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之和季羨林與《文學評論》

當代中國的讀書人沒有聽說過季羨林名字的恐怕很少，而知道李長之的（即使是學文學的）可能就不多了。

李長之這時已經是嶄露頭角的文藝批評家。他與當時任燕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合聘教授的鄭振鐸早就熟悉，李長之十二三歲時就有詩作發(fā)表在《兒童世界》，雜志的編者就是鄭振鐸。于是，“四劍客”都拜在鄭振鐸先生的門下。他們曾到鄭先生燕京大學的住宅拜訪過，鄭藏書插架之豐富，讓年輕人狠狠地羨慕了一番。

《文學季刊》第一期售罄之后，迅疾再版。但再版時巴金抽掉了季羨林的評論文章、部分廣告和封底編委會及特約撰稿人名單。

李長之負責刊物的 書評，季羨林的文章是他邀約，并經過編委會同意發(fā)排的。但現(xiàn)在撤銷，并沒有經過編委會同意，李長之也不知道，他當然是不滿意的。鄭振鐸與朱自清也認為巴金的做法欠妥。

1934年3月25日日記：“這幾天心里很不高興——《文學季刊》再版竟然把我的稿子抽了去。不錯，我的確不滿意這一篇，而且看了這篇也很難過，但不經自己的許可，別人總不能亂抽的。難過的還不只因為這個，里面還有長之的關系。像巴金等看不起我們，當在意料中，但我們又何曾看起他們呢？”第二天的日記又記：“因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極不痛快。今天又聽到長之說到幾個人又都現(xiàn)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淺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

當年的李長之、季羨林都年輕氣盛，社會歷練不足，說點氣話是自然的。但接下來李與巴的齟齬又有發(fā)展，李長之說：“巴金先生自發(fā)表了批評文字可以包花生米的論調以后，便妄測我在報上有文字攻擊他了，終日疑神疑鬼，并唆使他的一群神經過敏而又熱誠的朋友們來以明槍暗箭相壓迫了。”（《〈魯迅批判〉序》）李長之于是憤而退出《文學季刊》編委會，不再合作。這是4月間的事情。

季羨林《清華園日記》記錄了《文學評論》從開始籌辦至出版的前前后后：

接下來，1933年中有多次同長之（有時林庚也在場）商談的記錄。

轉眼之間就到了1934年，3月3日日記：“先到露薇處。同長之我們三人談了半天關于文學評論（我們幾個人辦的）的事情。關于特別撰稿人、編輯各方面的事情都談到了，不過唯一問題就是出版處。我們拿不出錢來，只好等看鄭振鐸交涉得如何——不過，我想，我們現(xiàn)在還在吹著肥皂泡。不過這泡卻吹得很大。我們想把它作為中德學會的鼓吹機關，有一鳴驚人的氣概。但是這泡能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我們現(xiàn)在還不敢說。無論怎樣，年輕人多吹幾次肥皂泡，而且還是大的，總歸是不壞的。”

3月29日，《文學季刊》抽去文章之后，季羨林辦刊物的心愿更為迫切：“同露薇、長之又談到出版一個雜志的事情。我現(xiàn)在更覺到自己有辦一個刊物的必要，我的確覺得近來太受人侮辱了，非出氣不行。”但是也不想過分張揚，4月4日：“前幾天另外一頁上露薇作了一個消息，說到《文學評論》要出版，對《文學季刊》頗為不敬，說其中多為丑怪論（如巴金反對批評）。這很不好，本來《文學評論》早

就想出，一直沒能成事實。最近因為抽我的稿子和不登長之的稿子，同鄭振鐸頗有點別扭，正在這個時候，有這樣一個消息，顯然同《文學季刊》對立，未免有悻悻然小人之態(tài)，而且里面又有鄭振鐸的名字，對鄭與巴金的感情頗有不利。昨晚長之去找鄭據說結果不很好。”

牢騷盡管發(fā)，工作照樣做。計劃在5月15日出版的第一期，結果因為印刷上的問題，從6月到7月，從濟南到北平，幾經折騰，雜志出版時已經是8月1日了。大功告成，季羨林這天的日記滿紙喜悅：“今天早八點同長之進城。先到大成，《文學評論》已經裝訂好了，居然出版了，真高興，印刷裝訂大體都滿意。”

《文學評論》的《發(fā)刊詞》說：

我們認為文學是種學問，這就是說需要研究，凡武斷和模糊，我們是杜絕的；我們又認為文學是種事業(yè)，這就是說我們愿意拿出全副精神來去從事，而我們的趣味乃是在事業(yè)本身，因而任何暫時的困阻，毀譽，利害，都不足動搖我們的決心及志愿。

在理論上，我們依了文藝科學（Literardash;？），原名楊震文，字丙辰。河南南陽人。1917年德國柏林大學畢業(yè)�；貒�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任教。一生致力于德國文學譯述，以及德國文化研究。他引領李長之走上學習德國古典美學的道路。李長之1934年寫有近兩萬字的長文《楊丙辰先生論》，敘述與楊先生相識、相處、相知的過程，對楊極為尊敬。季羨林說：“我同長之還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學德文系主任、清華大學兼任教授

楊丙辰先生。他也是馮至先生的老師。”與李長之不同，季羨林認為：“楊先生的思想極為復雜，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追憶李長之》）楊死于“文革”的暴風雨中。張中行有《楊丙辰》一文，留下了這位悲劇人物樸厚而又迂闊的幾個片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