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山東士族起源于東漢末年以儒學經文著稱的世家大族，發(fā)展強盛于兩晉時期，到唐朝時雖其政治影響力有所削弱，但仍不容小覷。唐創(chuàng)業(yè)初期，山東士族為唐政權穩(wěn)固山東地區(qū)立下了汗馬功勞；中唐時期又大量出仕中央，影響朝政；晚唐時期其政治影響力逐漸削弱�？傊�，終唐一代，山東士族始終對唐政權有所影響，唐政府為此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應對。

[關鍵詞]山東士族；唐代政治；氏族志；禁婚詔；牛李黨爭

一、山東士族概說

唐朝時期史籍所稱“山東”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山東”指崤山以東的黃淮海平原，而狹義的“山東”則專指齊魯大地。本文中的“山東”范圍指廣義上的山東。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解釋“士族”一詞為：“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為其唯一之表征，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币簿褪钦f，“士族”不僅僅是擁有政治、經濟特權的，同時必須有自己的文化為其特征。如山東士族中，“清河和博陵崔氏家族有崔、崔，范陽盧氏家族有盧植，都是著名的學者或經學大師�！�

眾所周知，士族產生于東漢末的世家大族，興盛于魏晉，形成所謂門閥士族。到唐代時，士族雖然已經開始衰落，但其根基仍未徹底動搖。唐人柳沖在《氏族論》中將唐代士族進行了分類比較，“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楊、薛、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蔽闹锌芍�，山東士族中的高門主要由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組成，即所謂的“五姓七望”。

二、唐高祖及太宗時期山東士族對唐代政治的影響

眾所周知，唐王朝發(fā)跡于關隴貴族集團，王朝初期實行“關中本位政策”，其統(tǒng)治基本上依靠的是關隴集團。這種統(tǒng)治思想就決定了唐朝統(tǒng)治者對其他士族集團有著天生的不信任感及不安全感，“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3]君明如太宗者都會流露出“意有異同”的情緒，何況他人。然而，即使唐代統(tǒng)治者“意有同異”，但他們不能否認，山東士族始終是一支影響唐政權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必須予以重視。

由上可知，山東士族作為有雄厚的政治、經濟、文化實力，以及深厚的宗族鄉(xiāng)里基礎的士族集團，為唐初統(tǒng)治者穩(wěn)定山東地區(qū)立下了不世之功。這也是唐政府不敢輕視山東士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在政權穩(wěn)定之后，唐太宗對山東士族的不滿就充分顯露出來了。為了打壓山東士族長久以來的優(yōu)越感，唐太宗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兩項就是修訂《氏族志》和頒布“誡勵氏族婚姻詔”。

貞觀六年（632），唐太宗命高士廉、岑文本、令狐德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貞觀八年（634）《氏族志》修成后，立山東士族崔氏崔民干為第一等。太宗看后很不滿意，對房玄齡說道：“我與山東崔、盧家，豈有舊嫌也，為世代衰微，全無官宦人物，販鬻婚姻，是無禮也；依托富貴，是無恥也。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干猶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

于是，下令重新刊訂姓氏，并明確修纂宗旨，即“不論數(shù)代以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等級”。這次修纂歷時四年，到貞觀十二年（638），《氏族志》最終完成。按照官品，李唐皇族理所當然成為一流士族，其次是外戚，而原先在第一等的山東士族崔民干也就順理成章地降為第三等士族。

太宗寄望于通過修《氏族志》，重新排定氏族等第，提高李唐皇族與當世勛貴名臣的政治聲望，挫敗山東士族的優(yōu)越感，其實質是維護政權的需要。不過他的士族政策卻收效甚微�！妒献逯尽吠瓿尚拮�后，山東士族依然堅持其一貫作風，拒絕承認新的門第標準。而且，朝中大臣也不改其尊崇山東士族的傳統(tǒng)，不惜“自貶家門，受辱于姻婭”，謀求與山東士族聯(lián)姻�！缎绿茣�?高儉傳》中點名提到就有房玄齡、魏征，這二人均為朝廷宰輔，而房玄齡、魏征亦與李唐皇室聯(lián)姻。在此背景下，產生了貞觀十六年（642）的“誡勵氏族婚姻詔”。

詔曰：“氏族之盛，實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義……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于州閭，身未免于貧賤�！�…乃有新宦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乎婚媾，多納財貨，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屈辱于姻婭；或矜夸舊望，行無禮于舅姑……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禮典，稱朕意焉�！�

由上可見，唐高祖及唐太宗初期，統(tǒng)治者們利用山東士族在山東地區(qū)強大的影響力，來鞏固唐政府在這一地區(qū)的統(tǒng)治，但在政權穩(wěn)定后，又不滿于山東士族崇高的社會地位及強大的影響力，所以采用修訂《氏族志》等措施來打壓其優(yōu)越感，降低其士族門第。這種先利用后打壓的做法，就決定了山東士族在此時期對唐政治不會有太大的作用和影響。

三、唐高宗及武則天時期山東士族對唐代政治的影響

高宗一朝重要的事情之一是立武則天為皇后。武氏本出身山東寒族，這在“士庶天隔”的中古時代，自然不能與出身關隴士族集團的李唐皇室相匹配。于是便有了“長孫無忌等之力爭實以關系重大之故，非止皇室之家事已也”的反對之聲。

為了對付關隴集團，武后開始重用文士，而出自山東的文士由于地緣之故，開始得到武后青睞。武后掌權后，出自山東士族的文士逐漸走進權力中樞，我們從《新唐書?宰相年表》發(fā)現(xiàn)，自唐建立以來，武后是第一個大量使用山東士族為相的統(tǒng)治者。高宗、武后朝共約70多位宰相，竟有19位出自山東士族，分別是清河崔氏的，崔神基、崔、崔知溫、崔圓綜，博陵崔氏的，崔仁師、崔玄、崔安上、崔琪，范陽盧氏的，盧承慶，趙郡李氏的，李敬玄、李元素、李游道、李嶠、李懷遠、李安期、李迥秀、李義琰、李昭德、李道廣。由此可見，經歷了初唐時期的沉寂，山東士族在武后時期開始崛起，并大量出仕中央。

這場“武周革命”沉重地打擊了李唐關隴本位主義，武則天執(zhí)政后，將統(tǒng)治重心轉移至洛陽。對此，陳寅恪先生認為：

蓋西魏宇文泰所創(chuàng)立之系統(tǒng)至此而改易……武則以關隴集團外之山東寒族，一旦攫取政權，久居洛陽，轉移全國重心于山東。

總之，高宗武后朝，山東士族以地緣之故走上了政治舞臺，影響力日增。但武后本出自山東寒門，且因高宗所廢王皇后出自山東士族太原王氏，所以其對山東士族還是心存疑慮的，也給予了一定的打擊。這種打擊同唐太宗打壓山東士族門第和優(yōu)越感的政策相類似，在實質上相同，都是為了抬高當權者的門第，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

高宗顯慶四年（659），武則天通過唐高宗下詔，令許敬宗、李義府改修《氏族志》為《姓氏錄》。許敬宗、李義府等人“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敘所以然。以四后姓、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仆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余屬不入，改為《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升譜限，縉紳恥焉，目為‘勛格’。”與以軍功得五品官者并為士族，這應該是對以家學禮法著稱的山東士族最大的侮辱。

在官修譜牒的同時，唐高宗還頒發(fā)了著名的“禁婚令”，以打擊山東士族。詔曰：后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為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元代胡三省解釋說：“陪門財，女家門望未高，而議姻之家非禍，令其納財以陪門望。”

表面看來，禁婚詔對山東大族“七姓十家”的婚姻限制進一步加強。然而其結果卻事與愿違，“族望為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婚。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山東士族數(shù)百年建立起來的社會地位是不可能因為一次兩次政治上的壓制就動搖的。這些被禁婚的家族往往以“禁婚家”自稱，這無疑更加加重了它們的份量。

四、唐中后期山東士族對唐代政治的影響

山東士族對唐中后期政治的影響除了表現(xiàn)在出任宰相的人數(shù)上，更體現(xiàn)在“牛李黨爭”中。

在分析牛李黨爭中，陳寅恪首次將起因歸結于文化階級之爭�！疤拼�士大夫中其主張經學為正宗、薄進士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來山東士族之舊家也。其由進士出身而以浮華放浪著稱者，多為高宗、武后以來君主所提拔之新興統(tǒng)治階級也。”山東士族門風優(yōu)美，憎惡浮冶的進士科新興文化階級，這種文化見解上的差距延伸到了政見之中，雙方互不相讓，于是黨爭愈演愈烈，嚴重影響了唐中后期的政壇。

憲宗朝“元和三年策試案”揭開了牛李黨爭的序幕，其高潮出現(xiàn)在文宗朝。先是牛黨當政，排擠李黨，后是李黨當政，排擠牛黨。文宗曾感嘆地說：“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宣宗即位后，牛黨得勢，在宣宗的偏愛支持下，牛黨完全清除了李黨。李德裕幾經貶謫，大中二年（848）時被貶為崖州司戶，次年病死貶所。至此，牛李黨爭宣告結束，前后歷時幾近40年之久。

黨爭的結果顯然是新力量將山東舊豪李黨集團打壓于下風，但卻反映出唐中后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山東士族勢力強大，可以與唐統(tǒng)治者扶植的政治新貴反復抗衡斗爭。這同其在唐初的微弱情形已截然不同。

綜上所述，山東士族在唐代的政治圈始終處于被猜忌的位子，由宇文泰創(chuàng)設的“關中本位制度”一直為唐代統(tǒng)治者所延續(xù)，唐代的統(tǒng)治者對于山東士族的歧視和壓制長期存在，使山東士族始終難以發(fā)揮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但是另一方面，從魏晉直到唐朝，歷時數(shù)百年，雖然其中經受了永嘉之亂、隋末大起義、安史之亂等事件的打擊，山東士族的政治影響力有所削弱，但終唐一代，山東士族始終是唐政權不可小覷的一支政治力量，影響著唐政權穩(wěn)定，使唐政權即使心有疑慮，但又不得不加以任用，予以拉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