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歌風格

　　杜詩主要風格是沉郁頓挫,氣魄闊大雄偉,詩歌意象鮮明強烈。風格多樣,豐富多姿,或雄渾奔放,或清新細膩,或沉郁悲涼、或辭藻富麗、或平易質(zhì)樸、或通俗自然。下面是小編帶來的杜甫的詩歌風格，希望對你有幫助。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fā)現(xiàn)，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fā)，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zhuǎn)變，趨近現(xiàn)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xiàn)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nóng)、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quán)貴勢力，都表現(xiàn)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huán)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shù)十里內(nèi)，杜詩一句能說數(shù)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zhèn)涠喾N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鼻赜^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tài)，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崩�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盀槿诵云У⒓丫�，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chuàng)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jīng)·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diào)，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tǒng)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jīng)》，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xiàn)。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chuàng)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chuàng)造性也是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獨到之處。

　　內(nèi)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nèi)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fā)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拓展：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tǒng)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15歲揚名，一生不得志，只做過一些左拾遺等小官，雖然被后世稱為“詩圣”，詩歌被稱為“詩史”，可在唐朝當時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有一首《戲為六絕句(其二)》就是寫“初唐四杰”的：“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逼渲胁环σ灿性娙说淖员龋�杜甫的經(jīng)歷和詩歌創(chuàng)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一、讀書和漫游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十九年(時二十歲)開始漫游吳越，5年之后歸洛陽應舉，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齊趙。之后在洛陽遇李白，兩人相見恨晚，結(jié)下了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分別，這便是“詩仙”與“詩圣”的最后一次相見。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當朝宰相李林甫為了達到權(quán)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說無人中舉。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的職位。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quán)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jīng)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xiàn)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連舉行了三個盛典。杜甫借此機會寫成了三篇《大禮賦》，玄宗使待制集賢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fā)，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等詩。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書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zhàn)，采用春秋陣法，結(jié)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書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四、西南漂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jié)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jīng)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嚴武為劍南節(jié)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嚴武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倍�《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主要成就　　詩歌成就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18]，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注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清代三十六詩仙圖卷之杜甫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的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

　　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律詩在杜詩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于擴大了律詩的表現(xiàn)范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shù)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如被楊倫稱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這樣一首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盵20]全詩在聲律句式上，又極精密、考究。八句皆對，首聯(lián)句中也對。嚴整的對仗被形象的流動感掩蓋起來了，嚴密變得疏暢。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zhuǎn)，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jīng)意，使人忘其為律詩。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jié)，當春乃發(fā)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鄙纤木溆昧魉畬�，把春雨神韻一氣寫下，無聲無息不期然而來，末聯(lián)寫一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一氣。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杜甫關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chuàng)作。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fā)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中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社會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學習杜甫最興盛的時代，出現(xiàn)了以杜甫為宗的江西詩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也有明顯的學杜傾向，也像杜甫一樣用律詩反映當時的抗清斗爭，慷慨激昂。

　　書法成就

　　杜甫書法《嚴公九日南山詩》拓本[22]杜甫在書法的創(chuàng)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jié)奏、筆勢、墨法等等內(nèi)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法家了。同時，他對于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于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