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所得稅稅收制度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個人所得稅；法律制度；問題；完善路徑

前言

個人所得稅自1799年在英國創(chuàng)立，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如今在世界各國廣泛推廣采用，并成為發(fā)達國家最主要的稅收來源。我國于1980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首次開征個人所得稅，其后經(jīng)歷了兩次修訂，但由于制度設計簡單、粗陋、社會經(jīng)濟環(huán)境變化與稅制建設整體的滯后，稅收征管乏力和公民納稅意識弱，我國個人所得稅應有的功能遠未得到充分發(fā)揮，同時，由于近兩年對個稅起征點的兩次調整，引發(fā)了民眾對個稅改革的空前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探討剛剛成長起來的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存在的種種問題，構思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法律制度的路徑，具有重大而迫切的現(xiàn)實意義。

一、個人所得稅法律制度概述

(一)個人所得稅的含義和功能

個人所得稅是對自然人取得的各項應稅所得征收的一種稅。它最早于1799年在英國創(chuàng)立(在1799年，英國將原來用于募集戰(zhàn)爭經(jīng)費的“三步合成稅”改為個人所得稅)，目前世界上已有14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開征了這一稅種，有近4o多個國家以其為主體稅種。由于個人所得稅在世界稅收史上具有稅基廣、彈性大、調節(jié)收入分配和促進經(jīng)濟增長等諸多優(yōu)點，因而正在世界各國得到廣泛的推廣和發(fā)展。Www.133229.CoM不僅成為許多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而且有利于調節(jié)個人收入分配，實現(xiàn)社會公平，發(fā)揮稅收對經(jīng)濟的“自動穩(wěn)定器”功能。在國際社會享有“經(jīng)濟內在調節(jié)器”和“社會減壓閥”的美譽。”并且與每個公民的自身利益息息相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力。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現(xiàn)狀

我國于1980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首次開征個人所得稅，其后經(jīng)歷了兩次修訂，1994年分稅制改革，頒布施行了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法。1999年8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2000年9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根據(jù)國務院有關通知精神，制定了《關于個人獨資企業(yè)和合伙企業(yè)投資者征收個人所得稅的規(guī)定》。同時，2005年和2007年，國家兩次上調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進一步減輕了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

自1980年個人所得稅開征以來，收入連年大幅增長，特別是1994年新稅制實施以來，個人所得稅收入以年均34％的增幅穩(wěn)步增長。1994年，我國僅征收個人所得稅73億元，2008年增加到3722億元。1994年到2008年，個人所得稅收人占gdp的比重由0．15％上升至1．24％，占稅收收入的比重由1．4％上升至6．4％。個人所得稅是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收入增長最為強勁的稅種之一，目前已成為國內稅收中的第四大稅種，在部分地區(qū)已躍居地方稅收收入的第二位，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個人所得稅經(jīng)過不斷發(fā)展，在組織財政收入和調節(jié)收入分配等方面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我國市場經(jīng)濟的縱深發(fā)展，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法與當前經(jīng)濟生活的不適應之處逐漸增多，與世界稅制改革發(fā)展趨勢間的差距也逐漸顯現(xiàn)。1999年8月，我國曾對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法進行過一次修改，但僅涉及對利息所得開始征稅問題，沒有大的變化。從那時至今，進一步改革與完善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法的呼聲日益高漲，如何改革成為社會各界共同關心的話題。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存在的問題

(一)稅收制度設計粗陋，不能體現(xiàn)科學、公平和合理

1．分類所得制模式難以體現(xiàn)公平合理。

現(xiàn)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主要采用的是分類稅制。也就是將個人各項所得分成11類，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不同的計征方法以及不同的費用扣除規(guī)定。這種模式，廣泛采用源泉課征，雖然可以控制稅源，減少匯算清繳的麻煩，節(jié)省征收成本，但不能體現(xiàn)公平原則，不能很好地發(fā)揮調節(jié)個人高收入的作用。隨著我國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個人收入構成已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收入不僅僅體現(xiàn)為勞動取得的工資薪金，資本性收入也越來越多，并且呈隱性化的灰色收入也比較多。在這種情況下，繼續(xù)實行分類稅制必然出現(xiàn)取得多種收入的人，多次扣除費用、分別適用較低稅率的情況，使個人所得稅對高收入者的調節(jié)作用甚微。這不僅不能全面、完整地體現(xiàn)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反而會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納稅人不用納稅或少納稅，所得來源少的、收入相對集中的納稅人卻要多納稅的現(xiàn)象。具體說來，首先，分類課征模式對不同的納稅人的不同類型收入采取不同的稅率計算征稅，影響稅收征管的效率。其次，不能全面、完整的體現(xiàn)納稅人的負擔能力。收人多元化后，分類所得稅制會導致收入來源多的納稅少，單一和集中的高收入者多納稅，違背稅收的公平性原則。再次，還不能有效地發(fā)揮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結構對于經(jīng)濟增長的“自動穩(wěn)定器”的作用。最后，分類課稅制本身容易使納稅人通過種種手段降低稅負以逃避負稅。比如，按所得納稅時，有的按月，有的按年，還有的按項和按收付的次數(shù)為計征區(qū)間，使納稅人可在不同項目、不同的納稅期之間轉移收入而逃稅。

2．稅率結構不合理，嚴重損害效率。

由于我國現(xiàn)階段采取分類所得稅制，個人所得稅稅率依所得的性質類別不同而異，大體有三種：一是超額累進稅率，即對工薪所得實行5％～45％的9級超額累進稅制，對個體經(jīng)營、承包租賃經(jīng)營所得則實行5％～35％的5級超額累進稅制；二是對其他8項所得項目適用20％的比例稅率，稿酬所得在使用20％的比例稅率后減征30％；三是對一次收入畸高者的勞務報酬所得適用加成征稅稅率。這種稅率結構設計得非常繁瑣、復雜，既不利于納稅人納稅，也不便于稅務機關征收管理。特別是工資薪金所得，級距過多，達到九級，邊際稅率過高，違背了稅率檔次刪繁就簡的原則。對于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同為勞動所得，而征稅時卻區(qū)別對待，對勞務報酬所得還要加成征收，這種做法缺乏科學的依據(jù)。因為稅率設計復雜，邊際稅率偏高，嚴重影響了稅收征管的效率，也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勞動者的積極性，間接損害了社會發(fā)展的效率。

3．費用扣除方式粗陋、不科學，不具有人性化。

現(xiàn)實生活中，由于每個納稅人取得相同的收入所支付的成本、費用所占收入的比重不同，并且每個家庭的總收入，撫養(yǎng)親屬的人數(shù)，用于住房、教育、醫(yī)療、保險等方面的支出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規(guī)定所有納稅人均從所得中扣除相同數(shù)額或相同比率的費用顯然是不合理的。這樣很容易在實質上造成稅負不公的后果。具體來講，首先，我國個人所得稅減免和扣除的范圍過寬，項目過濫、過雜，造成征管工作困難，使納稅人容易通過種種手段偷稅漏稅，也不利于擴大稅基，對個人所得稅的進一步發(fā)展極為不利。其次，費用扣除缺乏合理精細的劃分。個人所得稅實行定額扣除，既不考慮納稅人取得收入付出的成本、特殊費用和生計費用，也不充分顧及納稅人婚否、教育子女和贍養(yǎng)老人的多寡，更不會考慮教育、住房和醫(yī)療改革的不斷深入造成的個人負擔的相關費用的差異。不充分考慮納稅人所面臨的各種負擔，就不能真正按納稅人的實際負擔能力扣除各種費用，無法貫徹稅收的公平性原則。再次，沒有考慮地區(qū)經(jīng)濟及消費狀況的差異。全國各地一律一刀切采用統(tǒng)一的起征點不合理也不公平，比如現(xiàn)行對工資薪金每月扣除2000元非常不合理。因為不同地區(qū)消費水平不同，2000元在北京和在一個貧困縣買到的生活資料是絕對不同的。

(二)個人所得稅稅收征管制度混亂、信息化水平低

1．執(zhí)法受地方政府機關影響，權大于法。

我國稅收征管以行政機構為主導，導致有的地方以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和吸引人才為借口，擅自越權頒行一些違反國家統(tǒng)一稅法精神的優(yōu)惠政策，如私自提高工資、薪金所得的費用扣除額或擅自擴大免稅項目；一些地方政府“默許”足球俱樂部按“自定”稅率征稅，使國家稅款大量流失。

2．個人收入難確定。

個人收入隱性化已成為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個人收入隱性化是指個人收入或財產(chǎn)的相當部分不是由正常渠道取得，或個人收入并非都在其名下反映出來，使得個人收入難確定。個人收入隱性化既是個人所得稅征管前提上的難點問題，也是稅收收入在個人所得稅上嚴重流失的漏洞，故被稱為“稅收第一難”。正如錢晟教授所言：“第一，新生貴族的分配渠道不規(guī)范，很多隱性收入、灰色收入不為人知，更談不上納稅；第二，現(xiàn)金交易普遍，存款實名制提供了征稅的前提條件，但是征稅機關又無權查，這是銀行法的規(guī)定；第三，權大于法的現(xiàn)象依然存在�！边@些收入又往往非勤勞所得，這不僅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因，也是廣大人民群眾最難接受的。

3．納稅申報不實。

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申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納稅人的申報，即納稅人主動申報應稅收入并繳納相應的稅款。據(jù)統(tǒng)計，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主動申報的人數(shù)占應納稅人數(shù)不到10％。二是收入支付單位作為代扣代繳義務人的納稅申報，這種申報占應納稅申報情況的絕大部分，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申報的主要方面。近幾年反映在納稅人和代扣代繳義務人納稅申報方面的問題主要是：納稅申報不真實，申報沒有明細表，甚至瞞報和不報等。民營企業(yè)基本不交個人所得稅。

4．個人所得稅按月計征不科學。

有的人收入具有季節(jié)性，如有的本月收入較多但下月可能失業(yè)沒有任何收入；有的上半年有收入但下半年收入少甚至沒有收入。再如一本專著出版，可能耗費作者若干年甚至畢生精力，一旦出版則應在當月納稅。顯然按取得收入月來計征個人所得稅既不公平又不科學。

5．征管水平低，征管手段落后。

稅務征管人員的業(yè)務素質和職業(yè)道德修養(yǎng)不能適應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稅務工作的要求，以人工為主的落后征管手段和方式，不能使稅務部門及時取得納稅人的收入資料，并對其納稅資料進行處理與稽核。這無疑影響了稅收征管的效率。

6．處罰法規(guī)不完善，處罰力度輕，不能對納稅人起到震懾作用。

具體表現(xiàn)在：(1)對偷、漏稅等違法行為的界定模糊，使稅務執(zhí)法機關難以把握，往往避重就輕。(2)對違法行為的處罰規(guī)定不具體、不明確，幅度落差大，使稅務執(zhí)法機關難決斷，可能會出現(xiàn)受主觀因素影響而輕罰的現(xiàn)象。(3)處罰標準的規(guī)定太低，重補不重視處罰。(4)在稅收執(zhí)法過程中，由于沒有規(guī)定處罰的下限，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因而人治大于法治的現(xiàn)象比較嚴重，一些違法者得到庇護時有發(fā)生。所有這些都客觀上刺激了納稅人偷逃個稅的動機�！耙�富貴，去偷稅”甚至成為一部分人的致富秘訣。甚至出現(xiàn)了一些外國人在本國不敢偷、逃稅款，而到中國卻也大膽偷、逃稅款的現(xiàn)象。

(三)公民納稅意識淡薄及社會評價體系的偏差

長期封建社會的影響，是公民納稅意識薄弱的歷史原因。相當多的人不管收入高低一旦要納稅就使出渾身解數(shù)逃稅。越是高收入者逃稅的越多。他們或利用權利自訂納稅標準或化整為零，以實物、債權、股權分配等方式逃稅，或拉攏稅官以吃小虧占大便宜等手段逃稅。

此外，現(xiàn)在個稅偷逃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評價體系有問題。有人一方面為社會捐款捐物，另一方面又在大肆偷逃稅款。因為社會和個人似乎都認為捐贈比納稅更有價值和意義；另外社會不覺得偷稅可恥，別人也并不因此視你的誠信記錄不好，不與你交往，或與你斷絕交易。而在國外，只要你有偷逃稅行為，不但你在經(jīng)營上會因此受阻，而且你的行為會受到公眾的鄙視。這就是我們評價體系的偏差。

(四)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不對等

一是在納稅人中的工薪層與高收入階層間存在著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現(xiàn)象。雖然在理論上，稅法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事實上，以工薪為唯一生活來源的勞動者的稅負不輕，且在發(fā)放工薪時即通過本單位財務部門直接代扣代繳，稅款“無處可逃”；而高收入階層及富人卻可以通過稅前列支收入、股息和紅利、期權和股份的再分配、公款負擔個人高消費和買保險、現(xiàn)金交易等多種手段“合理避稅”。高收入者和富人占有的社會資源多，納稅反而更少，這種反差在社會上會形成一種不好的導向。二是在納稅人與政府的關系上，同樣存在著權力與義務的不對等。經(jīng)濟學把稅收理解成“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交易”，意思是說，政府收了稅，就必須為納稅人提供各種服務。如果交完稅之后，對怎么花這些稅款毫無發(fā)言權，甚至被貪官污吏們揮霍浪費時，納稅人也無權置喙，那么，不要說人們納稅的自覺性無法提高，連政府向民眾收稅的合法性都有問題。公民有交稅的義務，同時也有監(jiān)督政府如何使用這些稅款的權利；國家有收稅的特權，但也有為納稅人服務并接受監(jiān)督的義務。

此外，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的制約因素還有：財稅制度不完善和不配套；各部門、各行業(yè)、各單位的協(xié)助和配合不到位；全社會的關心和支持程度不夠；政府依法治稅的決心不夠等方面。

三、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徑

通過考察個人所得稅制度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借鑒美國等發(fā)達國家成熟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筆者認為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合理建構必須遵循國情循序漸進，同時堅持低稅負原則和有效運行原則，從以下幾個方面科學設計具體制度。

(一)繼續(xù)由分類所得稅制逐漸向綜合所得稅制過渡

借鑒美國及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應繼續(xù)由分類制向綜合制轉變。變按月按次分項計算納稅為按年收入綜合計算納稅。當然，我國的征管制度和水平尚不完全具備這種轉變的條件，可等待時機循序漸進分步到位。

(二)設置合理的稅率結構

首先，將現(xiàn)行的兩套稅率統(tǒng)一為超額累進稅率，平衡納稅人。其次，為簡化稅制，應縮減累進稅率檔次，可考慮將9檔降至3～5檔。再次，在條件成熟時，根據(jù)納稅人的家庭和婚姻狀況設計不同的超額累進稅率，鼓勵納稅人以家庭為單位計算申報納稅。

(三)規(guī)范扣除范圍和標準

首先，應按純收益原則，對為取得收入而支付的必要費用給予扣除。其次，對納稅人發(fā)生的特殊支出，如醫(yī)藥費、意外事故損失等，應允許實事求是地扣除。再次，確定個人生計費用扣除時，要考慮納稅人的婚姻、家庭照料人口等情況給予個人寬免扣除。

(四)擴大納稅人知情權，增強納稅意識

擴大納稅人的知情權，增加政府財政預算、財政開支的透明度，這樣做不僅征稅過程清楚，而且稅款流向也明白，可有效消除納稅人的納稅抵觸情緒，增強監(jiān)督的自覺性，也有利于對腐敗現(xiàn)象的遏制。

(五)加大對偷漏個人所得稅行為的查處、打擊力度，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全國應進行每年多次的個人所得稅的專項檢查，加強稅務部門與有關部門的密切配合；通過立法，賦予稅務機關一些特殊的權力，增強執(zhí)法的力度；加大對納稅人罰款的力度，參照一些國家的做法——不管納稅人偷多少稅，都罰其個傾家蕩產(chǎn)，并將其偷稅行為公之于眾，以做到“罰一儆百”，促使其他納稅人依法納稅。同時，對一些偷漏稅構成犯罪的納稅人，不能以罰代法，必須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以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個人所得稅稅收制度范文第2篇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制 預付稅款法 稅收指數(shù)化

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經(jīng)濟發(fā)展不平衡、收入來源多樣化、納稅人納稅意識薄弱等國情使得個人所得稅制的設置初衷與現(xiàn)實很不適應。因此，筆者從個人所得稅模式、稅率、稅基、征管等方面談談自己的觀點，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一、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現(xiàn)狀

我國從1980年開始征收個人所得稅，至今已有30年了。征收個人所得稅的目的一方面是增加財政收入，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調節(jié)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但是，發(fā)揮調節(jié)作用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總稅收收入的比重未達7%，占GDP的比重僅有1%左右。在美國，將近50%的工薪階層只承擔了聯(lián)邦所得稅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擔了個人所得稅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30%多，從而形成了“倒金字塔”的稅收負擔結構。而在我國，富人約占總人口的20%，但是他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還不到個人所得稅收入的10%，使得我國富人的稅負成為世界上最“輕”的稅負。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所得稅制度調節(jié)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并不明顯，其缺陷主要體現(xiàn)在稅制類型、稅率選擇、扣除額、課稅范圍以及征管力度上。

二、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的弊端

從世界范圍來看，個人所得稅有3種課稅模式：分類所得稅制、綜合所得稅制、混合所得稅制。分類所得稅制結構比較簡單，課稅所得范圍較小，一般采用課源法即源泉扣征，較適合于經(jīng)濟比較落后的國家在開征所得稅之初采用。綜合所得稅制和混合所得稅制課稅范圍較大，課稅技術較高，主要為西方發(fā)達國家所采用。綜合所得稅制主要采用申報法。分類綜合所得稅制由于先對所得分類征稅，然后再綜合各項所得，若達到一定標準，再課以累進稅率，往往并用幾種課征方法。從英、美法、德、日等國家看，個人所得稅制經(jīng)歷了從分類所得稅制向綜合所得稅制過渡的過程。

（一）課稅范圍狹窄

我國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采用分類所得稅制模式，它只對稅法上明確規(guī)定的所得分別課稅，而不是將個人的所有所得合并納稅。我國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由11項應稅所得組成，除此之外的其他所得概不征稅。這些應稅所得從形式上看包含現(xiàn)金、實物和有價證券。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個人收入日益多元化、復雜化，個人所得不僅包括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勞動性所得，而且利息、股息和紅利等資本性所得也漸漸成為居民個人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還有財產(chǎn)繼承所得、股票轉讓所得等。從所的形式來看，不僅有現(xiàn)金、實物和有價證券，還有減少債務和得到服務等多種形式。因此，11項所得和3種表現(xiàn)形式為征稅對象顯得過于狹窄，不僅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也不利于國家對人們收入水平的調節(jié)。

（二）稅負不甚公平

1.等額收入，稅額迥異。同一收入水平的個人引起收入來源渠道不同，使用的稅率不同，最終其稅負水平也不相同。如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居民甲和乙，每月收入均為2200元，其中，甲的收入額僅為工薪所得一項，乙的收入額由工薪1700元和有規(guī)律性的勞動報酬500元組成。按照現(xiàn)行所得稅制的規(guī)定，甲該月應納稅額為10元，乙該月不需要納稅。甲的收入只有工薪所得一項，并達到納稅標準；乙的收入由工薪所得和規(guī)律性勞務報酬所得兩項組成，兩項收入均未達到各自的納稅標準。假設乙居民的工薪所得不變，只有當其有規(guī)律性的勞務報酬為850元時，應納所得稅額為10元（（850-800）×20%），稅負恰好與甲相同，而此時乙的月收入總額為2550元。

2.稅率復雜，稅負不公。我國個人所得稅多種多樣的稅率形式不僅增加了稅制的復雜性，也損害了經(jīng)濟效率。具體表現(xiàn)在：第一，工資薪金所得適用9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達45%，在這種高邊際稅率，多檔次的累進稅率結構中某些級次的稅率形同虛設，并無實際意義；第二，工薪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同為納稅人的勞動報酬所得，但兩者適用的稅率形式和實際的稅收負擔卻存在較大的差別。由于勞務報酬所得的適用稅率為20%，且一次收入畸高時，還要實行加成征收，致使多數(shù)時候勞務報酬所得的稅負重于工薪所得；第三，個體工商戶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和對企事業(yè)單位的承包、承租經(jīng)營所得適用5級超額累進稅率，與其他各項應稅所得的稅率又不相同，不僅有違稅收公平原則，更增加了征管操作的復雜性。

3.費用減除標準不盡合理。首先，扣除標準的設計依據(jù)不充分。我國各項費用減除標準設計都是針對收入者個人而言，沒有充分考慮納稅人是否結婚，是否有贍養(yǎng)人口以及贍養(yǎng)人口的多少，是否有老人、殘疾人以及相關的醫(yī)療、教育和保險等費用，定額減除標準一經(jīng)確定就多年不變。例如，我國對工資薪金征收所得稅時，在實行定額扣除法中，國內人員每月的免稅扣除額是2000元人民幣，而外籍人員和在境外工作的中國公民個人每月的扣除額卻是4800元人民幣。這勢必存在三個問題：一是國內人員和外籍人員的費用扣除標準不統(tǒng)一，不符合稅收上關于國民待遇的公平原則；二是沒有根據(jù)不同開支情況來區(qū)別對待；三是沒有根據(jù)我國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適當提高扣除標準。其次，扣除方法不一致。關于費用扣除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按月扣除，如工資薪金所得，承包經(jīng)營、承租經(jīng)營所得，財產(chǎn)租賃所得，偶然所得等。兩種方法同時存在容易產(chǎn)生稅負不公的問題，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稅法規(guī)定只有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該項收入為一次，屬于同一類連續(xù)取得收入的，以一個月內取得的收入為一次。假設境內工作的某一居民甲一年中每月獲得800元得勞務報酬，其無需納稅；而另外一個在境內工作的居民乙在一個月內取得了9600元得一次性勞務報酬，其他月份沒有任何收入，則乙需要繳納1536元（9600×（1-20%）×20%）的稅款。雖然這兩個人的年收入相同，但乙的稅負遠遠大于甲的稅負，這種結果會引導納稅人分解收入，合法避稅。

（三）應稅所得額的確定滯后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我國居民的消費觀念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消費者的消費品選擇行為，如消費者對住房、汽車、家用電器、通信設備、旅游、教育等的消費偏好明顯增強，國家為刺激消費出臺了一些相關政策，使消費信貸進入千家萬戶。伴隨消費貸款的出現(xiàn)，個人的利息支出已成為必然。當納稅人獲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時，仍以每次收入額為應稅所得額，不準許扣除利息支出，納稅人有可能在沒有得到任何凈收入的情況下也要納稅，這顯然不是我國征收個人所得稅的初衷。

（四）宏觀調控能力弱，對經(jīng)濟變化的反映缺乏彈性

我國現(xiàn)行的個人所得稅制難以根據(jù)實際通貨膨脹來進行相應的指數(shù)化調整。因為對不同的所得項目采用的是不同的征稅標準，而不同的納稅人有不同的所得來源。這樣，即使對所有扣除項目進行指數(shù)化調整，也不可能消除因收入結構的差異而產(chǎn)生的稅負不均。

（五）稅收征管方法存在漏洞

我國個人所得稅采用源泉扣繳和自行申報兩種方法。由支付所得的單位或個人代扣代繳，此方法在實際操作中沒有得到嚴格執(zhí)行，代扣代繳義務人的法律責任不明確，難以對員工的各種所得項目實行源泉控制，導致大量稅款流失。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由于國家尚無可操作的個人收入申報法規(guī)和個人財產(chǎn)登記制度，銀行現(xiàn)金管理控制不嚴，社會上大量的收付行為通過現(xiàn)金形式實現(xiàn)，導致人們的收入除了工資薪金可以監(jiān)控以外，其他收入基本處于失控狀態(tài)。此外，個體工商戶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的應納稅款按年計征，分月預繳，年終匯算清繳，實際上個體工商戶基本上無賬可查，對其所適用的稅種和稅率在征收中難以劃清，難以操作。

三、完善個人所得稅的對策

（一）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型稅制結構

從稅制模式上看，最能體現(xiàn)“量能負擔”征稅原則的應是綜合課稅制。但考慮到我國目前納稅人的納稅意識、稅務機關的征管能力和征管手段等與發(fā)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所以，分類綜合所得稅制應是我國現(xiàn)階段個人所得稅制的較好選擇。實行分類綜合所得稅制，對某些應稅所得如工薪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等實行綜合征收，采用統(tǒng)一的費用扣除標準和稅率。對其他的應稅所得分類征收，或者對部分所得先分類征收，再在年終時把這些已稅所得與其他應稅所得匯總計算，凡全年所得額超過一定限額以上的，即按規(guī)定的累進稅率計算全年應納所得稅額，并對已經(jīng)繳納的分類所得稅額準予在全年應納所得稅額內抵扣。此種征稅制度，兼有分類所得稅制與綜合所得稅制之長，既能覆蓋所有個人收入，避免分類所得稅可能出現(xiàn)的漏洞，也比較符合我國目前的征管水平。

（二）合理調整應稅所得額

隨著住房分配制度、醫(y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納稅人用于住房、醫(yī)療及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會明顯增加。因此，個人所得稅法應在這些方面作出調整，尤其是要增加對子女教育費的特別扣除和對納稅人購買住房等財產(chǎn)所支付的利息費用的特別扣除。如為適應住房制度的改革，廣泛發(fā)展消費信貸，促進居民消費，個人所得稅法應對利息、股息、紅利所得項目的應納稅額進行調整。調整后的應納稅額為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與允許扣除的借款利息支出的差額。允許扣除的借款利息支出是指納稅人從金融機構取得貸款用于購買住房、汽車、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所發(fā)生的利息支出。若是向非金融機構借款，如納稅人之間的相互拆借，其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機構同類、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數(shù)額以內的部分準予扣除。有效調節(jié)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的應納稅所得額,既容易被納稅人接受，又可以鼓勵其借款消費，拉動有效需求。

（三）合理調整稅率結構

1.適當修改稅率。我國應順應世界稅制改革“低稅率、寬稅基”及稅制簡便的浪潮，在統(tǒng)一各類應稅所得適用稅率的基礎上，減少稅率級次，降低邊際稅率，以減少稅制的復雜性和納稅人偷漏稅的可能性。參考美國及世界其他各國的所得稅稅率，同時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勞動所得和經(jīng)營所得應采用相同的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級次可削減為3-4級，最多不超過5級，最高邊際稅率也應向下做適當?shù)恼{整。

2.施行稅收指數(shù)化調整。通貨膨脹對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扭曲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虛構性收入問題，即在通貨膨脹時期納稅者所得到的收入事實上并不反映其實際購買力水平；二是收入級別的自然提高問題，即由于通貨膨脹多導致的納稅人名義收入的增加會使納稅者自然的進入較高的收入級別，從而受制于較高的邊際稅率。通貨膨脹的這兩種扭曲無疑給個人所得稅造成制度上的不公平。為了消除這種不公平的影響，自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各發(fā)達國家都普遍采用了“稅收指數(shù)化”形式,將通貨膨脹因素從現(xiàn)行稅制中剔除出來,其重點放在稅率結構和稅負減免兩方面。對稅率結構的指數(shù)化而言，各國一般都根據(jù)“消費物價指數(shù)”對所有收入級別實行指數(shù)化調整；對稅負減免而言，各種的普遍做法是對納稅人扣除等實行指數(shù)化，并對受通貨膨脹影響較大的生計扣除予以相應調整。

（三）實行預付稅款的方法

預付稅款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預扣式，另一種是預估式。我國主要采用預扣形式。對有扣繳義務人的應稅所得，將現(xiàn)行按月按次申報的方法，改為逐月或逐筆預扣，年度終了時雙方分別向稅務主管機關申報個人所得以及個人所得稅的納稅情況，清算后多退少補。這種方法使得個人所得的支付方和收入方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制約的科學機制，一旦雙方申報的數(shù)額相差較大時，就能夠及時發(fā)現(xiàn)問題，防止稅款的流失。同時，采用預扣方式，在納稅人得到其收入的時候，已由支付方按照一定標準扣掉所得稅部分，一邊取得收入，一邊繳納稅款，使納稅意識相對薄弱的納稅人不得不按時繳納稅款，也可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及時、完整地入庫。

（四）建立高效的征管與監(jiān)督體系

1.有效控制個人收入源泉，從根源上堵塞偷逃稅漏洞。首先要限制或縮小現(xiàn)金支付的范圍，然后由金融機構進行身份控制。在實名存款的基礎上，借鑒國外經(jīng)驗，實行納稅人編碼制度，為每個納稅人指定一個終身不變的專用號碼用于參加保險、銀行存款、就業(yè)任職及申報納稅，并利用網(wǎng)絡統(tǒng)一管理，便于稅務機關高效控制稅源。

2.實行一卡通。隨著人們生活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與完善，建立“一卡通”系統(tǒng)，將居民的各種收入全部以數(shù)字的形式反映到卡上，施行“收入上卡、購物打卡”的政策，完全掌握所有往來款項，不僅可以解決收入多樣化帶來的偷稅漏稅等問題，更方便于稅收的集中控制，還可以節(jié)約個人所得在稅征收管理中的人力物力財力，提高稅收征管效率。

3.加強監(jiān)管，嚴查嚴處。偷稅漏稅行為嚴重地干擾了稅收的公平性，應該從經(jīng)濟與法律兩方面加大對偷稅漏稅的處罰力度。對于偷稅漏稅者給予嚴厲的經(jīng)濟處罰，對情節(jié)嚴重的，造成較大影響的偷稅漏稅行為予以法律制裁。同時，要提高執(zhí)法者的綜合素質，在執(zhí)法部門中開展思想、業(yè)務等方面的學習與培訓，培養(yǎng)出一大批忠于職守、業(yè)務嫻熟的稅務人員。

參考文獻：

[1]崔海霞.美國個人所得稅制對我國個稅改革的啟示[J].

商業(yè)時代，2023（17）．

[2]李敏.我國個人所得稅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思路[J].大眾商

務，2023（1）．

[3]李龍.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值得思考[J].東方企業(yè)文化，

2023（2）．

[4]孫文俊.個人所得稅稅制模式之完善[J].金融經(jīng)濟．

個人所得稅稅收制度范文第3篇

關鍵詞:稅收公平;個人所得稅;分類稅制模式;混合稅制模式;調節(jié)功能;公平分配

一、引言

近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公平問題,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強調“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加大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力度”。然而,由于轉型期的一些制度不完善,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的“紅線”。從基尼系數(shù)看,我國自2000年起就已越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已達到0.47。從最高與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看,我國最高收入10%人群與最低收入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至2007年的23倍。當前,如果我國不盡快遏制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加劇的勢頭,則可能會危及經(jīng)濟社會的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甚至出現(xiàn)社會動蕩。因此,必須采取各種切實有效的措施,特別是要充分發(fā)揮個人所得稅調節(jié)收入公平分配的獨特功能,逐步縮小貧富差距,實現(xiàn)社會公平目標。

個人所得稅調節(jié)功能的發(fā)揮程度,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稅制本身的公平性。所謂稅收公平,是指國家征稅要使各納稅人承受的負擔與其經(jīng)濟狀況相適應,并使各納稅人之間的負擔水平保持均衡。一般說,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稅收橫向公平。即納稅能力相同者應繳納相同的稅。二是稅收縱向公平。即納稅能力不相同者應繳納不同的稅。稅收公平與否,不僅直接影響到各經(jīng)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和收入公平分配,而且也是保證稅收制度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所以,長期以來,公平原則已成為各國稅制建立的基本原則。然而,由于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在稅制模式、稅率結構、費用扣除等方面的缺陷,導致其本身公平缺失非常嚴重,根本無法承擔起遏制貧富差距擴大和公平收入分配的重任。正如著名經(jīng)濟學家張曙光所言:“個稅沒有體現(xiàn)公平,只是增加政府收人”。因此,依據(jù)稅收公平原則,對個人所得稅制進行全面改革,將是勢在必行。

二、相關

從稅收公平角度研究個人所得稅制改革的文獻已有很多,其主要觀點可分為兩大類。一是主張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稅制模式。這是十六屆三中全會就已明確提出的稅制改革目標,也是近年來大多數(shù)學者的觀點。如,岳樹民(2004)認為,應通過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課征制、調整稅率設計、調整勞務報酬和稿酬等收入的稅前扣除等措施,以體現(xiàn)個人所得稅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徐蓉(2005)認為,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法在橫向公平、縱向公平和社會公平方面存在問題,難以體現(xiàn)稅收公平,并建議采用分類綜合所得稅制、減少超額累進稅率檔次、提高法定費用扣除標準等。楊衛(wèi)華(2006)指出,現(xiàn)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應以實現(xiàn)公平為主要目標,但現(xiàn)行“個稅”的目標欠明確,制度不健全。因此,必須調整“個稅”制度,包括實行分類綜合所得稅制、合理設計稅率、適時調整費用扣除標準等措施,實現(xiàn)公平目標。董洪(2008)分析認為,由于實行分類所得稅制、稅率設計不合理、費用扣除標準有失公平、稅收征管效率低下等因素,導致個人所得稅制在公平方面的扭曲。他建議,實行綜合為主、分類為輔的課征制,適當降低邊際稅率和減少累進檔次,合理設計扣除費用,建立嚴密有效的征管機制。劉春明(2023)也認為,由于分類征收制、稅率設計不完善、費用扣除標準不合理等因素,導致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稅制要素缺乏公平,并建議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征收制,合理調整超額累進稅率和確定費用扣除標準。二是主張實行綜合稅制模式。如,崔治文和杜延軍(2005)認為,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無法衡量納稅人的納稅能力,稅負水平和生計費用扣除存在不公平性。所以,應逐步改為以家庭為納稅人和以個人為納稅人的綜合個人所得稅征收模式,根據(jù)家庭結構確定生計費用,并適當調整稅率。高鳳勤(2023)也認為,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由于分類課征模式、稅率設計不當、費用扣除標準和征管模式不合理等弊端,導致其逆向調節(jié)作用明顯,難以實現(xiàn)分配正義目標。所以,應當構建交叉型課稅模式(接近于綜合型課稅模式),以消除分類課征的弊端。

以上的研究成果對于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的改革和完善,均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然而,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提出的改革建議大都只是原則性的,非常籠統(tǒng),可操作性不強。所以,本文將從稅收公平的角度。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改革進行深入的探討。

三、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制的公平缺失分析

現(xiàn)行

個人所得稅制是在1994年稅改時建立起來的。經(jīng)過十幾年的不斷發(fā)展,個人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入和調節(jié)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已從1994年的1.4%快速提高到2009年的6.8%,成為我國稅收體系中的第四大稅種。通過2006年1月1日和2008年3月1日兩次調高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前者是從800元調高至1600元,后者是從1600元調高至2000元),我國個人所得稅在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改善其收入的65%來自于工薪階層的不公平狀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公平缺失的嚴重性,導致這種小的“修補”改革根本無法有效“撬動”個人所得稅調節(jié)收入公平分配的功能。

(一)分類稅制模式導致個人所得稅的“先天性”公平缺失,難以有效發(fā)揮其調節(jié)收入公平分配功能

我國個人所得稅自1994年開征以來就是實行分類稅制模式。這種模式與我國當時的特殊國情是相吻合的,主要表現(xiàn)在公民納稅觀念相當?shù)�薄、收入渠道較為單一、征管手段非常落后等。但是,隨著十幾年的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和分配制度的調整,我國個人收入的來源和結構均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在高收入群體的收入來源中,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多數(shù)占其總收入的一半左右,甚至更低;而其他收入如經(jīng)營性收入、財產(chǎn)性收入、第二第三職業(yè)收入等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在收入渠道多元化的情況下,分類稅制模式無法對個人的全部或主要收入適用超額累進稅率進行綜合課征,從而導致個人所得稅的橫向與縱向“雙向”公平缺失,難以有效發(fā)揮調節(jié)收入公平分配功能,甚至出現(xiàn)逆向調節(jié)作用。

1　個人所得稅的橫向公平缺失分析

在分項征稅條件下,由于應稅所得項目的來源不同、取得所得的次數(shù)不同,即使納稅人取得相同收入,也會導致納稅人之間的稅負嚴重不平,違背了稅收橫向公平原則。如,假定甲、乙、丙、丁四人的全年所得額均為12萬元,但其所得項目類別有差異(如表1)。從表中看出,盡管四個納稅人的

全年所得額完全相同,但他們所承擔的所得稅負卻有天壤之別。其中,乙的所得來源相對分散,既有工薪所得,又有勞務報酬所得,稅負最輕,而丁的所得為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其稅負最重,分別比甲、乙、丙多繳稅額為5850元、7050元和1350元。然而,在綜合稅制或混合稅制模式下,四個納稅人的應納稅額往往是相同的�？梢�,現(xiàn)行稅制模式有悖于稅收橫向公平原則,使個人所得稅公平收入分配作用失效。

2　個人所得稅的縱向公平缺失分析

在分項征稅條件下,由于應稅所得項目的來源不同、取得所得的次數(shù)不同,還可能會導致個人所得稅的縱向公平缺失,對納稅人的收入分配產(chǎn)生逆向調節(jié)作用。如,假定甲只有勞務報酬收入,全年取得收入共20次,每次收入均為2000元,全年收入為40000元;乙只有工薪收入,每月工薪收入4500元,全年工薪收入54-000元。此時,甲全年應納個人所得稅額為4800元,而乙全年應納稅額僅為3000元,比甲少納稅1800元。顯然,分類稅制模式不利于貫徹“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稅收公平原則,甚至使公平收入分配程度惡化。

(二)費用扣除制度欠合理,難以體現(xiàn)量能負擔原則

費用扣除制度的合理化,不僅可以體現(xiàn)量能負擔原則,而且能夠鼬突稅收的人文關懷精神�，F(xiàn)行個

人所得稅是采用分次分項的定額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結合的費用扣除制度。這種做法雖簡便易行,特別是1994年稅改初期,在稅收征管手段比較落后,不能對稅源進行有效監(jiān)控的情況下,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但是,這種過于簡化的費用扣除制度存在明顯的不合理性。

1　“一刀切”的費用扣除制度不能充分體現(xiàn)量能負擔原則

目前我國的費用扣除制度沒有考慮納稅人贍養(yǎng)家庭人口多寡、健康狀況、小孩和老人等因素,而是采用“一刀切”的費用扣除標準,根本無法體現(xiàn)量能負擔原則。如,假定甲和乙兩個納稅人取得的收人數(shù)量、性質等條件完全相同,惟一不同的是兩人的家庭狀況。甲是四口之家的惟一勞動力,需供養(yǎng)老人、妻子和小孩;乙是三口之家的主要勞動力,妻子有一定的收入,兩人共同供養(yǎng)小孩。在現(xiàn)行的費用扣除制度下,甲、乙兩人的費用扣除額和應納稅額均完全相同,但是,他們的實際納稅能力卻有較大的差別,乙的納稅能力要比甲大得多。此外,在分次分項扣除費用的情況下,很容易誘發(fā)納稅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等違法行為。如,假定甲、乙、丙三個納稅人取得勞務報酬所得均為6000元,同時,假定甲為一次性收入;乙為兩次收入或能通過不法手段將其一次性所得“分解”為兩次所得,即4000元和2000元;丙為三次收入或能通過不法手段將其“分解”為三次所得,即3000元、2000元和1000元(如表2)。按稅法規(guī)定,甲可按20%的比率扣除費用1200元,應納稅額為960元;乙可定額

扣除費用和應納稅額分別為1600元、880元;丙可定額扣除費用和應納稅額分別為2400元、720元�？梢�,三個納稅人的所得總額及性質均完全相同,僅僅因取得收入的次數(shù)不同而導致稅負相差較大。這顯然嚴重違背了稅收公平原則,也很容易引誘納稅人違法犯罪。

2　部分應稅所得項目的費用扣除標準偏低

在2006年和2008年兩次調高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之后,我國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嚴重偏低的不合理狀況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改善。然而,由于其他所得項目如勞務報酬所得的費用扣除標準在近十幾年來均未作任何調整,結果又導致工薪所得與其他所得之間的稅負嚴重不公。如,假定甲、乙兩個納稅人每月的收入均為5000元,但是,前者收入為工薪所得,后者為一次性勞務報酬所得。根據(jù)稅法規(guī)定,甲每月應納稅額325元,乙每月應納稅額800元,乙每月比甲多繳納所得稅475元�？梢�,同屬于勤勞所得的兩個納稅人之間的稅負嚴重不公,加劇了收入分配矛盾。

(三)稅率結構設計不合理,導致部分應稅所得項目之間的稅負嚴重不公

1　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的稅負明顯高于工薪所得稅負

在現(xiàn)行的稅率結構中,個體工商戶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和對企事業(yè)單位的承包經(jīng)營、承租經(jīng)營所得(包括個人獨資企業(yè)和合伙企業(yè)的所得)是適用5%-35%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而工薪所得適用5%-45%的9級超額累進稅率。雖然后者的最高邊際稅率45%遠高于前者35%,但實際上,前者的稅負往往要遠高于后者。如,對全年工薪所得為96000元(平均每月所得為8000元)的多數(shù)中產(chǎn)收入階層來說,其年納稅額為9900元,適用最高稅率為20%;而對全年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為96000元的個體工商戶來說,其年納稅額(費用扣除按表1中的方法)為13410元,適用最高稅率為35%�？梢钥闯�,個體工商戶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比工薪所得多繳納稅額3510元,適用的最高邊際稅率比工薪所得高出15%。實際上,現(xiàn)行企業(yè)所得稅對年應納稅所得額為960000元的居民企業(yè)也只適用25%的基本稅率�？梢�,這種不合理的稅率結構導致納稅人之間的稅負嚴重不公,具有明顯的歧視“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之嫌,與當前我國鼓勵“全民創(chuàng)業(yè)”的政策相悖。

2　勤勞所得的稅負有時會遠高于非勤勞所得的稅負

現(xiàn)行稅法對工薪所得和各類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都是采用超額累進稅率,對勞務報酬所得還有加成征稅規(guī)定,但對利息、股息、紅利、中獎等所得則實行20%的比例稅率。在這種稅率結構下,可能會造成勤勞所得的稅負要遠高于資本性收入或偶然所得的不合理狀況,出現(xiàn)一種逆向調節(jié)作用。如某個人在購買時中獎500萬元,其所得適用20%的比例稅率,應納稅額100萬元,而具有相同所得(指全年所得)的個體工商戶或取得工薪的納稅人,則適用的最高邊際稅率分別為35%和45%,應納稅額分別為147.235萬元和205.47萬元�？梢�,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和工薪所得適用的最高邊際稅率分別比中獎所得高出15%和25%,應納稅額分別達到中獎所得者的1.47倍和2.05倍。這種勤勞所得的稅負要遠高于非勤勞所得稅負的不合理稅率結構,從根本上違背了稅收立法精神。

(四)稅收征管不力,導致個人所得稅公平缺失加重

1　沒有真正將自行申報納稅和代扣代繳制度落到實處

現(xiàn)行稅法并沒有強制要求所有納稅人都必須自行申報納稅,所以,主動申報納稅的個人非常少。而且,即使主動申報,其納稅申報質量也不高,瞞報、不報的情況相當普遍。對于代扣代繳制度,盡管1995年國家稅務總局下發(fā)了《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暫行辦法》,但作為一個部門性稅收規(guī)章,其法律效力較低,加之對代扣代繳義務人所承擔的法律責任規(guī)定不夠明確,導致部分代扣代繳單位的領導不夠重視,一些應稅項目的代扣代繳責任難以落實,故意漏扣漏繳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這樣,必然會造成納稅人之間的稅負不公平。

2　未建立起嚴密的個人收入監(jiān)控體系

近年來,稅務部門逐步加強了對高收入群體的重點稅源管理,推行了全員全額管理辦法,初步建立了納稅人與扣繳義務人向稅務機關雙向申報制度。但是,這與嚴密的個人收入監(jiān)控體系建設還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國個人收入財產(chǎn)登記制度仍未建立,許多交易活動都是通過現(xiàn)金形式實現(xiàn),特別是

銀行、工商、海關、房產(chǎn)等相關部門都沒有與稅務部門形成計算機聯(lián)網(wǎng),甚至國稅與地稅部門之間都沒有實現(xiàn)計算機聯(lián)網(wǎng)。所以,稅務部門根本不可能完整、準確地掌握納稅人的收入和財產(chǎn)信息,使許多收入渠道廣、隱性收入多的高收入者偷逃稅現(xiàn)象難以得到有效控制。這部分偷逃掉的大量稅款成為許多非工薪高收入者暴富的一個重要原因。相反,工薪階層的工資單比較透明,應納稅款一般由所在單位代扣代繳,結果造成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主要管住了工薪階層,個人所得

稅調節(jié)貧富差距作用沒有得到有效發(fā)揮,甚至還起到了逆向調節(jié)作用。

3　對偷逃個人所得稅行為的處罰不力

近年來,我國加強了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對偷逃稅的個別典型“明星”、“大腕”進行了打擊,使一些高收入者的偷逃稅行為有所收斂。但是,可以看到,真正受到嚴厲查處的高收入者寥寥無幾。因為,需要繳納較高個人所得稅的高收入納稅人,一般都是具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各種“名人”、“權貴”,稅務部門在查出他們偷逃稅時大多只是要求補繳稅款,很少會采取嚴厲處罰措施,有時甚至“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事。這也使得一些高收入者認為偷稅被查出后頂多是再補繳稅款,不會有其他更多的麻煩,從而造成偷逃稅現(xiàn)象難以得到有效抑制。

四、依公平原則改革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的構想

在借鑒國際經(jīng)驗和立足國情的基礎上,依據(jù)稅收公平原則,按照“轉變模式、調整稅率、規(guī)范扣除、強化征管”的思路,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進行全面性改革,提高其公平性,充分發(fā)揮其調節(jié)功能,實現(xiàn)社會公平目標。

(一)轉變稅制模式,消除“先天性”公平缺失

在國際上,個人所得稅的稅制模式分為三種類型,即綜合稅制模式、分類稅制模式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模式(又稱混合稅制模式)。這三種模式各有優(yōu)缺點,綜合稅制模式最具有公平稅負的優(yōu)勢,但對相關征管條件和配套措施的要求很高;分類稅制模式的公平性最差,但對征管約束條件相對寬松些;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模式能較好地兼具前兩者的優(yōu)點,既能在較大程度上體現(xiàn)稅收公平原則,又能適應稅收征管和配套約束條件不是很完備的稅收環(huán)境。目前,除少數(shù)發(fā)達國家采用綜合所得稅制和少數(shù)發(fā)展中國家采用分類所得稅制外,大多數(shù)國家都是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模式。

從現(xiàn)實國情看,經(jīng)過十幾年的個人所得稅實踐,我國很多公民的納稅觀念得到明顯增強,稅收征管現(xiàn)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銀行存款、房地產(chǎn)、汽車等實名登記制基本建立,個人(特別是高收入群體)收入監(jiān)控體系初步建立。因此,當前我國應盡快為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創(chuàng)造征管條件。實際上,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就已提出“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這一改革目標。主要建議是:(1)對個人取得的普遍性、經(jīng)常性所得實行綜合征收辦法,即將納稅人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1年)的各種經(jīng)常性所得,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生產(chǎn)經(jīng)營性收入、財產(chǎn)租賃和財產(chǎn)轉讓所得等進行加總,減去法定減免額和其他扣除項目金額,就其余額按超額累進稅率征收,以調節(jié)收入分配差距。(2)對個人取得的一次性、偶然性所得實行分類征收辦法,即將個人的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偶然所得等,繼續(xù)實行分類征收辦法。

(二)調整稅率結構,實現(xiàn)稅收公平與效率的統(tǒng)一

稅率結構設計的科學合理,是實現(xiàn)個人所得稅公平與效率相統(tǒng)一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從國外個人所得稅制的發(fā)展趨勢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國紛紛按照“降低稅率、簡化稅制、擴大稅基”的原則進行稅制改革,主要內容就是降低稅率,減少累進檔次。在對個人的綜合所得進行課稅時,各國采用的累進稅率檔次一般

不超過6級,多數(shù)國家采用4級稅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一般在35%至50%之間(如表3)。

根據(jù)我國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的稅率結構、稅負水平狀況及改革的政策目標,建議改革后的個人綜合課征所得采用5%一40%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如表4)。與現(xiàn)行工薪所得累進稅率相比,改革后的綜合所得累進稅率有四個主要變化: (1)將原5%～45%的9級超額累進稅率簡化為5%～40%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減少了4個稅率檔次,降低了最高邊際稅率,有利于提高稅收效率。(2)將原適用5%低稅率的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6000元大幅提高至24000元,壯大了適用5%低稅率的低收入群體。(3)大幅度降低了中等收入群體所得額在60000元至120000元之間的稅負水平(即由原邊際稅率20%降低至10%),有利于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收人。(4)適當降低了所得額在120萬元以上部分的最高邊際稅率(即由原45%降低至40%),這有利于調動最高收入群體進一步發(fā)展生產(chǎn)和擴大投資的積極性,有利于提高經(jīng)濟效率�？傊�,改革后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結構和稅負水平更趨公平合理,有利于充分發(fā)揮其調節(jié)功能,促進社會公平。同時,稅率結構大大簡化,有利于提高稅收效率。

對于實行分類課征的各項所得,建議繼續(xù)實行20%的比例稅率。但是,為鼓勵勤勞致富,抑制少數(shù)社會成員想“一夜暴富”的投機心態(tài),對偶然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應實行加成征收。具體建議是:對偶然所得的應納稅所得額超過50萬元至100萬元的部分,依照規(guī)定計算應納稅額后再按應納稅額加征五成;超過1

00萬元的部分,加征十成。所以,偶然所得實際上適用20%、30%、40%的3級超額累進稅率(如表5),基本上是與改革后綜合所得稅率表(見表4)的第3至第5級稅率相對應。這樣,偶然所得與各類勤勞所得之間的稅負趨于公平,有利于發(fā)揮個人所得稅調節(jié)功能。

(三)規(guī)范費用扣除項目,體現(xiàn)量能負擔原則

目前我國采用“一刀切”的費用扣除制度,沒有充分考慮納稅人的家庭狀況、健康狀況等因素,根本無法體現(xiàn)量能負擔原則。在轉變稅制模式后,應借鑒發(fā)達國家的成功經(jīng)驗,科學合理地設計費用扣除項目與扣除標準。主要思路如下:(1)對于個人綜合課征所得項目,其費用扣除應包括兩大類:第一類為成本費用扣除項目,即納稅人為獲取收入而必須支付的直接有關的成本費用。各類所得項目的成本費用扣除方法如表6所示。第二類為生計費用扣除項目,即納稅人用于維持本人及家庭成員基本生活的各種費用。為操作簡便且又體現(xiàn)量能負擔原則,建議目前只考慮五種生計扣除,即基礎扣除、配偶扣除、撫養(yǎng)扣除、特殊扣除和附加扣除,如表7所示。同時,為保證稅收公平,建議全國實行統(tǒng)一的生計費用扣除標準。在稅制運行一定時期后,視情況是否增加個人保險支出、醫(yī)療支出、家庭教育支出等費用扣除項目,以及基礎扣除費用是否引進稅收指數(shù)化方案等。(2)對于個人分類課征所得項目,其費用扣除標準可繼續(xù)按現(xiàn)行稅法規(guī)定執(zhí)行。

(四)強化稅收征管,實現(xiàn)稅收管理公平

1　完善征管制度,實行代扣代繳和自行申報納稅并重的征管方式

進一步完善包括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自行申報納稅等征管制度,明確代扣代繳單位的主要負責 人、財務部門負責人等有關人員的義務及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并提高征管制度的法律層次,增強其權威性,使代扣代繳和自行申報納稅落到實處。同時,為保證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所得稅制順利實施,不斷增強公民自行申報納稅意識,減少國家稅收流失,除應繼續(xù)重視代扣代繳的征管方式外,還應重視和加強對個人自行申報納稅的管理,實行代扣代繳和自行申報納稅并重的征管辦法。具體說,對于個人綜合課征所得項目,采取每月(或每次)按預扣率預扣預繳、年終自行申報、匯算清繳、多退少補的征管辦法;對于個人分類課征所得項目,采取每次按稅率代扣代繳和年終自行申報的征管辦法。

2　盡快建立嚴密的個人收入監(jiān)控體系

稅務部門應充分利用現(xiàn)代化征管手段,盡快建立嚴密的個人收入監(jiān)控體系。這是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所得稅制的關鍵環(huán)節(jié)。 (1)加快建立健全所有個人,特別是高收入行業(yè)和高收入群體的納稅檔案建設步伐,強化納稅人稅務登記號管理。可借鑒國外經(jīng)驗,以居民身份證號碼或個人納稅編碼為標識,按照“全國統(tǒng)一,一人一號”的原則,歸集所有個人的基礎信息、收入及納稅信息。稅務機關根據(jù)所掌握的涉稅信息,定期對代扣代繳義務人的扣繳申報情況和個人自行納稅申報的情況進行交叉稽核、分析評估。(2)盡快建立個人財產(chǎn)登記制度。將納稅人的財產(chǎn)、收入顯性化,為稅務機關掌握個人財產(chǎn)和收入信息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3)加快稅務部門與海關、銀行、工商、出入境管理、公檢法等部門之間的計算機聯(lián)網(wǎng),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xié)作和資源共享。(4)通過銀行管理體制改革,大力推進個人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強化現(xiàn)金管理,從資金流上掌握稅源變動情況。(5)應充分發(fā)揮新聞媒體、中介機構的監(jiān)督作用,減少偷逃稅現(xiàn)象。

3　建立個人誠信納稅檔案,嚴厲懲處偷逃稅行為

在大力做好稅法宣傳的基礎上,應建立個人誠信納稅檔案。這既可為稅收監(jiān)控提供重要信息,又可為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提供可靠依據(jù)。同時,應加強稅務部門與工商、銀行、公檢法等部門之間的密切配合,加大對偷逃稅行為以及不依法代扣代繳單位和個人的稽查與處罰力度,增強公民自覺依法納稅意識,樹立“納稅光榮、偷稅可恥”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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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華社調研小分隊,中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n],經(jīng)濟參考報,2023-05-10。

孫尚清,商務國際慣例總覽(財政稅收卷)[m],北京:中國發(fā)展出版社,1994:382。

王擎,張曙光:個稅改革沒有體現(xiàn)公平只是增加政府收入[m],中華工商時報,2005-10-28。

岳樹民,我國個人所得稅制改革中的公平問題[j],涉外稅務,2004,(7):10-13。

徐蓉,個人所得稅法應充分體現(xiàn)稅收公乎——對《個人所得稅法》修改的建議[j],西南民族大學{科版),2005,(4):171-174。

楊衛(wèi)華,實現(xiàn)公平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的主要目標[eb/ol],中國稅務學會網(wǎng),2006-08-17。

董洪,基于稅收公平原則探討個人所得稅制的完善[j],現(xiàn)代商業(yè),2008,(14):144-145。

劉春明,基于公平視角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探析[j],特區(qū)經(jīng)濟,2023,(4):136-137。

崔治文,杜延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的社會公平考量[j],財政研究,2005,(12):11-13。

[10]高鳳勤,論基于分配正義視角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j]、地方財政研究,2023,(6):18-22。

個人所得稅稅收制度范文第4篇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比例稅率；稅收征管

個人所得稅自1799年誕生至今，已經(jīng)歷了兩百多年的發(fā)展。在長期的實踐中，發(fā)達國家逐漸豐富和完善了個人所得稅制度。美、日兩國的個人所得稅在稅法的完備性、稅率結構的嚴謹性、征管稽查的嚴密性以及公民的整體納稅意識方面一直處于國際領先地位。我國個人所得稅開始于改革開放的初期，經(jīng)過不斷的變更和調整，起步較晚，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本文針對美、日兩國的個稅稅制現(xiàn)狀，對美、日兩國的在稅制模式、扣除范圍、稅率結構、征管制度方面定性比較分析，探討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啟示。

一、稅制模式的差異

按征收方式不同，當今世界各國的個人所得稅可分為綜合所得稅、分類所得稅和分類綜合所得稅三種類型。

（1）綜合個人所得稅制

綜合個人所得稅制，即綜合個人全年的各種所得，減去法定扣除額后，再按統(tǒng)一的累進稅率課征的稅制。美國是典型的綜合稅制國家，它以綜合收入為課稅基礎，以家庭為基本納稅單位，實行自行申報。由于綜合稅制的計稅標準寬，能夠較充分反映納稅人的綜合負稅能力，將個人經(jīng)濟情況和家庭負擔納入考慮范圍，體現(xiàn)了稅收公平的原則。[1]

（2）分類個人所得稅制

分類個人所得稅制，即對個人所得的來源進行分類，對不同性質的所得采取不同的稅率，然后每類征收其相應的個人所得稅。我國個人所得稅采用典型的分類所得稅制，我國將所得分為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等十一類所得，然后分項按照相應的扣除方式和稅率進行課稅。但我國的分類稅制有不當之處，即個人收入所得歸屬不同的類別或同種類別所得會有不同次數(shù)的收入，都對稅率、扣除額產(chǎn)生影響，使得負稅程度有所不同。這將大大影響了個稅的調控水平，也有失公平原則。[2]

（3）混合所得稅制

混合所得稅制是分類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的綜合。先按納稅人的各項的所得分類進行課稅，然后再綜合其全年各種所得，如果達到一定數(shù)額標準，將使用綜合所得稅稅制來課稅。例如，日本對不動產(chǎn)所得、工薪收入、經(jīng)營利潤、臨時所得等按綜合稅制征收；對退休金、林業(yè)收人按分類稅制征收。a[3]

二、法定費用扣除

個人所得稅的扣除額關到系個人所得稅的稅制能否公平實施。從西方國家的稅收實踐來看，為保證個稅的公平原則，在征收所得稅之前，各國對個人所得稅的法定扣除都有不同的規(guī)定。

美國采取分項扣除方式，對各項所得直接有關的費用進行充分考慮。為避免通貨膨脹對個人生計的影響，對生計費用采取指數(shù)化的辦法。美國實行“寬免額分段扣減法”，對高低收入者有相應扣除，即收入所得越高，起征點越低，收入越低，起征點越高。[4]這種分項扣除的方式充分體現(xiàn)了按能力納稅的原則，也助于調控收入水平的差距。

日本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他們根據(jù)不同家庭負擔，將各項扣除額進行累加，然后確定起征點。為平衡每個家庭的納稅能力，政府規(guī)定：家庭的人口越多，享受的免稅扣除額越多，個稅起征點也越高。在扣除項目分類方面，其各項分類詳細，主要包括基礎免稅、社會保險費、撫養(yǎng)免稅、配偶免稅、特定撫養(yǎng)免稅等。b[5]

我國采用定額扣除與定率扣除相結合的綜合方法，計算方法相對簡單，但在納稅人消費能力和家庭狀況等方面的差異性仍欠考慮。我國以固定數(shù)額作為費用扣除標準，未能與物價指數(shù)掛鉤，往往使納稅人的稅負在通貨膨脹時明顯加重。[6]

三、稅率結構

一般說來，采用綜合稅制的國家，采用超額累進稅率。采用分類稅制的國家則累進稅率與比例稅率并行；而采用混合稅制的國家，分類課稅部分采用比例稅率，綜合課稅部分采用超額累進稅率。c[7]

美國采用超額累進稅率結構，稅率分為六項不同的等級：10%、15%、25%、28%、33%和35%。并在此基礎上分為已婚聯(lián)合申報、已婚分別申報、單身和戶主四種申報方式。規(guī)定其對納稅人的全部應稅所得按不同申報方式設定級距。這樣，同樣個人收入的納稅人采用不同的申報方式，其應稅區(qū)間、稅率都有所不同(比如，10萬美元的個人按單身申報方式稅率為28%，按已婚聯(lián)合申報方式稅率為25%)。[8]這種多方面的稅率結構不僅豐富了其稅制結構，而且體現(xiàn)了公平納稅。

日本采用超額累進稅率為主，比例稅率為輔的稅率結構。他們對綜合課稅所得及山林所得采用超額累進稅率；不動產(chǎn)、利息所得、小額紅利所得等單獨規(guī)定相應的比例稅率。為了更好的募集財政收入和穩(wěn)定經(jīng)濟，日本的個稅分為國稅和地稅兩種，即除了中央征收的六種稅率的中央所得稅外，制定了針對地方的個人住民稅。d[9]

我國對不同性質的所得實行不同的稅率，稅率方面既包括累進稅率，也有比例稅率。如近期修改的稅法規(guī)定工資、薪金所得采用3%～45%的9級超額累進稅率，個體工商戶的經(jīng)營所得和企事業(yè)單位的承包承租經(jīng)營所得采用5%～35%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勞務報酬類采用20%～40%的超額累進稅率，稿酬所得采用14%的比例稅率，其它的各項所得均適用20%的比例稅率。[10]這種稅率模式不僅計算與征收過程繁瑣，而且對某些類別的納稅人有失公平。

四、個稅征管制度

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一直備受世界關注，各國在加強征管上頗費苦心。美國、日本在個稅征管方面經(jīng)驗豐富。

為了保證其個稅制度高效率運行，美國采用雙向申報制度。首先，雇主對員工的個人收入進行代扣代繳。其次，納稅的個人需要自行申報，即在納稅年度開始時，納稅人就該納稅年度內的總所得進行估算，按估算額分4次預繳稅款并進行申報。當納稅年度結束，按實際所得向稅務機關提交正式的個人所得稅申報表，對稅款進行最終清算。為保證其申報制度的順利運行，法律還規(guī)定，在規(guī)定日期內不能完成申報的納稅人，可進行延期申報。[11]

日本在個稅的管制方面注重檢查的力度。政府針對個稅的管制，建立了一整套嚴格而科學的個稅征收、稽查制度和稽查隊伍。一旦有偷漏稅的不法者，政府按照相關規(guī)定對其進行嚴厲懲罰。此外，日本政府鼓勵誠實納稅，其中的藍色申報表制度中就規(guī)定：凡是能夠做到如實記帳、合法計稅的納稅人，在納稅申報時就可申請藍色申報表以區(qū)別其他納稅人。其中使用藍色申報表的個人，可以在繳納個人所得稅時享受一定額度的折扣，并且在計征營業(yè)所得時可享受存貨計價、折舊等稅收優(yōu)惠待遇。[12]

目前，我國的稅務管理制度不完善，偷稅漏稅現(xiàn)象普遍，主要因為我國欠缺對個人所得的監(jiān)督、稽查機制。國際上普遍采用的個人收入納稅申報和財產(chǎn)登記制度，在我國并沒有廣泛推行，不合法計稅、虛假申報等現(xiàn)象層出不窮。此外，稅務機關部門執(zhí)法手段軟弱、缺乏相當?shù)膱?zhí)法力度等都有助于滋生導致偷漏稅現(xiàn)象。

五、對我國個稅改革的啟示

（1）采用綜合所得課稅為主，分類所得課稅為輔的混合所得稅模式

目前我國的分類所得稅稅制存在很大漏洞。因為分類制的影響，許多收入相同而收入來源結構不同的納稅人承擔著不相同的賦稅，這種不平衡的負稅現(xiàn)象大大影響了個稅對個人收入的公平調節(jié)。而采用綜合征收制為主，分類征收制為輔的混合所得課稅模式，對不同的個人所得進行綜合分類，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避免稅源流失，使不同所得有相應征收的標準，體現(xiàn)了稅收的公平原則。[13]

（2）縮減綜合稅累進級，完善稅率結構

目前，減少所得稅累進檔次為各國改革個人所得稅的大致趨勢。多檔次稅率結構不但計算繁瑣，而且拉寬納稅范圍，使納稅人賦稅壓力更大，從而容易滋生更多的偷稅漏稅現(xiàn)象。減少累進檔次即變相降低個人所得稅的稅率，直接減少納稅人的賦稅。借鑒美國和日本的經(jīng)驗，我國應減少累進稅率檔次，對勞動所得和經(jīng)營所得實行統(tǒng)一的超額累進稅率，在保證個人所得稅收入基本穩(wěn)定的基礎上，適度考慮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負，對高收入者，可以采用高稅率結構進行征稅，體現(xiàn)個人所得稅調節(jié)個人收入分配的作用。[14]

近期，我國新出臺的稅法規(guī)定：“工資、薪金所得，適用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薄肮べY、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三千五百元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毙薷暮蟮墓ば剿�得個稅結構由9級縮減為7級，第一級稅率由5%減為3%，個稅起征點也由原先的2000元調高之3500元。個體工商戶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和承包承租經(jīng)營所得的稅率級距相應調整，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稅負有所下降。

（3）加強現(xiàn)代化的管理模式

我國個稅征管手段陳舊、法制的不健全、征管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稅務稽查力度弱化、偷漏稅的行為處罰不力等問題，大大影響著我國個稅的征管。要解決當前征管問題，可嘗試于以下幾個方面改革：1、建立個人財產(chǎn)登記制度，全面掌握納稅人的個人財產(chǎn)收入，并完善銀行個人收支結算系統(tǒng)。2、在各種支付結算中推行個人信用卡，強化非現(xiàn)金的結算，實施儲蓄存款實名制，使個稅稅源透明化。3、建立明確的懲罰機制，強化稅務稽查等。[15]

六、結束語

經(jīng)過長期的發(fā)展實踐，個人所得稅逐漸成為各國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稅種。通過征收個稅，可以滿足政府財政需求，調節(jié)個人收入，穩(wěn)定國家經(jīng)濟。美、日兩國作為國際經(jīng)濟強國，其經(jīng)濟實力的突顯得益于完善的個人所得稅稅制。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同美、日等發(fā)達國家相比，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存在著明顯差距。要加強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必須更深入地研究發(fā)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改革稅制，完善稅率結構，實現(xiàn)稅管現(xiàn)代化，逐步發(fā)揮個稅的調節(jié)收入、穩(wěn)定國家經(jīng)濟的功能。

參考文獻：

[1]趙婧.美個人所得稅的比較研究 [J].全國商情,2009,(3)55-58.

[2]周盡謙.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思考[J].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2009,(11) 167-168.

[3]韋忠娟.析中、日個人所得稅[J].廣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6)325-26.

[4]趙婧.對中美個人所得稅的比較研究[J].全國商情,2009,(3)55-58.

[5]賀靈,由紅.人所得稅稅制模式與費用扣除標準研究[J].經(jīng)濟師, 2008,(3)33-36.

[6]Tauchen G E,Pitts M.The Priec Variability-Volume Relationship on Speculative Markets[J].Econometrica,2008.485-505.

[7]Koot R S,Padmanabhan P.Stock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turns of the Jamaican Stock Market[J].Globa1 Finance Journal,2003,4(2):171-188．

[8]楊瑞.個稅制度比較研究[J].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3,(4)61-63.

[9]張洪.日本的個人所得稅制[J].環(huán)球財經(jīng),2009,(11)63-64.

[10]周盡謙.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比較及啟示[J].社會科學報,2009,3(2) 32-34.

[11]黃勇.美個人所得稅制度比較及啟示[J].河南財政稅務高等�？茖W校學報, 2007,4-21(2)44-48.

[12]代慧斌,楊宏玲.日個人所得稅比較及啟示[J].日本問題究,2006,(6)22-23.

[13]何宇.個人所得稅制的國際比較與我國的選擇[J].理論學習月刊,2008,(6) 23-25.

[14]Blinder.A.Central Bank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a1.MIT Press.1998.

[15]崔志坤.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改革設想[J].經(jīng)濟研究參考,2023,(17):12-16.

個人所得稅稅收制度范文第5篇

一、個人所得稅制的基本模式

世界各國實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大體上可分為三種基本模式：

（一）分類所得稅制

又稱為個別所得稅制，是對同一納稅人不同類別的所得，按不同稅率分別征收，實行區(qū)別對待的稅收制度，如對工資薪金等勞動所得課以較輕的稅，對營業(yè)利潤、利息、股息、租金等資本所得課以較重的稅。這種稅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只對稅法上明確規(guī)定的所得分類分項課征，而不是將個人的總所得合并納稅。從世界各國的稅制看，英國的“所得分類表制度”是分類所得稅制的典范。

分類所得稅制的優(yōu)點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可以借助差別稅率對不同性質的所得區(qū)別對待，以實現(xiàn)特定的政策目標；其二，可以廣泛地采用源泉課稅法，課征簡便，節(jié)省征收費用。然而，這種稅收制度不能按納稅人全面的、真正的納稅能力征稅，不能真正體現(xiàn)合理負擔的原則。并且，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個人收入來源的渠道和形式呈多樣化的趨勢，這對所得的分類分項無疑會帶來一定的困難。因此，分類所得稅制并不是一種理想的稅制模式。當今世界純粹采用這種稅收制度的國家并不多。

（二）綜合所得稅制

又稱為一般所得稅，是將納稅人在一定時期內的各種所得綜合起來，減去法定減免和扣除項目的數(shù)額，就其余額按累進稅率征收的一種稅收制度。它的特點就是將來源于各種渠道的所有形式的所得加總課稅，不分類別，統(tǒng)一征收。西方許多發(fā)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就屬這一類型，如美國。

綜合所得稅制的優(yōu)點表現(xiàn)在：稅基較寬，能夠反映納稅人的綜合負擔能力；考慮到個人經(jīng)濟情況和家庭負擔等，給予納稅人一定的減免照顧；就其總的凈所得采取累進稅率，這又可以達到調節(jié)納稅人所得稅負擔的目的，實現(xiàn)一定程度上的縱向再分配。但這種稅制的課征手續(xù)較繁，征收費用較多，且容易出現(xiàn)偷漏稅，要求納稅人有較高的納稅意識、較健全的財務會計制度和先進的稅收管理制度。

（三）分類綜合所得稅制

又稱為混合所得稅制，是由分類所得稅和綜合所得稅合并而成的一種稅收制度。具體講，它是按納稅人的各項有規(guī)則來源的所得先分類課征，從來源扣繳，然后再綜合納稅人全年的各種所得額，如達到一定數(shù)額，再課以累進稅率的綜合所得稅或附加稅。其特點是對同一所得進行兩次獨立的課稅。瑞典、日本、韓國等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就屬于這種類型。

分類綜合所得稅制最能體現(xiàn)稅收的公平原則，因為它既實行差別課稅，又采用累進稅率全面課征，綜合了前兩種稅制的優(yōu)點，得以實行從源扣繳、防止漏稅，全部所得又要合并申報，等于對所得的課稅加上了“雙保險”，符合量能負擔的要求。因此，分類綜合所得稅制是一種適用性較強的所得稅類型。

二、我國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的稅制模式

我國1994年1月1日起實施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共列了11個征稅項目，各項所得分類征收，實行差別稅率。其中，工資薪金所得適用5 —45％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個體工商業(yè)戶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所得和對企事業(yè)單位的承包、承租經(jīng)營所得適用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 稿酬所得稅率為20％，并按應納稅額減征30％；勞務所得稅率為20％，并按所得的增加實行加成征收的辦法；其他所得稅率為20％。各項所得不再匯總納稅，扣除額各不相同，也不實行兩次課征的辦法�？梢�，我國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具有分類所得稅的基本特征，是一種具有較少綜合性的分類所得稅制。

我國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采用分類稅制模式，主要是基于我國公民的納稅意識比較淡薄、稅收征管比較落后的現(xiàn)實。這種稅制適應了源泉課稅的要求，有利于防止稅收的流失。然而，這并不是一種理想的稅制模式。其主要弊端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制度不能充分貫徹其立法原則。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國家，個人收入主要是依據(jù)按勞分配的原則進行分配，顯得相對公平，這就決定了我國的個人所得稅不可能象西方那樣在整個稅制中居于主導地位，成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的主要目的就是調節(jié)個人收入分配，糾正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xiàn)的偏差，防止出現(xiàn)貧富分化。事實上，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立法所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調節(jié)高收入，緩解個人收入差距懸殊矛盾，以體現(xiàn)多得多征，公平稅負的政策。”應該說，堅持這一原則是非常正確的，也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現(xiàn)行稅制采用分類課征辦法，不能全面地衡量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會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繳稅，而所得來源少、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多繳稅的現(xiàn)象，不能體現(xiàn)“多得多征、公平稅負”的原則，也難以有效調節(jié)高收入和個人收入差距懸殊的矛盾。

第二，現(xiàn)行稅制模式為合法避稅留下了漏洞，給征收管理帶來了困難，導致了稅源的流失。同時，在征管上分項進行源泉扣繳，也容易造成納稅人稅負的扭曲。由于采用了源泉扣繳，對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必須是在按月取得時繳納，這勢必會產(chǎn)生一些不合理的現(xiàn)象。如果有甲、乙兩個納稅人，甲在12個月內每個月都取得800 元的勞務報酬，不需扣稅；而乙在某個月取得9600元的報配，其余11個月收入很少或沒有收入，卻要繳納1760元的稅。類似的財產(chǎn)租賃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都可以通過分散取得，從而化整為零，最終減少繳稅數(shù)額�？梢姡�現(xiàn)行稅制漏洞太大，容易被人鉆空子，使逃稅、避稅成為可能。

第三，現(xiàn)行稅制對費用扣除的規(guī)定不合理�，F(xiàn)行稅制采用分項征收的辦法，對不同項目的所得實行不同的費用扣除�？偟膩砜矗�費用扣除有定額和定率兩種形式。其中，工資薪金所得每月費用扣除800 元（外籍來華人員、港澳臺同胞扣除4000元）。這種規(guī)定顯得過于簡單。沒有考慮到納稅人的具體情況，而單純地對個人所得征稅，既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也不符合國際慣例。個人所得稅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調節(jié)個人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差距過大。但由于每個家庭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家庭成員的多少、有無贍養(yǎng)老人及撫養(yǎng)未成年子女的差異，以及接受教育、醫(yī)療保險等方面的差異，這些情況導致了每個家庭的實際負擔不同，需要納稅時在費用扣除上予以考慮。否則，稅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就難以體現(xiàn)。另外，現(xiàn)行稅制對勞務所得等采用按次定額或定率扣除的辦法，對不同來源的所得規(guī)定了不同的扣除標準，對同時擁有多項所得者實行多次扣除的辦法，更加重了稅負的不公平。

第四，現(xiàn)行稅制模式不符合稅收征管方式改革的趨勢，不利于提高國民的納稅意識。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主要采用扣繳的辦法，這也是實行分類所得稅制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征收辦法顯得比較落后。如果稅務部門不主動上門，納稅人不會主動納稅，偷稅漏稅現(xiàn)象就會經(jīng)常發(fā)生。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已拋棄了這種征收辦法，而采用納稅人主動申報納稅的辦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建立和發(fā)展，我國稅收征管方式已開始轉變�？梢灶A見，隨著國民納稅意識的增強，我國稅收征管也會實行以申報納稅為主的征收方式。因此，個人所得稅也應適應這種趨勢，在稅制模式的選擇上應具有超前性和長遠的眼光。

三、我國個人所得稅稅制模式的改革

我國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稅制模式的種種弊端，已經(jīng)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隨著我國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最終確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我們應該借鑒一些國外的先進經(jīng)驗，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一條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個人所得稅稅制模式的道路。

從世界稅制發(fā)展史上看，個人所得稅稅制模式經(jīng)歷了一個由分類所得稅制到綜合所得稅制的過程。英國是最早實行所得稅的國家，素有“所得稅祖國”之稱。1779年英國開征所得稅時，采用的就是按稅法列舉的各項收入分別課征的制度。直到1909年，英國才開始將各類所得匯總計算，綜合征收，從而由分類所得稅逐步轉向綜合所得稅。德國于1808年開征所得稅時，實行分類所得稅制。1891年德國頒布新的所得稅法，按綜合所得實行累進計稅。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開征的個人所得稅也是分類所得稅制，1959年稅制改革時又改為綜合所得稅制。此外，美國、日本等國的個人所得稅也大抵經(jīng)歷了上述過程。

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向是什么？是不是也要走西方發(fā)達國家所走過的路呢？對此，人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我國應堅持和完善現(xiàn)行的分類所得稅制，強化源泉課稅，堵住稅收流失的漏子；另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應徹底拋棄現(xiàn)行的分類所得稅模式，實行綜合所得稅制。

顯然，上述兩種觀點都不能作為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向。筆者認為，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的改革，應由目前的分類所得稅模式向具有較強綜合性特征的混合所得稅模式轉化。因為，在現(xiàn)階段，由于我國公民的納稅意識較低，稅收征管手段比較落后，這就決定了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須依賴于源泉課稅的辦法，也就是說客觀上要求個人所得稅采用分類稅制模式；從另一個方面看，由于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過渡時期，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正在發(fā)生劇烈的變化，貧富分化已成為了我國的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就決定了我國個人所得稅的主要任務就是調節(jié)社會分配，實現(xiàn)公平分配的目標，顯然這正是綜合所得稅制的優(yōu)勢所在。實行混合所得稅模式可以結合分類稅制和綜合稅制的優(yōu)勢，揚長避短，是符合我國具體國情的理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