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寧學習外語的故事

　　列寧懂得許多種外語。他精通德文、法文和英文，他研究這些外文，翻譯這些外文的書籍，他能讀波蘭文和意大利文的書報。他能拿一本字典接連讀數(shù)小時，以此作為一種“休息”。

　　列寧在學生時代學了哪幾種語言呢？列寧畢業(yè)于模范中學。在模范中學里，學生要學習俄文、斯拉夫文、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和德文等六種外文；其中三種是活語言，三種是死語言。

　　在中學初級班時，有一位德文教師曾夸獎列寧精通文法。列寧的母親德語說得很流利，當然，這對列寧掌握德文是有影響的。列寧在年輕的時候德文就學得很好，他的德文比同班同學都強。

　　1895年夏天列寧到柏林以后，他發(fā)覺自己聽德語的能力很差。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只是在語言方面情況很不好，我聽德國話的能力比聽法國話差得多。德國人的發(fā)音聽起來非常不習慣，我甚至連公眾場合的演說也聽不懂；而在法國，這種演說，我?guī)缀跻幌伦泳湍苋�部聽懂。前天我到劇院去看戲，演的是霍普特曼的《Weber》（《織工》）。盡管我為了看懂這出戲，預(yù)先讀了一遍劇本，但是我仍舊不能聽懂全部對白。不過，我并不泄氣，只可惜我的時間太少，不能好好地學習語言。”

　　1896年1月，列寧被捕入獄，他請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給他寄一本字典：“現(xiàn)在我正在翻譯德文書，所以請你把《巴甫洛夫辭典》給帶來。”

　　1989年3月，列寧在流放地開始翻譯韋伯夫婦合著的英文著作。他給姐姐寫信說：“我想請你替我找?guī)妆居⒄Z參考書。我曾經(jīng)請求在這里搞點翻譯，并且已經(jīng)收到了一本厚厚的韋伯夫婦的書。我很擔心，怕出錯誤。我需要這兩本書：《英語語法》《地名和專有名詞典》。”

　　二、負責同志

　　人民委員會正在開會討論恢復(fù)被得格勒工業(yè)的計劃。在戰(zhàn)爭年代，工業(yè)破壞殆盡。機器損壞，原料不足。城市，特別是農(nóng)村急需生活必需品。會議上談到，必須迅速擴大犁頭和其它農(nóng)具的生產(chǎn)，必須為居民生產(chǎn)釘子、布匹和鞋子。

　　報告人在發(fā)言。大家預(yù)料他馬上就會開始講如何更快更好地搞好彼得格勒工廠的工作，列舉數(shù)字，指定期限�？墒撬麉s沒有講這些。

　　“我們面臨著偉大的目標，”報告人開始說，“世界革命萬歲!”他接著說，必將出現(xiàn)這樣一個時代:在整個世界上，只有象在童話中遇到樹妖一樣，才會遇到資本家和其他各種過寄生生活的富人。

　　他說完，差點兒朝自己胸脯上擊了一拳。

　　列寧聽著。

　　報告人繼續(xù)發(fā)言。他的聲調(diào)越來越高，越來越慷慨激昂。

　　“蘇維埃政權(quán)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權(quán)。勞動人民千百年來的夢想終于實現(xiàn)了……”

　　列寧聽著，微微皺起眉頭。

　　報告人繼續(xù)發(fā)言:

　　“工人和農(nóng)民自己掌管著國家。一切為了工人，一切為了農(nóng)民——如今他們就是神仙和皇帝。”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打斷他的話:

　　“您能否講講彼得格勒工廠生產(chǎn)釘子的情況?”

　　“我們正在生產(chǎn)釘子，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報告人興致勃勃地答道。

　　“能否具體一點?”

　　報告人感到很不好意思，開始陷入沉思。

　　“請原諒，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手頭沒有必要的材料。”

　　接著，他又講起世界革命來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等了片刻，又提出一個問題:

　　“為居民生產(chǎn)布匹的情況怎么樣?”

　　“會有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布匹會有的。我們的工人會把布匹生產(chǎn)出來的。”接著他又講起蘇維埃政權(quán)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權(quán)。

　　弗拉基米爾·朗里奇第三次打斷報告人的發(fā)言:

　　“請講講犁頭的生產(chǎn)情況怎么樣?彼得格勒工廠的生產(chǎn)條件如何?農(nóng)村還要等多久才能指望得到工人的幫助?”

　　報告人停下來。他竭力在回想什么，卻沒有想起來。

　　“請原諒，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記不得這些數(shù)據(jù)了。”

　　他用手捂住嘴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然后又象夜鶯啼囀一般歌唱起了未來。這時，報告人脫口說出一句聳人聽聞的話:

　　“我們面臨著偉大的目標……我們一下子就能跨進遙遠而美好的未來……”

　　列寧站起來說:

　　“我們不是一下子就能跨進去的，親愛的同志。不是一下子就能跨進去的。”

　　報告人發(fā)窘了。

　　“不是一下子就能跨進去的，”列寧重復(fù)道，“依靠這種工作方法是寸步難行。您的犁頭、布匹、釘子在哪里?您打算怎樣和在什么期限內(nèi)保證為農(nóng)村生產(chǎn)出這些產(chǎn)品?工人和農(nóng)民早已相信蘇維埃政權(quán)的力量�，F(xiàn)在決定事業(yè)成敗的不是空話，哪怕是最漂亮的空話，而是行動，生龍活虎般的具體的實際行動。”

　　令人奇怪的是，有人竟為報告人辯護。散會后，有一位辯護者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您有點太嚴厲了吧?”

　　“嚴厲?不，很溫和。”

　　“他是一位負責同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樣對待他似乎不太合適。這會影響他的威信。”

　　“合適，完全合適，”列寧答道。他看了看那些辯護者，又說:“負責同志!他是一位不負責的同志。”

　　三、“我等著”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收到一封從南方察里津前線發(fā)來的急電。前方局勢非常緊張。部隊要求支援武器和服裝，控告莫斯科遲遲不予答復(fù)。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看完電報。皺起了眉頭。他把電報轉(zhuǎn)給軍需供應(yīng)部。必須說明一下，以前已有人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控告過該部工作中的拖拉作風。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派通信員把電報送去的。一小時以后，他又親自給部長掛了電話:

　　“您好，我是列寧。我派人送去的電報收到了嗎?”

　　“沒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收到。”

　　“請去檢查一下郵件。”

　　“我這就去，回頭給您打電話。”

　　“不，不，我等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答道。

　　部長趕忙去檢查郵件，他覺得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久等不合適。電報找到了。他拿起話筒:

　　“電報找到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現(xiàn)在就去跟同志們商量，然后給您去電話。”

　　他剛要撂電話，卻聽見話筒里說:

　　“不，不，我等著。”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電話機旁等著。這時部長趕快把助手們召集來進行磋商，一邊催促他們:

　　“快，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等回話呢。”

　　助手們終于作出了決定。部長走到電話機旁:

　　“一切都安排好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察里津前線將得到援助，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我現(xiàn)在就去跟軍械服裝管理處進行聯(lián)系。”

　　“好。”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

　　“聯(lián)系的結(jié)果我再打電話報告您。”

　　可是列寧又說:

　　“不，不，不必麻煩了，我等著。”

　　部長又急急忙忙地張羅起來。過了不大一會兒，察里津前線來電中提出的一切問題都得到了解決。

　　“謝謝!”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完便放下了話筒。

　　幾天后，在見到軍需供應(yīng)部長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

　　“您看，同志，你們部辦事的速度多么快哪。”

　　部長感到很不好意思。他想對列寧說點什么，卻沒有說出口。

　　過了一段時間，這個部解決問題的速度加快了。對該部的控告也減少了。

　　四、“巴達伊奇”

　　阿列克謝·葉戈羅維奇·巴達耶夫是一位老共產(chǎn)黨員，一個德高望重的人。1912年，彼得格勒工人把他選為國家杜馬的代表。巴達耶夫因在杜馬會議上發(fā)表革命演說而被捕，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遙遠的圖魯漢斯克區(qū)。

　　偉大的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巴達耶夫擔任彼得格勒勞動公社糧食委員。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非常尊重巴達耶夫。巴達耶夫也感到了這一點……。

　　可是突然……糧食人民委員部從莫斯科給彼得格勒打來了一封措詞嚴厲的話傳電報，電報中對巴達耶夫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原來，巴達耶夫沒有執(zhí)行人民委員部的某項指示。

　　話傳電報上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批示。

　　巴達耶夫?qū)θ嗣裎瘑T部的工作人員非常生氣。“他們憋不住了，竟向列寧告狀了!”他決心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面前為自己辯護。

　　巴達耶夫給人民委員部寫了一封回信。他否認自己有錯。他把對他的指責說成是一些不懷好意的人搞的陰謀詭計。“我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絕對正確的。”巴達耶夫?qū)懙�。他在信的末尾甚至采取威脅手段，請求解除他的彼得格勒勞動公社糧食委員的職務(wù)。

　　巴達耶夫的信落到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手里。他讀了一遍又一遍，一邊讀一邊用手指敲打著桌子。他拿過一張紙，決定答復(fù)巴達耶夫。

　　“人們并沒有問您，”列寧快速地寫道，“您是否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絕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這兩個字后面打了兩個驚嘆號)正確的(簡直可笑!!)(又是兩個驚嘆號)，而是問您是否執(zhí)行了中央的一切指示�？墒悄鷮Υ藚s避而不答!”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停下來，用眼飛快地瞟了一下字條，然后堅定有力地寫道:“繼續(xù)工作吧!我們不接受您的辭職。”他思忖片刻，又寫上兩句:“今后您要執(zhí)行中央的一切決定，不要再胡說什么有人搞‘陰謀詭計’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把字條重讀了一遍。，他的思緒頓時飛向彼得格勒，想象著巴達耶夫受委屈的樣子。他想:“看來這封信寫得太嚴厲了。”

　　他想把字條寫得溫和一些。但字條上的字一個也沒改，一切照舊，不過當他在字條的上款寫巴達耶夫的姓名時，他寫的不是“巴達耶夫”——這樣太冷淡，太一本正經(jīng)了，而是象老革命家經(jīng)常稱呼巴達耶夫的那樣，既友好親切，又充滿信任的愛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上款寫的是:“巴達伊奇”。

　　巴達耶夫收到了字條。當他看到“巴達伊奇”這幾個字時，他一切全明白了。他為自己寫給莫斯科的那封信感到羞愧:“這樣做不好，很不好。”

　　他不再提辭職的事了，又精力充沛地投入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