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許奉恩所著筆記小說《里乘》中有一個“一文錢”的故事：

　　有甲乙兩位安徽商人，挾重資來蘇州貿(mào)易，兩人各戀一妓n，未幾，便為此揮霍一空。很快，他們淪落到日則行乞，夜則寄宿古剎。一天晚上，兩人就地燃火，相對欷歔。

　　甲徽商摸出僅存的一文錢要扔掉，乙徽商急忙拿住說：“我有辦法了。”不一會兒，乙徽商懷抱竹片、草莖、破紙、雞鴨毛等物歸來。他鼓動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錢買來的面粉，索水調(diào)漿，將草纏竹片上，蒙上紙，再遍粘雞鴨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宛然如生的各種禽鳥紙玩具。

　　待天亮，甲乙徽商各攜這些禽鳥紙玩具至玄妙觀。玄妙觀為蘇州寺觀之藪，特別是春天，游人如織。婦孺士人見甲乙徽商所攜禽鳥，以為酷肖，爭求購買，頃刻俱盡。每具禽鳥是以十數(shù)錢出售的，甲乙徽商收入了五千多文錢。這時，乙徽商才告訴甲徽商：竹片、草莖、破紙、雞鴨毛，皆拾于諸市上，又用那一文錢買點面粉，這就是全部“家當”。

　　此后，甲、乙徽商用一文錢賺來的錢，添購各色紙張，拾來雞鴨毛羽，以肖人物花草等狀。兩人夜間分制，白天便到玄妙觀出售。不到兩年，甲、乙徽商便積資數(shù)萬。他們遂于蘇州閶門開設(shè)一爿布店，為不忘此店所本，大書“一文錢”三字榜于門。從此，“一文錢”名揚蘇州，生意日隆。

　　無獨有偶，徐珂《清稗類鈔》也記錄了一個類似的故事，主角是江西南昌籍商人，在明清又稱作“江右商”：

　　一“江右商”因經(jīng)營不善，在年末只剩下二百錢，債主畢集。于是他到墳間準備自盡，卻遇到一位也想自盡者，他急救下，相與慰勞。那人知道“江右商”尋死的原因，嘲笑他二百錢辦不了事的觀念，便向“江右商”要了那二百錢，買了一壇酒，一塊肉，幾十件玩具，兩人找座古廟，席地飽餐一頓。翌日清晨，那人叫醒“江右商”，告訴他：今日新年，士女嬉游，你去賣玩具，如大人買，可便宜些，如有帶小孩，小孩牽衣索買的，可賣貴些。

　　“江右商”按這話去做了，結(jié)果發(fā)了筆小財，返見那人，并打算再去販賣玩具，那人卻笑他：

　　此子之所以折閱也。昨尚歲暮，市中玩具價較廉，故販售之，可以獲利。今已新歲，市中玩具價亦漲矣。吾儕無多，利貨速售，方足以資周轉(zhuǎn)，非若多財善賈者流，可居奇貨以待善價也。

　　徽商是在幾乎什么都沒有的絕境中，只憑著一文錢，買來面粉，撿來禽毛破紙，依其自身所具備的才能，做成了長者幼童皆喜的玩具，而且他們敢于到玄妙觀去和別人競爭。玄妙觀在清代確為一商業(yè)中心之地，店肆密布，伎藝紛呈，甲、乙徽商卻以新美的玩具獲巨利，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再看“江右商”，也是走投無路，全靠明白人的指點，自己則缺乏藝術(shù)修養(yǎng)，不會動手，只能用二百錢去買玩具再販賣，才度過難關(guān)。而且他還不能審時度勢，毫無主見，這就阻礙了自己進一步賺錢。

　　將“一文錢”與“二百錢”作一比較，有見地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徽商”要高出“江右商”一籌，差距是很顯著的。也許正是基于此，“一文錢”故事又被丹青高手加以圖繪，布之于《點石齋畫報》。盡管《點石齋畫報》中的“一文錢”故事發(fā)生在廣東，與“一文錢”祖本有出入，然而情節(jié)大致相同，看來“一文錢”故事在清代流傳的范圍不小，影響也很大。

　　但這些“一文錢”故事的源流真假究竟如何?筆者認為：“一文錢”著者許朝恩為安徽文士，耳目甚近，撰文真實性較為可信。度之于明清晉、陜、魯、粵、浙、閩、湘等諸多商幫，他們的經(jīng)歷雖然也是艱苦創(chuàng)業(yè)、揣透行市、擅長經(jīng)營、靈活應(yīng)變，可就所處的具體物質(zhì)，揮毫舞墨，娛樂遣情的浸染，的開化，禮俗的投入等，均不如徽商那樣集中而又扎實。明白于此，便找到了“一文錢”的徽商何以能在逆途轉(zhuǎn)衰為勝的關(guān)鍵。

　　現(xiàn)撮主要敘述，先從徽州的具體物質(zhì)環(huán)境談起。據(jù)《歙事閑譚》，明清的徽州，“粉墻矗矗，鴛瓦鱗鱗，棹楔崢嶸，鴟吻聳拔，宛如城郭，殊足觀也”�？梢哉f，明清時的徽州人一生下來，就置于一種典雅雋永、裝飾秀麗的時空氛圍之中。

　　他們所居住的樓閣、門罩、廊柱、梁架、欄桿、窗戶，雕鏤細膩，紋樣華美。人物故事、靈獸花卉、神話傳說、放牧射獵、挑水劈柴、行走收割、百戲游樂、稚兒玩耍、西湖風(fēng)景、煙云黃山……無所不包，一磚一物，一欄一事，無處不在，盡收眼底……

　　還有值得稱道的是徽州的牌坊群，如許國牌坊，它是由前后兩座三間四柱三樓，和兩側(cè)單間雙柱三樓的組成，大塊石料，質(zhì)硬色青，梁枋、欄板、斗拱等上面，雕刻著栩栩如生的彩鳳珍禽、飛龍奇獸，石坊上所有題字，皆是館閣體”、“擘窠書”。

　　類似這種牌坊，如棠樾牌坊、江宅木牌坊，均集書法、雕刻、建筑于一體，造型獨特，觀賞價值極高。加之村人聚玩憩閑的水口之類的園林，臺閣池亭，石刻極精；寶塔臥橋，花木成趣。巍峨的祠堂，幽雅的街廳，奇巧的廳院……從這個角度觀察，《豐南志》說徽州是“彬彬乎文物之鄉(xiāng)”，是名符其實的。這些建筑是對徽州人最直觀最生動的熏陶。

　　徽州人的文化性格的形成，還有賴于得天獨厚的紙、墨、筆、硯的開發(fā)和制作。像婺源龍尾山所產(chǎn)的龍尾石，石質(zhì)堅潤，呵之即澤，光潔瑩亮，徽人便因石取勢，雕琢成頗耐觀賞的硯臺，世稱“歙硯”�；漳�的形制、花紋，特別講究，使墨錠成為一種藝術(shù)品。

　　而“一文錢”故事所說的甲、乙徽商所具備的繪畫本領(lǐng)，自明代以來，幾乎是徽州人都希望學(xué)習(xí)掌握的一種技巧，連最低層的農(nóng)夫住家的檐壁也繪滿了圖畫，富足的圖畫收藏家則將價值數(shù)萬的鄭板橋、金農(nóng)的作品粘柱障壁，以至比比皆是。一言以蔽之，徽州人都以繪畫為雅事，和體現(xiàn)自身價值的目標，收藏書畫則成為最流行的時尚。正因如此，徽州畫家之多是其他地區(qū)難以比擬的，據(jù)不完全，明清時期這一地區(qū)畫績斐然者，就達四百二十余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新安畫派”。

　　直接與之相關(guān)聯(lián)的是徽州的版畫。明清一直流傳“時人有刻，必求歙工”之說。明代新安黃氏一族，就是其卓越的代表。他們父傳子受，數(shù)代相繼，當時的徽州，作坊刻鑿之聲，如鼓似箏，徹夜不息。任何一個徽州人，都不可能不受其感染，“一文錢”故事中的徽商自不例外。

　　尤其是明末徽州胡正言所創(chuàng)的“饾板”、“拱花”技法，即用饾饤般大小板塊，按畫稿位置固定在案上，分別刷以各種顏色，使其有深淺濃淡，顯現(xiàn)物象的陰陽向背，成為一張五色繽紛的圖畫�！肮盎ā笔菍⒖毯玫木�紋板不刷色，印時用紙壓在板面上，使行云隆起，花卉輪廓，禽獸羽毛，流水漣漣……一一凸現(xiàn)在紙面，俊逸纖麗，窮工極巧，繡像繡梓，展卷悅目。這都會給“一文錢”故事中的徽商以深深的影響。

　　由此要說到的是徽州的刻書。自明以來，徽州出外經(jīng)商者日多，足跡遍布海內(nèi)，他們迫切需要了解全國自然狀況。這正像隆慶年間刻《一統(tǒng)路程圖記》的休寧人黃汴，恐天下人像他那樣“厄于歧路”，于是，與二京十三省暨邊方商賈貿(mào)易，得數(shù)家《程圖》，窮其聞見，考其異同，反復(fù)�？�，積27年編成了這猶如旅行指南的書。由于此書可以為漫漫的商旅行程提供方便，所以接連印刷三次。

　　此后，萬歷年間又有陸噓云的《新刻徽郡原板諸書直音世事通考》問世，其中時令、人物、身體、病癥、五谷、葷食、衣冠、首飾、絲帛、靴鞋、百工、雜貨等各種常識，一應(yīng)俱全。這種為商人編寫刊刻的日用百科全書，對外出經(jīng)商的徽人幫助是很大的，使其對各地風(fēng)土人情、性格喜惡都能有所了解和掌握，“一文錢”故事中的徽商正是在這類書籍的潛移默化下，針對蘇州人好玩的習(xí)俗，想出制造玩具點子來的。

　　這也和徽州熱愛伎藝的風(fēng)氣有一定關(guān)系�！缎輰幩槭隆吩�記載：萬歷二十七年，休寧迎春演出的臺戲就有109座。又據(jù)清代采蘅子《蟲鳴漫錄》一條史料，也能說明這一問題：金陵上河，是徽州木商的聚居地。每年燈會，他們的儀仗器物，皆剪紙為之，五色粘合，備極燦爛，雕鏤纖巧，殆類神工�？掌渲�，可燃燭，人物燈式，宛肖真者，傘燈尤奇，還有穿茉莉結(jié)成的，超出想象�；丈讨茻舻暮馁M，就不下4000兩銀子!正是徽商這樣的熱衷于娛樂活動的素質(zhì)，觸發(fā)了“一文錢”故事中那位徽商制作玩具出賣的靈感。

　　諸多原因中最為主要的當歸結(jié)為徽州的。僅《康熙徽州府志》，當時的“社學(xué)”就達562所�！豆饩w婺源鄉(xiāng)土志》這樣記載：

　　婺人喜讀書，雖十家村落，亦有諷誦之聲，向科舉未停，應(yīng)童子試者，常至千數(shù)百人。

　　徽州的教育是相當雄厚的，是從基層，從娃娃抓起的。

　　可是明代徽州卻有句“以賈為生意，不賈則無望”的諺語，即按徽俗，如清代《豆棚閑話》小說所寫：“人到十六就要出門做生意�！�

　　但這時外出的男童，已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了�！豆饩w婺源縣志》所說的奉父命服賈的董邦直，“奔走之余，仍理舊業(yè)，出必攜書盈篋”。在徽人看來，經(jīng)商和學(xué)習(xí)是互補的，是相輔相成的。汪道昆《太函集》明確指出：“詘者力不足于賈，去而為儒；贏者才不足于儒，則反而歸賈。”

　　這種“儒賈”、“賈儒”的模式，對徽商的事業(yè)是大有裨益的。汪道昆舉嘉靖曹演的例子：曹因家貧“舍儒而賈”，起初僅是資微本薄的“下賈”，由于曹善于在經(jīng)商中用“心計”，只五年就達到了“中賈”，十年就成為“上賈”了。

　　《豐南志》記萬歷時，在兩淮經(jīng)營鹽業(yè)的徽商吳承先，有空就翻閱史書，與人縱論興衰，即使碩學(xué)大儒也認為不如他。吳承先因此獲得了群商的信任，商人的經(jīng)營活動都來依靠他策劃。吳承先也確實能“權(quán)貨物之輕重，揣四方之緩急，察天時之消長，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賈者利必倍”。當然這種能力并非天生，而是他抱定了“賈儒”的宗旨，重視學(xué)習(xí)的結(jié)果。

　　這兩個事例，使人領(lǐng)悟到：是教育給徽商打下了成功的根基。

　　許朝恩正是綜合了以上徽商所擁有的品格，濃縮成了“一文錢”的故事，它不乏傳奇色彩，但它的確是徽商發(fā)展中的一個較為真實的寫照——那就是徽商在商業(yè)活動中，盡管一時衰敗，但憑其優(yōu)越的文化素質(zhì)，也能在破落中找到希望，一點一滴做起，注意小本的積累，轉(zhuǎn)敗為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