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君主專制政體下的皇位嫡長子繼承制新論

我們知道，儒家推崇王道與三代盛世，但其提出和解決問題是以現(xiàn)實為出發(fā)點的，具有平和實際的特點。對此，學者們曾從不同的角度對此作過分析，如李澤厚提出著名的“實用理性”加以概括，牟宗三稱之為“常道性格”，是“家常便飯‘一般’普遍于全人類”的道理。這種實用理性決定著儒家思想始終對現(xiàn)實政治保持雙重態(tài)度：一方面承認現(xiàn)實，對現(xiàn)實具有妥協(xié)性，－方面又力求在此基礎上去改造現(xiàn)實，超越現(xiàn)實。所以肖公權先生說，儒家是“承認時君之政權，又非以現(xiàn)狀力滿足”；徐復觀先生說儒家“不是以打倒現(xiàn)實去改造現(xiàn)實，而是鉆入到現(xiàn)實之中，采用脫胎換骨的方法去改造現(xiàn)實�！边@種雙重性決定了后世儒家對于現(xiàn)實政治的包容性，使之不僅有可能接受嫡長子繼承制，而且有可能接受君主專制制度。

其次，儒家思想中的“孝道”和“親親”觀念本身就與嫡長制的精神具有內在聯(lián)系。

儒家可以說是一種關于常情常理的思想體系，它十分重視人類社會親情、倫理等原始感情聯(lián)系，并將這種情感聯(lián)系視力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視為“人道”，即人之為人、人與別于動物的根本所在。在儒家的“人道”觀看來，最值得重視的“親親”、“尊尊”的家庭關系，是縱向人際關系上的“孝”與橫向的“佛”。為此，必然會十分重視用以區(qū)分尊卑長幼、增強家族認同意識的宗族之法。正如錢穆先生曾分析說的那佯，中國人的“終極目標是父母子女永恒聯(lián)屬，使人生綿延不絕，短生命融于長生命。家族傳襲幾乎是中國人的宗教安慰。從這一意義上看，嫡長制可謂儒家親情倫理、家族延續(xù)觀念在政冶領域中的自然延伸。漢高祖劉邦有一次不無得意地說，這種世襲制是“父有體系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在儒家的觀念中，“親親”、“尊尊”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仁”，就是“行仁”的必由之路。因為，“仁者，人也”，從根本L說就是要象人一樣地活著。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知道“親親”、“尊尊”，懂得“孝梯”，由重視家族的尊卑長幼之序，親親尊尊之情，推廣為對他人之愛，即由愛有差等到“泛愛眾”。而嫡長制出現(xiàn)的直接目的，就在于通過制定某種較為客觀化的“天定”法則，實現(xiàn)權力的和千繼承，避免兄弟骨肉相殘，維護家庭親情仁愛，以期收到“篤于親”的功效。實現(xiàn)了這種層次的“親親”、“尊曹”，也就在某種程度上實現(xiàn)了起碼的仁愛。這和儒家“為仁由己”、“親親，仁也”的觀念是一致的。

另外，從儒家所預設的社會政治發(fā)展模式來看，嫡長制雖是“家天下”的傳子之法，卻是通往“官天下”的現(xiàn)實起點。如儒家公羊“三世說”就認為，在孔子的意識中，人類社會將依次經(jīng)過三個發(fā)展階段，即：由據(jù)亂世到升平世（小康世），再到太平世（大同世）、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于周政不行，周禮崩壞，各立嗣者也有之。王位繼承方式的混亂加劇了臣拭君、子歉父、父殺子的政治動蕩，使父子、君臣等“親親”、“尊尊”關系受到嚴重破壞。因此，孔子所面臨的當務之急是恢復周禮，重建起碼的社會政治秩序，其中就包括恢復周代的王位嫡長子繼承制，減少由立嗣所引起的紛爭，而非空想地、不切實際地急于實現(xiàn)大同社會的“立賢”之制。所以，在堅持公羊學派立場的學者看來，嫡長制雖然不甚理想，不甚美善，但這在“小康之世人性尚欠完滿的情況下則是不得已的事，因而也是必要的制度�！�

孔子也曾說過，夏商周三代是“大人世及以力禮”。按照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解釋，這句話就是在談“ 家大下之意”：大人即指天子諸侯，世及即子孫世襲相承也。傳子曰世，傳弟曰及。就此而言，則是說政權在私，三代只能為小康之局。

可見，在孔子的思想中，確實存在著一種由低到高、由小康到大同的社會發(fā)展模式，只不過他將大同理想社會置于三代以前的歷史開端而已。在這樣的發(fā)展思路下，嫡長制的世襲制雖屬小康之制，但具有“息爭”、“篤親”之功，是由亂返治的起點。先圣周公已經(jīng)通過這類制度建立過統(tǒng)治秩序，為后圣孔子樹立了榜樣。所以，在“從周”與“復禮”的大前提下，儒家肯定嫡長制恰恰反映出其對大同世界的理想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