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經濟學

　　制度指人際交往中的規(guī)則及社會組織的結構和機制。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把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它研究制度對于經濟行為和經濟發(fā)展的影響，以及經濟發(fā)展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始于科斯 (Ronald Coase)《企業(yè)之性質》，科斯的貢獻在于的將交易成本這一概念引入了經濟學的分析中并指出企業(yè)和市場在經濟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對于這門新興學科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近30年，新制度經濟學是蓬勃發(fā)展的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在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蔚為壯觀的體系中，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一支。一般認為，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可分為主流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由亞當·斯密發(fā)端，中經大衛(wèi)·李嘉圖、西斯蒙第、穆勒、薩伊等，形成了古典經濟學體系(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紀以后，主流經濟學又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制度經濟學[1]形成了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為基本理論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Newclassical Economics)。盡管主流經濟學枝繁葉茂，備受青睞，但非主流經濟學一直在努力抗爭，不斷創(chuàng)新，仍獲得相當?shù)陌l(fā)展空間。非主流經濟學流派很多，制度經濟學就是其中的一個流派。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它的理論思想與眾不同，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獨特性質。

　　從方法論上講，制度經濟學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以F·李斯特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歷史學派反對英國古典學派運用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方法，而主張運用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方法，強調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fā)，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fā)展階段的特征。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以T·凡勃倫、J·R·康芒斯、W·C·米切爾等為代表，形成了制度經濟學派別。盡管制度學派并不是一個嚴格的、內部觀點統(tǒng)一的經濟學派別。但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基本上都重視對非市場因素的分析，諸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歷史因素、社會和倫理因素等，其中尤以制度因素為甚，強調這些非市場因素是影響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因素。因此，他們以制度作為視角，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這一研究方法論的核心在于，不是以任何客觀的指標來衡量經濟活動，而是立足于個人之間的互動來理解經濟活動。因此，以制度為視角研究經濟問題，首先要求確立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的起點，而不是以人與物的關系作為起點。在他們看來，制度經濟學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不確定的人，因而無法以一個確定的、總量的標準，對整個經濟活動作出安排。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說：研究視角的改變推動了諸如產業(yè)組織、勞動經濟學、經濟史、產權分析和比較體制等領域中實證和理論研究的結合——這種結合是有用的.，并帶來了制度主義的復興。這是制度經濟學在方法論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

　　盡管制度學派是以反對主流經濟學為旗幟的，但它強調立足于個人之間的互動來理解經濟活動，首先確立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的起點，反對以一個確定的、總量的標準對整個經濟活動作出安排的研究思路，卻可以追溯到主流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的理論。我們知道，斯密發(fā)表了《國富論》這一不朽著作，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經濟學的先河;同時，亞當還發(fā)表了著作《道德情操論》。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分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微妙和不確定性，認為人與人的關系取決于人的情感，而不同的情感又源于人的不同想象。由此他提出，維系和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佳經濟運行方式是市場，因為市場沒有違逆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情感和想象，市場是人的情感不確定性的集中和體現(xiàn)。當然，主流經濟學在以后的發(fā)展過程中，一味地對市場進行所謂的科學分析，逐漸把市場描述為一架精巧的可預測的機器，從而背棄了斯密關于市場不確定性的思想和研究思路，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從研究方法論上講，制度經濟學是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二者一脈相承。因為，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在方法論上，都反對主流經濟學所使用的抽象演繹法，反對19世紀70年代以來主流經濟學家越來越重視的數(shù)量分析方法。他們強調制度分析或結構分析方法，認為只有把對制度的分析或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闡明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資本主義社會演進的趨向。他們反對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是抽象的“經濟人”的組合，把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動看成是“自然的”規(guī)律起作用的結果。他們認為，個人首先是一種“社會人”和“組織人”，而不是“經濟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除了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會地位等等社會性的需要。因為人所做出的選擇，并不僅僅以他的內在效用函數(shù)為基礎，而且還建立在他個人的社會經驗、不斷的學習過程以及構成其日常生活組成部分的個人之間相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因此，人的行為是直接依賴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所以，應當從每個人的現(xiàn)實存在和他與環(huán)境的關系方面，從制度結構、組織模式方面，從文化和社會規(guī)模等方面去考察人的經濟行為。如果只是單獨考察個人的動機來發(fā)現(xiàn)經濟規(guī)律，那將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做法。因此，制度經濟學采取歷史歸納方法和歷史比較方法，強調每一個民族或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活動或發(fā)展起來的，而主流經濟學所闡明的規(guī)律性并無普遍意義。

　　制度學派在美國產生伊始，就以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為己任，強調有必要進行改良，調整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關系，并預言美國資本主義的唯一出路在于社會改良。因此，制度學派從它產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個以異端形式出現(xiàn)的經濟學派別，其代表人凡勃倫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評當時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處于正統(tǒng)地位的馬歇爾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并非是完美無缺的，而被看成是“離經叛道者”。這是早期制度經濟學十分顯著的理論特色。

　　20世紀60年代，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又以歷史分析的方法，探討產權制度變遷的理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爾布雷思，此外還有包爾丁、海爾布羅納、華爾德等。他們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點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結構分析方法，說明社會經濟現(xiàn)實及其發(fā)展趨向，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現(xiàn)狀與矛盾，提出要從結構方面進行改革的設想或方案。這一時期的制度學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顯得尤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