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問題始終是關涉人類生活的焦點話題。宋代大儒程顥說：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先秦有義利之辨，而到了兩晉之時，伴隨個人意識的覺醒，義利矛盾更加突出。生活于兩晉之交的葛洪，在《抱樸子外篇》中論及當時社會生態(tài)：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欲，無止無足。無利不為，無利不往。舉足不離綺 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便是這一點的生動寫照。私欲的崛起，乃至于社會風俗的全面敗壞，是葛洪格外關注義利問題的時代背景。

一、重構語境：時和命

孔子言義利，皆單獨就義利而言，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而葛洪的義利思想是從重構時和命的語境中展開的，為義利之辨增加了宿命的色彩。生活之中，境遇各別，有的人潦倒困厄，有的人顯達富貴，同一個人，窮和達的遭遇也可能因時而異，先富后貧的有，先貧后富的也有，不一而足。人生本不同，無須強求窮或達。葛洪說：夫器業(yè)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于沈潛，知命者何恨于卑瘁乎!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

二、理論內核：義高于利

在葛洪看來，雖置身于貧窮困厄的遭遇，然而安貧樂道，聽任時、命，表現(xiàn)出一種慷慨激昂的道義情懷和人格魅力，這才是人之大美境界。這里蘊含的是道義至上的邏輯。葛洪說：窮之與達，不能求也。(《交際》)為什么不能求?之所以不能求，因其本身即是失了道義的。這里汲取了儒家傳統(tǒng)的思想資源。《論語衛(wèi)靈公》載：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在孔子看來，謀道與謀食高下立判，這是從德性一面入。

三、終極追求：孔顏樂處

相較于晉時唯利是圖的世風，葛洪的唯義論無疑是格格不入的。《守塉》中潛居先生面對時人問難，《安貧》中偶俗公子對樂天先生的問難，都可見這種沖突。對于義和利之間的不同選擇和判斷，反映出的是基本價值理念的差別。葛洪的唯義論，建立在與世俗不同的富貴觀的基礎之上。

四、結語

葛洪義利觀可以窮不失義概括之，這體現(xiàn)的是在欲望面前對道義的信守。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薄浮，以索鑿枘，效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為哉!就個體而言，是以一種精神人格的追求克服對欲望的過度渴求;就群體而言，是以個體的克己、不爭來實現(xiàn)人與人的和諧。與此相反的是，晉人的生活，可以描述為這樣的標記：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欲、無止無足，這已經發(fā)展成為一種社會流俗。背俗獨往的葛洪，提出窮不失義的義利觀，旨在濟世救民，體現(xiàn)了儒家士大夫憂國憂民的擔當和精神。窮不失義這一義利取向，與葛洪《抱樸子外篇》中樸的生命情調及追求是相聯(lián)系的。窮不失義是樸的生活方式的具體實現(xiàn)。樸的生活境界，其核心便在于不爭。窮不失義，首先是超然榮辱，淡泊物欲，去名利，去矯飾，不受世俗的干擾。這種返歸自然的生活方式，也體現(xiàn)出葛洪樸的生活美學：人從物質欲望的追求中解脫，返歸至自身性靈的恬淡，從外在感官的捕捉回到內在身心的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