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簡介
董仲舒
董仲舒--公羊大師 一、下帷講誦稱儒首官至博士為士師 1.親見四世 董仲舒，廣川人。今河北省景縣有大董故莊，世傳即仲舒故里。生卒年不詳， 根據(jù)《漢書·匈奴傳》《贊》“仲舒親見四世（即孝惠、文帝、景帝、武帝）之事” 一語推之，董仲舒當生于漢高祖末年或漢惠帝初年，即公元前2世紀初葉。又根據(jù)董 仲舒著書例用舊歷，不及使用太初歷，可見他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歷前已 作古人。他歷經(jīng)四朝，享年達80歲以上。 董仲舒一生經(jīng)歷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wěn)定， 經(jīng)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yè)。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 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 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xiàn)于人間；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學之士， 也漸漸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樂于學業(yè)，于是講學通經(jīng)之士，再聚徒眾，復 興儒業(yè)，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jīng)師們?yōu)榱私?jīng)世致用，取悅當?shù)�，解�?jīng)說義，繪聲 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 安定，學術(shù)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面，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 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chǎn)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方 來形成多內(nèi)涵的思想體系不無關(guān)系。據(jù)《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jīng)的碩儒 共有八人：傳《詩》，于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于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 于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 生；傳《易》，則淄川（在齊）田生；傳《春秋》，于齊魯有胡毋生，于趙（大河 南北）則是董仲舒。八位大師中，韓嬰和董仲舒分別來自燕趙，其他六人，都出于 齊魯故國，是儒學化了的齊魯文化的傳人。其實燕趙也是齊魯?shù)慕彛俏鳚h初儒 家文化圈內(nèi)的成員之一。 2.三年不窺園 董仲舒為學異常勤奮，數(shù)十年如一日，《史》《漢》本傳說他專心學業(yè)，“蓋 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后引本傳，不復出注）！王充《論衡·儒增》亦載：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被缸T《新論 ·本造》甚至說：“董仲舒專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窺園中菜�！闭娌焕⑹侵袊� 歷史上第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純?nèi)�！他游心于六藝，陶�?/p> 于勝境，對當時社會時尚，生活享受都漠不關(guān)心�！妒酚洝酚涊d當時六畜興旺，馬 牛繁息，“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人們乘馬也非常講究，乘母馬者被 “擯（排斥）而不得聚會”�？啥偈鎸Υ瞬⒉涣粢�，“嘗乘馬不覺牝牡，志在經(jīng) 傳也�！保ā短接[》卷840引）他沉迷于圣經(jīng)賢傳之中，簡直到了如癡如狂的地 步！ 3.下帷講誦 功夫不負有心人，董仲舒學通五經(jīng)，義兼百家，且長于議論，善為文章，《漢 書·儒林傳》載：“仲舒通五經(jīng)，能持論，善屬文�！蓖醭湔f：“董仲舒者，文之 烏獲也�！保ā墩摵狻ばЯΑ罚┯髦疄槲恼率ナ郑鞯拇罅κ�。此外，董仲舒還 多見博聞，知道許多希見奇怪之物。王充稱贊董仲舒“文說美善，博覽膏腴”，讀 了很多內(nèi)容豐富的書，認識舉世罕見的“重常之鳥”（《別通》）。當時諸生多專 主一經(jīng)，不能旁通；有的甚至“或為雅，或為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數(shù) 人才能合治一部《詩經(jīng)》。與那些淺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鶴立雞群，形若天淵， 無慚“通才”“鴻儒”之喻。此外，董仲舒還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yǎng)，優(yōu)雅的言談舉 止，他言中規(guī)，行中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智能全面，品學皆優(yōu)。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四方學士，“皆師尊之”。不少有志青年，云會廣川，從董仲舒問 學。董仲舒于是“下帷講誦”，傳道授業(yè)，今河北景縣尚有“董仲舒下帷處”遺跡。 弟子太多，無法一一親傳面授，便叫門下高足代勞。史書上說，董仲舒講學，在講 堂里掛上一幅帷簾，他在里面講，弟子在簾外聽，只有資性優(yōu)異，學問不錯的弟子 才能夠登堂入室，得其親傳。其余弟子皆按受業(yè)的先后和深淺，在門下轉(zhuǎn)相傳授。 因此有的學生慕名而來，師從一場，連見上董仲舒一面的愿望也沒實現(xiàn)。可見其聲 譽之高，氣派之盛！ 4.董仲舒與胡毋生 五經(jīng)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還是《春秋》公羊?qū)W�！洞呵铩繁臼强鬃右罁�(jù)魯史 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據(jù)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張難以見之實施，于是以 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 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并不筆之于 書�？鬃铀篮�，弟子各以所聞’輾轉(zhuǎn)傳授，于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漢 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其中鄒氏無師 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 而公羊傳的大宏于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qū)W的大師之一， 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 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 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徐彥《公羊注疏·何體序疏》引）可見， 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也是協(xié)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結(jié)束其沒 有文本，口耳相傳歷史的人。公羊?qū)W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 時，由于公羊有經(jīng)本流傳，也有利于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毋生還歸納公羊義例， 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qū)W說條理化，以便學者提綱挈領(lǐng)，掌握要點。東漢 末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 胡毋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qū)W的傳授面。他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列。年 老，復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 得其師傳。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yè)，仲舒著 書稱其德�！庇性唬骸昂阕佣�，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 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李固引，見唐晏《兩漢 三國學案》）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jīng)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 例》�！币远偈鏋楹闵牡茏印菣z齋曰：“其說但不見于淳史，疑莫能質(zhì)也。” �。ā督�(jīng)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于《漢書·儒林列 傳》。傳曰：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yè)，仲 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頗受焉。而董 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孫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 呂步舒等�！端鍟そ�(jīng)籍志》即以嬴公為胡毋生弟子。其實這是班固為了行文簡潔， 未加區(qū)別。后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里應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 毋氏之傳，以下述董仲舒之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據(jù)《史 記》：“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焙送瑫r并治，并無 施受關(guān)系。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馬遷何容 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 《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并非胡毋生弟子。故陸德明《釋文序錄》曰： “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 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鑿鑿，不容混淆。唐晏《兩漢三國學案》 仍將“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于董傳按曰：“胡毋生、派 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眲t已知胡查之非師 徒矣�！端膸焯嵋す蚴杼嵋房肌豆騻鳌分杏凶映磷釉唬铀抉R子曰，子女 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jīng)師，不盡出于公羊 子�！比粍t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jīng)師也，董氏何須師事于胡毋氏呢？又《公 羊硫》引《孝經(jīng)說》曰：“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見董 生與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 之竹帛的人，那么在經(jīng)傳的文本上，董生或許得益于胡毋子都。至于其他，則不可 知。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jīng)，但各自的貢獻不一樣。胡毋生筆錄《公羊傳》，并 總結(jié)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tǒng)。董仲舒則在發(fā)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jīng)論事， 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jīng)書與現(xiàn)實政治結(jié)合起來，發(fā)明獨多。統(tǒng)言之二人都是公 羊?qū)W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于說經(jīng)，是學問 家，是經(jīng)師；董仲舒則長于論事，搞實用經(jīng)學，是鴻儒。司馬遷說：“漢興至于五 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闭蔷推淠茉�(jīng)以致用說的。胡查二人對 《春秋》公羊?qū)W的大明于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 士。 5.韜光養(yǎng)晦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于戰(zhàn)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 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yè)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shù)士，都濫竿其間。秦始 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shù)之士和巧說阿 諛之徒。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 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最后還與陳涉一道捐軀，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革命事業(yè) 而英勇獻身的知識分子。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 漢高祖曾引用叔孫通制定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于忙于剿滅“走狗”，干戈未 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后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 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 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睹献印�、《爾雅》、《孝經(jīng)》亦有博士。 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 只不過具員領(lǐng)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再加之“竇太后又好 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yè)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后曾問《詩》博 士轅因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后憤而罵 五經(jīng)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筑城。始皇焚書，令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并令固下圖斗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 免于橫死。眾博士看在眼里，懼在心上，哪里有暇宏揚儒業(yè)，經(jīng)世先王！有的竟紛 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diào)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 毋生干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xiāng)里�！� 董仲舒在此期間亦韜光養(yǎng)晦，政治上一無建樹。但他并沒有消極適世，他一方 面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yǎng)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妒酚洝氛f董仲 舒弟子通經(jīng)學者“以百數(shù)”，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 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后）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 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fā)；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 左丘失明著《左傳》事跡的鼓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fā)憤撰著《史記》這部千 古名著。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xiàn)實，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特別是深研 漢初以來一直占統(tǒng)治地位的黃老之學。他要構(gòu)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 儒學體系，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tǒng)之局，以求積極有為之效。他在待價而沽，應時 而出！ 二、天人三策稱圣意董生一舉天下知 機會終于來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景帝是繼文帝之后，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 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xiàn)“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 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jīng)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nóng)業(yè)社會美好的極點。但是，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yè)地主侵漁細民，割據(jù) 勢力業(yè)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班固論當時形勢曰：“漢興六十余 載，海內(nèi)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保ā稘h書·公孫弘傳贊》） 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 刀闊斧改革，制禍患于未發(fā)，防斯民于土崩；更進而結(jié)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 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 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xiàn)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 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chuàng)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 君臣統(tǒng)治得好，不如說是放松統(tǒng)治的好。怎樣在物質(zhì)豐富的基礎上實現(xiàn)大治，文景 君臣就無能為力了。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 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復興的希望。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 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 1.漢武帝 漢武劉徹，是景帝的中子，愛好文學，崇尚儒術(shù)，雄材大略，朝氣蓬勃。他講 文治，修武功，北擊匈奴，南撫百越，西通西域，東郡朝鮮。西漢帝國聲威大振， 號稱極盛。他在位時期也是西漢人才最盛的對期�！稘h書》稱贊說：“群士慕向， 異人并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zhì)直則汲黯、卜式； 推（薦）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制誥）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莊助、朱買臣；歷數(shù)則唐都、洛下閎；協(xié)律（調(diào)制音 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wèi)青、霍去�。皇苓z �。ㄍ泄拢﹦t霍光、金日(石單)；其余不可勝記！”（《公孫弘傳贊》）真是人才濟 濟，群星燦爛，“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同前）！西漢此時之所以如此群賢畢集， 廣得異材，固然與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關(guān)，更是他求賢若渴，不拘一格 選拔人才的直接效驗。而其選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經(jīng)常性下令郡國及百官公卿 舉賢才、薦奇士和下令郡國立學校、修儒學。據(jù)《漢書·董仲舒?zhèn)鳌匪d，漢武帝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發(fā)（倡議）之�！笨梢姖h之 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fā)自董仲舒。由一個 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來西漢帝 國的極盛局面。于此，誰還會說德生無用呢？此乃“無用”之大用！“無用”之妙 用！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 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 新年伊始，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 諫之士”。這次應舉者百余人，莊助為舉首；公孫弘以明于《春秋》中選，為博士； 轅因生亦以賢良應征。其余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泰、張儀縱橫之 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董仲舒是否參加這次對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對策， 《漢書·武帝紀》記于六年后的無光元年（前134），《資治通鑒》載于建元元年。 《漢書》所記可信。對策說“今臨政愿治七十余年”，從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 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對策，不得稱“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則為七十四年，可以 說“七十余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對，很可能與當時政局有關(guān)，那就是竇太后仍 然健在。竇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 五經(jīng)。武帝即位，被尊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首肯。此時自 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后的嚴勵摧折。元年 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蟲分)為太尉。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 生趙絡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 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 禮制。似乎墜給將振，”儒運當興。趙綰一時得意，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 以便推行儒術(shù)。結(jié)果竇太后大怒，私下調(diào)查出趙綰、王臧貪污事實，責問漢武帝， 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竇嬰田(蟲分)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為由，縣 歸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扎。直到 竇太后亡故之后，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蘇的春天。董仲舒也才應時而出，適時地喊 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這一長期郁積的心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后死，黃老之學的最后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 六月，武安侯田(蟲分)復出為丞相，堅冰已經(jīng)打破，阻礙已經(jīng)消除�！抉R遷說： “及竇太后崩，武侯田(蟲分)為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shù)百人， 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 《史記·儒林列傳》）。儒學的真正復興和走俏是在竇太后死后，而為儒學的走紅 作好理論準備和輿論準備的，則是次年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如果以竇太后薨作為漢 代學術(shù)崇尚的轉(zhuǎn)捩點，那么董仲舒的對策無疑就是儒運宏昌的開端。 2.賢良對策·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 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guān)系問題，史稱《天人三 策》（或《賢良對策》），后被班團全文收在《漢書·董仲書傳》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問題。漢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為何有善惡良莠之分？當務之急，“何 修何飭”，才能使“百姓和樂”，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說，有天命存在，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天人之間的關(guān)系是十分微妙的。國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現(xiàn)災害來譴責他；如不 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異現(xiàn)象來警告他；如果還不知悔改，天才改變成命，使其喪 邦失國。這就是“天人感應”，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互相影響。他說王者將王天 下，天必出現(xiàn)一種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 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渡袝酚涊d，周之文武將興，兵渡盟津， 白魚躍入王舟；有火覆蓋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動，變成了紅羽烏鴉。這就是三代受 命之符。祥瑞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她是對美德的報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積善累德” 的效驗�？鬃诱f“德不孤，必有鄰”就是這個道理。那么災異又是怎樣產(chǎn)生的呢？ 他認為這是“廢德教而任刑罰”的結(jié)果。刑罰不中就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氣聚 于上，上下不和，陰陽之氣就不會協(xié)調(diào)，陰陽失調(diào)就產(chǎn)生妖孽，于是災異就出現(xiàn)了。 天瑞與災異雖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據(jù)帝王的所作所為作出的應答。 對于人性善惡問題，董仲舒說：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zhì)也，惰者人之欲也�；蜇不驂刍蛉驶虮�，陶冶而成 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質(zhì)屬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與 不仁，壽命有長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會環(huán)境（治亂）作用的結(jié)果。天命 無法改變，而社會環(huán)境卻可以改良�？鬃诱f：“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向風而倒）。”因此，堯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長壽，桀紂行暴政其民就貪 鄙夭折�？梢娙嗣竦暮脡纳茞喝谀慊实劾蟽旱乃魉鶠榱��！吧现拢轮畯� 上，猶泥之在鈞，唯甄（塑造）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熔爐），唯冶（鑄造）者 之所鑄。” 當務之急該怎么辦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說，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緒，找到一 個“正”字�！洞呵铩烽_篇即說“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 字之后，春是天體運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動方式，這個排列順序表達的意思就是： 王者“上承天之所為（天道），而下正其所為（人事）”。那么王者被有所為就當 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說：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養(yǎng)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yǎng)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 以生成為意�？墒恰敖駨U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zhí)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 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豈不是南轅北轍么？ 正始之意亦發(fā)自《春秋》�！洞呵铩返谝黄恰棒旊[公元年”，為何謂一為元 呢？他說：“一者萬物之所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 本也�！薄独献印氛f：“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一是萬物的 根基，是本，是始。元，為首，為大。稱一為元，即是說要重視開始，端正根本。 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 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與不正，就視你君心正與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沒有邪氣干擾于天地之間， 陰陽調(diào)和，風雨得時，五谷豐登，民生幸福，四海來賓，若此，福物祥瑞，莫不畢 至。 正始是統(tǒng)治者自正，教化則是正民。董仲舒認為當時“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 是“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他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 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質(zhì)利益的，不用教化為堤防就會有作奸犯科 之事發(fā)生，因此帝王臨馭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 以教于國，設庫序以化於邑，漸（浸潤）民以仁，摩（砥礪）民以誼（義），節(jié)民 以禮�！弊怨乓詠恚彩恰靶塘P甚輕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更化講革除積弊，改弦更張。圣人繼亂世，應當干凈徹底地掃除其殘風余孽， 萬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來美化風紀�？墒乔爻型碇苤�，非但不改，且有過之 而無不及。秦始皇反對習儒雅，禁止民間扶藏詩書，拋棄禮義，盡滅先王之道，獨 斷專橫…真是“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滅亡了。漢承秦 制，無所更改，“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鄙薄丑惡，人民卑劣囂頑，好 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級下流到了極點！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惡習 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詐。正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無濟 于事�？鬃诱f：“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污（粉飾）也。”現(xiàn)在漢承秦之敝， 正如朽木糞墻，不加革除，終不可救。他比喻說：“琴瑟不調(diào)，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蓖�，“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睗h家得天下 以來，常欲善治卻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當更化而不更化”所致。臨淵羨魚， 不如退而結(jié)網(wǎng)；臨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內(nèi)容就是勵行“仁義禮智信”正 常之道，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話，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為治 的惡政，改變漢初因循守舊的惰習，力行儒家仁義禮智，積極有為的政治風化。 3.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暢言時事，縱論古今。廣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煥然而不浮夸， 真可謂文美辭豐，理正義嚴，深得愛好文彩、傾心儒學的少年天子喜愛。《論衡》 說：“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豈為虛語哉！本 傳說“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欲盡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個問題，一是關(guān)于黃老無為和孔孟有為的向題。武帝問：堯舜之時， “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時，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 宇內(nèi)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難道不同么，“何勞逸之殊也？”董仲舒說那是由于 “所遇之時異也”。堯在位時，“眾圣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舜又因之，有禹為相，“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周文武則不然，“當此之時， 紂尚在上，尊卑混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無為與有為皆有其歷史合理性。不過現(xiàn)在是：漢承秦敝，非力行有為不可！ 二是黃老尚質(zhì)與儒學尚文問題。武帝問：“儉者不造玄黃旗旗之飾”；可是周 家，卻甚其文飾。難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嗎？有人說“良玉不琢”，又有人說“非 文無以輔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說，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異貴 賤，勸有德”的，孔子說，過分奢侈太驕矜，過分儉樸又鄙陋（“奢則不遜，儉則 固？），可見過儉也不是恰當?shù)�。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p> 服色，所以應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資質(zhì)潤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 成文章。同理可證：“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問題。武帝問：周之成康，刑罰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屢空；秦 人用嚴酷之刑，死者甚眾，卻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義， 有周公制禮樂，到成康時才出現(xiàn)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漸（浸潤）而仁義 之流（風化），非獨傷肌膚之效也�！鼻爻瘎t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 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貪狠好戰(zhàn)為俗，又沒有文德教訓于下。于是在上者貪得無厭， 在下者風俗澆薄。再加之任用“慘酷之吏”，聚斂無度，民失其業(yè)，“群盜并起”， 因此刑雖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現(xiàn)實問題。武帝問：我注意農(nóng)本，任用賢人；親耕籍田，勸孝崇德，問勤 恤孤…為了天下真是夙興夜寐，“盡思極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實現(xiàn)�！敖� 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mào)亂，賢不肖混淆”。其因何在？ 董仲舒認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勵”，三曰“長吏不明”。 前者說的是指導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學的仁義之道，言武帝雖則兢兢， 但未從仁義之道出發(fā)，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澤，難以成就“功德休烈”。后二者講教 育和選舉問題。他說，皇帝一心求賢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礪， 上哪去求賢呢？“不素養(yǎng)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币虼顺Ｊ浅⒂� 求賢之詔，而郡國卻無賢可薦。于是董仲舒重申：“興太學，置明師，以養(yǎng)天下之 士；數(shù)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笨な睾涂h令是民眾的師長表率，起著承 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師帥不賢，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揚，恩澤得不到流布�，F(xiàn)在的 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還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與奸人為伍，使 貧苦人民流離失所。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都是“長令不明” 造成的。董仲舒進而將矛頭直指當時的官制：漢代官吏的來源主要有“郎選”、 “任子”和“貨選”，郎選，即皇帝近衛(wèi)侍臣到期遷官；任子，二千石（高干）可 恩前子弟為官；貲選，即有錢人以錢買官做。這三種形式的任官都不考慮實際才能 和品行。他揭露說：“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貨， 未必賢也！”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論資排輩，“累日以取貴，積久而致官”，其結(jié) 果自然是“廉恥貿(mào)亂，賢不肖混淆”了。于是他提出“歲貢賢才”“量才授官”兩 策。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薦賢兩名以供宿衛(wèi)；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賢否，如 果所薦賢能則有賞，不賢則有罰。這就迫使大臣們以求賢識賢為事，天下之奇士就 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同時，在官員升擢上，董仲舒疾呼： “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边@就使貪與廉、賢 與不肖判然兩途，皎皎易識了。 4.第三策 第二策在意識形態(tài)上調(diào)合孔老，而歸宗儒本，這反映黃老思想在西漢流行數(shù)十 年之后給儒者造成的畏懼心理，因為轅固生下圈斗彘、趙綰王臧下獄至死的殷鑒不 遠；同時這也是董仲舒多年潛心研究諸子百家、悉心融合儒道之學的學術(shù)成就。他 對西漢宮制的抨擊，也深中時敝。但是，他把西漢社會未臻大治的原因歸結(jié)為教育 和吏制的失誤，這未免簡單化了。在武帝看來，其調(diào)和孔老有似于模棱兩可，其論 世事又不深不透，自然不能讓亟欲刷新政體、力矯時敝、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滿意。 于是三降綸音，重申天問。在策文中，武帝責問董仲舒對策“文彩未極”、“條貫 未盡”，說理囫圇，欲言又止，難道是對“當世之務”有所顧慮，對“王聽”有所 懷疑么？要他就“天人之應”、“古今之道”與乎“治亂之端”，“悉之就之，孰 （熟）之復之”，透辟說來，不要有任何顧慮。 對于天人問題，董仲舒進一步申明“天人感應”說，認為天是“群物之主”， 包潤萬類，無不容納。“故圣人法天而立道”：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子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yǎng) 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 天有春生夏長冬殺，人也有仁慈德愛刑罰，天有是理，人有此行，這就是“天 人之征”。關(guān)于古今之道，漢武帝問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何“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是不是道也有不同？道也有弊端呢？言下之意：有沒有一 個萬古不變，百世奉行，而又有利無弊的經(jīng)常之道呢？對此，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 答，提出了著名的、影響千載，同時又是毀譽不一的哲學命題：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對這一命題，學者多認為是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毛澤東同志《矛盾論》即說： “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曾長期地為腐朽了的 封建統(tǒng)治階級所擁護�！惫倘欢偈娴奶斓勒撛鵀榉饨ńy(tǒng)治階級服了務，無疑應加 以批判和揚棄，但“天不變道亦不變”作為一個哲學命題，還是可以再討論的。其 實董仲舒也強調(diào)變化，他曾說：“譬之琴瑟之不調(diào)，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边@就是“更化”。如何理解“道亦不 變”，關(guān)鍵在如何理解“道”。董仲舒吸取了先秦道論中老子的“常道”和“非常 道”的精華，董仲舒的道亦有常與非常之別。他的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 是常的，不變的，“樂而不厭，復而不亂者謂之道”，這是講的天道，她具有客觀 性，自然性，不可逆轉(zhuǎn)性。相當于老子的“常道”，這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真 諦。人道即“先王之道”，也分可變與不可變兩部分。他說：“道者所由適治之路 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比柿x禮樂是載道之具，故董仲舒又稱仁義禮智信為“五 常之道”，這是不可變的。但是先王在具體施政時又有所側(cè)重，即所尚，如“夏尚 忠，殷尚敬，周尚文”之類，此乃非常道，講究適時之變。“天不變道亦不變”的 道是常道，是天道，在人則為“五常之道”，這是萬古不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針對漢武帝問三王之道“而皆有失”的問題，他說：“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 也。”道是不會有過失的，政事的不善并不是道造成的，相反恰恰是“失道”（不 按道辦事）的惡果。 關(guān)于“治亂之端”，董仲舒視野從吏制轉(zhuǎn)到了社會這個廣闊的背景上來。他認 為當時社會一切罪惡性的根源是貧富不均：“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 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 奸邪不可勝者也�！倍斐韶毟粐乐貞沂獾淖锟準�，乃是官僚地主和不法官商。 他們既“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又“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 這些人或“博其產(chǎn)業(yè)，蓄其積委（儲藏）”，染指商業(yè)，成為官倒官商；或“眾其 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成為官僚地主。兼并侵蝕，日月無厭，普通百姓，日 益貧困。董仲舒說這不符合天意呀！他說：“天亦有所分予”，以生物為例，予其 爪牙者不予其角抵之利，予其羽翼者只給它兩只足，可見“所受大者不得取小”， 此乃天之道也。官僚們食朝廷之祿，已享人間之富貴，可還要廣收商業(yè)與農(nóng)業(yè)之利， “與民爭利”，真是貪得無厭，欲壑難填，多不合理！吏為民師，“爾好義，則民 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惫倮羟罄秋L俗敗壞、人民貪鄙的直接 根源。他說：“惶惶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惶惶求仁義，常恐不能化 民者，大夫之意也�！苯駹柎蠓颍灰缘赖卤砺蕿槭�，而務以與民爭利，那真是小 人一個！居君子之大位，卻干著小人的勾當，逆天意，違圣旨，災必及其身！ 對策最后，董仲舒根據(jù)《公羊傳》“大一統(tǒng)”之義，認為：“《春秋》大一統(tǒng) 者，天地之常經(jīng)（法），古今之通誼（義）也！”《春秋》崇尚“大一統(tǒng)”，可現(xiàn) 在卻是“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學術(shù)分歧，雜說異端，因此朝廷無法定出 一個崇尚的思想，百官也沒有一個遵守的準繩。因而建議統(tǒng)一學術(shù)，統(tǒng)一思想，大 膽喊出：“臣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終于抖落 了出入于孔老的曖昧面紗，直截了當?shù)靥岢觥傲T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 在這一對策中，漢武帝希望聽到的終于讓董仲舒痛快淋漓地講了出來，漢武帝 大為興奮，于是從其所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立太學，置明師，以養(yǎng)天下之士； 選賢才，舉孝廉，郡國歲獻二人，著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 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 孝廉，皆自仲舒發(fā)之�！薄短烊巳摺分饕兴膫�作用；一是改變了漢家思想崇尚， 由以前的崇尚黃老無為之治，改而崇尚儒學的禮樂文章，開啟了漢代文治燦爛的先 河。高惠之時，多武功之臣，粗重少文；文景之世，崇尚黃老，質(zhì)樸無華；至武帝 喜文采，親儒學，經(jīng)術(shù)之士多進，公孫弘位至三公，于是公卿多文雅彬彬之士，逐 漸改變了官吏的素質(zhì)，同時也為中國文官制度的形成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二是砥礪 了漢代士子好學尚文的一代風尚，自董仲舒建議“興大學，置明師，以養(yǎng)天下之士， 數(shù)考問以盡其才”，國家以儒學選士，士子以儒行勵操，“天下學士，靡然向風” �。ā妒酚洝と辶至袀鳌罚纬勺鹑搴脤W的風氣。三是建議歲貢賢能，形成定制， 并以此考績官吏，從而為漢家多渠道選拔人才開通了航道。其四，也是極為重要的 一點，是確立了儒術(shù)獨尊的地位，使儒學從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戰(zhàn)勝百家， 取得壓倒優(yōu)勢。從此，儒學成為中國天字第一號經(jīng)典學問，以經(jīng)學為形式發(fā)展漫衍， 影響日深，于是儒風大漸，圣學廣被，儒學歷史實現(xiàn)了重大轉(zhuǎn)捩。王充說：“文王 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保ā墩摵狻こ妗罚┦强鬃影l(fā)揮文王之道于亂世 之間，又是董仲舒振起孔子之學于絕微之際，他無異于漢代的孔子。同時也由此奠 定了整個中國社會推尊儒學，崇奉孔圣的傳統(tǒng)。于是文運與世運并昌，人才與世風 俱美，不能不說是漢世歷史、乃至整個中國學術(shù)史的一大轉(zhuǎn)捩。劉向說：“仲舒為 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闭\為不刊之論。 三、兩相驕王存兼善三黜何嘗忘斯民 可是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漢武帝雖采納了董仲舒的許多條建議，但卻并未重 用其人。對策之后，《漢書》只平淡地記上一筆：“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事易王。”漢朝自吳楚七國之亂后，諸侯王一直是被打擊、被削弱的對象；又實行 “左官法”，歧視在侯國為官的人。諸侯國相，雖是中央署置，但也不及朝官備受 親近。董仲舒以一代鴻儒、景帝朝的博士，論才力，論資歷，都應該受到應有的重 用。劉向說：“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尹）呂（望）無以加！管（仲）晏（嬰） 之屬，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漢書》董傳引）認為他才超管仲、晏嬰，比方 伊尹呂尚，可以輔佐帝王以致太平。王充說：“董仲舒說道術(shù)奇矣”，“董仲舒之 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保ā墩摵狻ぐ笗罚┌喙虜髡f“讜言訪對，為世純?nèi)��！?/p> 道德文章俱佳的董仲舒出任諸侯相，實令古今學人十分惋惜！王應麟論其事曰： “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彝是訓，以盡君師之責者， 帝未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為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轅因為太常，以明師道于 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董仲舒之真儒，而勸學 之議，乃發(fā)于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與？”（《通鑒答問》卷4）其實， 董仲舒不被重用，也許正因為他是“真儒”“純?nèi)濉钡木壒�。孔子謂事君：“勿欺 也而犯之”；子路謂出仕：“君子之壯也行其義也”；《大學》曰：“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史記》說：“董仲舒為人廉直”。是真儒，其生活的目的就是為了 “明道”“行義”；是純?nèi)�，其事君的準則就是“廉直”“勿欺”。既為行義，其 于財利就會有所不為，董仲舒曾標榜：“仁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這哪里是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所欣賞的！既是廉直勿欺，就注定了他不會阿附取容， 以博高位。因此，同樣是治《春秋》，公孫弘能以“從諛”的手段位至三公，而董 仲舒卻因“廉直”的美德倍遭冷落。個中三昧，確實是十分值得深玩的。 1.江都相·求而止雨 不過，當年的董仲舒也許并沒有想這么多，他還是不遠千里地去了。江都王國 在今揚州，南臨大江，北近淮河，傍帶干溝（古運河），東望于海，頗得水陸魚鹽 之利，水陸交通極為方便。其地原為吳王劉濞所有，劉濞曾因之以興叛亂。易王劉 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異母兄弟。景帝時初封汝南王，吳楚七國亂時，佐軍有 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氣，好勇力，廣治宮室，素來驕奢。遷居東南大邦后， 又廣招四方豪杰，常有非份之想。作為一個中央派來的諸侯相，董仲舒既要維護中 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開罪于自己的主子，實是左右為難，進退維谷。但他正心正 己，威重自生；又“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當時易壬意高氣盛，對董仲舒說： 越王勾踐依靠文種、泄庸、范蠡之謀，滅掉了不可一世的吳王夫差，三子稱得上 “吳之三仁”。并說：“（齊）桓公決疑于管仲，吾將決疑于君�！饼R桓、越王皆 春秋二霸，易王之意欲用董仲舒謀取東南霸業(yè)。董仲舒出于“《春秋》大一統(tǒng)”之 義，委婉對曰：“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 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為（因）其先詐力而后仁義也。”提倡仁義，反對詐力， 暗示其霸不可稱、中央不可違�！洞呵锓甭丁δz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篇（下引 此書，只出篇名），據(jù)考即是這次對話的記錄。因傳抄既久，遂誤江都王為膠西王。 董仲舒時刻以“兼善天下”為己任，在江都興禮樂，致教化，調(diào)陰陽，利元元， 所作所為，一任皆以利民安邦為本，江都稱治，是武帝初年屈指可數(shù)的幾個以教化 治世而又頗有成就的二千石之一�！稘h書·循吏傳》稱：“孝武之初，外攘四夷， 內(nèi)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nèi)史公孫 弘、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能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jīng)術(shù)潤飾吏事，天子器 之�！庇捎跁r遠事吵，董仲舒在江都的治跡已不可詳考，現(xiàn)在記載較多的是祈雨止 雨之事。 史漢都說：“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交感、運行）， 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與此相反）。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王充亦說：“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保ā墩摵狻こ滩摹罚� 意即：考察《春秋》經(jīng)上所記災異現(xiàn)象，推導陰陽交感運行的規(guī)律，然后根據(jù)這一 規(guī)律來求而止雨。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就曾揭示：孔子作《春秋》，“書邦家 之過，兼災異之變”。凡是《春秋》所譏刺的，必然有災害現(xiàn)象出現(xiàn)：凡是《春秋》 所痛惡的，也必然有怪異現(xiàn)象出現(xiàn)。他說：“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 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比耸碌臉O好和極壞，都可以感動天地，引起天變。可見天 災實起源于人禍，人事有失，就導致陰陽失調(diào)，陰陽失調(diào)就引起風雨失節(jié)。反之， 如果人事得當，自覺地調(diào)節(jié)陰陽，那就必然風調(diào)雨順了�；谶@樣的認識，董仲舒 于是制定了一套求而止雨的方法和儀軌。他說：天大旱，是由于陽氣太重，求而必 須損陰益陽：“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其藏而匿，女子欲其和而樂”（《求雨》）； 多雨，是由于陰氣太盛，止而應當移陰而壯陽：“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 也，丈夫欲其和而樂”（《止雨盯。此外還講究同類相感：求雨以水日，止而以土 曰：并造土龍，設土壇，穿青衣，舞童子，齋告禱祝，其行近巫，怪力亂神，為孔 子所恥言。但是《史記》說他“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王充也說他之所為 “無乖異者”，確實很難理解。司馬遷為當代人記當代事，不應有虛；王充以“疾 虛妄”自任，不應傳訛。特別是王充，他對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神學目的論等都進 行批判，唯獨對求雨的雩禮和董仲舒的土龍求而贊不絕口，多所開說�！墩摵狻y 龍》曰：“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云龍相致�！兑住吩唬� ‘云從龍，風從虎�！灶惽笾�，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風雨自至。”又曰�！岸� 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痹凇端纻巍贰抖ㄙt》《案書》 等篇，也有分別論述。天道難知，稽之徒勞。但漢代人普遍相信其事，看來其必有 因。 2.中大夫·災異書 不知何故，董仲舒被罷為中大夫。學者推測可能與易王劉非請戰(zhàn)有關(guān)�！稘h書 ·江都易王傳》說：“無光中（六年），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愿擊匈奴，上不許�！� 漢朝自吳楚七國亂后，對諸侯王實行居國食稅，不復治民的政策，以免諸侯王形成 實力后與中央抗衡。而這位好勇斗狠的江都王居然要求據(jù)兵耀武，這哪能讓武帝放 心呢。因此不僅沒獲批準，而且還連累董仲舒丟了官。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掌 論議，顧問應對”。念及數(shù)年來在諸侯國的所見所聞，董仲舒深感諸侯國的桀傲不 馴，仍然是破壞“大一統(tǒng)”的潛在威脅。為了警醒人主，他想起了六年前發(fā)生的兩 場大火：遼東高祖廟和高祖陵便殿相繼被焚。當時即令武帝大為不安，“素服五日”。 董仲舒認為這是不同尋常的災異之變，上天譴告。于是援據(jù)《春秋》，聯(lián)系實際， 著《災異論》，借天人感應，大談政治得失。為什么高廟陵寢會被焚呢？是因“高 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位置不當，于禮不安。高廟居遼東，在外， 象征在地方的諸侯；高陵在關(guān)中，在內(nèi)，象征在朝中的大臣�，F(xiàn)在漢家“多兄弟親 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ò响瑁┱弑姟！碧鞛牡囊馑际且实邸耙曈H戚貴屬 在諸侯遠正（背離正道）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播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 處旁近測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乃可�！保ā稘h書·五行志上》） 原來大火的意思在于教漢武帝剪除不庭的諸侯，殺戮不法的大臣！自漢景帝時晁錯 建議削藩而遭殺身之禍以來，諸侯問題一直是一個既難辦，又難言的棘手問題，董 仲舒多年為諸侯相，他對諸侯王驕奢跋扈的揭露，并不是危言聳聽。他甘冒當年晁 錯殺身之禍，敬獻忠言，體現(xiàn)了一代大儒勇于殉道，直道事人的儒者精神。是十分 難能可貴的。 可是，當時漢武帝并不買賬，董仲舒因此差點丟了性命。董仲舒屬草稿未上， 以告發(fā)人隱私著稱的酷吏主父偃來訪，竊其手稿，經(jīng)他一番歪曲注解，以為“有譏 刺”，上奏給漢武帝。武帝下其書于群儒討論，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系出師筆，以 為“下愚”，于是將董仲舒逮捕法辦，“罪至不道”，按律當死。其實董書所言， 未嘗不是武帝所憂，仲舒之獲罪，并不在“下愚”，而于“私為災異書”（劉向說） 而已。漢代善言災異的，武帝時有董仲舒和夏侯始昌，昭宣時有睦孟（仲舒弟子） 和夏侯勝，元成時有京房和翼奉、劉向、谷永，哀平時則有李尋和田終術(shù)，他們借 經(jīng)立義，依物托象，幸而言中，仿佛神驗一般，受帝王寵愛一時�？墒嵌偈姹幌� 獄，夏侯勝被囚禁，睦孟被誅戮，李尋被流放……到底天命有沒有呢？如說沒有， 他們何以累言累中呢？如果說有，那天命何以不能保護他的代言人呢？難道天機不 可泄露，泄露了必受懲罰么？原來天命本難知，儒生們大談天命，不過借以壯膽， 為至高無上的君權(quán)制造一具精神枷鎖而已。君王也要利用它，以給自己君權(quán)的神圣 增添幾道靈光。董仲舒既不是稟承圣命而談災異，也不是借言天命來歌功頌德，而 是私為災異，非議時政，這自然怪不得漢武帝不領(lǐng)情了。不過嚇嚇他已經(jīng)夠了，于 是既定其罪，復又下詔赦之，仍以仲舒為大中大夫。董仲舒虛驚一場，總算有驚而 無險。不過死的恐懼卻讓他“于是竟不敢復言災異”了。卻原來天命并不是處處高 于王命，其實質(zhì)倒是王命控制了天命�？墒菨h武帝這一負氣使性的行為，卻給他自 己帶來了不少麻煩。數(shù)年之后，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多次觸犯刑法， 濫行淫威，甚至殺人全家，毒死朝廷派去的二千石長官；淮南王、衡山王竟然謀反， 膠東王和江都王都知道其事，私下打造兵器，準備起兵響應。事發(fā)之后，漢武帝尚 念及當初董仲舒的忠言，選派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猶后世上方寶劍）處理淮南 王案件，步舒依《春秋》之義斷之，不需請示，回朝奏事，武帝皆以為是。其時乃 元狩元年（前122年），上距董仲舒言災異僅七年時間，可見董仲舒當時的預告還是 很準確的。 3.膠西相·公孫弘 董仲舒自大中大夫，又曾出為膠西于王相。這次出相還與董仲舒的學友——公 孫弘有關(guān)。公孫弘是齊人，早年放豬于海上，是個豬倌出身。年40余乃從胡毋生學 《公羊傳》，與仲舒同治一經(jīng)，算是同業(yè)。建元元年武帝詔舉賢良，他應征對策， 被錄為博士。其年紀已經(jīng)60。因出使匈奴不稱圣意，免職家居。無光五年，再舉， 對策第一，再為博士，后歷內(nèi)史、御史大夫，位至丞相。公孫弘是第一位儒學丞相， 這標幟著儒學在漢代統(tǒng)治地位的確立。他為相之初，董仲舒曾致書，希望他“大求 賢之路，廣選舉之門”，禮賢下士，精心考績。史載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 延賢人”，于是公孫丞相東閣延賢，與燕昭王的黃金臺一樣，成為求賢佳話，流芳 百世。公孫弘為人又極簡樸，“為布被”，“食一肉”，“脫粟飯”，一時竟譽為 賢相。他對儒學在漢代的發(fā)展也作出過重大的貢獻。是他上書武帝為博士置弟子名 額，專教士子以儒學。秦及文景雖設博士，但只掌問對，而不從事儒業(yè)；漢武帝建 元五年“置五經(jīng)博士”，以儒為業(yè)，但不收徒；公孫弘建言之后，中央專為博士置 定員，以儒學授徒；并年考月課，擇優(yōu)授官，使儒學迅速普及開來，也使儒生獲得 實惠。董仲舒對策在理論上為儒學的推行掃平了道路，但具體實施，卻是公孫弘為 相期間完成的。他與董仲舒的關(guān)系當初也不錯，公羊?qū)W在漢代走紅，即是公孫、仲 舒二人聯(lián)手的結(jié)果。史說漢武帝曾令董仲舒與瑕丘江公辯論《公羊》、《谷梁》二 傳優(yōu)劣，董仲舒長持論，善著文，而江公卻吶于口，不善言。加之當時公孫弘為丞 相，在整理辯論稿時，袒護董仲舒，使公羊?qū)W大獲全勝。漢武帝于是“尊公羊家， 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儒林傳》）。公羊?qū)W在漢代獲得獨尊地位，也是董仲 舒為其制造理論，公孫弘為之實行的。他們的關(guān)系有點像韓非和李斯，漢人說：韓 非著書，李斯為相；韓非立說，李斯實行。李斯為學不及韓非，忌其才，譖之于始 皇，韓非遂斃命于獄中；公孫弘為學也不及仲舒，故排之于朝廷之外。史說公孫弘 為人善諛，“希世用事”，從前轅團曾警告他“勿曲學以阿事”（同上）。但儒學 要服務于社會。不“曲學”是辦不到的；要想混跡于官場，不“阿事”也是辦不到 的。他知道怎樣作官，更知道怎樣取悅于武帝�！俺瘯h事，不面折廷爭”，曾與 汲黯等相約議事，等到武帝面前，盡背前約，一切順從皇上旨意。天子見他為人謹 慎，辯論有余，但又不迂腐不過激，像個長者，且熟悉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shù)”， 遂大悅之（《史記·公孫弘傳》）。在儒者中，他是善諛者；在善諛者中，他是儒 者。在這兩類人中他都占有優(yōu)勢。明習儒學，滿足了武帝好文的愛好；善于吏事， 滿足了為官的條件；而阿事善諛，更滿足了人君的虛驕心理。故為官累遷，至于三 公。這當然與“為人廉直”的董仲舒格格不入，曾斥之為“從諛”。“諛”是公孫 先生高出倫輩的看家本領(lǐng)，董仲舒的指責無異于削奪他的飯碗，讓他恨得咬牙切齒！ 《漢書·馮衍傳》說：“董仲舒言道德，見疾于公孫弘�！币粋�講儒術(shù)以道德為宗， 一個研儒術(shù)為了“希世用事”，宗旨不同，難怪公孫弘不高興他了。再加公孫先生 為人又有點忌賢妒能，外黨內(nèi)刻，凡是與他有仇隙的人，表面上與他情好無隙，親 密無間，私下卻設法報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主父偃被殺，董仲舒被遷于膠西， 都是他的杰作。 膠西王劉端，也是武帝的同父異母兄弟。其為人“強足以拒諫，知足以飾非”， 行為怪僻，陰狠險毒，相二千石至者，若奉朝令行事，他就暗中尋找過失來陷害之， 有的甚至被毒死；若與他同流合污，又難逃朝廷的懲罰。小小膠西國，竟是出生入 死的鬼門關(guān)！漢武帝正為派不出恰當?shù)南鄧l(fā)愁，公孫弘適時進諫說只有董仲舒符 合條件，欲假手于膠西王除掉罵他“從諛”的人。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董仲舒此 去定是兇多吉少。好在膠西王久聞董仲舒是正直的大儒，一善待之”，并不為難他。 《漢書》說：仲舒“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shù)上疏諫爭，教令國中， 所居而治�！痹谀z西為相，不異于虎穴棲身，與狼共舞，久必獲禍。仲舒恐日久生 變，遂以老乞歸。 罷相家居，董仲舒已年逾古希，窮居陋巷，依仁游藝，“終不問產(chǎn)業(yè)，以修學 著書為事”。但他并沒有高蹈肥遁，不問世事，而是魂牽斯文，憂國憂民。朝廷凡 有大事，常下詔垂問，劉向說：“（仲舒）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嘗有詔問， 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保ā稘h書·劉歆傳》）甚至有的刑事案件也派使 者和延尉張湯前往董宅，“問其得失”。董仲舒引經(jīng)據(jù)典，一一作答，皆有條理， 共決大案要案232件，后編為《春秋董仲舒決獄》一書，成為漢晉之間司法斷案參考 的經(jīng)典文獻。他還常常就重大時政發(fā)表看法，上疏獻計獻策。關(guān)中民不好種麥，他 根據(jù)《春秋》他谷不書，至于麥禾不熟則書的通例，建議多種冬小麥，以避饑荒。 針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xiàn)象，建議限民名田（占四），抑制土 地兼并。他揭露西漢社會“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 古”的殘酷現(xiàn)實，要求統(tǒng)治者“薄賦斂，省徭役”，“鹽鐵皆歸于民”（《漢書· 食貨志》）。當時武帝外事四夷，特別是與匈奴的戰(zhàn)爭，使天下虛耗，戶口減半。 目睹那一場一場痛苦的較量，董仲舒也進行了自己的思考。他認為：“義動君子， 利動貪人”，對于像匈奴這樣的貪人，他主張“與之厚利以沒其志，與盟于天以堅 其約，質(zhì)其愛子以累其心”。使其進有所貪，退有所忌，庶幾可達到“胡馬不窺于 長城，羽檄不行于中國”，與鄰為睦的目的（《匈奴傳》）。凡此等等，涉及政治、 經(jīng)濟、軍事、刑法、外交等各個方面。有的建議得到武帝采納，施惠于民。 他就是一個典型的憂患型人物，進亦憂，退亦憂，就像范仲淹說的那樣：“居 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薄跋忍煜轮畱n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這是自孔子以來就形成的中國儒者人格，當然也是被譽為“統(tǒng)儒”的董仲舒的 天性。這種忠君、憂國、愛民的憂患，一直伴隨董仲舒終生，直至死而后已。 班固敘傳贊曰：“抑抑（嚴謹）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懸車，下帷 罩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nèi)�。”實為公允之評。 約太初初年（前104年），董仲舒以年老，壽終于家。葬于西安城內(nèi)胭脂坡下。 漢武帝曾從此經(jīng)過，特下馬步行以示敬重，一時文士，莫不下馬，故謂之“下馬陵”， 語訛為“蝦蟆陵”。 仲舒死后，家徙于茂陵，其子孫皆以儒學至大官。其弟子作官的至為命大夫， 其為郎、謁者、文學掌故等官者以百數(shù)。不愧為一代宗師。 四、上繼往圣起絕學下為萬世開太平 相傳孔子將死，遺下讖書說：“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 之床，巔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庇终f：“董仲舒亂（治）我書。”（見王充 《論衡·實知》引）所謂孔子遍讖，明顯出自漢儒偽造，不過此話正好反映了秦漢 之間儒學的兩大轉(zhuǎn)捩。是秦始皇焚書造成儒學式微，又是董仲舒治經(jīng)振起了往圣的 絕學。王充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蔽耐跫葲]，是孔子發(fā)明其 文章墜緒于亂世；孔子既沒，是董仲舒宏揚其學術(shù)于微絕。劉歆更具體地說：“仲 舒遭秦滅學之后，六經(jīng)離析，下帷發(fā)奮，潛心大業(yè)，令后學者，有所統(tǒng)壹，為群儒 首�！笨梢娙鍖W至董仲舒實一大轉(zhuǎn)捩。范文瀾先生論這種轉(zhuǎn)捩作用說：“儒學經(jīng)董 仲舒的加工，因此擺脫了原始階段，成為陰陽五行化的、完全適合地主統(tǒng)治的西漢 今文經(jīng)學。某些漢儒把董仲舒當成孔子的繼承者，因為他創(chuàng)造了今文經(jīng)學�！保� 《中國通史》第二冊，151頁）這是完全合符實際的。劉歆說他“令后學者有所統(tǒng)壹”， 就是統(tǒng)一在董仲舒所創(chuàng)立的陰陽五行化了的新儒學體系之下，他是西漢今文經(jīng)學的 創(chuàng)始人，是西漢第一儒學大師，即所謂“群儒首”、“儒者宗”。 董仲舒一生著述甚富，《漢書》本傳說：“仲舒所著皆推明經(jīng)術(shù)之意，及上疏 條教，幾百二十三篇。”這部分著作多為雜著，包括說解經(jīng)義的論文、上書、文告 之類。《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著錄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當即這些 文章的匯編，除了一些殘篇外，大部已經(jīng)失傳。本傳又說：“而說《春秋》事得失， 《聞舉》、《王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十余萬言，皆傳于后 世�！苯瘛洞呵锓甭丁芬粫�，凡八十三篇，內(nèi)中《玉杯》、《竹林》篇，當即“說 《春秋》事得失”類著作�！稘h書·藝文志》又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后漢書·應動傳》作《春秋斷獄》，為張湯等人向仲舒請教斷獄的案例匯編，晉 以后失傳，清王謨、馬國翰有輯本�！洞呵锓甭丁肥家娪凇端鍟そ�(jīng)籍志》，因不 見于漢志，曾一度受人懷疑，其實就今本《繁露》與《漢書》本傳所載《天人三策》 對照，許多觀點實為后者的引申，《春秋繁露》一書，縱然有后人摻入的內(nèi)容，其 主要篇章還當出自仲舒本人，與《天人三策》一樣是研究董仲舒學術(shù)思想的主要資 料。此外，《漢書·食貨志》、《匈奴傳》、《五行志》也有他的言論；《史記· 太史公自敘》也對董仲舒的學說有所稱引�，F(xiàn)都比較集中地保存于嚴可均輯《全漢 文》之中。在這些著作中，董仲舒貫通天人，縱論古今，博采百家，為原始儒學向 經(jīng)學的過渡，做出了重要貢獻。 1.兼容百氏，獨尊儒術(shù) 如前所述，是董仲舒在對策中“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直接促成了漢武帝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政策的實行，從而實現(xiàn)了儒學從諸子向經(jīng)學的飛躍。不過， “抑黜百家”是從研究百家，吸收百家開始的；“推明孔氏”也是從改造孔氏，構(gòu) 建新儒學體系開始的。對諸子百家的認識不始于董仲舒，《莊子》的《天下篇》， 《荀子》的《非十二子》，《韓非子》的《顯學》，《淮南子》的《要略》，司馬 談的《論六家要旨》皆是，但都是此非彼，排斥異己。董仲舒也對諸子百家進行了 鉆研，但并不簡單地否定，而是在推尊儒學的同時，暗中吸取諸子學說，特別是陰 陽五行學說，組建適合西漢社會大一統(tǒng)局面的新儒學體系。 范文瀾先生說：“《易經(jīng)》的陰陽與戰(zhàn)國以來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融合成為董 仲舒的《春秋公羊》學�！笔紫葘崿F(xiàn)了儒家與陰陽五行家的統(tǒng)一�！兑讉鳌は缔o》 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倍偈婀� 說：“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薄疤熘蔚虏蝗� 刑”。將儒家重德輕刑說與黃老刑名、陰陽家結(jié)合起來了。 黃老刑名之學實際是先秦道家與法家理論的混合體，既講虛靜無為，又講積威 使術(shù)。董仲舒也作《保位權(quán)》專申其義：“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 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zhí)一無端，為國源泉�！本鲬摕o為、不言、無聲、無形， 神迷莫測，然后才能成為大臣畏懼，天下離不開的根本。又說：“國之為國者德也， 君之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quán)；失權(quán)則君賤， 失恩則民散”�！笆枪嗜司吖淌仄涞乱愿狡涿�，固執(zhí)其權(quán)以正其臣�！睂⑷逯� 教與法術(shù)勢結(jié)合起來了。 五行學說本于儒家經(jīng)典《尚書·洪范》，戰(zhàn)國鄒衍用五行生克原理來解釋王朝 更替，形成“五德終始之運”說，認為具有木火水金土五德的王朝相為代替，周而 復始。董仲舒一方面承認王朝更替，有道伐無道的合理性：“天之生民，非為君也， 天之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对姟� 云：‘天命靡�！蕴鞜o常予，無常奪也�！薄肮氏臒o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 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堯舜不 擅移湯武不專殺》）另一方面又以五行相代理論，認為新王朝誕生后，必須改正朔， 易眼色，以示稟承新王之命（《三代改制質(zhì)文》）。于是遂將儒家湯武革命、天命 靡常說與五德終始說融為一體了。 墨家主張兼愛利民，董仲舒則借以修正儒家重義輕利的義利觀。說：“天之生 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yǎng)其身，義以養(yǎng)其心也。心不得義不能樂，身不得利不 能安。義者心之養(yǎng)也，利者體之所養(yǎng)也。體莫貴于心，故養(yǎng)莫重于義，義之養(yǎng)生人 大于利也�！保ā渡碇B(yǎng)重于義》）在儒學重義輕利的思想中加入了墨學重利利人 的內(nèi)容。 董仲舒還吸收先秦名家“循名責實”說充實儒家“正名”的思想。他認為“治 國之端在正名”（《玉英》）�！懊麆t圣人所發(fā)天意”，名號是圣人體察天意制定 出來的，任何一種稱謂都包含著一定的職份和義務，譬如天子、諸侯、大夫、士、 民，其命名都各有深意： 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 侯者，宜謹視所侯（恭侯），奉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 其善大于匹夫之義，足以化（教化）之也；士者，事（務服于人）也；民者，瞑 （蒙蒙無知）也。（《深察名號》）人君號稱天子，是天的兒子，應對天盡孝道； 諸侯意即敬侯王命，應事奉天子；大夫即大于匹夫，在道德上比匹夫要高，應盡教 化之職；士就是供事之人，為知己者死；民就是昧于禮義，故需要教育。這五種稱 號都各有意義，欲考察其稱不稱職，誰是誰非，只需看看實跡與名號相不相符： “欲審曲直莫若引繩，欲審是非莫若引名�！保ㄍ埃┕仕鄰娬{(diào)“摯名責實，不 得虛言”（《考功名》）。于是將儒與名家結(jié)合起來了。 孟子王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董仲舒調(diào)和之。認為性分三品，有“圣人之性”， 純善；有“斗宵（小人）之性”，純惡。這二者都不是人性的代表。又有“中民之 性”，這才是人性的代表，才是普遍的人性（《實性》）。他說，普遍的人性有善 有惡，也可善可惡。天有陰陽，人性稟天，故亦有善惡（“天兩有陰陽之施，人亦 兩有仁貪之性。”（《深察名號》）人稟陽而為性，是善質(zhì)；又稟陰而為情，是惡 質(zhì)（王充《論衡·本性》引）。人性的善惡，全在后天的教化。他形象地比喻說：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 善也。善與米，人之所以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為之內(nèi)也�！比诵源逃鵀樯疲� 猶禾谷待澆灌而出米也。他又比喻說：“卵待覆（孵）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 �。ā渡畈烀枴罚┒紡娬{(diào)后天人為的作用。于是結(jié)束了人性善惡之爭，將儒學內(nèi)部 分歧統(tǒng)一起來了。 董仲舒的學說，就是以儒學為主體，以儒學為外殼，融合和容納了諸子百家思 想于一爐的新儒學體系。他在哲學原理上多得陰陽五行之助，在政治思想上則主要 是儒學與黃老刑名之合，也就是所謂霸道（刑名）與王道（仁義）之合。漢宣帝對 太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耐何獨任德教，用周政乎？”（《漢 書·元帝紀》）所謂制度，即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董仲舒改造過的儒術(shù)。可見 漢家的治國方略，是從董仲舒建立新儒學體系，并使之獲得獨尊之后形成的。其意 義是非常深遠的。董仲舒“抑黜百家”，不是簡單地否定百家，而是充分地吸收和 挖取對方的精華，使百家失去存在的價值；董仲舒“推明孔氏”，是取百家之長以 完善儒學，使儒學達到善兼美具的境地。于是，百家不禁自熄，儒學不尊獨盛。儒 學經(jīng)他這一番改造，形成了必興必盛的必然趨勢。 2.精通五經(jīng)，善說《春秋》 董仲舒深明五經(jīng)，在著述之中，博引詩書，深諳易理，廣論禮樂，尤長于《春 秋》。 董仲舒治經(jīng)，主大義微言，從宏觀上揭示和發(fā)揮六經(jīng)奧旨。在董仲舒眼里，六 經(jīng)再也不是上古舊史，歷史陳跡，而是具有豐富思想內(nèi)容，也具有完美表達形式的 經(jīng)典了。他說：君子知道在位者不能用強權(quán)和暴力來壓服民心，因此用“六藝”來 教養(yǎng)他們�！霸姇颍樢�，馴化）其志，禮樂純（凈化）其美，易春秋明（開發(fā)） 其知（智）”（《玉杯》）。即用《詩》《書》來馴化人們的心志，這屬于德育的 領(lǐng)域；用《禮》《樂》來美化人們的行為，這屬于美育的領(lǐng)域；用《易》《春秋》 來開發(fā)人們的智力，這屬于智育的領(lǐng)域，六藝共同完成對一個人德育。智育、美育 諸方面的教育和塑造功能，在造就人才上，不可或缺，故他說：“六學皆大而各有 長”，各自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共同完成人材的塑造工作。董仲舒進而歸納六 經(jīng)特點說： 詩道志，故長于質(zhì)（樸實）；禮制節(jié)（儀節(jié)），故長于文（文采）；樂詠德， 故長于諷（諷諭）；書著（記）功，故長于事（敘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shù)（變 化規(guī)律）；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玉杯》） 司馬遷曾從董仲舒問學，于《太史公自敘》中轉(zhuǎn)述這段話說：“《易》著天地、 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jīng)紀（規(guī)范）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 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 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和暢）；《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jié)人， 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鞭o句互有出入，但意 思相近。在董仲舒看來，《易經(jīng)》講天地變化，陰陽轉(zhuǎn)化，四時交替，五行運行， 故以變化之理為主；《禮經(jīng)》講人倫綱紀，禮儀節(jié)度，故以行為準則為主；《書經(jīng)》 記先王成功經(jīng)驗，故以政事為主；《詩經(jīng)》詠山川溪谷，禽獸草木，和男女情愛， 故長于風情和借喻；《樂經(jīng)》歌唱美德之完成，故以和暢為主；《春秋》辨明是非 名份，故以治人之道為主。六經(jīng)的文字不過古史陳跡，但六經(jīng)的大義卻具有經(jīng)天地、 緯人倫的功用，是圣人之心所寓，是圣人之靈所寄。如果說對六經(jīng)特點的概括和揭 示并不始于董仲舒，如《莊子·天下篇》即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發(fā)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盾髯印と逍芬嘤小霸娧允瞧渲荆� 書言是其事，禮言是其行，樂言是其和，春秋言是其微”等等，但將六經(jīng)的社會功 能提高到人倫、教化、政治之本的地位，卻始自董仲舒。 六經(jīng)之中，董仲舒又極其推重《春秋》�！缎⒔�(jīng)緯》記孔子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jīng)》。”《春秋》是孔子政治理想的寄托。董仲舒也如是說，一則 認為：“《春秋》，義之大者也�！币粍t認為：“《春秋》，禮儀之大宗也。” �。ā短饭詳ⅰ罚榱藦闹邪l(fā)掘出“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藍圖，董仲舒于是對 《春秋》（特別是《公羊傳》）進行了深入的鉆研。首先，董仲舒揭示《春秋》的 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認為孔子帶著政治目的作《春秋》，《春秋》是孔子仁義 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他說：“《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保ā度闹� 質(zhì)文》）“新王”即一個全新的符合名份的王，這是針對當時名不符實的周王而言 的�！洞呵铩匪浬掀痿旊[公元年，下訖魯哀公十四年，共242年，這期間天子虛位， 諸侯專征，大夫擅權(quán)，陪臣執(zhí)國命，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完全是一派衰世景 象。一句話就是名份不正，是非不分。孔子修《春秋》時，以“王道”（仁義，又 稱“王心”）為準繩，于屬辭比事之間，小心翼翼地表達出對當時違禮現(xiàn)象的批評 和譏諷，“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太史公自敘》）， 使混淆了的是非區(qū)別開來，使顛倒了的名份糾正過來。用這一褒一貶的手法，在一 部衰世的歷史中塑造出一個嶄新的以王道治天下的太平藍圖。他說孔子在作《春秋》 時，門弟子曾對他截取最衰亂的歷史頗感困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陳跡）而 加乎王心（仁義）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保ā队嵝颉罚┫嗤� 話還見于《太史公自序》�！耙蚱湫惺录雍跬跣摹保@與孟子引述孔子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是一脈相承的。孔子以布衣的身份運 用王道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無王者之位而行王者之權(quán)，孟子說：“ 《春秋》，天子之事”；董仲舒說：“孔子立新王之道”（《王杯》）；《白虎通 ·窮通》說：“仲尼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王充《論衡·超奇》說： “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yè)也�！苯砸灰庖�。但以董仲舒論議最透辟，分析最入 理。由于孔子于《春秋》之中“上探三王之道，下正人倫之紀”（《大史公自序》）， “人道淶而王道備”（《俞序》），是非明而名份正，凡作人的綱紀，為政的大法， 莫不悉備于其中，有了《春秋》的表率作用，就可以是正名份，重整秩序，因此他 說：“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于《春秋》�！睆那澳切皻⒕鰢甲卟坏帽Ｉ琊�， 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覽于《春秋》也�！倍偈嬉鲎酉牡脑捲唬骸坝袊� 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后旁側(cè)之危，則不知國之大 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掩殺于位，一朝至爾。荀能述《春秋》之法，致 行其道，豈徒免禍哉？乃堯舜之德也！”（《俞序》）在司馬遷《自敘》中，還有 董仲舒對這段話的闡發(fā)，他說：有國家的人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前有讒慝而 不能見，后有亂賊而弗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否則處理大事不知其義， 遇到變故不知其權(quán)（靈活性）；為人君父如果不通《春秋》之義，必然蒙受首惡之 名；為人臣子如果不知《春秋》之義，就必然陷入篡權(quán)弒上的死罪之中。其原因都 是由于不知道正義原則、辦事準繩之故�！洞呵铩肪褪且徊坑镁唧w實例來教育人們 該怎樣作、不該怎樣作的偉大的教科書，是行動的指南，辦事的法寶。故曰：“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撥亂世反清正，莫善于《春秋》！” 其次，董仲舒對《春秋》義例進行了梳理。義例即著書條例，又叫“大義”。 主要有“三世”、“三統(tǒng)”、“六科”、“十指”等。 先談三世：《楚莊王》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 聞。有見三世（即昭定哀），有聞四世（文宣成襄），有傳聞五世一（隱桓莊閔僖）�！� 不過董氏三世說與后來何休“張三世”（據(jù)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不一樣，沒有 非常異議可怪之事，而僅僅是不同歷史時期，約當于古代史、近代史、現(xiàn)代史而已。 他說孔子在修《春秋》時對三世歷史的詳略取舍各不相同：“于所見微（隱微）其 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減）其恩。”（同上）這就是“《春秋》無達辭” 的根本原因。 次談三統(tǒng)：即夏殷周三統(tǒng)，這是董仲舒引陰陽五行入《春秋》的產(chǎn)物。夏人尚 黑，以寅月（夏歷正月）為歲首；商人尚白，以丑月（夏歷十二月）為歲首；周人 尚赤，以子月（夏歷十一月）為歲首�！洞呵铩氛f“春王正月”，春是夏歷，王正 月是周歷，可見《春秋》歷兼周夏二統(tǒng)。不過，《春秋》貶亡國，對夏的后裔之國 杞取貶黜的態(tài)度；孔子是宋國大夫之后，對于殷人后裔之國來取參考態(tài)度；孔子以 王道正是非，故尊崇王室�！肮省洞呵铩窇熳餍峦踔�，時正黑統(tǒng)，王魯尚黑， 細夏、親周、故（參考）宋”。（《三代改制質(zhì)文》） 再談六科、十指：《正貫篇》歸納有“六者之科”、“六者之旨”，《十指篇》 則規(guī)納為“十指”。六科六旨是“春秋大義之所本”，是著作的大條例；十指是 “事之所系”，是記事的小條例。“六科”大略即“援天端”、“志得失”、“論 罪源”、“定尊卑”、“載賢方”、“別幽隱”�！笆浮奔矗河涗浭伦円酝怀鲋� 要政務；反映出事變的起因；根據(jù)事變的起因而施以相應的措施；強干弱枝，尊君 卑臣；辨別是非，區(qū)別同異；論賢才之宜，以明用人之方；親近徠遠，與民同心； 根據(jù)周代文化，回歸樸質(zhì)；記事始于春，遵循“木生火”的五行之運；考察災異和 衰政的關(guān)系，以見天人關(guān)系。 再次，是發(fā)揮《春秋》的微言。微言即圣人沒有明說，卻透露于字里行間的意 思。下舉三例：其一，董仲舒從《春秋》“隱公元年”紀一為無例中，發(fā)現(xiàn)“大始 正本”的深意，曰：“一者萬物所從始也，元者辭之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 欲正本也�！贝笫技粗匾暢跏�；正本即端正根本。君為天下之本，故應正君王以正 天下。其二，從“春王正月”一句中，發(fā)現(xiàn)王者當“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 的深意。其三，從《公羊傳》“何謂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推行說：“《春 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道義也�！睆亩鵀閲业恼谓y(tǒng)一和思想統(tǒng)一 政策奠定了哲學基礎。 最后，董仲舒援陰陽五行學說以解《春秋》。通過考察其中天災人事的聯(lián)系， 從而建立起“天人感應”學說。在《漢書·五行志》中，保留有不少董仲舒關(guān)于 《春秋》災異的解說，這些解說影響了整個漢代的天人學術(shù)。他還推陰陽運行規(guī)律， 求雨止雨。司馬遷說他“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 陰，其止而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王充說他“表《春秋》之義，稽合 于律，無乖異者”；他還據(jù)《春秋》之褒貶，定是非和名分，用以論事斷獄，后人 編為《春秋斷獄》一書，等等。董仲舒將陰陽五行加入《春秋》之中，變經(jīng)學為致 用之學，使《春秋》成為實用之書。漢代有“孔子作春秋，為漢垂法”之說，即是 受董仲舒《春秋》學的影響。既把儒學與現(xiàn)實政治結(jié)合起來，而且把經(jīng)學講活了， 擴大了《春秋》的影響，提高了儒學的地位�！妒酚洝氛f：“漢興至于五世之間， 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薄稘h書》說：“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陰陽，為儒者宗。”都肯定了董仲舒在公羊?qū)W上的特殊貢獻。 董仲舒是漢代傳授公羊的始師之一，漢代傳公羊者都以他為祖師。仲舒?zhèn)髻?/p> 嬴公傳眭弘，弘傳嚴彭祖、顏安樂，宣帝時立為博士，于是《公羊》有嚴、顏之學。 后四傳至東漢末何休，撰著《公羊解詁》，其自序雖聲稱用胡毋氏《條例》，論者 頗以其說多同于仲舒，可見董氏實漢世公羊?qū)W正源，吳檢齋曰：“《春秋》之學， 則以仲舒為不桃之宗�！睂崬椴豢�。 3.依仁游藝，論道弘儒 董仲舒還為漢代今文經(jīng)學制定了一套系統(tǒng)的理論，歸納起約有“天人感應”、 “陰陽五行”、“三綱五�！钡�。 天人感應孔子的天命觀游移于精神與物質(zhì)之間，而以物質(zhì)性為主；孟子則賦天 命以客觀規(guī)律性和必然性；荀子的天命觀是純粹物質(zhì)性的，并力主天人之分。董仲 舒的天命觀則基本上是精神性的，但也有物質(zhì)之天的因素。他一方面承認天道不過 表現(xiàn)為陰陽消長、四時運行，認為：“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jié)，變而有�！� （《天容》）；“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yǎng)，秋清以殺，冬寒以藏”；又說：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五行相生》）天 道和天地之氣都是物質(zhì)的東西，表現(xiàn)為規(guī)律性的運動。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有“天 命”、“天志”、“天意”者在，并十分強調(diào)天命對人事的干預和影響，此即他的 “天人感應”說。首先，董仲舒認為天是萬物之祖、人類之父。說：“天者，萬物 之祖，萬物非天不生�！庇终f：“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 也�！保ā稙槿苏咛臁罚┯捎谌藶樘焖欤@就決定了天人合一的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 表現(xiàn)在“人副天數(shù)”、“王者配天”、“天人感應”等方面。關(guān)于“人副天數(shù)”， 董仲舒以為人不僅是上天意志的產(chǎn)物，還是天地形體的復制：人體有三百六十個骨 節(jié)，像一年三百六十曰：人體有十二個大關(guān)節(jié)，像一年十二個月；人的骨肉像地的 山梁與泥土；人的耳目像天的日月；人體有脈理像山川河谷……人本身就是一個小 天地。人的性情也取則于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晴，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 壽命化天之四時，人之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為人者天》）人簡直 就是天地一切特征的副本。天不僅生成了人本身，還生成五谷來養(yǎng)育人類：“天生 五谷以養(yǎng)人”（《止雨》）；“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yǎng)而成之”（《王道 通三》）。關(guān)于“王者配天”，即人事法天。天有四時，王亦有四政：“以慶副暖 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刑、罰， 就是取法春夏秋冬四季的暖暑清寒制定出來的。在君臣行為上，董仲舒也主張效法 天地：君應法夭“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高在上，施而不為；臣 應法地“暴（露）其形，出（現(xiàn)）其情”，向君王竭忠盡慮。地不兼天之美，臣也 不敢“擅君之美名”，功皆歸于君，惡盡歸于臣。關(guān)于“天人感應”，如前所云， 他認為天地人間皆陰陽一氣，同類相感，同氣相應。人間動陰氣，天以陰氣應之， 故多雨霖；人間動陽氣，天以陽氣應之，故多亢陽；人間陰陽持平，則天應以陰陽 之和氣，故風調(diào)雨順。同理，人間公平政理，故天見祥瑞獎勵之；攪若人間不公平， 怨氣太重，則天降災異譴告之。天人息息相關(guān)，不爽分毫。 董仲舒講天人感應，講人副天數(shù)，這自然是牽強附會的，粗淺的，但是，董仲 舒講天人關(guān)系，其目的是要人君推行仁政，在肯定君權(quán)神授的同時，又強調(diào)君主應 法天行之德行，實行德治；君王應受上蒼的約束，不能為所欲為，這在專制主義政 體下無疑具有牽制皇權(quán)的作用。因此，董仲舒的天人觀在科學上是落后的，而在實 踐上卻是進步的、積極的。 陰陽五行怎樣認識天道呢？董仲舒認為天意體現(xiàn)在陰陽出入上，天道體現(xiàn)在五 行運行上，曰：“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陰陽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 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之道也。”（《天地陰陽》）天地與 陰陽、五行是宇宙這個大系統(tǒng)中的不同環(huán)節(jié)。天地合起來是一個氣團，分開了就是 陰陽，展開就是四時，分布開來就是五行。天地通過陰陽化生萬物，通過五行來形 成事物之間的互相感應。這就是他的陰陽五行觀。 董仲舒的陰陽觀直接繼承了《易大傳》的思想，《系辭》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又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陰陽），兩儀生四象（四時），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兇，吉兇成大業(yè)�！倍偈嬉嗾f：“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 為四時，列為五行�！睅缀跏恰兑状髠鳌返姆�，只是在《系辭》的系統(tǒng)中加入了 五行。他認為陰陽是天地的主要屬性：“天道之大者曰陰與陽”；同時也是萬事萬 物的共同屬性：“凡物必有合�！倍媳赜嘘庩��！保ā痘x》）任何事物都有 兩個相對立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即是陰陽：“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 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陰陽實際上是無所不在的矛盾。他說 陰陽內(nèi)部各自又存在陰陽的對立，層層遞進，不可窮盡：“陰之中亦相為陰，陽之 中亦相為陽。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皆為其上陰�！标幨巧虻囊馑�， 在下；陽是揚的意思，在上（《陽尊陰卑》）。陰陽概念是指事物內(nèi)部不可窮盡的 相對立又相依存的正負兩種趨勢。陰陽之間又有主從關(guān)系，陽常居上、居前，起主 導作用：“常懸于前而任事”；陰則反是，常居下、居后，處于配合地位：“常懸 于后而空處�！薄瓣幷哧栔保ā短熳冊谌恕罚敲搓杽t為陰之主。 陰陽對立的關(guān)系存在于天地之間、人倫之中、政治之上。他說天為陽，地為陰； 君為陽，臣為陰；夫為陽，妻為陰；父為陽，子為陰。陽主陰從，故“妻者夫之合， 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惫省俺技婀τ诰�，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陰兼功 于陽，地兼功于天�！保ā痘x》）沒有一樣東西不受陰陽關(guān)系、矛盾法則的制約。 陰陽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陰陽還推動天地的運轉(zhuǎn)，人事的進行。四時是陰陽的消長形成的，春天少陽用 事，陽氣挺進，陰氣退縮；夏天太陽用事，陽氣大盛，陰氣極弱；秋天少陰用事， 陰氣挺進，陽氣退縮；冬天太陰用事，陰氣大盛，而陽氣極弱。陰陽運行不已，循 環(huán)往覆，四季也便年復一年地不斷代謝。根據(jù)董仲舒王者法天的理論，他還認為天 有陰陽之德，君亦有仁威之德；時有四時，政亦有慶賞刑罰四政。天貴陽而賤陰， 君亦應任德而不任刑。奉天道，順陰陽，就四時有序，風調(diào)雨順，祥物并出，否則 就四時逆序，災異并降。陰陽是天人之際的樞機，是權(quán)衡人事得失的天平，非常靈 驗。 五行，即木火土金水。這五個概念，是我國古代智者對世界本源、萬物類屬及 其相互關(guān)系的概括和總結(jié)�！渡袝ず榉丁穼⑽逍谐橄鬄槲宸N物質(zhì)屬性；春秋時出 現(xiàn)五行關(guān)系，即相生相克理論；戰(zhàn)國鄒衍將五行的自然屬性引入人類社會，制造了 五德終始學說。董仲舒將五行說中的物質(zhì)屬性、生克關(guān)系和五德終始的內(nèi)容全盤繼 承過來，并將五行與天地、陰陽、四時聯(lián)為一體，形成了他自己的陰陽五行學說。 董仲舒將原始的五行是五種物質(zhì)屬性的觀念，提煉為五種德行。《洪范》曰： “水日潤下，火曰炎上，木回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睗櫹隆⒀咨稀⑶�、 從革、稼穡就是水火木金土的物質(zhì)屬性，或功能。董仲舒認為五行不僅具有五種屬 性和功能，更重要的是五種德行，曰：“五行，五行（音信）也。”（《五行對》） 如“本主生而金主殺”之類，故有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之稱。將五行賦 予了道德屬性的內(nèi)容，具有實踐意義，五行原理也才可以廣泛運用于人事政治之中。 五行之間的關(guān)系是“比相生，間相勝”（《五行相生》）。即木火上金水五者，相 鄰的依次相生成：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三者又間隔一個相 克：木克士，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這種關(guān)系是單向的，固定的， “逆之則亂，順之則治”，不可逆轉(zhuǎn)。五行的功能，‘首先是與陰陽“相與一力而 并功”，形成四時；繼而協(xié)助四時生成萬物：“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 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yǎng)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 也�！保ā短毂嬖谌恕罚┢浯�，五行相生、四季相次的法則也是人間社會倫理的最 高藍本，他說：“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 季夏主養(yǎng)，秋主收，冬主藏�！薄笆枪矢钢�，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yǎng)之； 父之所養(yǎng)，其子成之�！保ā段逍袑Α罚└缸雨P(guān)系猶如接力賽，兒子必須接過父親 的接力棒，繼承父親的事業(yè)，克紹箕裘，就像四季相循，五行之運一樣。由此可見： “父授之，子受之，天之道也�！睆亩撟C了《孝經(jīng)》“夫孝，天之經(jīng)，地之義也” 的命題（同上）。 董仲舒還將五行理論引入政治領(lǐng)域，用五行配王政。《洪范》已用五行配五味； 《左傳》用五行配五官。董仲舒進而用五行配五季（四季加季夏）、五方（四方加 中央）、五常（仁義禮智信）、五官（司農(nóng)、司馬、司定、司徒、君王）以及相應 而生的五政。他說：東方屬木，在季為春，主生，是農(nóng)之本，屬司農(nóng)之官，其德尚 仁，應薦通經(jīng)之士，以王道輔君；南方屬火，在季為夏，屬司馬之官，其德尚智， 應薦賢圣之士，上知天文；西方屬金，在季為秋，司徒之官，其德尚義，嚴格維護 君臣、父子、尊卑之序，各盡職守；北方屬水，在季為冬，其官司寇，其德尚禮， 君臣有位，長幼有序，鄉(xiāng)黨有禮；中央屬土，為季夏，為君之官，其德尚信，卑身 賤體，夙興夜寐，執(zhí)繩墨以正四方。沿著這個順序，依照五行來安排和推行政事， 就會物阜民安，天下太平，一政啟一政，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這就是五行相生原理下的五 政相啟。 如果不奉五行，不行五政，就會出現(xiàn)災變怪異。為政者欲知道政治得失，勿需 聽什么歌功頌德的奏章和報道，只需察看一下境內(nèi)的五行表征，看看是否正常，是 什么樣的變故，便可知道問題產(chǎn)生的根源，以便對癥下藥。若“五行變至，當救之 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比纾骸澳居凶儯旱蚯飿s，秋木冰，春多雨，此搖役 重，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搖役，薄賦斂，出五谷振窮困矣�！� �。ā段逍凶兙取罚┤绻f陰陽是天人之際的樞機的話，那么五行就是檢察人事得失 的晴雨表。政事得當，則陰陽和，五行順，表現(xiàn)正常；政事失當，則陰陽不調(diào)，五 行乖謬，表現(xiàn)異常。從主動方面看，人可自覺地順陰陽，奉五行，搞好世間事務； 從被動方面看，通過陰陽五行是否和順，可以知道人事的得失。天人之間，就是通 過陰陽五行結(jié)合為一個互相感應的統(tǒng)一體，這便是董仲舒陰陽五行化了的天人觀。 三綱五常三綱講君臣、夫婦、父子關(guān)系�？鬃釉岢觥熬�、臣臣、父父、子 子”的正名思想，要求君、夫、父，先要內(nèi)求自省，修已安人，然后要求臣、妻、 子也盡相應的義務。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蓖砀复确侥茏有ⅲ� 友才能弟恭，夫義才有妻順，一切都是對等的，互重的。孟子甚至認為：“君視臣 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仇。”法家則不然，主張君、父、夫?qū)τ诔肌⒆�、妻的絕對權(quán)威。韓非說：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道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ā俄n非子·忠孝》）董仲舒說： 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 生之，子為夏而養(yǎng)之。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基義》） 董仲舒君臣觀念的特點是：一是吸收先秦法家專制主義思想，強調(diào)君對臣、夫 對婦、父對子的主導地位和絕對權(quán)威。二是將君臣、父子、夫婦關(guān)系歸納為“三綱”， 提高到“王道三綱”的高度，強調(diào)了三綱的重要性。三是神化三綱，將屬于政治和 人倫的關(guān)系，與天道結(jié)合起來，為主觀的東西找到了客觀的依據(jù)。由于董仲舒的強 調(diào)和神化，后世儒者送總結(jié)說：“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ā抖Y緯·含文嘉》）隨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加深，遂成為束縛中國人民“四大繩” �。凑䴔�(quán)、族權(quán)、夫權(quán)和神權(quán)）的主體內(nèi)容。 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鬃釉鴮ⅰ爸侨视隆狈Q為“三達德”，又將 “仁義禮”組成一個系統(tǒng)，曰：“仁者人（愛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 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焉�！比室詯廴藶楹诵�，義以尊賢為核心，禮 就是對仁和義的具體規(guī)定。孟子在仁義禮之外加入“智”，構(gòu)成四德或四端，曰： “仁之實事親（親親）是也；義之實從兄（尊長）是也；禮之實節(jié)文斯二者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背離）是也。”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將仁義禮智信說 成是與天地長久的經(jīng)常法則（“常道”），號“正�！薄Ｔ唬骸叭柿x禮智信五常之 道”（《賢良對策》）。董仲舒的“五常”學說的特點是：對仁義禮智信作了不違 背孔孟思想的發(fā)揮；將仁義禮智信與五行相匹配，把純?nèi)藗惖臇|西納人天道五行的 范疇，從而為仁義禮智信提供了哲學依據(jù)，形成“五常之道”。 仁義：董仲舒取孔子仁者愛人和正己以正人的思想來解釋仁義，說：“以仁安 人，以義正我，故人之為言人（他人），義之為言我（自己）也。”仁從“人”得 聲，著眼點是他人，故仁人應以愛人為意；義從“我”取義，著眼點是自己，故義 者應以正己為意。他說：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 �。ǔ姓J）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仁義法》） 仁的重心在愛人，義的重心在正己，這才是仁義的真諦所在�？墒羌偃始倭x的 大人先生們，卻翩其反而，“以仁自裕，以義設人”，對人家嚴要求，對自己低標 準，顛倒是非，本末倒置。一個正人君子在行仁時，要全心全意地獻出自己的愛心， 仁民愛物，唯恐不及，甚至連鳥獸昆蟲草木，也莫不在他的博愛恩波的沐浴下，這 才叫真正的仁。同樣，一個君子在行義時，要嚴格要求自己，刻意內(nèi)求自正，唯恐 不深，只要做到嚴以律己，一切利害得失都在所不計，故曰：“仁者正其義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比柿x就是我的本份，其功其利，一任天意，不在我追求的 視野之內(nèi)。 禮：孔孟認為禮是仁義精神的物化，禮就是體現(xiàn)仁義精神的具體規(guī)定。董仲舒 將禮與天道齊等，與陰陽同化，說：“夫禮，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 貴賤、大小之位，而差（辨別）內(nèi)外、遠近、新故之級者也�！保ā斗畋尽罚┨旒� 生人，又生五谷長養(yǎng)之，復生輿服來威儀之；天既生民，又為之立君，復為之置輔 臣，形成等級……禮就是制定威儀，區(qū)別等級的具體規(guī)定，故曰禮“繼天地”。天 有陰陽，人有性情，性善情惡，適應人的善性就更善，縱其惡欲將更惡，惡性橫流， 天下大亂，于是圣賢根據(jù)人情制定了禮制來節(jié)制之：“禮以節(jié)人”；“夫禮體情而 防亂者也”，故曰禮“體陰陽”（亦即體性情）。禮不是對人欲的扼殺，而是對人 欲的正確引導，是對善性的適應，對惡情的裁節(jié)。他說：“民之情，不能制（禁） 其欲，使之度（合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 所以安其情也。”（《天地施》）一句話，禮的法則來自于天，本之于陰陽，禮不 是禁人欲，而是教會人們怎樣過合理的、健康的生活。于是禮既有其客觀必然性， 又有其主觀必要性，禮便成離不了、逃不掉，也少不得的常道了。 智：儒學的“智”與一般的知識和智能有別�？鬃诱f：“智者知人�！薄爸钦� 不惑�！敝鞘敲髦侵狻Ｃ献诱f：智是知道仁義的實質(zhì)并固守不失的智慧�？磥砣� 學的“智”是掌握了特定內(nèi)容的大智慧。董仲舒繼承了孔孟的智論，視智為以仁義 為內(nèi)容的，能夠辨別是非黑白的智慧。并認為仁智并重，“必仁且智”。如果一個 人不仁不智，卻很有才能，那不但不是好事，而且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不仁不智 而有才能，將以其才能輔其邪犯之心，而贊（助）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增）其 非而甚（加）其惡耳�！保ā侗厝是抑恰罚┚腿屎椭堑年P(guān)系看。仁是愛人的情意， 智就是保證你正確施愛的條件，二者相須而行，不可或缺。倘若“仁而不智，則愛 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保ㄍ希安粍e”指不別親疏貴賤；“不 為”即見義不為。儒家的仁愛以親親為大，推已及人，愛有等差，是有別；”墨家 主兼愛，愛無等差，是無別，孟子譏之；“墨子兼愛是無父也”。愛而不別，就難 免“無父”之譏。儒家主張見義勇為，孔子說：“見義不為，是吾憂也�！薄皭鄱� 無別”與“知而不為”都不可取，故曰“必仁且智”！ 信：孔子“主忠信”，講究為友之間的坦誠相交；又強調(diào)為政者的信譽，主張 “足食、足兵、民信之”。孟子亦要求“朋友有信”。董仲舒將忠移入信的概念之 中，片面強調(diào)人臣對于君主盡忠就是信，認為人臣“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 信也�！保ā短斓刂小罚� 董仲舒的“三綱五�！睂W說，由于與天地、陰陽、五行聯(lián)姻，為君臣、父子、 夫婦和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倫理找到了存在于天地之間的哲學依據(jù)，使之既 具有神秘性，又具有神圣性，增強了她們的權(quán)威性和說服力。同時，董仲舒的三綱 五常，強調(diào)了“主體對于從屬體的絕對權(quán)威，適應了秦漢以后形成的大一統(tǒng)局面和 君主專制形勢，一經(jīng)產(chǎn)生便贏得了統(tǒng)治者的大力提倡，成為統(tǒng)治中國達二千年之久 的正統(tǒng)思想。此外，五常之道中“仁以愛人，義以正我”的命意，對保證專制政體 下實現(xiàn)正己以安百姓的典范政治，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因而受到正直士大夫的大力 提倡，成為儒士文人為民請命的理論武器。于是董仲舒的“三綱五常”學說就這樣 廣范傳播開來，多層次、多角度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觀念，以致于一提起中 國文化，便有人一言以蔽之曰“三綱五�！薄Ｈ绻f孔子的思想是規(guī)范中國文化的 經(jīng)典范式的話，那么，這種造型作用的完成，則是通過董仲舒改造原始儒學后，逐 漸實現(xiàn)的。 董仲舒就是這樣一位上繼往圣起絕學，后為萬世開太平的杰出經(jīng)學家。
版權(quán)聲明：本文內(nèi)容由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自發(fā)貢獻，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不擁有所有權(quán)，不承擔相關(guān)法律責任。如發(fā)現(xiàn)本站有涉嫌抄襲侵權(quán)/違法違規(guī)的內(nèi)容， 請發(fā)送郵件至 yyfangchan@163.com (舉報時請帶上具體的網(wǎng)址) 舉報，一經(jīng)查實，本站將立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