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如果我們將哲學定義為對超時空與人群的人類根本問題的系統(tǒng)反思，那么中國思想是含有哲學之向度的，并且中國哲學有其表達系統(tǒng)反思的方式。哲學的比較應以不同哲學流派所面對的問題為基礎，因為先秦諸子所處理的周秦之變的問題與歐洲現(xiàn)代化早期問題多有重疊，所以中國先秦思想不但有哲學成分，它更是一種以現(xiàn)代性為關懷的政治哲學。通過對先秦思想本質的分析，我們希望重新反思現(xiàn)代性的內涵，以及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現(xiàn)代相關性。

　　關鍵詞：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現(xiàn)代性;周秦之變;先秦哲學;政治哲學

　　一、中國傳統(tǒng)思想何以是哲學?

　　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即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是否有哲學這個問題，自“哲學”這個概念引入中國以來，一直存在爭議。從“哲學”是一外來概念的意義上講，傳統(tǒng)中國自然沒有哲學。而只有在這個概念傳人并有從事哲學工作的人之后，中國才有了哲學。但是，顯然，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是否有哲學這個問題不是在這種瑣屑的意義上談的。我們真正關心的問題是，雖然哲學這個概念源自西方，但是，按照對它的某種理解，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是否有屬于哲學的部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要想回答中國傳統(tǒng)思想是否有哲學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哲學，即首先要為哲學劃界。但不幸的是，邏輯經(jīng)驗主義者曾以為，科學與形而上學之間，或者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界限應該非常清楚。但是，這么多年的研究，讓我們意識到這個界限并不明晰，我們并沒有達成對這個界限的共識。如果為科學劃界――這個界限在很多人的直覺上講是顯然的――都是如此，我們可以想象給哲學――這個明顯比科學的界限要模糊得多的學科――劃界的困難。但“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這樣的問題，又依賴于對這個界限的準確勾畫。為了解決這個疑難，筆者采取一個“建構”式的策略。也就是說，筆者會給出一個哲學是什么的簡單定義。如果讀者接受這個定義，那么我們可以繼續(xù)看看中國傳統(tǒng)思想是否符合這個定義的規(guī)范，從而在這個定義的基礎上，討論中國傳統(tǒng)思想是否是哲學這個問題。

　　這個定義雖然是筆者給出，但它應該盡量地捕捉到我們對哲學的一般理解，而不是完全隨意的。我們不希望所給的哲學的界限太窄，也不希望它太寬。如果我們把這個界限放得太寬，它就會包含一般不歸類于哲學的東西。如果這個界限太窄，它又可能會把哲學內部的一個流派，或某一時段的哲學當成哲學全部。在西方哲學內部，現(xiàn)當代英美傳統(tǒng)和歐陸傳統(tǒng)經(jīng)�；ゲ毁I賬，不認為對方所做的是哲學。就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而言，一種常見的錯誤，是有些人把對笛卡爾以降的西方哲學，尤其是對其本體論與認識論的某種(片面)理解，當作唯一的哲學方式，并因此而否定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有哲學。美國學者Franklin Perkins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也很有趣的例子。他指出，萊布尼茲和黑格爾對中國思想的觀察很接近，即西方思想在理論反思上超出中國思想，但是中國思想在實踐智慧和生活倫理上超過西方。盡管有如此類似的觀察，但兩位西方哲學家得出來的結論卻很不同。萊布尼茲的結論是歐洲思想在第一哲學上更高，而中國思想在實踐哲學上更高，兩者應該相互學習。但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臭名昭著的結論是，中國沒有哲學，有的只是西方哲學里已經(jīng)有的、但不入流的東西。其原因，Perkins認為，如當代哲學家Pierre Hadot指出的，從歐洲古典時期直到其近代早期，哲學仍然被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到了后來，尤其在黑格爾的哲學系統(tǒng)里面，一種思想如果沒有其所謂的第一哲學，就無法再被當作哲學。因為萊布尼茲和黑格爾對哲學的不同理解，所以盡管他們對中國思想的觀察近似，但在中國思想是否是哲學這個問題上卻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結論。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與黑格爾等人不同，一些學者可能認為中國沒有(某種特定的西方)哲學，這恰恰是中國思想的優(yōu)點。鄭家棟就曾提到，傅斯年認為，“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么一個健康的習慣”。對此，鄭家棟認為，原本對哲學有興趣的傅斯年對哲學態(tài)度的轉變，來自于他對自己所接觸到的哲學，即德國哲學的厭惡。近年來引起中國哲學合法性辯論的導火索之一，德里達對中國思想是否為哲學的否定回答，同樣是出于贊揚中國思想的角度而言的，其根據(jù)也是流行于當代歐陸哲學和美國哲學家羅蒂及其支持者對(西方)哲學的一種特定解釋(邏各斯中心主義)。有些學者雖然沒有那么極端，認為中國有哲學，但基于對西方哲學的特殊理解，認定中國哲學絕不同于西方哲學。類似的說法，我們經(jīng)常在各種談論中國哲學的場合聽到，比如中國哲學乃是一種心性哲學、生活哲學、修身功夫，等等。這些說法有“逆向東方主義”(reverse orientalism)之嫌。這種通過與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為伍來辯護中國哲學合法性，筆者也以為是不自重的表現(xiàn)。而且這種做法還對中國哲學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因為，對中國哲學的如此描述，明顯把韓非子這樣的思想家排除在外了。

　　總之，在給哲學劃界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在寬窄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度。這是一門藝術，不是一門科學。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不同的但合理的看法，是很正常的。在承認上述所有困難并依據(jù)上面給出的一些基本限定的基礎上，筆者對哲學給出下面這個定義，即哲學乃是對那些能夠超出特定時間(時代)、特定空間(地域)、特定人群的、且是我們不得不面對又無法根本解決的問題(簡稱為哲學問題)的系統(tǒng)反思。哲學不應該是當下行為或是習俗成見之表述，而需要對其有所反思。它也不應該是零散的見解，而應盡可能的成為一個內在一致的系統(tǒng)(即對其反思又有所反思)。它的系統(tǒng)反思對象，不能局限于特定的人群、時間、地域，否則哲學就成了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這一對象又關乎人生活之根本，是人不得不面對卻又無法根本解決的問題――可以根本解決的問題，已經(jīng)從哲學里分離出來，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了。

　　在下一節(jié)，我會對中西哲學的共同或共通問題有所闡發(fā)。這里，先讓我們假設中西思想有共通的哲學問題，那么，中國思想是否有對這些問題的系統(tǒng)反思呢?有些人會說沒有，因為中國經(jīng)典多缺乏論證。這種說法假設了對哲學問題的系統(tǒng)反思必須體現(xiàn)為論證，但這個假設本身被論證過嗎? 　　退一步講，即使系統(tǒng)反思需通過論證體現(xiàn)，那么中國經(jīng)典真的沒有論證嗎?讓我們拿《論語》為例。之所以選擇《論語》，是因為認同中國哲學的人多把它當作哲學文本，但比起其他被當作哲學文本的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來說，它似乎屬于最缺乏論證的經(jīng)典之一。如果我們能展示它蘊含著豐富的論證，那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展示其他常常被中國哲學之同情者歸為哲學經(jīng)典的文本也含有豐富的論證了。比如，從《論語陽貨》中孔子與其弟子宰我討論三年之喪來看，《論語》中含有既不訴諸權威，也不訴諸習俗的論辯。當然，《論語》中很多對話都非常簡約，似乎不能算論證。比如在《論語憲問》中，當被問到是否可以以德報怨時，孑L子對此的直接回應只有簡簡單單的四個字，“何以報德?”其后又用八個字給出了自己的立場(“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但是，“何以報德”四個字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以德報怨”這個想法的弊病。也就是說，“以德報怨”聽起來很高尚、很寬容，但這種對惡行的寬容，其實是對德行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