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會女學首開女子學校教育之先例

鴉片戰(zhàn)爭后,資本主義侵略國強迫清政府簽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攫取了大量特權,其中包括在中國傳教和辦學。隨著香港割讓,五口開埠通商,大批外國傳教士入華,各種各樣的傳教團體竟相成立,各級各類的教會學校相繼創(chuàng)辦,教會女學便隨之出現(xiàn)。19世紀30年代,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夫人以利沙(Elizah.Bridgman)在廣州設立女塾,當為教會在中國大陸創(chuàng)辦女學之始。1844年,英國女傳教士艾迪綏又在寧波創(chuàng)辦了艾迪綏女塾(MissAlder-seys)。隨后,教會女學不斷涌現(xiàn)。著名的有1850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夫人于上海設立的裨文女塾;1851年美國瓊司女士在上海設立的文紀女塾(圣瑪利亞女學校的前身,1881年改為后名);1853年天津設立的淑貞女子小學;福州設立的福州女書院;1859年福州設立的育英女書院。女學堂在各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陸續(xù)開辦,出現(xiàn)了“教會所至,女塾接軌”的局面[1](P20)。僅1847—1860年這13年中,外國傳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就建了12所教會女學,這些教會女學的興辦為中國近代女子首開學校教育之先河。19世紀60至90年代,西方文化不斷輸入,中國女性觀發(fā)生著急劇的變化。

西方傳教士通過報刊,大量評論中國婦女問題,并介紹歐美婦女的生產(chǎn)生活情況,這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使教會女學有了明顯的發(fā)展。僅廣東一地就新設女學多處,如1860年(咸豐十年)左右,英安立甘會“圣公會”在香港設立飛利女塾;在九龍設立維多利亞女書院。1867年(同治六年),德信義會何必烈在廣州設立男女書塾。1887年(光緒十三年),美浸信會紀好弼夫人在廣州設立培道女塾,過了不久,又增設培賢女學。1888年(光緒十四年),美播道會吳碩卿、寬夸倫等在廣州、河南設立男女學堂等。在這一時期,上海著名的教會女校有1881年(光緒七年)美基督教公理會創(chuàng)辦的由文紀女校和裨文女校合并而成的圣瑪利亞女校。而北京也有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會員裨治文夫人于1864年(同治三年)創(chuàng)辦的貝滿女塾(1895年改名為貝滿女子中學)馳名全國。據(jù)1877年在上海舉行的“在華基督教傳教士大會”的大會報告載,1876年全國僅基督教教會所辦的單設女子學校就有女日校82所,學生1307人,女寄宿學校39所,學生794人。而天主教在江南一帶也有女校213所,學生2791人。[2](P270)教會女校的辦學主旨,最初在于傳教,而后則是為了培養(yǎng)傳教人才和宗教領袖。正如首任中華教育會會長的美國傳教士狄考文所說:“真正的基督教學校,其作用并不在單純地教授宗教,從而使學生受洗入教,他們看得更遠,他們要進一步給學生們訓練,……成為社會上及教會中有勢力的人物,成為一般人民之導師和領袖”,甚至欲使這些人物“將來擔任政府職務”。[3](P5)教會女學的課程設置主要有:基督教教訓之課本以及圣經(jīng)故事、數(shù)學、地理、英語等主科。

美傳教士林樂知認為:“女學者,使之讀西書,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氣高尚,其見識遠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落,而無所黏滯焉。”[3](P247)教會女學在中國的不斷增加,一方面使資本主義侵略國在中國的文化侵略進一步加強,使中國更多的女子迷心教會事業(yè),這無疑對中國女子的解放起了阻礙作用。另一方面,教會女學的創(chuàng)辦和發(fā)展,結(jié)束了中國女子無學校教育的落后狀態(tài),開創(chuàng)了女子學校教育的先例,為爾后中國女子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培養(yǎng)了師資,為中國的婦女運動培養(yǎng)了最初的人才,并對中國自辦女學的出現(xiàn)起了促進作用,相當部分的教會女學成為我國自辦女學和混合學校的前身。這些都是創(chuàng)辦者們所始料不及的。

二、中國人自辦女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

時期是中國近代女學的發(fā)端時期。維新志士們看到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紛紛辦起了教會女學,中國的女子由洋人來教育,受到極大的刺激�！拔魅嗽谖彝ㄉ讨�地,分割之境,皆設學校教堂,以教我女子。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無志甚矣�！盵4]同時,一些維新志士通過對比中西文化和國情,也深刻認識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如梁啟超指出:“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弱,母教失,無業(yè)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盵5](P43)并于1897年在《時務報》上發(fā)表《論女學》,強調(diào)興辦女學的重要性,指出:“治天下之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yǎng)始,蒙養(yǎng)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盵5](P40-41)“女學布,日本以強,興國智民,靡不始此。”[1](P20)當時維新志士們決心在中國創(chuàng)辦自己的女學,率先“興東土兩千年絕學,造中華二百兆美材”。以圖開辟興國智民之路。1897年下半年,經(jīng)元善、梁啟超、康廣仁、鄭觀應等有志之士,便開始醞釀籌辦女子學堂。梁啟超為女學堂起草了《女學會書塾創(chuàng)辦章程》和《創(chuàng)設女學堂啟》。傾向于維新變革的民族資本家經(jīng)元善也積極投身于女學堂的創(chuàng)建工作,他認為:“我中國欲圖自強,莫亟于廣興學校,而學校本原之本原,成莫亟于創(chuàng)興女學�！盵6](P213)

1898年5月31日,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由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辦的女學堂———經(jīng)正女學堂在上海城南誕生了,主事人為經(jīng)元善。經(jīng)正女學堂的創(chuàng)辦,得到南洋大臣劉坤一的支持和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攘助。該校初辦時,招收年在8—15歲女學生二十余人入學。10月末又在城內(nèi)陶沙場陳公祠增設分校,次年初學生增至七十余人,“遠方童女,亦愿擔凳負笈而來”。[7]中國女學堂發(fā)展如此迅速,足見備受時人所歡迎。最初女學堂的辦學宗旨仍是賢妻良母型的教育,這就是“以彝倫為本,所以啟其智慧,養(yǎng)其德性,健其身體,以造就將來為賢母、為賢婦之始基”。其課程設置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中國女學堂的課程分為中文、西文兩種。中文課《女孝經(jīng)》、《幼學須知句解》、《內(nèi)則衍義》、《女四書》、《唐詩》、《古文》等;女紅、繪事、醫(yī)學,間日習之;每旬逢三、八日,則由教習試課論說西學功課。于讀書寫字之暇,兼習體操、針黹、琴學等。目的便是要培養(yǎng)稍有文化、有婦德而身體健康的賢妻良母。盡管如此,經(jīng)正女學堂因是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所女子學堂,其教學內(nèi)容和管理方法雖然充斥著大量封建女教的東西,但也增加了不少現(xiàn)代科學的知識課目,為現(xiàn)代女子教育奠定了基礎,也不失為中國婦女教育的一顆璀璨明珠,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件新鮮事。正因為這樣,中國女學堂從開辦之初就遭到了頑固官紳們的反對,有人上書彈劾,有人制造輿論,大加攻擊。一些原本贊成辦女學的人“一聞朝士不以為然,市中有虎,即相率仰承意旨,噤若寒蟬,避如黠鼠”。[6](P278)原盛宣懷資助女學堂的捐款也因朝中有人反對而拒絕供給,使經(jīng)費發(fā)生困難。加之當?shù)氐牡仄α髅?圍攻女學生起哄,往校內(nèi)拋擲磚頭石塊,致使上海知縣不得不出示嚴禁,并派人在校外巡邏。于是女學堂于1899年8月25日在《中外日報》上刊登告示,宣布停辦[8],但分校延辦至1900年。

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后,又出現(xiàn)了國人興辦女學堂的熱潮。1902年,商務印書館開始編印女子學堂用書,為女學堂的教學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同年曾任上海地方官的開明紳士吳懷疚便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務本女塾。該校以“修明女教,開通風氣”、“改良家庭習慣,研究普通知識,養(yǎng)成女子教育兒童之資格”為宗旨。初辦時,僅有7名學生,后增至40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907年發(fā)展到207人。初設尋常、高等兩科,分甲、乙兩級。隨后為滿足年長女子求學,又設特班。民國初年,此校交縣辦,改名為上�？h立第一女子小學暨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在中國女子教育發(fā)展史上做出了貢獻。1902年冬,由中國教育學會成員蔣智由、黃宗仰提議,蔡元培、林獬、陳范等聯(lián)名發(fā)起,于上海創(chuàng)辦了愛國女學。學校經(jīng)費初由哈同夫人邏迦陵女士提供,后向社會募集。初任校長是蔣智由,不久,蔣去日本,由蔡元培繼任。課程設有女工、法國革命黨史、化學等。該校擺脫了封建禮教的束縛,拋棄了賢妻良母型的教育內(nèi)容,而是以知識型、思想型的教育為宗旨,這在近代中國女子教育史上起了劃階段性的作用。愛國女學適應了當時社會轉(zhuǎn)型的需要,在提倡女權、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封建禮教方面做出了貢獻,為社會轉(zhuǎn)型培養(yǎng)了不少有生力量。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辛亥革命時,本校學生多有從事南京之役者,不可以非教育之成效也�！盵9](P12)在愛國女校的影響之下,城東女學社、宗孟女學創(chuàng)辦于上海,北京的京師女子師范學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師范學堂、公立女子學堂、高等女學堂、嚴氏女塾、普育女子學堂、南京的旅寧女學、漢口的淑慎女學、長沙的第一女學堂、周南女塾、浙江的愛華女學、杭州女子師范學堂、紹興明道女師、嘉興的愛國女學社等先后創(chuàng)辦。各界人士對自辦女學表現(xiàn)了極大的熱情,有的為興辦女學不惜傾家蕩產(chǎn),甚至還有為創(chuàng)辦女學而殉身的。

當時就曾發(fā)生過感人涕零的惠馨殉學事件。杭州貞文女學堂校長惠馨全身心獻給女教事業(yè),開學那天,她登臺演說,痛陳女子教育的重要,說到激動處,她突然拔刀從胳膊上割下一塊肉,厲聲道:“這塊臂肉,作為開學的紀念。這貞文女學校尚若從此日推廣,我臂肉還能重生,如果這女學半途而廢,我必定以此身子來殉這學校的�！焙髞�,在她自知靠勸捐不能解決學校經(jīng)費時,她給將軍副都統(tǒng)寫了一封信,痛陳女學興衰的利害關系,信發(fā)出后,便服毒自盡,留下遺言道:“愿將一死,感動當局,請辦學經(jīng)費,興女學,圖自強�！闭�是在這些覺悟了的人們的努力之下,在許許多多女性的汗水和鮮血澆灌之下,中國近代女學才得以在艱難曲折的歷程中不斷地興起和發(fā)展。至1907年,女子學堂已遍及全國,據(jù)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學部總務司編的《第一次教育統(tǒng)計表》載,當時全國除甘肅、新疆、吉林三省尚未設立女學堂外,其他各省均有設立。全國共有女學堂428所,女學生15498人。這種形勢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于1907年3月8日頒布《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26條和《學部奏定女子師范學堂章程》39條,對女子師范及女子小學堂在辦學宗旨、入學年齡、課程設置、修業(yè)年限、培養(yǎng)目標等方面作了詳盡的規(guī)定和要求。這標志著中國女子第一次獲得了享受學校教育的合法權利。

三、留學教育促進了近代女子教育的發(fā)展

隨著國內(nèi)創(chuàng)辦女學熱潮的興起,女子留學教育也不斷發(fā)展起來,留學人數(shù)逐年增多。中國女子留學之去向主要以日本和歐美為主。據(jù)留學經(jīng)費來源之不同,可分為私費和公費兩種。在私費女子留學教育中,有被傳教士攜帶出國的,也有隨父兄或丈夫出國的。早在甲午戰(zhàn)爭之前,就有四位女士赴美學習,她們是我國最早赴美的女留學生,人數(shù)雖少,但對后來的女子教育影響極大。早期赴美的這四位女留學生中,金雅妹女士最先,她是我國女子留學之第一人。[10](P82)祖籍寧波,生于1864年,其父是當?shù)亟虝�的牧�?在她兩歲半時,父母雙亡,由在寧波行醫(yī)傳教的美國北長老會醫(yī)師麥嘉締(Dr.Me.Cartee)收為義女。1881年,由其義父送往美國攻讀醫(yī)學。1885年,金雅妹以名列榜首的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于紐約醫(yī)院所設的女子醫(yī)科大學,成為我國第一位獲得大學畢業(yè)證書的女學生,畢業(yè)后仍留在美國研究、實習。1887年,她在紐約的一家《醫(yī)學雜志》上發(fā)表了《顯微鏡照像機能的研究》論文,引起醫(yī)學界人士的關注。1888年,金雅妹毅然歸國,先后在廈門、成都等地服務,1934年春病逝于北京。福州的何金英,是最早出國留學的第二位女性。其父為教會中人。她初在教會女塾讀書,后入福州婦女醫(yī)院工作。該院院長見其聰穎過人,便向美國國外傳道會提出請求,由該會出資送何赴美深造。1884年,她首入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學,修習四年后,進入費城的女子醫(yī)科大學學醫(yī)。1892年畢業(yè),實習一年后歸國主持福州醫(yī)院。1898年,李鴻章推薦她出席倫敦世界婦女協(xié)會,成為中國出席國際協(xié)會的第一位女性代表。另外兩位是康愛德和石美玉。她們一起在美國傳教士侯格(Hoag)小姐創(chuàng)辦的學塾中學習達10年之久。1892年,在該校任教的侯威(Howe)女士回美,攜她倆和三名男孩一同到美國密乞根大學學醫(yī),1896年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后二人攜手歸國。

對此,梁啟超曾著文大加贊賞:“……西人本侮中國甚,謂與土番若。于是二子者進,結(jié)束翅超異于眾,所須執(zhí)據(jù),又為頭等,彼中所最重也。彼校教習,若他校之教習;其地之有司,若他國之有司;睹此異稟,則皆肅然而起,違住而鞠躬也以為禮。門內(nèi)門外,十余國之學徒以千計,觀者如堵墻,則皆拍手贊嘆�！盵11]康愛德醫(yī)術精湛,曾被推舉代表中國婦女出席世界婦女協(xié)會。她在南昌修建了一所醫(yī)院,一面治病,一面培養(yǎng)醫(yī)務人員。石美玉歸國后在九江行醫(yī),醫(yī)術高明,遐邇知名,并于1900年在九江建起規(guī)模頗大的仁德醫(yī)院,一面治療病人,一面培訓醫(yī)生和護理人員;1920年,她又在上海開設了一所醫(yī)院、兩個藥店和一所護士學校。金雅妹、何金英、康愛德和石美玉四人,是中國近代醫(yī)學的先驅(qū),她們最早赴美留學,歸國后以高深、精湛的技藝展示于眾,使社會對女子刮目相看,橫掃了“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和千年陋習,為女子出國留學作了輿論上的宣傳和令人贊嘆的樣板。甲午戰(zhàn)敗的殘酷現(xiàn)實,強烈地震撼了中國社會,同時也深深地刺激了中國的有識之士。經(jīng)過痛苦地思索,中國人選定了日本作為學習西方的間接老師。于是留學風潮由歐美轉(zhuǎn)向了日本。女子負笈東渡成為清末留日熱潮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據(jù)學者的考證,清末留日熱潮中第一個留日女學生為浙江的夏循蘭,她1899年7月到了日本,入日本的華族女學校學習,當時,她只有9歲。[12]1901年,在272名中國留日學生中,就有夏循蘭、錢豐保、錢媚子三名女生,她們分別在華族女學校、愛住女學校和御田小學校就讀。至1903年,留日女學生已近二十人,其中包括何香凝、陳擷芬、林宗素等近代婦女解放運動中的杰出人物。在1903年以前,留日女學生大多是隨父兄和丈夫赴日的,1903年以后,單身留學日本者增多。如1904年,單身赴日的就有秋瑾、樓文耀、吳朱哲等人。1905年,日本東亞女校附設中國女子留學速成師范和速成工藝科之后,清政府開始派官費女留學生,吸引了更多女子去日本留學。當年,湖南派出20名女生官費赴日,這是我國官派留日女學生之始。據(jù)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四日《順天時報》載:“頃駐日楊星使與中國志士范源廉、楊度氏等十八名共議教育婦女之事,即新由本國招女學生二十名,請實踐女學堂督辦下田歌子女史以為教督,共受熏陶�！边@批女留學生赴日后分為師范、工藝二班,所習課程主要有:教育、日語、歷史、心理學、理學、地理、游戲、唱歌、算術、編物、圖畫、刺繡等。她們積極勤奮,努力鉆研,打算“在將來歸中國后,以身任教育之事”。至1907年底,在日女留學生已達139名。

當時的中國留日女學生雖然數(shù)量不是很多,但她們形象新穎,影響良好,為中日人士所注目。為了故國興邦救民,為了女子揚眉吐氣,她們刻苦學習,追求新知,種種表現(xiàn)并不亞于須眉,她們“舉止嫻雅,志趣高尚”,“對日本人也不畏懼,彬彬有禮”,連日本人士也感到她們“為日本婦女所不及”。[13](P54)日本的友好人士對中國女留學生也給予了熱情支持,東京實踐女子學校最為突出,該校校長是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曾先后接受中國留學生幾百人。如奉天女子師范學堂派出的21名女生到實踐女學讀師范科;江西省派出10名官費女學生到實踐女校求學;與此同時,云南也派出了13名官費女留學生。到1906年前,實踐女子學校為培養(yǎng)中國留日女學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值得提出的是,在留學日本的女學生中涌現(xiàn)出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志士。由于她們“留學以廣見聞,且因身在國外,可見西方、東洋之強,愛國之心油然而生,故留學女生多參與革命救國事業(yè)”[14](P124)。據(jù)統(tǒng)計,20世紀初,在日本東京成立的女留學生愛國團體就有實行共愛會、女復權會、留日女學生會和中國留日女學生會等多個組織。這些留日女學生回國后,積極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積極發(fā)展近代女子教育。如女革命家秋瑾歸國后參與籌辦了中國公學,并在家鄉(xiāng)紹興主持明道女學,籌辦體育學校。她以提倡女子體育為職志,目的在培養(yǎng)精神活潑、能自助自立的女國民。她吸收了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發(fā)展女學以強國御侮的進步思想,從資產(chǎn)階級人文主義出發(fā),注重通過教育使女子獲得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以培養(yǎng)女英雄、女豪杰為目的,把發(fā)展女學與婦女解放緊密地結(jié)合在一起。她指出:“但凡一個人,只怕自己沒有志氣,如有志氣,何嘗不可求一個自立的基礎,自活的藝業(yè)呢?如今女學堂也多了,女工藝也多了,但學得科學、工藝,做教習、開工廠,何嘗不可自己呢?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盵15](P15)她把進學堂、求學藝當作婦女翻身的必由之路。[16](P275)

四、大學開放女禁及中學男女同校,使女性教育趨于完善

隨著女子教育的不斷發(fā)展,女子爭取與男子平等受教育的權力,尤其是享受高層次教育權之事便被提到了議事日程。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學部已經(jīng)頒布小學男女同學辦法。1912年1月3日,孫中山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1月9日成立教育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1月19日教育部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14條,其第4條載:“初等小學校,可以男女同校�！盵17](P194)這就確定了男女平等受教育的原則。女子可在小學與男子同校,隨即便向高等學校提出了開“女禁”的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中國尚沒有自己辦的女子高等學校,中國女子進高等學校受教育,只能進教會大學,即當時北京的協(xié)和女子大學、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和福州的華南女子大學。這里需要附帶提及的是,教會女子大學在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成為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驅(qū),在近代社會轉(zhuǎn)型中發(fā)揮著獨特的作用。不僅如此,當中國人自辦女學的興起和發(fā)展,使得教會初等和中等教育變得無足輕重之后,教會女子大學始終保持著領先地位和第一流的水平,為中國第一代知識女性的成長提供了一塊重要的人才培養(yǎng)基地。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展開,極大地沖擊了舊禮教、舊思想,男女平權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也使女學教育出現(xiàn)了更大的改革和發(fā)展,其突出表現(xiàn)在:其一,北京大學開放女禁,首開自辦大學男女同校的先河。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天津青年會發(fā)表題為《貧兒院與貧兒教育的關系》的演說,主張仿效西方國家,尊重婦女的人格和平等權利,實行社交公開,男女同校。他說:“我國人不許男女間有朋友關系,似乎承認‘男女間只有戀愛關系’所以很嚴地防范他。既然有此承認,所以防范不到處,就容易鬧笑話了�！�…但是改良男女的關系,必要有一個養(yǎng)成良好習慣的地方,我以為最好的是學校了。外國的小學與大學,沒有不是男女同校;我們現(xiàn)在除國民小學外,還沒有這種組織。若要試辦,最好從貧兒院入手�！�…要是試驗了,成績很好,那就可以推行到別的學校了�！崩^后,北京大學教授胡適之先生不但贊成大學開女禁的主張,而且還提出了大學開女禁的步驟:第一步,大學當延聘有學問的女教授,不論是中國女子還是外國女子;第二步,大學當收女子旁聽生;第三步,女學界的人應該研究現(xiàn)行的女子學制,把課程大加改革,總得使女子中學的課程與大學預科的入學課程相銜接。[2](P270)甘肅女學生鄧春蘭讀到《北京大學日刊》上發(fā)表的蔡元培的講話,備受啟發(fā)和鼓勵,5月19日寫信給蔡元培,請求蔡元培本其歷來提倡男女平等之精神,允許北京大學接受女子進補習班,她愿負笈入京,“為全國女子開一先例”。此后,她又在報上發(fā)表《敬告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yè)生書》,要求輿論給予支持。由于當時正值期間,蔡元培已辭職離京,沒有可能顧及此事。[18](P214)同年12月9日,一個署名“新青年一分子謝楚楨”的寫信給蔡元培,聲稱代表全國女界請求北大開放女禁,認為后,除了少數(shù)頑固派外,多數(shù)人“提倡解放主義,并且主張從解放婦女入手。要解放婦女,又須允許她們和男子受同等的教育”。

信中還列舉了北大招收女生的種種有利條件。12月18日蔡元培復信,明確表示完全贊同男女同校的主張。[18](P215)1920年2月,江蘇無錫女學生王蘭要求到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但因當時考期已過,經(jīng)蔡元培和教務長允準,被接受入學旁聽。于是,鄧春蘭等8位女生也援例進入北京大學旁聽。[19](P255)這年暑假,北京大學正式招收的女生,成為我國近代第一批進入國立大學讀書的女大學生。此例一開,北京其他高等學校,以及南京、上海等地的大學也先后招收女生。其二,中學男女同校。大學開放女禁,要求女學生必須有同等的知識方可錄取,因此,女子中學教育勢必要進行改革。前,女學教育側(cè)重于師范、家政、園藝、蠶桑各科,而數(shù)、理、化、英文各課程異常薄弱,使女學生在學業(yè)上無法與男學生競爭。于是,爭取女子與男子受同等的中學教育的呼聲不斷高漲。1920年9月,天津、北京各女校五百余人到教育部請愿,推舉鄧穎超、韓恂華、黃英、王孝英等四名代表遞交了請愿書,提出了改革中學女子教育的四條要求。主要內(nèi)容是:要保證女子中學的課程、經(jīng)費與男校相同,使女學生畢業(yè)后可直接報考大學。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第六次大會通過決議,向教育部呈請中學男女同校,推廣女子教育。當時的教育當局雖未明令男女同校,但由于五四思想解放的影響及女性要求男女同校的呼聲,加之小學、大學都已男女同校,而中學男女分校又生源不足,這樣,中學的男女同校隨之出現(xiàn)。

1921年暑假后,北京高等師范附屬中學首開風氣,招收一班女生。廣東的執(zhí)信學校、湖南的岳云中學也先后開放女禁。次年又有廣州第一中學、上海吳淞中學、保定育德中學、南京暨南中學、東南大學附屬中學補習班、江蘇省立第一中學高三班等也相繼招收女生。中學男女同校的新風,是對幾千年來“男女有別”的陳規(guī)陋習又一次有力沖擊,很快,又出現(xiàn)了“男女同教”、“男進女�！钡闹鲝�,從而推動近代女學教育跨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使女子教育逐步趨于完善,走向正規(guī)�？v觀近代中國女子教育的發(fā)展歷程,分析其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動因,不難看出,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是近代社會變革的產(chǎn)物,同時,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興起和發(fā)展,又似一股洪流,沖擊并瓦解著封建社會種種抑制女子才智的陳規(guī)陋習和傳統(tǒng)觀念,激活了一股新生的力量,為資產(chǎn)階級維新變革乃至后來孫中山領導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作了思想上和人力上的準備,推動了社會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