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唐立基于“關中”，“隴右”為其重要門戶，亦是溝通“關中”與“西域”乃至域外地區(qū)的重要交通樞紐。故對這一區(qū)域概念的梳理可使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古時期西北地區(qū)的戰(zhàn)略、交通格局�！半]右”一名初見于兩漢之際，作為一種寬泛的地理觀念，常與“河西”對舉，大體指隴山以西，黃河以東地區(qū)。十六國時期，“都督隴右諸軍事”一職的頻繁出現(xiàn)，使得“隴右”一詞開始向大區(qū)專名演變。且其所指地域亦不斷擴大，跨越黃河，將“河西”囊括在內(nèi)。與十六國不同，西魏、北周之時“隴右”督區(qū)或總管區(qū)皆有明確的屬州，其轄區(qū)最大時囊括河、隴兩地，這使得“隴右”一名在從寬泛的地理觀念走向大區(qū)專名的同時，其所指代的地域范圍亦日益明晰。

關鍵詞：隴右；秦州；都督區(qū)；總管區(qū)

“區(qū)域地理觀念”研究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對于一些重要的區(qū)域地理名詞從軍政控制或政治地理的角度來分析此地理觀念的形成與演變，如“河西”、“河隴”以及“西域”等，前人皆做過研究。①但對于“隴右”一名，則缺乏系統(tǒng)、動態(tài)的考察。漢唐立基于“關中”，“隴右”為其重要門戶，亦是溝通“關中”與“西域”乃至域外地區(qū)的重要交通樞紐。故對這一區(qū)域概念的梳理可使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古時期西北地區(qū)的戰(zhàn)略、交通格局�！独m(xù)漢書?郡國志》漢陽郡“隴縣”下原注：“有大坂，名隴坻”，劉昭補注引《三秦記》云“其坂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余家，清水四注下”，又舉郭仲產(chǎn)《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則知在漢魏南北朝時期，隴山已著稱，其山巒高聳，不僅造成交通之阻隔，對民眾的心理亦會產(chǎn)生影響。關中之人西行，多經(jīng)過隴山，很自然地會將其視作地理標志物，以命名隴山以西地區(qū)，如秦置隴西郡，《漢書?地理志》注引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顏師古進一步解釋說：“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半]右”之名，亦當與此相類，蓋居關中而面南，以西為右，故“隴右”即與隴西同義。“隴西”、“隴右”之所指，籠統(tǒng)言之，即為隴山之西、右；然隴山之西（右）實包含廣大地域，而此一觀念具體指稱之范圍，卻有實際范疇，并非含混籠統(tǒng)，而且在不同層面與意義上所指亦各不相同，且歷有變化。本文即試圖檢索分析相關文獻記載，以探討漢隋間“隴右”觀念及其所指地域范圍之演變。

一、漢晉時期的“隴右”：隴山、黃河之間

“隴右”一名，初見于《東觀漢記》�！稏|觀漢記?杜林傳》載：“杜林，字伯山，扶風人。為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筆者注：光武帝劉秀）乃征興為太中大夫”。投附劉秀以前，杜林與鄭興曾事任于隗囂政權，史載“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持書”①，二人同寓“隴右”之事當指其俱事隗囂。兩漢之際，隗囂所割據(jù)之地區(qū)，在史籍中亦常常被稱為“隴右”，《后漢書?光武帝紀》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jù)隴右，盧芳起安定（治高平，今寧夏固原）”，即是其例。此時正值隗囂于長安謀執(zhí)更始帝不成，僥幸逃歸天水后不久，其實際統(tǒng)治區(qū)域僅及于天水（治冀縣，今甘肅甘谷）、隴西（治狄道，今甘肅臨洮）二郡，隗囂所據(jù)之“隴右”，當應以此二郡言之。立基于關中，天水、隴西二郡恰處于隴山西面，所以稱其為“隴右”。但并非所有位于隴山以西的地域皆以“隴右”名之，實際上，當其越過黃河再往西時，史籍中就往往以“河西”來代之。與隗囂幾乎同時興起的竇融，在初舉事時，被眾人推為“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從此次起事的參與人員及其后實際控制的區(qū)域來看，這五郡當為武威（治姑臧，今甘肅武威）、張掖（治馾得，今甘肅張掖）、酒泉（治祿福，今甘肅酒泉）、敦煌（治敦煌，今甘肅敦煌）及金城（治允吾，今青海民和），大都在黃河以西地區(qū)。此后在論及該段史事時，“隴右”與“河西”則分別成為隗囂與竇融二人勢力范圍之代稱。隨著隗囂覆滅、竇融歸附，國家漸趨一統(tǒng)，在西北地區(qū)，羌患問題日益嚴重。東漢政府平亂之時，“隴右”一名更是頻繁見諸史籍，其所指代之地域既有上文所提及的天水（東漢改稱漢陽）、隴西二郡，又有武都（治下辨，今甘肅成縣）、北地等郡，具體位置見圖1：圖1東漢涼州刺史部所轄諸郡圖來源：此圖根據(jù)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西漢?東漢時期》圖57－58繪制。

《后漢書?安帝紀》載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十一月辛酉，拜鄧騭為大將軍，征還京師，留任尚屯隴右”，此事在《后漢書?西羌傳》中則徑直書作“留任尚屯漢陽”；又如《后漢書?楊厚傳》云“至陽嘉三年（公元134年），西羌寇隴右”，《后漢書?西羌傳》則作陽嘉“三年（公元134年），鐘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又如《后漢書?馬援傳》記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余人擊之，至氐道縣（今甘肅禮縣西北）……諸種萬余人悉降，于是隴右清靜”。再如《后漢書?傅燮傳》記傅燮在涼州廢棄問題上答漢靈帝曰：“今涼州天下要沖，國家藩衛(wèi)。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李賢注曰“《前書》，漢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秦北地郡（治義渠縣，今甘肅寧縣）所轄甚廣，地跨隴山左右，傅燮以“隴右”來指代北地，當是寬泛言之。類似情形亦見于金城郡，原先隸屬于竇融河西五郡之一的金城，因其轄地跨黃河兩岸，有時亦會被納入“隴右”之范疇�！逗鬂h書?桓帝紀》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十二月“燒當?shù)劝朔N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追擊于羅亭，破之”，此事《后漢書?段傳》則記作“延熹二年，（段）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以“隴右”來代指隴西及金城二郡境內(nèi)的塞。曹魏至西晉時，于“隴右”地區(qū)設州，則進一步影響了時人對“隴右”的界定�！稌x書》卷十四《地理志上》載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分河西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此秦州存續(xù)時間甚短，旋即被廢入雍州。直至西晉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作者注：此五郡當指天水、略陽、南安、隴西及武都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治陰平，今甘肅文縣）置秦州”①，才又一次恢復。具體轄區(qū)見圖2：圖2西晉泰始五年（公元269年）秦州圖來源：此圖根據(jù)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三國?西晉時期》圖43－44繪制。此后歷西晉之世，除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至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中暫廢外，一直都較為穩(wěn)定。這種劃州方式對于“隴右”概念的使用亦會產(chǎn)生影響，《三國志?三少帝紀》載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治榆中，今甘肅蘭州），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金城郡因地跨黃河兩岸，故在地域觀念上既可屬“隴右”，亦可屬“河西”。

此處將金城置于“隴右”之外，應是出于州郡劃分的考慮。上引“隴右四郡”當指天水（治冀縣，今甘肅甘谷）、廣魏（治臨渭，今甘肅秦安）、南安（治?道，今甘肅隴西）及隴西（治襄武，今甘肅隴西），皆屬雍州，而金城則統(tǒng)于涼州。特赦作為一種行政措施，其具體實施還當是以州郡系統(tǒng)為主，所以若將此句完整表達即為“以（雍州）隴右四郡及（涼州）金城（郡）”②。金城因屬州的不同而被獨立于“隴右”之外，州界的劃分在此限制了“隴右”概念的使用。西晉時亦是如此，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虜于萬斛堆，力戰(zhàn)，死之。詔遣尚書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奮威護軍田章討之”③�！稌x書?石鑒傳》則記為“時秦、涼為虜所敗，遣（石）鑒都督隴右諸軍事”�？梢�，在此都督號中，秦州與“隴右”一名是可以互換的，“隴右”督區(qū)的范圍即是秦州所轄諸郡，這促使了“隴右”邊界及其概念的明晰化，同樣亦影響了時人的“隴右”觀念。江統(tǒng)曾于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孟觀俘殺氐帥齊萬年后，于其所上的《徙戎論》中提及“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④，即將秦州所轄之陰平亦納入“隴右”之范疇。綜上可知，兩漢之際，“隴右”與“河西”對舉，大體指隴山以西，黃河以東地區(qū)。其后，轄區(qū)地跨隴山、黃河諸郡，有時亦會被納入“隴右”的范疇。而曹魏尤其是西晉時在“隴右”設立秦州，則進一步影響了時人的“隴右”觀念。

二、十六國時代：“隴右”包含“河西”

西晉末年，時方多難，張軌“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公元301—302年）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余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①。張軌最初所控制的地域，限于“河西”，故傳文稱其“威著西州，化行河右”。然至永嘉初年（公元307年），秦州發(fā)生了隴西太守、東羌校尉韓稚攻殺刺史張輔事，張軌聽從其司馬楊胤之建議，派兵討伐，韓稚投降。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馬）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②。此時司馬模為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鎮(zhèn)關中。但其勢力所及甚小，關中尚不能制，故于張軌遣使禮聘時，割隴以授，冀希望于借涼州以控御秦州。后晉懷帝亦遣“使者進拜（張軌）鎮(zhèn)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③。此“都督隴右諸軍事”應即為上言“自隴以西，征伐割斷悉以相委”，對司馬模所確立的以涼州控制河、隴之格局正式予以承認。這亦導致“隴右”觀念的擴大，使其跨越黃河，將“河西”囊括在內(nèi)。

但并不是說，此時“河西”觀念就不存在，它只是在某些情況下被納入了“隴右”的范疇。對西晉朝廷而言，張軌為涼州刺史，“河西”早已掌握在其手中，在加以“都督隴右諸軍事”時，重點在于強調(diào)其管轄地域自“河西”擴大到黃河以東、隴山以西地區(qū)。張軌之后，其子孫世鎮(zhèn)涼州，東晉分別授予張重華“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張玄靚“大都督隴右諸軍事”以及張?zhí)戾a“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④，而張茂則被漢趙劉曜署為“都督?jīng)�、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⑤。其“隴右”之意亦應如上所論皆以廣義言之。此后，“都督隴右諸軍事”之職亦時常見諸史籍，如史書在記載苻登與姚萇相爭事時，即多次出現(xiàn)此號。前秦狄道長苻登于河州刺史毛興為粃罕諸氐所殺之際，為眾所擁為“使持節(jié)、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眾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前）秦”⑥。后秦姚萇亦于此時從安定進入秦州，秦州刺史王統(tǒng)降，萇即拜其弟碩德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zhèn)上絡”⑦。其后，苻登與姚萇在隴山左右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姚萇節(jié)節(jié)敗退，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冬，十月，秦主（苻）登以竇沖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暢壁為都督隴右清軍事南秦益二州牧，約共攻后秦”⑧；又如據(jù)有仇池的氐族楊氏，亦多帶此職�！端螘�?氐胡傳》載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楊定將家奔“隴右”：徙治歷城，城在西縣界，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于百頃。招合夷、晉，得千余家，自號龍驤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稱蕃于晉孝武帝，孝武帝即以其自號假之。求割天水之西縣、武都之上祿為仇池郡，見許。十五年，又以定為輔國將軍、秦州刺史，定已自署征西將軍。又進持節(jié)、都督隴右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校尉、刺史如故。⑨楊定與楊璧一起投靠前秦苻登的同時，亦稱藩于東晉。

晉孝武帝對于楊定的請求皆予以滿足，“割天水之西縣、武都之上祿為仇池郡”，又進“持節(jié)、都督隴右諸軍事”，儼然是希望楊定成為東晉在“隴右”地區(qū)之人，并以仇池為基地進而攻取隴山以西地區(qū)。其后，繼楊定而立的楊盛先請降于后秦，又復通于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①。盛子楊玄繼位后，亦“自號使持節(jié)、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武都王”②。以上諸“都督隴右諸軍事”皆為征戰(zhàn)之際，臨時所授，僅以隴山為界籠統(tǒng)言之，并無明確范圍，且隨其征伐所至，疆域也會不斷出現(xiàn)盈縮。這些并無明確疆域范圍的“都督隴右諸軍事”之職，極有可能影響了時人的“隴右”觀念，使其所指地域不斷擴大。但以黃河為界將“隴右”與“河西”相對舉之觀念此時依然存在，特別是在需要強調(diào)、凸顯“河西”之時。如呂光占有“河西”后，曾于東晉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十二月“自稱使持節(jié)、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③。其“督隴右、河西諸軍事”，銜名雖與同處“河西”之張軌有所不同，但實際表達區(qū)域卻大體一致。其之所以未使用廣義的“隴右”觀念，殆為將“河西”凸顯出來，一來呂光對于“河西”之控制并非穩(wěn)固，反叛不斷，而“河西”又是其立身之本，需要在頭銜上有所突出；二來此稱號為呂光所自稱，他對于當時河、隴分裂的政治局面較為了解，與張軌為中央所授亦有所不同。同樣情況亦見于西秦乞伏氏，《晉書?乙伏國仁載記》載苻登通好西秦乙伏乾歸“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此時乾歸在金城，苻登通好乾歸，一方面當以其作后援，另一方面亦有防備呂光之意，故于都督號上會強調(diào)“河西”二字。西晉末年，立基于“河西”的涼州刺史張軌被授予“都督隴右諸軍事”之職，由此導致了“隴右”觀念的擴大。其后，隨著各方征戰(zhàn)不斷，“都督隴右諸軍事”一名亦頻見諸史籍，這進一步強化了此一擴大趨勢。但因十六國時期，進入河、隴地區(qū)的諸多政權，甚少能有將此二地完全納入其統(tǒng)治范圍者，故“隴右”與“河西”在實際統(tǒng)屬上是分離的，且以黃河為界將“隴右”與“河西”相對舉之觀念此時依然存在，特別是在需要強調(diào)、凸顯“河西”之時。

三、都督及總管：“隴右”轄區(qū)之確定

十六國時期，“都督隴右諸軍事”一職的頻繁出現(xiàn)，使得“隴右”一詞開始有了向大區(qū)專名的演變。西魏、北周之際亦延續(xù)此一格局，在隴山以西地區(qū)所建立的督區(qū)或總管區(qū)，多是冠以“隴右”之名。但與十六國不同的是，此時的“隴右”督區(qū)或總管區(qū)皆有明確之轄州。西魏時，宇文泰任命獨孤信為首任隴右大都督。據(jù)《周書?獨孤信傳》載：（大統(tǒng)）六年（公元540年），侯景寇荊州，太祖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以（獨孤）信為大使，慰撫三荊。尋除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七年（公元541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定舉兵反，詔信討之。?定尋為其部下所殺……十二年（公元546年），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jù)州不受代，太祖令信率開府怡峰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沖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值（遲）明克之。擒仲和，虜其民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④西魏初年，宇文泰“初啟霸業(yè)，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zhèn)之”⑤，“除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北史?獨孤信傳》則記作“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此外，在獨孤信后人《獨孤大惠墓志》中又稱“曾祖信，魏使持節(jié)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太師、大司徒、大司馬、大都督，南秦（治駱谷城，今甘肅西和）、北秦（治安陽，今甘肅秦安）、河（治粃罕，今甘肅臨夏）、渭（治襄武，今甘肅隴西）、二涼（即涼州，治姑臧，今甘肅武威；西涼州，治永平，今甘肅張掖）、原（治高平，今寧夏固原）、靈（治薄骨律鎮(zhèn)城，今寧夏靈武）、瓜（治敦煌，今甘肅敦煌）、鄯（治西都，今青海樂都）、沙、岷、洮十四州諸軍事”①，上列十三州加之秦州正合十四州之數(shù)。各州位置見圖3：圖3西魏大統(tǒng)年間（公元535—551年）隴右都督獨孤信所統(tǒng)十四州圖來源：此圖根據(jù)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圖63－64繪制。此都督十四州諸軍事當非死后贈官，而是獨孤信在西魏所任之實職，然其督州數(shù)之所以會與《周書》、《北史》記載不同，除可能由于傳刻錯誤外，或因在其任期內(nèi)，州亦有所廢置。如上段引文所載，大統(tǒng)十二年（公元546年）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拒不受代，獨孤信率軍討定之，即分涼州置西涼州。

或因新督區(qū)之置立，如討定涼州后，即“加（史寧）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涼西涼二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涼州刺史”②。由此造成了記載不一，《獨孤大惠墓志》所記之十四州可能是獨孤信“隴右”都督任內(nèi)之最多督州數(shù)。此后，西魏“隴右”督區(qū)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人事調(diào)整及區(qū)域重劃，“隴右”督區(qū)曾擴至十五州。③550年“齊氏稱帝，太祖發(fā)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元）廓鎮(zhèn)隴右，征（宇文）導還朝……大軍還，乃旋舊鎮(zhèn)”④，后宇文導一直坐鎮(zhèn)隴右，直至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死于任上。宇文泰之子宇文毓亦曾于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坐鎮(zhèn)隴右，然其督州數(shù)卻未見記載。在此期間，原州自立為督區(qū)，從“隴右”督區(qū)分離。《周書?王德傳》載大統(tǒng)“十三年（公元547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三州、五原蒲川二鎮(zhèn)諸軍事”；涼州督區(qū)亦再次分立，魏廢帝元年（公元552年），史寧“復除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北周代魏后，于明帝二年（公元558年）冬十月“乙丑，遣柱國尉遲迥鎮(zhèn)隴右”，“督隴右十二州”⑤。武成元年（公元559年）春正月，北周“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其年十月“除（尉遲迥）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⑥，秦州總管時亦稱作隴右總管，其所轄十四州據(jù)甘肅武山拉梢寺《北周“尉遲迥”造像發(fā)愿文》所載為“秦、渭、河、鄯、涼、甘（西涼州改）、瓜、成（南秦州改）、武（治將利，今甘肅武都）、岷、洮（治美相，今甘肅卓尼）、鄧（治尚安，今四川九寨溝）、文（治建昌，今甘肅文縣）、康（治同谷，今甘肅康縣）”⑦。此后，秦州總管轄區(qū)不斷縮小，《周書?宇文廣傳》載保定“二年（公元562年），除（宇文廣）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至北周末尉遲運鎮(zhèn)“隴右”時，“為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二月，遂以憂薨于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后丞、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⑧。僅剩六州，即秦、渭、成、康、文、武。為護衛(wèi)“關中”，西魏、北周二政權在隴山以西地區(qū)建有督區(qū)或總管區(qū)，并多冠以“隴右”之名。西魏時獨孤信為第一任隴右大都督，其最多時督有十四州。此后，歷北周一世，繼任“隴右”都督或總管者，其下轄州數(shù)雖有盈縮，但“隴右”督區(qū)或總管區(qū)至此卻有了一個較為確定的疆域范圍。在此背景之下，“隴右”一名在從寬泛的地理觀念走向大區(qū)專名的同時，其邊界（或所代的地域范圍）亦日益明晰。

四、余論

“隴右”一詞，脫胎于“隴西”，是以隴山為標志，指稱其西（右）的廣大地域，乃較為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秦隴西郡之置，以“隴西”作為行政區(qū)域范疇，將隴山以西、秦勢力所及之地區(qū)納入其中，遂使“隴西”的邊界得以明晰。而隨著西漢析隴西郡置天水郡等以及王朝的勢力繼續(xù)向西拓展，“隴西”一詞已不能完全涵蓋此一地區(qū)，且極易與隴西郡產(chǎn)生重合，再加之兩漢之際隗囂、竇融等地方勢力的興起，需要有一個新的名詞來指代該地區(qū)，“隴右”之名遂應運而起。它常與“河西”對舉，大體指隴山以西，黃河以東地區(qū)。十六國時期，各方征戰(zhàn)頻繁，“都督隴右諸軍事”一職頻見諸史籍，它是以隴山為界所劃定之軍事區(qū)，大多無明確的疆域概念，其所指地域亦開始擴大。同時，“都督隴右諸軍事”一職的出現(xiàn)，亦使得“隴右”一詞開始有了向大區(qū)專名的演變。西魏、北周之際延續(xù)此一格局，在隴山以西地區(qū)所建立的督區(qū)或總管區(qū)，多冠以“隴右”之名。而此時的“隴右”督區(qū)或總管區(qū)皆有明確之轄州。雖然州數(shù)時有盈縮，但卻有了一個較為確定的疆域范圍，其最大時地跨河、隴兩地，包括秦、南秦（后改為成州）、渭、岷、洮、鄯、河、涼、西涼（后改為甘州）、瓜等州，西魏時北秦、原、靈及北周時武、鄧、文、康等州亦曾在其轄區(qū)之內(nèi)。以上這些也體現(xiàn)了行政分劃、軍事活動是促使“隴右”觀念擴大及其日益明晰的核心因素。此外，漢魏南北朝時期“隴右”一名的地域范圍從最初所指的河、隴之間，逐漸擴展到了黃河以西地區(qū)，并將“河西”囊括在內(nèi)。此一格局后為楊隋所繼承，①并在唐代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成書于開元年間的《唐六典?尚書戶部》“隴右道”條即載“古雍、梁二州之境，今秦、渭、成、武、洮、岷、疊、宕、河、蘭、鄯、廓、（原注：以上隴右。）涼、甘、肅、瓜、沙、伊、西、北庭、安西，（原注：以上河西。）凡二十有一州焉。（原注：其秦、涼、鄯、洮、北庭、安西、甘、岷又管羈縻州。）東接秦州，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朔漠。（原注：流沙在沙州以北，連延數(shù)千里）”②可見隨著唐朝疆土的不斷西擴，王朝國家在西北地區(qū)所設置的“隴右道”其轄區(qū)最大時，曾將伊、西、北庭、安西等“西域”地區(qū)囊括在內(nèi)。在這一“東接秦州，西逾流沙”的“隴右道”體系下，勢必會加強各個地區(qū)之間的聯(lián)系與互動。于此基礎之上，唐王朝既可在邊防體系上更好地隔斷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各少數(shù)族群南北之間的交通與聯(lián)系，同時亦能加強其與“西域”乃至域外地區(qū)東西之間的交往。

作者：宋翔 單位：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