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猷

　　吳大猷：鏗鏘言行　一代宗師

　　胡新和

　　吳先生畢生獻身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yè)，為中國科學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世界物理學界享有盛譽。吳先生關心國家統(tǒng)一，致力于民族富強，并且為海峽兩岸科技學術交流作出了杰出貢獻，為兩岸同胞所贊譽。

　　——江澤民主席對吳大猷逝世的唁電

　　3月4日，一個普通的休息日，噩耗從海峽彼岸傳來：一代物理學宗師吳大猷先生下午在臺北仙逝，享年93歲。

　　吳先生是一位見證了中國物理學的坎坷風雨的世紀老人，一位享譽國際物理學界的物理學大師，也是一位桃李滿天下、造就了一大批優(yōu)秀華人物理學家的杰出教育家。然而，即或在專業(yè)領域之外，他對于科技政策的洞見，他為人所著稱的坦誠執(zhí)著、率直不阿的秉性，又何嘗不具一種動人心魄的人格力量？

　　筆者晚學，孤陋寡聞，也因前此海峽兩岸的特殊態(tài)勢，直到80年代上學期間才由拜讀吳先生煌煌七大卷《理論物理》（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而得聞其人；此后于90年代中期有幸參與翻譯出版了吳先生有關科學哲學的兩部書《吳大猷科學哲學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和《物理學的歷史與哲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了解到其與我的專業(yè)興趣相關的諸多見解和思想；近來又讀到新近出版的《吳大猷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較多地展示了他的人文思想；由此，形成了對他的一個初步認識。

　　正如吳先生自己所說，“大致上講，一生從來沒有離開過學校生活”。他1929年南開大學畢業(yè)后留母校任教，1931年赴美國密西根大學深造，1934年回國任教于北京大學和西南聯(lián)大，1946年起先后任教美國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布魯克林理工學院，紐約州立大學，瑞士洛桑大學，后又擔綱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理論物理組，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吳先生確實畢生致力于教育和學術，成就卓著。

　　——以培育人才論，僅中國成名的科學家，他的學生中北大時期有馬仕駿、郭永懷、馬大猷、虞福春等，聯(lián)大時期更有他稱作“群英會”的楊振寧、黃昆、胡寧、黃授書、張守廉，和后來因選派出國又專門加課的李政道、朱光亞、唐敖慶、孫本旺等。其中楊振寧在獲取諾貝爾物理學獎后向恩師致敬，稱自己后來的工作和獲得該獎金，都可以追溯到在先生指導下所做的用群論研究多原子振動的論文；而李政道更是受益于吳先生慧眼識英才，未經考試即收錄聽課，后又以大二學生身份被選派赴芝加哥大學攻博，成名之后，對吳先生知遇之恩感銘至深。據網上消息，今年1月下旬，李政道曾專程攜鮮花和自繪龍年賀卡，探望病臥有日的恩師，他緊握吳先生的手，反復按摩，并貼近他的耳朵，“我們都在這里”，而吳先生的女兒吳吟之表示，支撐吳先生的最大力量，就是要等著李政道來看他。師生情深，至為感人。

　　——以學術成就論，吳先生計發(fā)表論文百二十篇并有《多元分子的振動光譜學與結構》等10多部專著，主要獨創(chuàng)性的工作分布于原子分子理論、散射理論和統(tǒng)計力學等方向。他關于鈾后元素的理論預言，原子光譜中后來被稱作“吳態(tài)”的研究等，都具有世界性的影響。他所撰寫的一些專著，已成為本領域中世界范圍內的經典。即以七卷本《理論物理》來說，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鴻篇巨制，確實無人可望其項背，充分體現(xiàn)了其學識之博大精深。

　　然而，吳先生的建樹遠不止于這兩方面。比如，在哲學思想、尤其是我個人的學術興趣——科學哲學方面，吳先生有許多值得重視的觀點。對于科學理論的結構、胡適所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方法等都有不少精辟見解，其中最為突出、也為他屢屢提起的，是他認為量子力學的解釋問題上愛因斯坦與玻爾之間的爭論，本質上起因于兩人對于物理理論本性的不同哲學觀點。前者出于他的物理實在概念，認為現(xiàn)行的量子力學不完備，而后者則認為互補性正反映了我們的知識本性，因而量子力學不僅是完備的，也是唯一的理論。吳先生本人指出，在這場爭論中，絕大多數贊成量子力學的主流派人士都在力圖證明量子力學的一致性，這與愛因斯坦的詰問是文不對題的，而“斷言現(xiàn)行體系是唯一最合適的體系似乎有悖于科學的基本精神”，“一種真正的科學態(tài)度要求一種開放的精神”�？梢哉f，深諳量子力學且有英文專著的吳先生本人的坦誠直率，正是這種科學精神和他的學術勇氣的體現(xiàn)。

　　從公共領域講，吳先生始終心系中國，“始終關注著我們國家科學的總體發(fā)展”，尤對中國臺灣地區(qū)的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教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自1967年起，吳先生被委任為中國臺灣的“國防安全會議之科學發(fā)展指導委員會”主任和“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主持制定了改進科教、加強科研、應用科學與工業(yè)發(fā)展相配合三大方向，制定了中國臺灣的十二年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重新編寫了中小學的所有科學教科書，為中國臺灣的科學發(fā)展和經濟騰飛打下了扎實的基礎，被譽為“中國臺灣科學發(fā)展之父”。吳先生一再強調，發(fā)展科技，以基礎科學為本；而發(fā)展基礎科學，又以人才為本，“人的因素重于物質”。切忌急利風尚，偏向應用科學，導致人心的功利化和求知志趣的低減。他以樹根、枝葉和花果的關系，來比喻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技術之間的源流層次。他進而強調發(fā)展教育，培育人才是一個國家科學發(fā)展的關鍵，人才缺乏，是“目前推進科學發(fā)展工作所遭遇之最大困難”。他尖銳批評了中國臺灣中學教育中機械應考的教學方式和聯(lián)考制度，指出“聯(lián)考不去，則高中教育無法改善；聯(lián)考不考的科目，高中不教亦不學”，造成學術訓練的偏向，無益于通識教育的提倡。而更為重要的是“真正的科學家（自然科學家或人文和社會的科學家），不僅是要有天賦，有訓練，和能夠從事研究工作，并且必須對學問有極濃厚的興趣……做學問工作，必須很早就養(yǎng)成對學問的興趣和研究的習慣，使學問變成一種強烈的‘嗜好’；到了學問成為一種‘嗜好’以后，做學問的人便能夠終年努力而自得其樂了”。從眼下應試制度的枯燥和緊張中，又如何能培養(yǎng)出對于學問的興趣和愛好，從而使教育成為科學家成長的沃土呢？

　　吳先生為人們所稱頌的見識和人品，可見之于一個實例。1964年10月中國內地首次成功進行了核試驗之后，盡管美國把核武器和具有核打擊能力的武器系統(tǒng)駐扎在中國臺灣本島內，但中國臺灣當局仍覺得安全受到了內地核武器研制的極大震撼，于是開始制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計劃。時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科研顧問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吳大猷奉命對中國臺灣“國防部”的這一建議進行可行性研究。結果吳大猷堅決反對這一絕密的核武器研制計劃。他給蔣介石寫信說，他本人不反對獲得核科學或者核技術，也不反對訓練中國臺灣的軍用或者民用核技術人員，但他覺得“中山科技研究院”制定的計劃有著幾個致命的不足：首先是對核武器研制經費過于低估；其次是必須冒著與美國沖突的風險；高估了研制成功的機會。吳大猷認為，如果再算上彈道導彈的研制經費，那么總體的研制費用絕非當時的中國臺灣所能承擔得起的，所以，“中山科技研究院”提出的這一絕密核武器計劃實際上不符合中國臺灣的安全利益。不久，中國臺灣“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告訴吳大猷說，蔣“總統(tǒng)”接受了他的建議。吳先生的進言勇氣為后人贊譽。這又何嘗不是對于海峽兩岸關系的一大貢獻，因為它消弭了一個危及兩岸關系的潛在危險。而其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也決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家的精確和客觀的眼光，更是對于兩岸共有文化和政治遠景的信心。

　　吳先生有言：“我以為當前知識分子最應具備的一點即前人所說的骨格。我最看不起的，是逢迎阿諛、睜眼說瞎話的人�！辩H鏘言行，折射出這位慈祥老人內在的科學精神。“作為一個曾與任何組織和黨派無瓜葛的‘局外人’，使我在決策時更獨立也更客觀。經年的嚴格學術生涯培養(yǎng)了我獨立思考的習慣和思想的誠實性。無論個人或小集體利益的淡漠使我彌補我的坦率——對于過失直言不諱——可能帶來的損失。”他的無私無畏，坦誠率直贏得了公眾的敬重。

　　吳先生有言：“我極贊成海峽兩岸間的有實質的文化（學術）交流；望‘政府’能在學術文化和政治性考慮間，作些決策，使有實質的學術文化交流，可以進行。”1992年5、6月間，他在李政道陪同下回大陸參觀訪問并參加學術會議，先后被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授予名譽教授、名譽博士稱號，并被聘為西南聯(lián)大北京校友會名譽會長。他指出“少數人近倡脫離‘中國’而獨立”，這實際上“是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獨立，是一極可悲的事。欲使我中華民族文化不支離破碎，基本的是要人民由認識而認同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整體”。他還在香港回歸祖國之際歡呼“國恥盡雪，科技興國”，希望香港能保持繁榮，祖國能在21世紀成為一富強大國。充分體現(xiàn)了一個赤子對于中華文化和祖國的拳拳之情。

　　吳先生有言：當前人類面臨的生態(tài)和環(huán)境危機，表現(xiàn)出物質文明隨科技高度發(fā)展，而精神智慧似無大進步，“這些情形只能靠人文的打破來解決”；“‘人文’與‘科技’結合，可能是條出路”。應使人類的教育兼具人文與科技的性質，“使人類有更高的智慧——兼哲學、科學的智慧。這顯然是一個‘理想的境界’”。這是一種有別于科學工匠、或是科學從業(yè)者的大師的境界。如同愛因斯坦、玻爾、薛定諤等眾多科學大師一樣，吳先生當無愧于這一境界。斯人已逝，風范長存。緬懷吳先生，追思吳先生的洞見卓識，我們期盼著我們也能真正注重基礎科學與培育人才，也能創(chuàng)生出這么一種環(huán)境，培養(yǎng)出一批運用著自己的知識力量、情感力量和人格力量去教育后學的教育家，一批既不乏真知灼見又能坦誠直言的科學家，一批兼具科學與人文精神的學者。

　　這不也正是吳先生在天之靈所寄希望于我們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