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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爾頓 - 個人資料

姓名：特里·伊格爾頓

出生年月：1943年

國籍：英國

職業(yè)：作家

榮譽：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

特里·伊格爾頓 - 人物簡介

特里·伊格爾頓出生于英國曼徹斯特附近的薩爾福一個工人階級家庭，1961年進入劍橋大學，在這所充滿貴族氣息的大學，出身工人階級的伊格爾頓倍感孤獨，于是投身于學校文化圈外的政治運動中。在校學習期間，伊格爾頓深受老師威廉斯的影響，閱讀和鉆研了馬克思本人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西馬）理論家的著作，并逐漸成長為一位馬克思主義批評家。1964年大學畢業(yè)后，應威廉斯的邀請，留在劍橋擔任他的助手，作助理研究員。1969年轉到牛津大學任教，長期擔任牛津大學凱瑟琳學院沃頓英文和文學理論講座教授，現(xiàn)任曼徹斯特大學英文講座教授。

從60年代末直到現(xiàn)在，伊格爾頓已出版美學理論、文學批評著作十多種。這些著作可大體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理論來分析和評價英美一些作家的作品，其中他的老師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的問題框架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如《莎士比亞與社會：莎士比亞戲劇論文集》、《旅居國外和旅居國外的作家》、《力量的神話：對勃朗特姐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以及《克拉莉薩的被污：塞繆爾·理查森的作品中的文體、性行為和階級斗爭》。第二類主要是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和文藝理論，并用他的“新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去分析評論西方現(xiàn)當代各種美學和文學理論批評流派。這些著作包括：《批評與意識形態(tài)：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瓦爾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評》、《文學理論引論》、《批評的作用：從觀察家到后結構主義》和《審美意識形態(tài)》等。這些著作在當代西方美學界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界都有相當廣泛的影響，以至于有人把他和美國的詹姆遜、德國的哈貝馬斯并稱為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三巨頭。

特里·伊格爾頓 - 主要理論

在伊格爾頓的批評思想中，有著三個重要的理論維度或者說話語背景，它們在他的思想中以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的方式交叉并置。它們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英國本土的文化研究傳統(tǒng)和當代西方從精神分析學到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可以說為他的批評和分析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英國本土的文化研究傳統(tǒng)則為他提供了基本的問題視角，而當代西方的各種理論思潮則在一定程度上為他提供了多樣的分析方法。

特里·伊格爾頓 - 激進美學

在當代批評美學的舞臺上，英國當代批評美學家特里·伊格爾頓一直憑借著他那獨一無二的凌厲風格，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和姿態(tài)對一切邏輯失當、立場躲閃、面目可疑的文化思潮作毫不留情的尖銳批判。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越來越難以忍受那種橫亙在讀者和文本之間的不成體統(tǒng)的理論話語和那些普遍性的因而也是無關痛癢的夸夸其談。所以，這個曾經(jīng)自稱因錯就錯地成了英文教授的批評家從不放棄對具體美學問題深入辨析和思考的努力，寧可相信“一切批評都是政治的”而義無返顧地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充當人文批判的馬前卒。正是由于此，他那批判的美學鋒芒和銳氣也常常給人留下激進的印象，同時也引起了當代美學界和批評界的廣泛關注，其中有贊揚與激賞，同時也有批評和責難。這也正是他不應該被忽視的理由，因為對他的美學觀念與批判立場的進一步的批判性檢測，無論對于理解伊格爾頓本身，還是理解當代美學精神的發(fā)展與變化，都是必要的。 一、激進的美學鋒芒：“一切批評都是政治的”

在當代美學界，伊格爾頓的激進色彩是非常明顯的。一直以來，他都毫不回避他的激進姿態(tài)和選擇。他的一系列著作，如《批評與意識形態(tài)》、《文學理論：導論》、《審美意識形態(tài)》等，以一種反其道而行之的自信批駁了那種反對美學與任何理性分析相聯(lián)系的觀念，并且把審美與意識形態(tài)聯(lián)系在一起，對審美話語作了意識形態(tài)意義上的解讀，從而在一種激進的立場上表達了他的美學思考。

讀者所熟悉的是他的《文學理論：導論》。在《文學理論：導論》的結尾，伊格爾頓幾乎把文學理論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之間關系理解為一個常識性的理論問題。伊格爾頓不但認為一定的政治情勢對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產(chǎn)生影響，而且他認為，這種影響構成了一種特定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方式，而文學和文學理論的意義就在于這種特殊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段膶W理論：導論》既是對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回顧性的理論梳理之作，同時又是伊格爾頓自己的美學觀念開始確定成型之作。正是從這里開始，伊格爾頓不但提出了明確的政治批評觀念，而且開始確立了他堅定的美學立場：審美話語以它特有的表達方式和發(fā)生作用的方式介入了一定的政治現(xiàn)實，審美話語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之間在一種基本的聯(lián)系中存在著一種張力，在這種張力的驅使下，“一切批評都是政治的”。

人們總是對他的這個宣言性的結論記憶深刻。實際上，伊格爾頓之所以在這里提出這個理論宣言，并非僅僅是他在考察二十世紀西方文論所得出的結果，而是他長期以來的思想觀念積淀的結晶。從伊格爾頓置身于人文學術領域的那一刻起，他的美學素養(yǎng)的養(yǎng)成和批評實踐的實施就已經(jīng)浸染了社會政治的陰霾。在《反本質》中，伊格爾頓承認，他的這種風格既是一種社會情境作用的結果，同時又是一種有效的理論儲備。伊格爾頓所言的“社會情境”，指的是二十世紀西方思想文化發(fā)展的獨特語境。眾所周知，現(xiàn)實政治意識形態(tài)曾經(jīng)是二十世紀西方思想文化界的一個塑型的平臺，不但整個西方二十世紀社會思想文化思潮的起落都和當時的社會政治現(xiàn)實緊密相連，而且一定的政治實踐態(tài)度和政治批判立場往往構成了西方知識界和思想界的內(nèi)在理念和思想精髓。在這種情形下，關于審美話語的苦心孤詣式的慘淡經(jīng)營構成了一種鮮明的政治實踐方式，它的精神本質就是后殖民理論的奠基人薩伊德所說的“反抗各種形式的暴政、統(tǒng)治和濫用權力�！比绻�聯(lián)系二十世紀西方美學思想的發(fā)展的話，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略帶憂患意識的精神意蘊其實正代表了一種激進的美學鋒芒。

伊格爾頓毫無疑問地是這種激進美學思想的代表人之一。他在《文學理論：導論》之前的一系列著作，如《批評與意識形態(tài)》、《莎士比亞與社會》、《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等就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了這樣一種激進的選擇。伊格爾頓自己承認，它們與1960年至1970年之間的激進社會現(xiàn)實有緊密的聯(lián)系，是對一種“激進的政治替代”的“一定高度的審視”3的結果。這也正說明了相信“歷史是文學的最終能指，也是文學的最終所指”的伊格爾頓的最終的審美表達還是要面對“一定的權力關系的組合”，面對意識形態(tài)和他理解的“政治”，并最終熔鑄成“一切批評都是政治的”這句斷語。我們可以看到，在提出了這個寬泛的和描述性的觀點之后，伊格爾頓一直是以一種“借花獻佛”的方式

表達他的激進的美學邏輯和立場，并在《審美意識形態(tài)》中作了正面的回答。

二、“建立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美學”：激進美學的理論歸宿
《審美意識形態(tài)》是伊格爾頓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著作，談的是西方美學家的思想。伊格爾頓自己說，這部著作不是一部西方美學史，而是對這些西方美學思想家的美學思想進行的歷史性考察。實際上卻不是這樣，不但它有著美學史的效果，而且伊格爾頓的考察中也強烈地滲透著他對激進美學的歷史語境的思考，因此它是體現(xiàn)伊格爾頓的激進的美學觀念一部重要的作品。

《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基本的立場是在審美話語精神內(nèi)涵的內(nèi)在分裂中探析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張力意義，從而揭示美學話語的內(nèi)在運行機制。伊格爾頓的思考是從審美話語產(chǎn)生的歷史語境開始的。他注意到，在啟蒙主義時代以來，隨著人類自主意識和理性精神的覺醒，現(xiàn)代歐洲思想就已經(jīng)開始重視審美了。但是審美并不是一個自在的特殊的感性領域。在歐洲的思想發(fā)展中，審美在承認人類需要和感性欲望的基礎上，不斷地向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的理想的普遍王國和人的特殊欲求之間的斷裂發(fā)起批判性進攻，所以，審美話語并不僅僅是感觀體驗的直接綜合，它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形式。伊格爾頓的這個觀點明顯地突出了審美話語的意識形態(tài)內(nèi)涵，也表明了伊格爾頓對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基本的看法：一方面，審美話語誕生在理性話語的一個危機的時刻，“沒有什么比占統(tǒng)治地位的理性更無能的了，因為它除了自身概念之外，便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審美話語的崛起標志著傳統(tǒng)理性的某種危機，標志著潛在的解放思潮或烏托邦思潮的確立，它促使理性話語在一種危機中回復感覺自身，從而反抗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形式。伊格爾頓更多地強調(diào)后者，也就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形式的審美話語是如何在一種張力形式中與資產(chǎn)階級社會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形式有所關聯(lián)同時又體現(xiàn)出自己的獨特地位和作用的。

在伊格爾頓看來，對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這種獨特地位和作用的強調(diào)是反抗資本主義社會“內(nèi)化的壓抑”，從而達到人類心靈解放的一個重要手段。在這個問題上，伊格爾頓提出了“肉體”的概念并探討了肉體與審美、肉體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他認為感性話語的意識形態(tài)反抗必須通過對肉體的重視和重新理解才能實現(xiàn)的。因為，肉體“扮演著不那么直接的肉體政治的便利的替代品的角色，也扮演著倫理代用品的角色”。在資產(chǎn)階級美學視野中，肉體代替了語言本體構成了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表達方式和思考方式。肉體既是一種感性的綜合，同時又是一種鮮明的政治沖動。它是審美感性對理性話語霸權反叛的形式力量。正像理性話語向生活世界進軍要肉體來開道一樣，審美感性從理性話語中突圍也是從肉體開始的，肉體是審美話語反叛理性專制的亂臣逆子。伊格爾頓分析了從舍夫茲博里一直到�？碌奈鞣矫缹W思想史，他認為在整個西方美學發(fā)展中不乏肉體反叛的思想潛源，舍夫茲博里、席勒、康德、黑格爾都不同程度地為了一種政治犧牲過審美感性，但正是有了這些思想家為了政治犧牲審美的思想潛源，才有了尼采、叔本華和克爾凱郭爾對肉體的重視，而在這些思想家之間已經(jīng)見出陣營的分野，克爾凱郭爾對肉體的重視代表了樸素唯物主義的首次沖動，他的身上已經(jīng)隱約見出了唯物主義美學的征兆，這種征兆預示了一種全面的唯物主義美學的發(fā)展，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美學。

伊格爾頓認為，馬克思主義美學標志了一種現(xiàn)代美學的全新格局和觀念。原因就在于馬克思發(fā)現(xiàn)了感性的身體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生產(chǎn)的奧秘和來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運行的洪流加劇了對身體的控制和僭用，社會和技術的延伸卻抽空了身體的感性內(nèi)容，被資本控制了的身體異化為一種感性身體的替代形式并反過來摧殘身體的感性。對于資本家來說“你越少吃，少喝，少買書，少上劇院、舞會和餐館，越少想，少愛，少談理論，少唱，少畫，少擊劍，等等，你就越能積攢，你的既不會被蟲蛀也不會被賊盜的寶藏——你的資本，也就會越大�！倍�且，資本不但剝奪了工人的感性，也剝奪了資本家的感性，資本“把工人變成既沒有需要，也沒有感性的存在，并且把工人的活動從全面的活動轉變?yōu)榧兇獬橄蟮幕顒�。”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身體成了一個權力斗爭的場所，身體是資本控制的身體，同時也是權力控制的身體。在這種情形下，身體感性的消失預示著身體政治的巨大失敗，這種失敗是以資本主義社會資本邏輯的巨大勝利和社會制度的進一步強化為代價的。馬克思正是看到了這種代價對人類的嚴重摧殘才積極倡導一種感性的科學，并深刻地思考重新找回人的身體里的感性動力、結束感覺和身體的分裂狀態(tài)，從而使感覺回到自身的解放道路。這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政治的實踐，伊格爾頓說：“如果說可以把美學從窒息它的唯心主義的沉重負擔下挽救出來，那么只能通過一種發(fā)生于肉體本身的革命才能實現(xiàn)，而不能通過為理性爭取位置的斗爭來實現(xiàn)。”為此，建立一種以“肉體”為核心的唯物主義美學是必須的。

不難看出，在一種唯物主義立場上，伊格爾頓的激進的美學立場指向的是一種關于身體的政治學。這既是伊格爾頓美學觀念的激進姿態(tài)，同時也正是現(xiàn)代性美學視野中的一種突出的價值趨向，更是后現(xiàn)代主義美學理論中的主要的實踐形式之一。美學是作為感性話語誕生的，但這并不是說審美問題單單是一個話語自律的藝術空間。正像美國學者理查德?舒斯特曼所說：“鮑姆加通最初的美學方案比我們今天認做美學的東西，具有遠為廣大的范圍和遠為重要的實踐意義。”這種實踐意義正是二十世紀以來的現(xiàn)代美學所強調(diào)的，它的理論精髓就是在當代社會現(xiàn)實中“內(nèi)化的壓抑”的現(xiàn)狀下，尋求人的內(nèi)在的感性的復興和人的深層次的身體感覺的和諧。因為“當現(xiàn)實的恐懼愈發(fā)成為整體的和頑固的政治行動時，還有什么能比作為對現(xiàn)實拒斥的革命想象力中的反抗，以及這種反抗的不妥協(xié)的目標，能更加讓人難以忘懷呢？”這正是二十世紀西方現(xiàn)代美學發(fā)展的一條主要的精神線索，這個線索更多地是在以馬爾庫塞為代表的“新感性”美學上潛行，其目標是在審美的道路上復歸席勒的傳統(tǒng)：只有當人，即只有當他既不被法則也不被需求約束后，他才是自由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新感性”美學同時也是一種以身體為核心的希望美學，它在一種“革命”的情緒中促成了二十世紀激進政治美學的崛起。馬爾庫塞曾明確地肯定：“即使在政治內(nèi)容完全缺乏的地方，也就是，在只有詩歌存在的地方，都有可能具有政治性的藝術�！�

伊格爾頓的激進美學觀念始終也沒有脫離“新感性”美學這條主線。像馬爾庫塞一樣，他的美學觀念也是以“身體”為內(nèi)核。但是與馬爾庫塞的“內(nèi)化的壓抑”的反抗相比，他更重視審美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唯物主義內(nèi)核，因此也更多了馬克思主義的色彩。伊格爾頓說，美學往往忽略難解的政治，“如果美學要繁榮，那也只能是通過政治轉變；政治支撐著一種與美學的元語言學的關系。” 他所言的“政治”仍然是在《文學理論：導論》中的“意識形態(tài)”意義上的，只不過在這里，他更加明確了這種“意識形態(tài)”內(nèi)涵的具體指向，那就是以肉體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美學：在馬克思這里，伊格爾頓不但發(fā)現(xiàn)了一種唯物主義美學的起源語境，而且找到了審美意識形態(tài)批判的理論指向；而他所說的“政治”與“美學”的“元語言學”的關系，也正是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美學所包含的精神意義：審美話語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種種糾葛其實最終就是人的內(nèi)在感性生命的和諧，而馬克思不但重新找回了人的身體中丟失了的感性，在人的身體和欲望之間重新勾連起了和諧的整體，而且還把這種和諧視為一種人類創(chuàng)造性的神秘力量，人的生產(chǎn)勞動、藝術創(chuàng)造既出于這種神秘的欲望之源，同時又創(chuàng)造這種欲望的嶄新形式。

三、質疑與批判：激進美學的歷史命運
伊格爾頓的孜孜以求，其貢獻是不言而喻的。在當代美學的發(fā)展舞臺上，伊格爾頓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理論代表了一種新銳的美學觀念。他積極探索審美話語背后隱藏著的和可能隱藏著的政治蘊涵，這是他重視審美理論現(xiàn)實感和活躍性的表現(xiàn)，而他以肉體為本位，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美學為最終理論歸宿，痛擊人類精神主體感性與身體的分裂，強調(diào)審美與實踐的同一，在人的身體和感性和諧統(tǒng)一的基礎上探索當代美學的發(fā)展之途，這不失為一種勵精圖治的美學探索，從而為現(xiàn)代美學的發(fā)展拓展了現(xiàn)實空間。對于中國當代美學理論的發(fā)展來說，伊格爾頓的啟發(f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在《審美意識形態(tài)》中，伊格爾頓更加注重美學與現(xiàn)實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他有意識地把美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的思考與更廣泛的社會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探討美學與社會意識形態(tài)在那種語言的關系中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從而把美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上升為對美學的一種本質性的思考。透過美學的意識形態(tài)之維，伊格爾頓的思考和闡釋形成了一種確定的批評實踐方式。這對于我們的理論建設是有著指導意義的。我們都清楚，長期以來，無論是我們的美學基礎理論的建設，還是審美批評的實踐其實都缺乏行之有效的理論參照和能夠真正為我所用的理論精神資源，以至于長期以來，我們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方式一直在生吞活剝那些大而無當?shù)男鲁崩碚�，而深深影響了理論的現(xiàn)實效力，更制約了美學精神的當代展現(xiàn)。這幾年來，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的理論建設和審美實踐在伊格爾頓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那里獲得的理論啟發(fā)之后而產(chǎn)生的實際時效。15這說明，伊格爾頓的美學觀念確實具有能夠為我所用的理論潛源。

但是也應該看到，伊格爾頓的美學理論和美學觀念也并不是包打天下的，他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就理論形態(tài)來說，伊格爾頓過于依賴“學理上”批判，也過于強調(diào)理論批評展開的“意識形態(tài)語境”，所以他的那種闡釋仍然帶有很濃厚的本質主義的毛病。這正是影響他的審美實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現(xiàn)實的操作中，這種批判精神的過于強化實際上已經(jīng)使審美理論積重難返。以批判精神為武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現(xiàn)實，這本來是西方現(xiàn)代美學思想家們的文化追求，他們在新的歷史語境中扯起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以美學或批評為武器，繼續(xù)從事著馬克思主義未竟的事業(yè)。但是他們共同的一個難以避免的弊病是：他們都不同程度地依戀于這個新的歷史語境，所以他們都深陷這樣一種“語境決定論”的泥沼而懸置了一些根本的問題。他們對這種“語境”深惡痛絕，但他們的批判的邏輯只有在這個語境中才能成立，他們批判的意義只能在這個語境中才能展現(xiàn)。這個無法擺脫的悖論注定了他們的文化批判的“邊緣支解”、“內(nèi)部策動”、“側面出擊”的尷尬角色。伊格爾頓也是如此。他把二十世紀的美學思想家置于他們所處的歷史時代的物質發(fā)展、國家權力的形成以及階級力量的平衡的大背景下來論述，但他的這種論述只有最終落實到具體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上才顯得有份量。在展開他的問題之前，他再次強調(diào)他的工人階級出身，并且認為，當代在大多數(shù)解放理論得到詳細闡釋的社會里，社會主義思想貧乏，青年人沒什么政治記憶，也沒怎么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顯然伊格爾頓所關心的還是當代文化政治的現(xiàn)實遭逢，所以，他談論審美的問題，其實是對當代左派政治陷入困境的一種激進的思考。在美學與激進政治之間，伊格爾頓寄希望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主張，認為馬克思提倡的以肉體為核心的唯物主義美學在感性解放的維度上走向了一種可能性的政治途徑。這種替代性的方案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文化理論界的熱門話題，伊格爾頓借這個話題貫穿起二十世紀西方美學思想史雖然是一個討巧的嘗試，但他的“泛泛宏論”也早已引起了有些人士的反感。他的苦心孤詣并非得到了全部的掌聲，來自對立面的激烈批評也是很多的。典型如美國當代思想家羅蒂。羅蒂在他那篇著名的論文《為美國理念的實現(xiàn)——二十世紀左翼思想》中就毫不留情地指出，現(xiàn)在英美的一些大學已經(jīng)成了滋生左翼理論的溫床，而那些熱衷“文化政治”的教授們的批評事業(yè)其實是一只斷了線的風箏。除此之外，在其他一系列論著，如《后形而上學希望》、《哲學與自然之鏡》、《不愛國的學術界》、《政治學中的知識分子》、《我們是誰？》、《偶然性、反諷與團結》中，羅蒂也對包括伊格爾頓在內(nèi)的那些熱衷于“身份政治”、“差異性政治”的“左派政治學”做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那些“文化左派”知識分子們只是大而無當?shù)乜淇淦湔�，在那些身�?“邊緣”位置的弱勢群體，如黑人、婦女、和同性戀者的身上大肆挖掘并不那么明顯和深刻的文化符碼，制造熱鬧而無用的“文化反美同盟”，“喜歡設法參與弱者反對強者的斗爭”16，但是這種“清談政治”卻對現(xiàn)實的政治、經(jīng)濟問題等視而不見，置國家理念、民族認同和社會凝聚力于不顧，無心掛念經(jīng)濟民主、社會福利、教育改革等具體方案，而一味地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不切實際地說三道四。對于這些“清談政治家”，理查德·羅蒂的結論是：“它不愛國。它以‘差異的政治’的名義，不肯贊賞自己居住的這個國家。它擯棄民族身份的意識，擯棄民族自豪的情感”，他們“為了純粹的意識形態(tài)利益，或者出于盡可能保持憤怒姿態(tài)的需要，如果左派堅持‘差異政治’的話，那么它就會越來越孤立、無效。一種不愛國的左派從來是一事無成的。一種拒絕為它的國家感到自豪的左派不會對那個國家的政治產(chǎn)生任何影響，而且到頭來它會成為人們輕視的對象�！痹凇杜既恍�、反諷與團結》中，羅蒂還就借批判哈貝馬斯尖銳地指出：“哈貝馬斯和馬克思主義者，以及他所批評的許多人一樣，都相信一個哲學觀點的真實意義就在于其政治蘊涵，而且要判斷一位哲學家——相對于僅僅從事‘文學’的作家，最終的參考架構也是政治的。”

就在羅蒂對當代激進政治研究提出批評之時，伊格爾頓正在為這種批評事業(yè)盡職盡則，所以，對于羅蒂等人的批判，伊格爾頓雖然顯得有點兒不以為然，但多少讓他變得敏感。伊格爾頓反唇相譏：理查德·羅蒂的“美國理念”不但一樣地是一種以“全人類”的名義進行的抽象說教，而且它的“形而上”的話語本質恰恰暴露出它的“反自由主義”的本性，因為他們在骨子里是承認那種“絕對”的“差異”、“沖突”、“多元性”、“無終結性”以及“異質性”的存在的。他還以一種刁鉆的語氣反駁道：“如果把憐憫之心放在這樣一個廣大的基礎之上，那就肯定會有一些令人討厭的抽象之物。這里的‘美洲性’幾乎成了一種元話語或某種形而上本質，把千姿百態(tài)的信仰、生活方式、膚色等等歸并成某種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進而組成美利堅合眾國�！彼�以，在伊格爾頓看來，羅蒂對文化左派的批判不但打擊面過寬，而且他的高揚的“自由主義”文化觀念仍然帶有本質主義的形而上痕跡，仍然是資產(chǎn)階級自由個體主義的翻版，因此很難得到文化左派的認同。

這一場筆墨官司雖然最終沒有成為當代思想文化論爭的一段公案，但由于羅蒂和伊格爾頓各自都有著的強勁的理論鋒芒，因此，它也變得深刻而生動起來。實事求是地說，羅蒂的歷史理想的確包含在他的美國理念之內(nèi)，美國民主本身構成了他的歷史終極視野，這不是伊格爾頓的一人之見。20但即使是這樣，羅蒂的批判仍然不是空穴來風。當代激進政治研究過分夸大了文化層面上的種種政治活動的痕跡，但對具體的現(xiàn)實問題的審視和思考并不代表著解決問題的實際形式，所以，激進政治研究注定也只是一場文化話語的喧囂表演。從這個意義上說，布魯斯?羅賓斯說伊格爾頓在反駁羅蒂之時有些“避重就輕浮光掠影”，的確也是一個恰如其分的評價。因此，我們也要看到，對于以羅蒂為代表的批判，伊格爾頓顯然還沒有找到一種有效的批評反駁途徑，所以他對羅蒂的反批評也只能是一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的“破解之法”。這是因為伊格爾頓自己的激進美學主張文化政治研究也仍然沒有擺脫他所批評的困境的緣故，因此，盡管伊格爾頓在多種場合對羅蒂都頗有微辭，他有時仍然很無奈，他的激進美學主張注定還要步履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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