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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洛浦個人簡歷

　　洛浦原名張聞天，男漢族，出生于1900年8月30日，上海人，1919年1月3號參加工作，1925年7月5號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河海大學就讀并畢業(yè)，工程師專業(yè)，他是忠誠的馬列主義者，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的杰出領導人之一。1966年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洛浦也遭受迫害，在長期的折磨中身陷多病，于1976年7月1日含冤病逝。等文化大革命平定以后，因洛浦先生的冤情極大，于1979年8月8日，由黨中央對其平反昭雪，并對他的書進行發(fā)布，整理之后的主要著作有《張聞天選集》。

　　1919年，洛浦參加五四運動，為我黨和國民黨做出決裂。

　　1925年，洛浦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我黨核心領導人之一。

　　1933年，洛浦被分配到江西革命根據(jù)地，并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要職。

　　1934年10月，五四反圍剿以后，蘇區(qū)根據(jù)地深受其害，根據(jù)地越來越小，為了以后的發(fā)展，中央決定長征，洛浦也參加長征，途中出席遵義會議，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洛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49年1月1號新中國成立后，洛浦被任命為駐蘇聯(lián)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長等要職。

　　1956年，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洛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任駐美大使。

　　1959年，在文化大革命洛浦被攻擊，在調(diào)查中被免去一切職務，并開除黨籍。

　　1976年7月1日，在長達10年文化大革命中，洛浦遭到嚴酷迫害，并患有各種疾病，在含恨中含冤致死。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為洛浦平反昭雪，并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洛浦同志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鄧小平同志親自為他的老戰(zhàn)友致悼詞，贊頌張聞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洛浦先生一生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他問心無愧于人民，在無須有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長達10年，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會更加強大中國失去的領土也會進一步回歸，為我們長期在文化大革命死去的先驅(qū)們致辭，愿你們在天之靈永垂不朽。

紅軍洛浦個人簡歷

　　1900年出生在江蘇省南匯縣的殷實農(nóng)戶家庭。原名"應皋"（也作"蔭皋"），字"聞天"，取《詩經(jīng)》中"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之意。

　　1917年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學習。

　　1919年參加了五四運動，隨后在報刊上公開介紹《共產(chǎn)黨宣言》中的"十條綱領"，是在中國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先驅(qū)之一。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科。

　　1920年7月赴日本留學。

　　1922年夏季，自費留美勤工儉學。在美國舊金山，任華文《大同日報》編輯。

　　1924年回國，任中華書局編輯。

　　1925年6月初，在上海入黨。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后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從此即用譯音"洛夫"、"洛甫"為筆名。

　　1931年2月回國，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3年1月去中央蘇區(qū)，任蘇區(qū)中央局宣傳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兼人民委員會主席、中央書記處書記。

　　1934年10月隨隊參加長征。

　　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反對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贊成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代替博古負總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參加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

　　1938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長、西北工作委員會主任、馬列學院院長、中共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長、東北財經(jīng)委員會副主任、遼東省委書記。

　　1951年先后擔任中國駐蘇聯(lián)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1959年7月廬山會議上，由于他對"大躍進"提出不同意見，被錯誤地定為"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成員，撤職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經(jīng)濟研究所研究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遭極"左"勢力迫害，他被監(jiān)護審查并遣送到廣東肇慶。因毛澤東對他還有過好的評語，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顧。最后，他以張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蘇無錫。他幾次希望回北京，均遭拒絕。

　　1976年7月1日在江蘇無錫病逝。由于當時他的姓名不準公開，他的夫人劉英只能在花圈上寫“獻給老張同志”。

　　1978年8月中共中央對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紅軍洛浦個人簡歷

　　張聞天，原名張應皋，常用化名洛甫。1900年8月30日出生于江蘇省南匯縣（今屬上海市）一個農(nóng)民家庭。張聞天是杰出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其無私奉獻的精神和堅持真理的優(yōu)秀品德，贏得了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尊敬和懷念。值此張聞天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特把其一生所擔任的職務概述如下，權當紀念之。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

　　張聞天的原名張應皋，是出生后家人給起的（也作蔭皋）。1906年，張應皋進入本村張家祠堂私塾讀書時，私塾先生張桂唐取《詩經(jīng)》中“鶴鳴九皋，聲聞于天”之意，為他改名“聞天”。

　　1921年1月，張聞天來到上海，8月任上海中華書局“新文化叢書”編輯。1922年赴美國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勤工儉學，并任華文《大同日報》編輯。1924年回到上海后仍任中華書局編輯，同年10月，張聞天受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之邀，入川擔任重慶第二女子師范學校英文教員。

　　1925年3月，張聞天離開女二師，來到川東聯(lián)合縣立師范任國文教員，主編《南鴻》周刊。同年5月，張聞天因宣揚革命思想，被重慶衛(wèi)戍司令王陵基勒令離川。張聞天返上海后的6月，經(jīng)沈澤民（后曾當選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1933年11月病逝）、董亦湘（1896—1939。曾任中共上海商務印書館第一任黨支部書記等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10月被黨組織派往蘇聯(lián)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5年11月，張聞天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當時為保密，按校方規(guī)定，中國留蘇學生都要另起一個俄文名字。張聞天起的俄文名字是“伊凡·尼古拉耶維奇·伊斯米洛夫”。因名字太長不好記，故同學們就只叫這一長串名字中最后兩個音節(jié)“洛甫”。張聞天也覺得這兩字之名簡明順口，遂以此為化名。1927年9月，張聞天在中山大學畢業(yè)后留校工作，被分配在列寧主義研究組，先后講授“列寧主義”和“聯(lián)共黨史”課程。

　　1928年9月，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與聯(lián)共（布）中央決定選送張聞天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紅色教授學院是蘇聯(lián)最高學府，從這里畢業(yè)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紅色教授”。在紅色教授學院學習期間，張聞天同時參加了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的部分工作，曾擔任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中國組委員、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中國分部編輯委員會委員，并兼任莫斯科中山大學馬列主義理論課的教員。

　　1929年夏，蘇聯(lián)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舉行“十天大會”，聽取并討論中共支部局的報告，由于分歧很大，會議最后只好進行投票表決，結(jié)果大多數(shù)學生反對這個報告，只有二十八個半人支持（其中的一人因為年紀小、態(tài)度也不堅定，還只是個團員，被稱為“半個”）。后來就有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說法。張聞天也被列入“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中。同被列入“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中的楊尚昆（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等職）后來在《楊尚昆回憶錄》中說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流傳很廣的說法不合事實，也不準確。”雖然這樣，但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卻成了約定俗成的說法。

　　1931年1月，已經(jīng)在蘇聯(lián)莫斯科留學和工作了五年多的張聞天，終于接到黨組織的通知：立即回國，參加國內(nèi)斗爭。2月17日，張聞天與楊尚昆結(jié)伴回國順利抵達上海。

　　在上海曾任中共臨時政治局常委等職

　　1931年3月9日，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在上海創(chuàng)刊，主編由已回到上海的張聞天擔任。4月，張聞天接替沈澤民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并兼任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5、6月間，顧順章、向忠發(fā)相繼被捕叛變后，到了9月中旬，此前的1931年1月在共產(chǎn)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選出的九個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上海的只有周恩來、盧福坦、王明（陳紹禹）三人，已失去“代表多數(shù)”的作用。同時，周恩來將赴中央蘇區(qū)工作，王明將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負責人。這樣一來，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無實，無法正常運轉(zhuǎn)。有鑒于此，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改組中央領導，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組成人員的具體建議。

　　據(jù)此，周恩來、王明、張聞天、博古（秦邦憲）等四人在博古家里開會商議此事。王明提出博古進入中央負總責。商議的結(jié)果是：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云、盧福坦、李竹聲、黃平、劉少奇和王云程等九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這兩位不是中央委員的人和盧福坦三人組成常委，博古負總責。得到共產(chǎn)國際的批準后，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張聞天除主編《紅旗周報》外，還擔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機關刊物《斗爭》的主編，同時不再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由楊尚昆接任。

　　1932年底，經(jīng)請示共產(chǎn)國際同意，整個中共首腦機關全部遷入江西中央蘇區(qū)。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改稱“中共上海中央執(zhí)行局”，李竹聲被博古指定為書記。張聞天是由一位地下黨交通員陪同離開上海去江西的，約在1933年1月到達江西瑞金。

　　在中央蘇區(qū)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全會全面肯定了四中全會以來的“左”傾錯誤路線，使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發(fā)展到了頂點。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負總責。會后張聞天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并兼任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1月21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沙洲壩開幕，2月1日結(jié)束。會議選舉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原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由張聞天擔任。

　　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后，張聞天和毛澤東的住處都搬到瑞金城西的云石山（離瑞金城九公里）并相鄰而居。兩人朝夕相處，感情融洽。通過經(jīng)常相互交流，張聞天思想轉(zhuǎn)變很大，認識到了“左”傾錯誤給革命帶來的危害，同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危害，未能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發(fā)動的第五次軍事“圍剿”，中央紅軍（亦稱“紅一方面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qū)，開始戰(zhàn)略轉(zhuǎn)移（后被稱為“長征”），“指揮者”是“三人團”，即政治上由博古負責，軍事上由李德負責，周恩來（紅軍總政委、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張聞天隨中央軍委縱隊行動。

　　長征途中在遵義會議上代替博古負總責

　　長征開始后，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時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在中央軍委縱隊，這為三人提供了一起交流意見的絕好機會。毛澤東向張聞天和王稼祥分析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闡述了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jié)合的道理，使兩人明辨了是非，轉(zhuǎn)變了立場，開始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zhèn)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因張聞天一再推辭，這個問題就暫時擱置了起來）。

　　1935年2月5日晚，中央軍委縱隊行軍到達雞鳴三省地域威信縣境內(nèi)水田寨附近的樓上、花房子、高坎、芭蕉灣等幾個小村寨駐扎。在這里，中共中央常委討論分工，確定以張聞天代替博古而負總責。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行軍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第二次攻占遵義后，已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提議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以后，張聞天又采納毛澤東的意見，組成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的新“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指揮軍事，使毛澤東成為實際上的中央紅軍軍事統(tǒng)帥。此后張聞天與毛澤東等緊密合作，戰(zhàn)勝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使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取得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偉大勝利。

　　在延安擔任六年中共中央負總責的職務

　　張聞天與毛澤東等一起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于1935年10月19日進駐吳起鎮(zhèn)。著名的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后，中共中央又經(jīng)安塞到了瓦窯堡。張聞天共在瓦窯堡居住了七個月零十四天。在此居住期間，他多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議，并親自起草了《中共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等黨的重要歷史文獻。在此張聞天與劉英（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紀委委員等職）結(jié)為革命伴侶。西征時張聞天又到安塞，在當時紅軍駐地保安（今志丹縣）住了半年多。

　　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機關離開駐扎了六個月的保安，向延安出發(fā)。1月13日到達延安。1月25日，作為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親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來商定解決西安事變的大計。4月，中共中央公開發(fā)行的政治理論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創(chuàng)刊，由張聞天兼任主編。7月，張聞天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為了聽取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和總結(jié)黨的工作，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對中央及中央機構設置作了具體決定：改組中央書記處，書記為張聞天。會議還決定成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毛澤東為準備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為準備委員會下設的秘書處成員。

　　1938年5月，中央馬列學院在延安成立，由張聞天兼任院長。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會前，共產(chǎn)國際確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袖，但職務并未明確。于是，張聞天又在會議期間誠懇地提出，應推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負總責。毛澤東經(jīng)過全面考慮，沒有同意。會后，張聞天“主動讓賢”，將工作逐步轉(zhuǎn)交給毛澤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由他居住的窯洞移到楊家?guī)X毛澤東的住處。這就是說，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后，張聞天雖然名義上還是負總責，但實際上離開了負總責的崗位，而主持宣傳、干部教育和理論研究等工作。

　　193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由張聞天兼任主任。該委員會全權負責西北五省區(qū)的白區(qū)工作和少數(shù)民族工作。

　　1939年2月17日，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由張聞天兼任部長。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與中央宣傳部合并，改稱中央宣傳教育部，部長仍為張聞天。

　　1941年3月，中央決定調(diào)整刊物，《解放》《共產(chǎn)黨人》兩個刊物擴大編委，都由張聞天“負總責”。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延安召開。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diào)整及精簡的決定》，規(guī)定：政治局推選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設立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中央宣傳委員會和中央組織委員會，毛澤東兼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兼任組織委員會書記，張聞天離開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崗位后，任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guī)X中央大禮堂舉行。張聞天當選為中央委員。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張聞天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東北工作期間曾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等職

　　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東北成為國共雙方爭奪的焦點。中共中央及時制訂了“向南防御，向北發(fā)展”的戰(zhàn)略方針，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立即奔赴東北，統(tǒng)一領導根據(jù)地的創(chuàng)建工作。張聞天主動請求到東北工作，經(jīng)中共中央批準，10月22日，張聞天與夫人劉英等一行從延安啟程，一路跋涉，于11月20日到達中共中央東北局駐地奉天（今沈陽）。11月26日到達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陳云。1946年11月并入中共中央東北局）所在地松江省賓縣。12月，中共中央任命張聞天為中共中央北滿分局委員、合江省委書記。張聞天赴佳木斯，途中因土匪叛亂在林口縣受阻，遂折回牡丹江，化名張平之，以中共中央北滿分局代表的名義，到寧安縣調(diào)查研究、指導工作。

　　1946年5月11日，張聞天到達佳木斯，就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兼省軍區(qū)政委。1948年5月，張聞天調(diào)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后又兼任東北財經(jīng)委員會副主任。

　　1949年4月，張聞天調(diào)任駐地在安東市（今遼寧省丹東市）的中共遼東省委書記。

　　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后，張聞天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和組織部部長并兼任中共遼東省委書記。

　　1951年4月，張聞天接替王稼祥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lián)第二任特命全權大使。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張聞天參加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55年1月19日，張聞天卸任駐蘇聯(lián)特命全權大使，回國后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成為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的得力助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在大會上，張聞天當選為中央委員。在9月28日晚間舉行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原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59年4月18日至4月2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在大會上，張聞天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59年6月30日，張聞天從北京赴江西廬山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16日，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張聞天被錯定為“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成員。張聞天雖然被撤銷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職務，但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以觀后效。

　　1961年11月12日，中央決定讓張聞天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經(jīng)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11月21日，張聞天到經(jīng)濟研究所報到上班后，被所長孫冶方安排在政治經(jīng)濟學研究組當“特約研究員”。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張聞天多次遭到批斗。很多群眾組織也通過經(jīng)濟研究所找張聞天寫交待材料。盡管身心受到極大傷害，但張聞天始終堅持實事求是，不向任何壓力屈服。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關于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一事，不管外調(diào)的人多方逼迫，他始終堅持是在延安時中央同意，他經(jīng)手辦理的。

　　1968年5月17日，張聞天和劉英被在家實行監(jiān)護。31日被遣送至廣東肇慶實施軟禁后，上面通知：張聞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對外保密。張聞天說，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張普”吧。

　　1974年1月20日，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通知恢復張聞天、劉英的組織生活，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1975年9月1日，張聞天一家定居于江蘇省無錫市。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心臟病猝發(fā)逝世，終年76歲。7月9日下午向張聞天遺體告別時，由于規(guī)定繼續(xù)保密，僅有的幾個花圈上也只能寫“張普”這個化名。

　　1979年8月25日，張聞天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由陳云主持，鄧小平致悼詞，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出席了追悼會。鄧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詞中肯定“張聞天同志是我黨的優(yōu)秀黨員，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張聞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

　　198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發(fā)表講話中，把張聞天的名字列入同毛澤東一起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作出重要貢獻的黨的杰出領導人的行列，給了張聞天應有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