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長“師爺”錢玉亮
用“師爺”這個相對老舊的形象來描述今天的作家錢玉亮,似乎不恰當!皫煚敗笔鞘裁矗渴悄涣,是參謀長,是法律顧問,是智囊團成員,老錢――當年文壇統(tǒng)稱小錢的玉亮君,哪里能與“師爺”扯得上半點瓜葛?不,這是“外人”的看法,依我三十年來堅持不懈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觀察與揣測,60后作家錢玉亮的“師爺”形象是定了妝的,跑不脫的。
這就要說說“師爺”一詞。師爺是帷幕之府里面的佐僚人員,干的是心機之活,用的是腦筋之力;師爺示人,多立于知縣、知府身后,不著官服,長袍馬褂,一副讀書人清瘦的模樣;師爺?shù)臉幼硬煌,嘴角的兩撇胡須甚至還有點迂腐和猥瑣,但他于世界了然于胸的氣度,實在是讓人不能小覷。師爺?shù)闹腔,特別是著名的紹興師爺?shù)哪苣,中國的明清兩朝是領教過的。師爺,多為智者。好了,這就要說錢玉亮了。
錢玉亮年輕時似乎是留過兩撇小胡子的,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年紀輕輕的時候,小說一出手就非常老到。嚴陣老先生初讀小錢的小說集《裸體世界》時,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就是:“這小家伙真不簡單!狈Q其不簡單,是因為一個二十郎當?shù)那嗄,對陳舊的市井生活那么熟稔,又那么熱衷,不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種常見的追逐時髦的輕飄飄的文學青年的樣子。老錢――我們一九八六年夏天初識時就互稱對方為老,以小賣老,冒充成熟――這個老字對他真沒用錯。他套的不是可以叫作T恤的時尚衣服,而是一件松松垮垮的老頭衫,乖乖地坐在也套著老頭衫的當時滁州文聯(lián)主席郭瑞年的身邊,就像蘇北農村上街趕集的爺倆似的;他琢磨天長老西門過去的日子,追憶街巷里的故人故事,從發(fā)出暗光的生活細節(jié)里“揪”出一點一滴的溫暖,然后一篇一篇的、批發(fā)似的寫成小說,南下北上、東進西征,把一個亂哄哄的文壇的眼光,硬是收攏到皖東一隅、那個拳頭一樣伸進蘇北平原的安徽小縣――天長。錢玉亮的小說把天長的人文魅力一層層揭示出來了,這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讀他的小說,你會覺得寫作不難嘛。而難易之間,你又會細細品察,然后若有所悟,繼而對生出好蛋的母雞產生了佩服。再結合他出道時那一副不是偽裝的純天然的憨相,就會暗忖:這家伙,哪里像一個“八十年代新一輩”,他貌不驚人又異常平靜的樣子,分明是上帝派來的負有文學使命的有城府的臥底呀。這就不簡單了。
老錢為什么少年老成呢?他作為一個自然人成活的經歷是一個原因;這個原因很多作家身上也都有,不敘。敘的是文學影響。說到老錢和天長,不能不說到鄰縣高郵,“高郵不僅有雙黃蛋,還有一個汪曾祺”。汪曾祺的文字被很多人喜愛,以至于有了“汪迷”一說,“汪迷”中,錢玉亮是最早的一個。汪曾祺在《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小說回顧》一文中寫道,“一個青年作家睜大了眼睛問: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這個青年作家就是錢玉亮。錢玉亮初次讀到汪曾祺的《受戒》時,被震得三天沒再讀一個字,腦袋里始終回旋的就是這個問題。高郵與天長一湖之隔,鄰縣出了這么一個“中國最后的士大夫型文人”,寫的又是同樣風情下的凡人俗事,是自己也都耳濡目染的生活;自己寫的稀松平常,而汪曾祺寫出來卻讓中國為之叫絕,這讓他“愣怔”和“咀嚼”,也讓他從此明確了寫作的方向和方法。方向當然是“向下”的,而方法則主要體現(xiàn)在語言的錘煉上。汪曾祺的語言有魔力:拆開了看,都是平常的一些話,甚至是家常話、口語、俚語,但放在一起就產生了化學反應,就非常吸引人。錢玉亮從語言入手,開始追起了汪曾祺這顆文星。追逐一個成熟作家,模仿當然是第一步,這從錢玉亮早期的小說中可以看到,發(fā)表在《安徽文學》上的處女作《小鎮(zhèn)人物》,清新是亮點,但語言風格,明顯地能看出受到汪曾祺《故里雜記》、《故鄉(xiāng)人》和《故里三陳》的影響;寫人寫事,冗長的敘述讓位于經過提煉的人物對白,其間加入點睛式的一兩句陳述、點評、畫外音,會讓小說產生點化和升華的效果;而貌似的閑筆,往往會冷不丁地傳達出一種神――神態(tài)、神采和神韻,就像點到了某個穴位,生出了閱讀的快感。語言的精粹和筋道使得錢玉亮的小說產生了質的飛躍,越來越抓人眼,越來越入人心,從而迅速地從一幫子青年作家中脫穎而出了。
迄今為止,可以代表錢玉亮作品水準的,應當是短篇小說《紅草湖的秋天》。這篇小說,寫了一個湖――天長西門外的紅草湖;一群人――西門老街的家庭婦女;一件事――偷草。這個盛產紅草的城外濕地,與人與事在小說里發(fā)生著關系,湖產草、草養(yǎng)人、人于是要割草。在計劃經濟時代,大自然賜予的這種紅草,是一種經濟適用草,孬的可以燒鍋,好的可以編織,編成簾子蓋房子;但它作為自然資源已經歸屬于集體。要想額外獲得一點用于補貼家用,非偷而不可得,于是精明的西門媳婦們便在月黑風高之夜下湖去偷。偷,總是有風險的,當守夜人發(fā)現(xiàn)她們的勾當時,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女人們就顧不得尊嚴了;但當火災突襲紅草湖,威脅到集體財產,同時也是她們自己生活的重要資源時,這些女人更能放下對自身安危的考量,而投身于撲救之中。故事到這里還算不上精彩,最后一筆,是小媳婦們出了勁了、流了汗甚至流了血了、棉衣被燒出洞了、“我的羊毛三角巾”被烈焰吞噬了,而大火終于被這群潑辣的女人們撲滅了之后,她們竟心安理得地各自拎取兩捆紅草,揚長而去,在風中丟下一句理直氣壯的話:我們是來偷草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在瞬間因意外而豐滿起來,小說塑造的藝術之美真實地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那片搖曳生姿的紅草、那群鮮活動人的女人、那種隱忍樂觀的生活,被文字定格了。小說發(fā)表在《上海文學》,迅速被《小說月報》轉載,后又被翻譯成英文介紹到國外,好評如潮。遲子建讀后對同學錢玉亮說:紅草湖的秋天,是迷人的秋天。遲子建這位全國著名作家說的是有道理的。你想,你居住的地方,有這么一大片草原陪伴,“……到了秋天,草稈竟閃起光潔的褐紅色。葉也褐紅。遠遠望去,疑是世界著了火,十分的好看”,怎不迷人?
錢玉亮的這篇小說,不僅為自己奠定了在安徽文學中的地位,也為家鄉(xiāng)天長的經濟發(fā)展,做出了一個作家的文化貢獻。
小說收入錢玉亮個人作品集《裸體世界》十年之后,他又出版了散文、隨筆合集《紅草湖之戀》。此時的老錢,已經從道班工小錢、印刷工小錢,成為了文化局錢干事、影劇院錢經理、仁和鄉(xiāng)錢鄉(xiāng)長和博物館錢館長了。站得逐漸高了,看得也就逐漸遠了;老錢的生活,終于不再是與文學的苦戀和單挑,而有了一點游刃有余和閑情逸致。老錢的紅草湖情結,在工作和生活的間隙,可以得到更多時間的體味和更大空間的宣泄。同名散文以比小說更長的篇幅,歷數(shù)銘刻在生命年輪中的那些瑣碎而不失溫暖的諸多細節(jié),抒發(fā)經濟狂飆時代被輕視的人文關懷,追憶城市擴張之后日漸消失的有人味的生活。一個“戀”字,暴露了老錢作為一個作家,在從不惑之年走向知命之年的全部的心思,也坦白了一種老派文人面對新潮生活的無可奈何的態(tài)度。他在散文的結尾,用了瓊瑤的歌詞:落花成冢,徒留一簾幽夢。老錢動情了!散文集在天長的影響是直接的,首先表現(xiàn)在對“紅草”之“紅”的命名有了廣泛的爭議。掉書袋的先生們從《別錄》、《滇南本草》、《國藥提要》等典籍中找依據,說天長西門外的那一片濕地里長的就是它,叫葒草;而老錢們則從文學和實用的角度,說明葒草在典籍中的記載和解釋,與本土所長之物,在相貌與性質上都相去甚遠。由此據理力爭,說這種草對天長的意義,不僅活了一代又一代“草民”,更是上天賜予地方的一種獨特的美。最后經過很正規(guī)的會議研究,決定了,是紅草而非葒草。由小說帶來一個縣城文化上的爭論與追究,是很有意思的。 基于此,天長人在建設西門的城市公園時,干脆就采用了作家錢玉亮創(chuàng)造的“紅草湖”這個美麗的文學意象,由地方賢達撰文,能工巧匠施工,結合天長歷史上有名的孝文化,在小說描寫的那個地方,建了一座紅草湖濕地公園,雍容地坦陳在天空下,造福于民。
老錢,這事做的不丑。
人到中年,文學成就并沒隨著老錢的年紀增長而豐碩,許多人覺得可惜了、可惜了。好朋友甚至說:“錢玉亮現(xiàn)在已經寫進縣志了?慑X玉亮不僅僅是縣志,他是省志。當然他應該是寫進史記的。”這是惺惺相惜的話,往大里說沒啥,說的就是個惜字。但老錢依然是不緊不慢的樣子,一年半載的寫一兩篇小說,或者在地方報紙上發(fā)表些散文、游記。我覺得老錢這么淡,不是文心散了,而是一個作家學會收放自如了,不再硬挺著浪虛名了;是他懂得即使書店的柜架上擺滿了自己的著作,而那些書里面如果只是一再重復自己的文字,也不過是一件“沒得乓饉肌鋇氖慮欏U餼褪歉。老鞘莻講究“格”的人,對老婆女兒好,對父母大人好,對朋友同道好,不是說一說,而是做得好;做的事情夠品,做的事情讓你覺得他真的是在重視你。老錢工作在博物館,縣城的一個小單位,三四十人,在熱鬧的路段顯得閑適,老錢并沒在此讓生活過于安靜和安逸,而是把這個貌似散淡的場所經營得有聲有色。經營當然不是做生意,是安排:對人員的安排松緊適度,對工作的安排名目恰當,每年還和同仁、朋友們出去走走、游玩,帶上家屬和孩子,還給大家過意外的生日,玩得甚是開心。老錢認為一個文人有機會成為一群人的號召者,應該把一種健康生活的理念帶給大家,應當讓“文”能夠“化”在工作和生活中,這比單純的寫文章似乎要重要一些。就在大家認為老錢喜歡玩、玩的忘記了什么的時候,老錢說,《十月》發(fā)表了我的中篇《手表》,《安徽文學》發(fā)表了我的短篇《鬼子來了》;老錢還說,老蔣,你幫我看看這一個中篇《花開鵝眉灣》。我看了,說,老錢,這一篇,好!老錢沒閑著,沒荒廢,沒喪志,他只是放慢了節(jié)奏。老錢不是小年輕了,不會再表現(xiàn)得猴急猴急的了;老錢會控制節(jié)奏了。我覺得,這才是成熟。至于能不能進入什么志,不是自己說了算的;反過來說,就是進入了什么志,對一個作家來說,重要嗎?
老錢越活越像個生活的智者了,不急躁、不慌張,顯得心里有底。我與另一位好友私下“誹謗”老錢時,說用什么形象來描述錢玉亮,既準確又傳神呢?最后幾乎同時在QQ上打出了“師爺”這個詞。天長人聰明能干,在性格上與皖東其他地方的人迥異。天長能連續(xù)十一年打入全省經濟十強縣,與天長人的這種“能”是有極大關系的;而錢玉亮作為一個守在本土的作家,就像是一個負有某種責任的個體,與一個更大的豐富多彩的實體息息相關;他為這個更大的實體做力所能及之事,這就是他的價值所在。
很多年前,我把錢玉亮《裸體世界》中的一些篇什,混在汪曾祺的《晚飯花集》里,不認真讀,幾乎看不出來是兩個人寫的。這在多年前是表揚,但現(xiàn)在,就是缺憾了。老錢自己也承認,能學得點汪曾祺的皮毛就很不錯了。學得皮毛,還要脫胎換骨,才能成為自己,成為你老錢。從這一點上說,你要盡快從語言的狂歡狀態(tài)里走出來;走出來,你就會不得了,你的小說就會重新聚集起大伙兒的目光,你就會立在高郵湖這端,逐漸比肩你的鄉(xiāng)黨宣瘦梅和王貞儀了。老錢,你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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