釋各層面的語言現(xiàn)象提供了理論基礎。

　　認知承諾要求研究者提出的每一語言結構原則都必須反映其他學科尤其是其他認知科學分支（哲學、心理學、人工智能和神經科學）對人類認知的已有認識。從這一要求可以看出，認知承諾認為語言是人類普遍認知能力的結果，而非僅限于那些只適用于語言自身的特殊性原則。因此，從本質上說，認知承諾仍然要革“模塊論”的命。Evans&Green分別以注意、概念化和隱喻為例論述了語言是如何遵循并反映這三項普遍認知能力的。

　　除兩大承諾外，認知語言學還堅持五大理論假設[5]，具身認知便是其中之一。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提出身體和心智是分離的，即所謂的“二元論”。到了現(xiàn)代，“二元論”延伸到語言學研究范疇表現(xiàn)為“理性主義”研究方法，典型代表包括生成語法和蒙太古語法等。它們共同認為語言可以脫離人類身體或體驗而純粹作為一種形式或計算系統(tǒng)得以研究。相反，認知語言學非常重視人類經驗在語言形成和使用中所發(fā)揮的基礎作用，強調人體的中心地位以及人類特有認知機制和結構的重要性，堅持“經驗觀”(empiricistview)——脫離人類具身體驗(embodiment)的心智（語言更是如此）無法得以調查和研究。Evans&Green在本章第二部分分別從具身體驗、具身認知和經驗現(xiàn)實主義三個方面對人類具身心智(embodiedmind)展開討論。最后，作者介紹了認知語言學的兩大研究領域及各自的主要任務和二者之間的主次依賴關系。

　　第三章

　　Evans&Green在本章中向讀者展示了語言共性和個性的認知語言學解讀視角以及對語言相對論的重新認識。盡管普遍性假設要求認知語言學家旨在調查、描寫支配人類語言的普遍性認知原則，但它并不否認不同人類語言在語義或語法結構層面存在差異的語言事實。也就是說，盡管語言受制于某些普遍性認知原則，但這些認知原則在不同語言中的表現(xiàn)形式不盡相同。語言是人類經驗結構的符號表征系統(tǒng)，語言結構形式的不同，說明其所表征的經驗結構的不同。

　　對認知語言學來說，語言共性源于人類的普遍認知原則和相似的生存環(huán)境以及機體所導致的相同具身體驗；語言個性歸因于不同語言說話者所具有的潛在概念系統(tǒng)（如認知視角、概念化路徑、參照點選取和世界知識的詳細程度等）的不同。

　　對語言共性和個性關注最多的當屬語言類型學。語言類型學與認知語言學一樣堅信人類語言的具體語言形式雖千變萬化，但“萬變不離其宗”，其普遍語法結構是有限的。二者都堅持對具體語言現(xiàn)象進行“自下而上”的觀察和描寫，并對其作出功能認知解釋且這種描寫和解釋，必須綜合考慮語言使用的具體語境、意圖、對象以及相關的社會、地域、心理、文化和認知等多個因素(Croft2002:5)，這使得二者存在互補、融合關系。互補具體指認知語言學可為語言類型學提供理論導向和技術支撐，使其外部解釋更臻完美；相反，語言類型學作為認知語言學的一個重要應用領域，為其提供重要的跨語言事實佐證。融合即因認知語言學與語言類型學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互補之處決定了二者在許多方面有合成一體的可能。恰恰是這種融合催生了新的語言研究學科——認知類型學。認知語言學和語言類型學的互補使得兩者相輔相成、逐漸融合，并發(fā)展成為功能語言學界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發(fā)展趨勢。(王德春、張輝2001)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Evans&Green從語言如何促進概念化過程以及跨語言差異對非言語性思維和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兩個方面論述得出認知語言學贊同弱式薩皮爾-沃爾夫假設的觀點——語言不僅反映概念結構和組織而且影響概念化過程。也就是說，不同語言對同一現(xiàn)實世界進行的不同切割和言語標簽對人類的非言語性思維和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和限制。概言之，特定普遍性認知能力的具備與否決定了語言共性的存在與否；特定普遍性認知能力的發(fā)揮程度決定了語言個性的彰顯程度。

　　第四章

　　本章主要論述語言使用對語言知識的形成、變化和語言習得的重要性。認知語言學不僅反對將語言能力凌駕于語言表現(xiàn)之上，而且否認語言能力和語言表現(xiàn)二分說。

　　認知語言學堅持“基于使用”假設(usage-basedthesis)——語言知識來源于語言使用，語言知識即如何使用語言的知識，語言使用是語言系統(tǒng)或心智語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考慮語言使用的本質，語言結構便不能得以充分的描述和解釋�；�于使用的語言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語言使用事件——話語。語言使用的基本研究對象是話語而非句子。話語和句子的辯證關系在于，一旦句子被賦予意義、語境和語音實現(xiàn)形式便成為話語；在“合法性”層面，句子具有嚴格的合法性而話語則展示出層級合法性(gradedgrammaticality)特征。以交際目的為導向的交際性語言使用成為認知語言學的研究重點。語境差異和一詞多義決定了詞語意義具有多樣性和靈活性，這使得有限形式表達無限意義成為可能。但特定語境中的話語意義對對話者來說是確定的。使用頻率對語言系統(tǒng)產生強烈的塑造作用。從認知語義學角度看，不同義項在語言使用中的激活頻率決定了其范疇層級地位及其引申關系；從認知語法層面看，不同構式的使用頻率決定了其可接受性和適宜性，進一步影響其語法合法性。與生成語法認為人腦中具備先天存在的普遍語法的觀點不同，認知語言學認為心智語法起源于具體的語言使用實例——具體語言使用實例經“抽象化”(abstraction)和“圖式化”(schematisation)認知處理后構成語法單位。（109-114頁）

　　在討論語言使用如何影響語言演變時，Evans&Green主要介紹了Croft提出的“話語選擇理論”(TheUtteranceSelectionTheory)，該理論認為語言自身不會發(fā)生改變，是人類使用語言的方式改變了語言。語言是一個規(guī)約系統(tǒng)，它是交際得以成功的基礎，但交際需求有時會因交際手段有限而遭到破壞，進而產生創(chuàng)新，后經語言社團成員廣泛傳播和使用，再經抽象和圖式化而約定為新的語言規(guī)約成分進而得到進一步的復制和傳播。語言就是這樣發(fā)展變化和創(chuàng)新的。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習得建立在大量實際學習的基礎之上，而非語言專屬性先天結構(innatestructuresspecifictolanguage)。語言習得旨在學習大量語言單位而非普遍語法。在語言習得機制方面，盡管認知語言學不否認人類具有習得語言的預設性生理機制，但它否認語言專屬性先天認知系統(tǒng)的存在。認知語言學認為促進語言習得的兩大普遍認知能力是型式發(fā)現(xiàn)能力(pattern-findingability)和意圖讀取能力(intention-readingability)。在第四部分，Evans&Green詳細論述了語言的認知發(fā)展過程。最后，作者將認知語言學習得觀和先天論觀點進行了比較。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主要討論認知語義學研究。認知語義學與認知語言學一樣，并非一元化理論，而是一種研究心智及其與具身體驗和文化之間關系的方法——將語言視為揭示人類概念結構和組織形式的重要方法論工具。

　　第五章

　　本章，作者通過對四項基本指導原則的介紹向讀者說明什么是認知語義學。認知語義學興起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可視為是對英美哲學中客觀主義世界觀和形式語言學中真值條件語義學的反動。Talmy(2000:4)將認知語義學定義為研究概念內容及其在語言中組織形式的研究。（156頁）由此可見，認知語義學將語言意義及其結構視為是對心智概念的外在反映和展示。第一節(jié)，Evans&Green向讀者介紹了認知語義學遵循的四大指導原則：

　　1.具身認知假設認為概念結構是具身的、體驗性的，概念結構來源于身體體驗。

　　2.語言指向說話者心智中的概念而非直接指向外部世界的物質實體。

　　3.意義表征具有百科性特征。該原則認為詞語本身并不攜帶完整的詞匯意義，而是作為認知參照點，引導心智通達連接特定心智概念或概念域的大量百科知識。

　　4.意義的建構過程即概念化過程。概念化指的是語言單位作為提示符引導心智激活一系列概念操作和通達背景知識的動態(tài)過程。

　　第二節(jié)，作者主要介紹認知語義學的研究對象，如意義的身體體驗基礎、概念結構、百科知識、投射、范疇化、詞匯意義和一詞多義等現(xiàn)象。第三節(jié)主要論述認知語義學的方法論問題。既然認知語義學認為語言結構反映或至少部分反映概念結構的本質和組織形式，因此認知語義學的方法論便是依據(jù)語言了解概念系統(tǒng)的工作機制。另外認知語義學還特別注重對聚合性證據(jù)的考察，如對多模態(tài)、認知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等學科研究結果的考察和借鑒。第四節(jié)中，作者比較了認知語義學研究方法和形式語義學研究方法的異同。

　　第六章

　　本章主要通過對意象圖式和概念結構系統(tǒng)研究方法的介紹進一步論述具身認知假設和語義結構即概念結構這兩個指導原則。

　　第一節(jié)主要論述意象圖式。意象圖式產生于人類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體驗過程之中，源于人類的運動和感知覺經驗。意象圖式具有涌現(xiàn)性特征。除此之外，意象圖式還有以下特征：

　　1.意向圖式在產生順序上先于概念。因其來源于感知覺經驗，所以在產生順序上，意象圖式先于概念生成，這決定了其在人類認知思維過程中的基礎性地位。

　　2.意向圖式為具體概念的產生提供基礎。

　　3.意象圖式源自人類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體驗及其對世界的觀察。

　　4.意象圖式是有意義的。

　　5.意象圖式是一種類比象征。此處類比指的是意象圖式與大腦中表征感知覺經驗的概念系統(tǒng)之間存在類比關系。

　　6.意象圖式具有復雜的內部結構。

　　7.意象圖式和心智意象是兩碼事。

　　8.意象圖式是多模態(tài)的。

　　9.意象圖式具有可轉換性。

　　10.意象圖式的發(fā)生具有集群效應。（177-189頁）

　　本節(jié)中，Evans&Green以“力”圖式和英語情態(tài)動詞之間的關系為例，向讀者證明了意象圖式如何為詞項提供概念表征基礎。接著，作者列舉了一些已有的意象圖式并對其進行了分類。另外，除為詞項提供概念表征基礎外，Evans&Green還認為意象圖式為抽象概念提供了認知基礎，如它為隱喻映射提供具體的現(xiàn)實認知基礎。

　　本章中，作者討論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便是概念結構。感興趣的讀者除本節(jié)介紹外，還可參閱Tamly(2000)的認知語義學兩卷本。

　　第七章

　　本章主要討論意義的百科性特征。作者認為這一假設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語義結構（與語言單位相連的意義）為大量詳細的結構化知識（即概念系統(tǒng)）提供通達，對詞義甚至是任何語言單位意義的理解都離不開與其密切相連的百科知識；二是百科知識來源于人與人之間（社會體驗）和人與世界之間（物質體驗）的互動體驗。

　　Evans&Green認為傳統(tǒng)的語義理論對詞典知識（詞義）和百科知識（非語言或世界性知識）的劃分是武斷的。依據(jù)傳統(tǒng)語義理論，只有詞義即詞典組成成分才屬于詞匯語義學研究范疇。作者認為這種觀點明顯受到“模塊論”的影響。成分分析法和語義分解法便屬于詞典論觀點的不同版本。詞義詞典論觀點對以下內容做出過二分：意義和指稱、語義學和語用學以及詞義知識和文化、社會、物理知識。認知語言學認為詞典觀存在以下問題：對中心意義的區(qū)分存在任意性；考察意義時未考慮背景知識以及語言使用或語用意義；對語用學和語義學的二分不切實際。（210-213頁）除此之外，Evans&Green還指出傳統(tǒng)語言研究對詞匯意義和句子意義的二分也是武斷的。（7.1.3）與詞典觀相反，認知語言學堅持語義百科觀：語義學和語用學沒有本質區(qū)別；百科知識是有結構的；百科知識和語境知識不盡相同；詞項是通達百科知識的參照點；百科知識是動態(tài)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Evans&Green在第一節(jié)中還介紹了Langacker對百科知識網(wǎng)絡構成的劃分——規(guī)約知識、類屬知識、固有知識和特征知識。（217-219頁）

　　Evans&Green在第二節(jié)介紹了框架語義學�？蚣苷Z義學認為任何語言單位的意義離開與其相關的框架便無法得以充分理解。作者詳細介紹了框架這一概念的產生、發(fā)展過程、構成成分（屬-值和結構性不變因素）和動態(tài)性特征——仿擬。隨后，以商業(yè)事件為例，向讀者說明了獨立于言語事件的框架類型繼而對話語交際中的言語事件框架進行了說明。本節(jié)最后，作者論述了采用基于框架模式研究語言的幾個后果。

　　構成百科語義學的另一個基礎理論便是Langacker在認知語法研究中提出的域理論。域是一種認知實體，如心智經驗、表征空間、概念或者概念復合體，它為我們理解詞匯概念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本節(jié)中作者除了介紹了域的概念和作用之外，還詳細探討了域理論對框架語義學的補充作用(7.3.1)；域的復雜性層級（7.3.2）；域的多維性以及位置和構形性特征（7.3.3）。

　　最后，作者論述了知識表征的感知覺基礎問題。

　　第八章

　　本章主要討論范疇化、原型理論和理想認知模型理論等問題。

　　在論述范疇化與認知語義學之間的關系時，Evans&Green首先介紹了“經典”理論對范疇現(xiàn)象的傳統(tǒng)認識，其中涉及范疇是否具有鮮明的結構及判定范疇成員時是否存在充分必要條件等問題。其次，綜合論述“經典”范疇理論在定義（可定義性）、概念模糊性（范疇邊界是否清晰）和典型性（范疇中心成員是否具有典型效應）、心理現(xiàn)實性（明確的范疇結構是否具有心理現(xiàn)實性）、無知和偏誤（對概念的理解是否必須建立在對其特征和定義的理解基礎之上）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原型理論認為概念化過程應遵循以下兩個基本原則：

　　認知經濟性原則：和人類一樣，任何生物都試圖以最小認知努力或最少認知資源獲得盡可能多的環(huán)境信息。

　　感知世界結構原則：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相互關聯(lián)的結構。

　　本章關于原型理論的討論主要基于EleanorRosch及其同事的相關研究。Evans&Green分別從概念化系統(tǒng)、垂直維度、水平維度、原型理論存在的問題等方面向讀者介紹了Rosch等人的研究以及原型理論的形成和發(fā)展。

　　理想認知模型理論之所以稱之為“理想”原因在于該理論提出的認知模型并不是特定的經驗實例，而是對一系列經驗實例抽象的結果。Evans&Green分別以最簡類型、集群模型（如母親）和轉喻（如社會常規(guī)模式、典型事例、理想模型、模范、生成元、和凸顯性事例等）等為例說明了典型效應的來源；其次，從中心實例(centralcase)和文化經驗等方面論述了典型效應的另一來源——輻射范疇；最后，論述了Lakoff理想認知模型理論對原型理論所存問題的認識。

　　關于理想認知模型和框架知識之間的關系，Evans&Green認為Lakoff提出的理想認知模型包含的概念現(xiàn)象遠大于框架或者可以說框架僅是理想認知模型的一個種類。本章最后，作者介紹了促進理想認知模型構成的五條構形原則——意象圖式、命題、隱喻、轉喻和象征關系。

　　第九章

　　本章主要討論兩大概念系統(tǒng)組織機制——隱喻和轉喻。

　　傳統(tǒng)研究常將隱喻和轉喻概稱為比喻性語言，認為其理解機制和非比喻性語言或字面語言不同。與之相反，認知語言學認為人類在理解隱喻和轉喻性語言表達時與理解字面性語言所涉及的認知機制并無二異。因此，Evans&Green在本章第一節(jié)重點討論字面性語言和比喻性語言是否真的存在傳統(tǒng)語言學所堅稱的差異——首先，通過對字面性語言已有四種定義以及三種非字面性語言現(xiàn)象（諷刺、軛式修飾法和轉喻）的考察，作者認為在復雜性方面，無論是字面性語言還是非字面性語言，都是復雜概念，進而對相關學者主張二者是不同現(xiàn)象的劃分標準產生質疑。其次，作者分別從規(guī)約性、是否基于隱喻性概念、真值性和其理解是否依賴語境四個方面對字面性語言和比喻性語言是否可分進行詳細考察。

　　關于隱喻的本質，認知語言學認為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現(xiàn)象，更是一種思維方式。隱喻性語言表達背后涵設更為基礎的概念層面的隱喻性思維系統(tǒng)，即概念隱喻。概念隱喻形成的基礎在于兩概念域之間存在的規(guī)約性聯(lián)系，之所以稱之為概念是因為隱喻形成的動因存在于概念域層面。隱喻的經驗基礎是指概念隱喻植根于我們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體驗。

　　考慮到概念隱喻在認知語言學以及認知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占據(jù)的重要地位，Evans&Green分別從隱喻單向性、源域到靶域的映射理據(jù)、隱喻蘊涵、隱喻系統(tǒng)、隱喻和意象圖式之間的關系、恒定原則、概念本質以及隱匿和突顯等方面對概念隱喻理論進行了詳細的論述。（296-304頁）鑒于隱喻恒定原則和Murphy(1996)提出的概念隱喻悖論，Evans&Green在第四節(jié)詳細介紹了基本隱喻形成的經驗基礎和動因及其與復合隱喻的區(qū)別等問題，尤其對如何區(qū)別基本隱喻和復合隱喻進行了詳述。

　　事實上，Lakoff&Johnson在最初討論隱喻的同時便已提及轉喻研究的重要性，但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轉喻才得以“正名”并引起學者的關注。Evans&Green首先從轉喻的本質和動因等方面談起，論述了其定義及主要種類并肯定了轉喻的概念本質及其基礎性認知地位，繼而考察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隱轉喻。

　　第十章

　　本章主要論述一詞多義現(xiàn)象與放射性范疇之間的關系。認知詞匯語義學認為詞的不同義項構成概念范疇——詞所表征的不同但語義相關的義項構成具有典型性效應的范疇。第一節(jié)中，作者著重強調兩個事實：一是一詞多義指的是一個詞匯形式對應兩個及以上不同但語義相關的義項的現(xiàn)象；二是一詞多義的概念性特征——一詞多義是一種概念現(xiàn)象，為詞義理論提供概念基礎。

　　第二節(jié)主要論述詞義的放射性范疇表征形式。放射性范疇指的是以中心或原型概念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概念范疇。詞匯概念與放射性范疇具有相似的結構。這為詞義的放射性范疇假設提供了學理依據(jù)。在詞的不同義項中也存在一個（或更多）具有典型效應的中心或原型義項，其它非原型義項基于特定認知機制（如隱喻和轉喻等）由原型義項引申而來，進而形成不同但語義相關的放射性語義范疇。

　　另外，作者還詳細考察了Lakoff提出的全面詳述方法(full-specificationapproach)及其存在的缺陷以及解決辦法。在介紹時（第三節(jié)），Evans&Green以介詞over為例詳細介紹了全面詳述方法的發(fā)展過程和操作方法，并強調指出意象圖式轉變和隱喻性引申在詞義義項發(fā)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時，Evans&Green還詳細闡述了全面詳述方法在區(qū)分一詞多義現(xiàn)象和語義模糊性以及方法論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第四節(jié)）在此基礎上，指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原則性一詞多義研究方法(ThePrincipledPolysemyApproach)。（第五節(jié)）該研究方法由Evans和其導師Tyler共同創(chuàng)立，旨在提出使語義網(wǎng)絡分析過程變得更客觀和更具可驗證性的一系列決議性原則，其中涉及如何區(qū)分不同詞義和確定原型詞義等重要問題。除此之外，Evans&Green以介詞、名詞和動詞等主要詞類為例展示了原則性一詞多義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驗證性。

　　最后，作者重新審視了語境在多義性研究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一詞多義現(xiàn)象受語境效應的影響存在程度性差異并展示出一定的層級性。對詞義產生影響的語境主要包括：使用語境、句式語境和知識語境。

　　第十一章

　　本章主要探討意義建構和心智空間之間的關系。認知語言學堅持語義百科觀和動態(tài)概念化假設，認為詞語本身并無意義或脫離語境的詞語并無意義可言。也就是說，詞語并不是承載意義的容器，而是在心智通達大量百科知識的釋義過程中發(fā)揮認知參照點或提示符作用�；�于意義建構過程，語言為復雜程度不同的認知表征提供認知參照。認知語義學認為意義建構在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概念現(xiàn)象，動態(tài)的意義建構過程即概念化過程。意義建構過程的基本單位是心智空間，它們之間彼此相連，為概念化提供概念基礎。

　　第一部分（第一、二節(jié)），作者首先對比了形式語義學和認知語義學各自對意義建構的認識。與形式語義學堅持的客觀主義假設不同，認知語義學堅持經驗主義觀。經驗主義觀認為外部世界真實存在，但人們對外部世界進行的心智表征并非客觀的鏡像過程而是具身體驗的結果。現(xiàn)實世界和語言之間存在“現(xiàn)實世界-認知（個人和社會文化等因素）-語言”的逐層遞減性過濾映射關系。鑒于此，Evans&Green對本書中使用的“編碼”一詞的準確含義進行了澄清：首先，由于語言表達模態(tài)的限制，我們不可能用一種甚至幾種模態(tài)來還原多模態(tài)的客觀世界，因此，編碼于語言單位的意義是對概念結構的部分或不完整的心智表征；其次，概念化源于具體語境中的語言使用，因此語境是意義建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最后，概念化過程依賴復雜的概念機制，包括概念隱喻、概念轉喻和圖式歸納等。

　　第二部分，Evans&Green對心智空間的組成、結構及其在意義建構過程中發(fā)揮的基礎作用做了詳細介紹，最后通過語言實例展示其解釋力。認知語言學認為意義建構可分為兩個過程：一是構建心智空間；二是建立起心智空間之間的映射關系。Evans&Green分別從空間構建器、構成元素、元素特征和元素間關系、心智空間網(wǎng)格、對應元素和連接器、通達原則以及角色和值等方面對心智空間的構架結構進行了詳細介紹。（第四節(jié)）作者在第五節(jié)以實際文本為例向讀者演繹了心智空間建構的具體操作過程及其可行性和解釋力。

　　最后，作者通過對時、體和情態(tài)的考察論述了意義構建過程的動態(tài)性特征以及語言在這一過程中所發(fā)揮的認知輔助作用。

　　第十二章

　　本章主要論述概念整合理論。概念整合理論由GillesFauconnier和MarkTurner等人提出。該理論的發(fā)展基于認知語義學的兩大研究傳統(tǒng)——概念隱喻理論和心智空間理論。

　　概念整合理論的興起源于對概念隱喻理論解釋力的不滿。比如對于例（2）這句話，僅依靠概念隱喻理論所說的源域到靶域的概念映射并不能得知對外科醫(yī)生不稱職的貶義評價來源為何處。因此，概念整合理論提出意義建構過程中還包括新創(chuàng)結構——意義大于其構成成分之和。

　　(2)Thatsurgeonisabutcher.

　　整合網(wǎng)絡的提出便是為了解釋新創(chuàng)意義的來源。這里需要明確的一個重要區(qū)分：概念域是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知識結構；而心智空間則是意義構建過程中的在線產物。第二節(jié)，作者介紹了概念整合理論的工作機理并以例（2）為例展示了概念隱喻理論的操作過程和解釋力。

　　第三節(jié)中，Evans&Green首先對整合的本質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整合機制不僅局限于語言層面，而是一種普遍的認知操作機制。其次，詳細介紹了概念整合網(wǎng)絡的構成、選擇性投射、指導原則、導致新創(chuàng)結構產生的三個基本過程——組合、完善和詳述以及迭代反投影等內容。最后，Evans&Green將概念整合理論應用于其他語言實例和非語言實例以進一步展示其操作過程和解釋力。

　　概念整合理論基于對應關系（時間、空間、表征、改變、角色-值關系、類比關系、部分-整體和因果關系等）壓縮將復雜、抽象的概念“降解”為人類可體驗的尺度。概念整合過程并非局限于兩個不同概念域之間的映射，而是基于整合網(wǎng)絡，包括單一網(wǎng)絡、鏡像網(wǎng)絡、單一輸入域網(wǎng)絡和雙輸入域網(wǎng)絡等類型。概念整合中的不同映射過程存在層級性，即整合結果可以作為新的概念輸入進而引發(fā)新的整合或再整合過程。第六節(jié)中作者以“TheGrimReaper”為例詳細討論了概念整合的層級性問題。

　　在展示了其強大解釋力之后，作者論述了約束概念整合理論的指導原則或限制性原則——最佳性原則。另外，作者還將概念整合理論和概念隱喻理論進行了對比，得出二者的不同之處，并進一步探討了概念整合理論對后者的補充作用。

　　第十三章

　　本章作者通過將認知語義學與真值條件語義學和關聯(lián)理論進行比較，將其置于更廣的研究范疇進行考察，進而對本書第二部分所討論的內容作出總結。之所以將認知語義學與真值條件語義學進行比較，原因在于認知語義學的興起可視為對真值條件語義學的不滿和反動。盡管以形式為導向(formallyoriented)的關聯(lián)理論在模塊論方面與真值條件語義學堅持相同論調，但其在語言意義本質的認識論層面與認知語義學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如反對形式主義對語義學和語用學做出的嚴格劃分，這使其歸屬于更廣層面的認知研究范疇。

　　基于對應理論，真實條件語義學認為語言意義為真的條件是其所表達的意義與現(xiàn)實世界相符。真值條件語義學認為我們可以依據(jù)不可再釋義的元語言對現(xiàn)實世界即語義真值進行純粹客觀的描寫，進而將目標語言轉譯為元語言。Evans&Green在討論真值條件語義學的同時，還對Tarski關于自然語言的不一致性討論、命題和句子之間的差異、真值條件語義學與生成語言學之間的關系、意義組合性原則、自然語言如何轉譯為元語言以及語義解讀、賦值和匹配等內容進行了紹介。最后，他們對形式語義學和認知語義學進行了比較并得出了二者的異同點。（455-458頁）

　　關聯(lián)理論由心理學家DanSperber和語言學家DeirdreWilson共同提出。該理論是一種普適性交際理論，它將話語交際視為明示-推理交際的一種。Sperber&Wilson認為交際的定義性特征表現(xiàn)為展示某一特定交際意圖。也就是說，交際意圖由某種明示性行為得以展示。言語交際便是典型的表達某種交際目的的明示性交際行為。在論述關聯(lián)理論的過程中，Evans&Green首先對明示性交際、共同認知環(huán)境、關聯(lián)、話語顯義和蘊含等概念以及關聯(lián)理論對隱喻的相關研究進行了詳細的紹介。最后，將關聯(lián)理論和認知語義學進行比較并得出其異同。

　　第三部分（略）

　　三、總結

　　通過以上的簡單介紹，我們可以看到Evans&Green這部宏偉巨著的大致輪廓。之所以稱其為宏偉巨著不僅僅是因為其篇幅的恢弘，更主要是考慮其內容的豐富和充實。除此之外，本書還具有以下特點：

　　一、結構設計合理，更符合教科書用途。每章正文詳述之后都附以擴展閱讀書目和習題練習以便讀者更全面地了解章節(jié)內容并進一步激發(fā)讀者的思考。

　　二、邏輯清晰，脈絡流暢，一氣呵成。全書共分四個部分，每一部分和后一部分之間邏輯銜接緊密——理論假設概覽為語義研究開展夯實學理基礎；語義研究詳述為語法分析討論做好堅實鋪墊；概括總結展望為事業(yè)發(fā)展譜寫宏偉藍圖。

　　三、并非單一紹介，每一理論都做到有疑必思。反思的開展更好地反映了認知語言學現(xiàn)行的發(fā)展趨勢和研究重點。

　　本書美中不足之處在于對認知語音學研究關注較少。這不僅與作者個人的研究興趣有關，更反映了認知語言學對語音學關注的不足。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認知語音學也會得以長足的發(fā)展，進而完善認知語言學發(fā)展體系。

　　認知語言學主要內容

　　認知語言學為我們研究語言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全新的方法，近二十幾年來發(fā)展迅猛，一大批論著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認知語言學”這個術語首先出現(xiàn)于1971年，原指真正研究大腦中語言機制的學科。（參見Lamb，1998：381）時下國內外學者所說的“認知語言學”與Lamb所說的研究方法和內容并不相同。目前盛行于歐洲、北美及其他國家的“認知語言學”指的是誕生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和90年代得到迅猛發(fā)展、至本世紀已漸成主流的新興語言學流派。

　　一般說來，認知語言學主要有以下3個主要來源，這些領域的重要學者也成為國外認知語言學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一、從轉換生成學派中分裂出來的生成語義學家，如：Lakoff、Langacker、Fillmore等。二、從認知和/或功能角度研究語言的主要學者，如：Taylor、Dirven、Talmy、Geeraerts、Turner、Sweester、Rudzka-Ostyn、Givn、戴浩一、Brugman等，他們主張運用普遍的認知方式來解釋語言的形式和功能，深入研究語言表達背后的認知機制。這一陣營中還包括研究語言共性和類型學、或從類型學和認知角度研究語義演變、語法化、象似性等現(xiàn)象的學者，如Haiman、Heine、Hopper、Traugott、Croft、Hawkins、Hnnemeyer等，也包括認知語用學家Sperber和Wilson等。三、關注認知研究的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主要有：Johnson、Putnam、Gibbs、Rosch、Piaget、Fauconnier、Labov、Rumulhart、MaClelland、Lamb、Lounsbury、Berlin和Kay。

　　筆者綜合當前知名認知語言學家所研究的基本內容、方法和觀點，并根據(jù)自己的理解，權且將其描寫定義為：認知語言學是一門堅持體驗哲學觀，以身體經驗和認知為出發(fā)點，以意義研究為中心，旨在通過認知方式和知識結構等，對語言事實背后的認知規(guī)律做出統(tǒng)一解釋的、新興的、跨領域的學科。

　　從本定義可見，以下幾個方面構成了認知語言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1)體驗與認知。語言的形成和發(fā)展與人類的身體經驗和認知密不可分，語言能力是人類整體認知能力的一部分；同時語言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又促進了人類認知的發(fā)展。筆者于1998年提出語言世界觀多元論，論述了現(xiàn)實、認知、語言、文化4者之間的種種辯證關系，強調認知和語言的體驗性。Ungerer&Schmid指出：“認知語言學是根據(jù)對世界的經驗、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來研究語言的。”（1996：x）可見，客觀世界是認知形成的基礎，語言是對客觀世界認知的結果，是對現(xiàn)實進行概念化后的符號表達。認知和語言都是基于對現(xiàn)實的體驗之上的，認知先于語言、決定語言，是語言的基礎；語言又可反作用于認知，可促進認知的發(fā)展和完善，語言與認知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以往的語言研究多重視語言形式、結構、內部關系的描寫，或強調語言與客觀世界的對應，沒有從認知角度、將主觀與客觀結合起來深入解釋語言，這是認知語言學不同于許多其他學派的根本區(qū)別之一。

　　(2)意義為中心。認知語言學是以意義為中心的語言學，筆者曾將語義的認知觀歸納為9個特點：經驗觀、概念觀、百科觀、原型觀、意象圖式觀、隱喻觀、寓比觀、象似觀、認知模型與激活理論。（王寅，2001：180-195）人類在對客觀現(xiàn)實進行體驗和范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范疇，每個范疇對應于一個概念，同時形成語義，逐步形成了概念結構和語義系統(tǒng)。概念和語義既具有客觀性，也具有主觀性。

　　(3)認知方式（CognitiveStrategy，又叫認知工具、認知策略）。用有限詞語來描寫世間紛繁蕪雜、無限的事物，人們只能依靠有規(guī)則的認知方式和有組織的詞語，否則人們就無法認識和理解世界。認知方式主要包括：體驗、原型、范疇（化）、概念（化）、認知模式（包括框架）、意象圖式、識解、隱喻（含換喻）、概念整合等。這些認知方式適用于分析語言的各個層面，可對語言做出統(tǒng)一的解釋。

　　(4)統(tǒng)一解釋。認知語言學是在描寫語言事實的基礎上，努力解釋其后的認知機制和規(guī)律，因此，認知語言學當屬“解釋語言學”。語言形式反映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和內在的認知機制，語言形式相對于人們的經驗結構、認知方式、概念框架、語義系統(tǒng)以及客觀世界來說，應是有理可據(jù)的。這些形式有生理、心理、認知等諸多方面的動因，因此認知語言學強調深入探索符號形式與所指意義之間的理據(jù)性聯(lián)系，努力解釋語言交際過程中的一般認知機制和規(guī)律。這就形成了認知語言學中的象似性理論。

　　(5)知識結構。語言與人類知識（包括概念結構、社會習俗、文化規(guī)約等）密切相關。結構主義理論研究語言時排除人的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認為語言是自主的。學者們將視點轉向語言的系統(tǒng)、結構和內部規(guī)律。只要通過細讀文本本身，努力挖掘文本的言內意義或潛在意義，就可達到理解文本的目的。這種方式武斷地切斷了文本與作者、讀者以及社會之間的聯(lián)系。喬姆斯基認為句法具有自主性，原則上獨立于其他知識和認知技能。認知語言學則認為語言不是獨立的系統(tǒng)，它是客觀現(xiàn)實、生理基礎、心智作用、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對語言的解釋必須參照人的一般認知規(guī)律和百科知識。要將語言描述清楚，必須充分考慮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