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詩人李商隱是哪個朝代的
著名詩人李商隱是哪個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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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是哪個朝代的?
答:唐代。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詩人,祖籍河內(nèi)(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陽,出生于鄭州滎陽。他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一,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稱為“三十六體”。其詩構(gòu)思新奇,風格秾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yōu)美動人,廣為傳誦。但部分詩歌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鄉(xiāng)沁陽(今河南焦作市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作品收錄為《李義山詩集》。
李商隱唐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47年)進士及第。曾任弘農(nóng)尉、佐幕府、東川節(jié)度使判官等職。早期,李商隱因文才而深得牛黨要員令狐楚的賞識,后李黨的王夢元愛其才將女兒嫁給他,他因此而遭到牛黨的排斥。從此,李商隱便在牛李黨爭的夾縫中求生存,輾轉(zhuǎn)于各藩鎮(zhèn)幕僚當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終身。晚唐唐詩在前輩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窮水盡的下滑趨勢,而李商隱又將唐詩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
家世
李商隱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經(jīng)張采田考證,確認他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但是沒有官方的屬籍文件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隱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guān)系已經(jīng)相當遙遠了。李商隱數(shù)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過,這并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的現(xiàn)實的利益。
李商隱的家世,有記載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擔任過最高級的行政職位是美原縣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陽縣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錄事參軍;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隱出生的時候,李嗣任獲嘉縣(今河南獲嘉縣)令。
早年
在李商隱10歲前后,他的父親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親、弟妹們回到了河南故鄉(xiāng),生活貧困,要靠親戚接濟。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背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后來,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實上,他也確實努力承擔起家族的責任。成年后,李商隱曾利用為母親守孝的時間,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靈柩遷葬到滎陽。陳貽焮認為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還由于從小孤貧,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經(jīng)歷使他養(yǎng)成猶豫、敏感、清高的性格,這些特征既大量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也表現(xiàn)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xiāng)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jù)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jīng)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yōu)秀的文章(《才論》、《圣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贊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jié)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借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太和四年,830)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后,不羨王祥有佩刀。”
仕途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fā)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后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yǎng)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xiàn)出色,也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jīng)歷。
李商隱青年時期得到令狐楚的賞識,并有機會跟隨他學習“四六文”(駢體文),從而自然而然地成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這一段經(jīng)歷,使得他一生都被牽累在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牛李黨爭源于唐憲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舉考試。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應(yīng)試舉子牛僧孺、李宗閔進行打擊,因為他們在試卷中嚴厲地批評了他。由此,李吉甫與牛僧孺、李宗閔等人結(jié)怨,這筆恩怨后來被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繼承了下來。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領(lǐng)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領(lǐng)袖的“李黨”在數(shù)十年中互相攻訐,爭斗不休,成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隱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屬于“牛黨”,在他的幫助下,李商隱步入政壇。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協(xié)助李商隱中了進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隱成為涇原節(jié)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賞識,娶了他的女兒為妻。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為“李黨”成員。這樁婚姻使他被牛黨視為李黨中人。但李商隱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黨爭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詩文中對兩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評。然而,在政治斗爭中想要保持中立,顯然只能是一廂情愿。結(jié)果是李商隱兩邊不討好,令狐绹尤其厭惡他,認為他忘恩負義。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隱曾多次嘗試補救,包括寫了一些詩給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顧念舊情,但令狐绹始終不理睬他。
在這種情況下,李商隱的仕途顯然無法順利,他曾于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兩入秘書省,但只是短期地擔任過低級官職。李商隱也在基層政府做過小官(開成四年-五年:弘農(nóng)縣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樣短暫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些外派官員的幕下供職。事實上,無論是“牛黨”還是“李黨”得勢,李商隱從來沒有機會晉升。他的政治生涯結(jié)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時他追隨鹽鐵轉(zhuǎn)運使柳仲郢,擔任鹽鐵推官,當柳被調(diào)任兵部尚書時,他也隨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鄉(xiāng)后不久即病故。
其晚年的喪偶和官場失意時他篤信起佛教。
社交
有人根據(jù)李商隱部分詩作的風格,推想他性格內(nèi)向(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十一章)。這種猜測多少有些武斷。如果從李商隱的另外一些活潑幽默的作品來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jié)論。現(xiàn)存的資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詩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隱的社交范圍廣泛,他是一個樂于交往而且頗受歡迎的人。
李商隱交往圈里的人物分為四類:
與仕途生計有關(guān)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執(zhí)方、盧弘止、鄭亞、柳仲郢、李回、杜悰、蕭浣、楊虞卿、楊嗣復、周墀、姚合、孫簡等人。 互相酬和詩友。包括杜牧、溫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見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劉蕡、永道士、崔玨、李郢等人。
禮節(jié)性的交游或親戚之間的來往。包括令狐緒、韓瞻以及他在各個階段的同事。
與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親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隱陪同母親回到河南故鄉(xiāng),這里對于他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而且相當艱苦的環(huán)境,沒有家庭或家族的影響力幫助他在成長過程中自然進入一個社交圈。李商隱憑借才華、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早在十六歲,他就開始與當?shù)氐囊恍┲R分子交往,將自己的作品散發(fā)給他們閱讀,獲得了一定的名氣——也許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認識令狐楚是李商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來的生活狀態(tài)在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guān)。令狐楚幫助李商隱進入士大夫的社會階層,同時也使他卷入了黨爭的旋渦。從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開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們一直保持著非常親密的關(guān)系。李商隱以謙卑誠懇的態(tài)度贏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現(xiàn)這種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際召喚李商隱來到身邊,要求他代為撰寫遺表——這并非普通的遺書,而是要上呈給皇帝的政治遺言。令狐楚本人就是這種文體的高手,而他寧愿讓李商隱幫助完成自己一生的總結(jié)。另一方面,他們兩人之間又有非常微妙的距離感。李商隱在一些場合稱呼令狐楚為“四丈”,顯得相當親近,但他從不會放松到忘記時時表達感激之情的地步。當然,與其說李商隱謹小慎微地保持了距離,倒不如說令狐楚的態(tài)度給定了雙方交往的界限。
在與令狐楚交往的過程中,李商隱學會了如何與既有身份又欣賞自己才華的人融洽相處。這樣的人對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樂、老師、長輩、上司、贊助者……簡言之,他們會對其個人仕途和生活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力。
成就綜述
李商隱的詩歌 流傳下來的約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觸及時政題材的占了相當比重。李商隱的詠史詩有很高的成就。它們絕不是“發(fā)思古之幽情”的無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懷的詩篇,而是著眼于借鑒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來指陳政事、譏評時世加以補充發(fā)揮,使詠史成為政治詩的一種特殊形式。無題詩是李商隱獨具一格的創(chuàng)造 。它們大多以男女愛情相思為題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轉(zhuǎn),辭藻精麗,聲調(diào)和美且能疏密相間,讀來令人回腸蕩氣。幼年的環(huán)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隱的世界觀基本上屬于儒家體系,其人生態(tài)度是積極入世、渴望有所作為的。同時,他頗能獨立思考,很早便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說教不以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這樣大膽的想法。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賀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輕倩流麗的詩體,曾仿照它們寫了許多歌唱愛情的詩篇,如《燕臺》、《河陽》、《河內(nèi)》等。待屢次下第和被人譖毀的遭際向他顯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嶇不平,他的詩便開始表現(xiàn)出憤懣不平之氣和對社會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變以血淋淋的現(xiàn)實打開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創(chuàng)作上都大進一步。這時他寫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詩,批判腐朽政治已相當深刻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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