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家制度的特點，學界習慣以漢宣帝的霸王道雜之論之。其中，霸王道一般被解釋為霸道與王道的融通，即漢王室吸收法家力政和儒家仁政的合理之處，作為治國的策略。這一點，就學理而言并無大的問題。漢承秦制，乃繼承秦之霸業(yè)；武帝獨尊儒術(shù)，則開始采信王道學說。但就學說史來看，霸王道一詞僅見于宣帝之言，并未成為漢人論政之共識。周秦多有論霸王之道者，故霸王道或為霸王之道的省稱，而關(guān)于霸王之道，許多學者自周秦便開始進行了學理上的探討和實踐上的嘗試。

《左傳閔公元年》載齊仲孫湫與魯閔公論霸王之器，《國語晉語八》載叔向與趙文子論霸王之勢，而后《墨子》《孟子》《荀子》《禮記》《管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亦多論如何成就霸王之業(yè)，《戰(zhàn)國策》《吳越春秋》《越絕書》亦廣記諸侯向臣屬求教霸王之道，可見霸王道之論早在先秦便已形成。因而我們對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nèi)蔚陆�，用周政乎之論深加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霸王道既是霸道王道的合稱，更是霸王之道的省稱。

一、霸道與王道的現(xiàn)實困境

霸道與王道的差異，多數(shù)人認為是以德服人還是以力服人的區(qū)別，但這只是理論形態(tài)的闡釋。落實到現(xiàn)實政治行為中，推崇王道者亦有征伐之論，如《孟子離婁》及《孟子公孫丑》中所記載的孟子關(guān)于齊燕爭霸之間的困惑和無奈，正反映出王道說不足以以德化天下，不得不以兵爭應對征伐的現(xiàn)實。即便是維護傳統(tǒng)秩序的《春秋》，也不得不稱贊齊桓公、晉文公等霸主以征伐穩(wěn)定天下秩序的努力。

顧炎武曾言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即春秋時期的霸主雖以力服國，然尚以尊王為號召，故王道仍存。如齊桓公稱霸，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以確認其方伯地位，賦予鎮(zhèn)撫周邊諸侯之權(quán)；晉文公稱霸，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nèi)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等，由周王予以承認。而戰(zhàn)國諸侯，罔顧周天子的封賜，皆自稱王，無視周天子之存在，故秦之滅周，諸侯亦不做聲。司馬遷所言：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后，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強伯。以為戰(zhàn)國諸侯以力服國，非維護天下秩序，乃是出于一國之私。

孟子的見聞，最能反映出諸侯的這一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盡管孟子堅持認為王與霸是對立的，暢其言王道而不言齊桓、晉文霸道之事，并云仲尼之徒無道，而后世無傳。然其入魏，梁惠王則直接問何以利吾國，梁襄王思考的是天下惡乎定，齊宣王關(guān)注的是德如何，則可以王矣。面對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充滿渴望的諸侯，孟子不得不思考仁政與力政的關(guān)系。

在孟子看來，仁政出于王道，雖有力政，卻是以力輔仁，也就是說即便動用武力相強的霸業(yè)，一要出于王道，二要基于王道。《孟子公孫丑上》所言的以力假仁者霸，反映出儒家并非反對霸道，而是要求將霸道限制在仁政的范疇之內(nèi)。所以春秋時期的 霸主，因舉著尊王攘夷的大旗，便得到了儒生的默許。也就是說，儒家并不天然反對力政，而是反對罔顧道德訴求的霸業(yè)。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司馬遷在撮合史料敘述周秦時期的霸王時，便多舉其德政之舉，如齊桓公的修善政贍貧窮；晉文公修政，施惠百姓；秦穆公施德諸侯；宋襄公修行仁義等，以明確霸道對王道的維持。

力政與仁政相輔相成，以春秋五霸最為典范。戰(zhàn)國儒家的新動向，在于強調(diào)王道和霸道的融通，將霸業(yè)納入到王道的體系中，使之成為新的王道論。如荀子眼中的霸道，本質(zhì)仍是詐心以勝，但為了保護王道，他還是期望盡量符合信立而霸的要求，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在他看來，霸業(yè)不是完全靠著逞強好勝、強迫他國而獲得，而是憑借依照法令、愛護百姓成就的。因而長久的治國之道，是霸道與王道的融通，如《霸言》所言：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站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既承認王道必須建立在霸業(yè)之上，又認同霸道必須以王道為終極目標，二者相輔相成�！豆茏颖�法》亦如是言：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因霸而王便是依靠力政實現(xiàn)王道，如商湯、文武；輔王成霸便是以仁義之舉輔佐霸業(yè)，如春秋五霸。這樣的力政與仁政的融通，便是長遠的霸王之道。

二、《呂氏春秋》對霸道的糾補

歷史是以成敗論王寇的，思想是以是非論成敗的。如果沒有秦一統(tǒng)天下的歷史事實，王道和霸道的對峙還會持續(xù)成為學者們辯論調(diào)和的話題，而這種理論上的設(shè)計，無論如何完美，都必待歷史實踐，才能檢驗出其內(nèi)里的殘缺。

但現(xiàn)實問題在于，任何政權(quán)都要先求存，后立威。春秋五霸之所以霸業(yè)不能持久，非國政之不修，正在于霸道一決于君，國君明則國強，國君弱則國疲。霸道之所以建立并持久，必賴制度以為保障。春秋至戰(zhàn)國，尚霸業(yè)者眾，能建霸業(yè)者非用法家立制而不能成。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等人的積極實踐，以及慎到、管子學派、韓非對霸道學說進行的理論構(gòu)建，不僅形成了霸道論，而且形成了力政傳統(tǒng)。呂不韋任秦相13年，最能體會力政論的弊端，故其著《呂氏春秋》，不是簡單地改變秦的不文之弊，而是試圖為秦制立法，以補缺秦政之不足。

《呂氏春秋》對霸道說的調(diào)整，正是吸收了王道說的心性論，對秦推行已久的霸道學說的病理進行了糾補。郭沫若認為《呂氏春秋》是以荀子學說為其中心思想的，正是看到了呂不韋門客對荀子德主刑輔觀念的認同。而荀子與呂不韋幾乎是同時代的人，《荀子》與《呂氏春秋》大約都在公元前239年～公元前230年間撰成，二者融合儒道之說，表明了此時的學者已經(jīng)意識到王道偏于理想而霸道過于功利的弊端，試圖折中而形成更為穩(wěn)妥的政治學說。我們可以比較呂不韋及其門客對霸道、王道學說的融通路徑。

三、霸王道雜之實踐與學理

我們習慣將王道與霸道分開來討論，是因為在經(jīng)典的儒家、法家著作中，王道和霸道的歷史觀不同、政治觀有異，二者在行政措施、行為方式和治道選擇上有著云泥之別，正如《荀子議兵》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因而商鞅游說秦孝公時，能將帝道、王道、霸道分而言之，供秦孝公選擇。落實到現(xiàn)實政治操作中是治道，而落實于紙面討論的只是學說。學說往往具有理想性，可以為達觀點鮮明而走向極端；而現(xiàn)實卻要允執(zhí)厥中，不可能將德政或力政推向極致。從這個角度來看，霸道、王道作為學說，各有側(cè)重，而作為現(xiàn)實政治的手段，仁政和力政不可分離使用，而是相輔相成，故周秦間人論及治道，則以霸王一詞出之。

《左傳閔公元年》載齊仲孫湫入魯省難，對閔公言：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杜預注：霸王所用，故以器為喻。其所言的霸王，非簡單的霸道和王道，顯然是作為一個復合詞使用的，指代成就霸業(yè)之王。其所謂的四條措施，便是成就霸王之業(yè)的基本策略：親有禮言義，因重固言信，間攜貳言和、覆昏亂言仁。《禮記經(jīng)解》便言：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即借助仁義手段成就霸業(yè)，是為霸王的手段。由此可見，儒家并不排斥霸道，甚至認為霸道是輔佐王道的手段。因而儒家學說在霸王二詞合用時，強調(diào)的更多是其對于儒家核心價值觀的尊崇，即承認王道基礎(chǔ)上的霸道之舉。

從周秦文獻記載來看，生活在現(xiàn)實政治中的君王們似乎對霸道和王道的理論分野并不在意，反倒對霸王之業(yè)、霸王之道有著濃厚的興趣。據(jù)《吳越春秋》記載，闔閭元年（公元前514年），打算有所作為的闔閭便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開門見山就問伍子胥曰：寡人欲強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回答說：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在伍子胥看來，霸王就是興霸成王，即效仿齊桓、晉文之事稱霸，仿效楚靈、平、昭稱王。臥薪嘗膽后的勾踐臣吳歸越，跟范蠡討論復國大計時說：今王受天之福，

復于越國，霸王之跡，自斯而起。也以霸王之業(yè)作為夢想。勾踐用大夫文種和范蠡，正是看到了二人精通霸王之道，計研向勾踐推薦二人時就曾說：范蠡明而知內(nèi)，文種遠以見外。愿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shù)在矣。《越絕書》更是記載兩人曾經(jīng)相互切磋，最終形成了霸王之道，大夫種入其縣，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shù)。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此后勾踐滅吳、朝周、會諸侯，正是依二人計策行事，最終越兵橫行于江淮之上，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而其所推行的治道，便是大夫文種和范蠡研究出來的霸王之道。

可知周秦之際，如何成就霸王之業(yè)，便成為諸侯君臣戚戚于心的向往。叔向曾與趙文子論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齊景公曾問晏子：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尋求成就霸王之業(yè)。鄒忌曾以鼓琴見齊宣王，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甚至公孫丑也勸孟子入齊：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據(jù)《戰(zhàn)國策》的記載，石行秦謂大梁造言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范雎對秦昭王說：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yè)可致。蘇秦說六國合縱，對楚威王說以霸王之資如何如何，王鐘對魏武侯說霸王之業(yè)如何如何，季梁勸阻魏王攻邯鄲，也說以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于天下之辭。諸侯君臣言及霸王，既不諱言，也不闡釋，顯然霸王之概念已昭然成為諸侯的目標。

淮南君臣承認強國富民成就霸王之業(yè)的前提，《泛論訓》謂強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但反對法家嚴刑苛法來強國：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shù)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yè)也；棰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shù)也。靜無為也可以成就霸王之業(yè)，關(guān)鍵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不在于官有多強，而在于其能以柔弱勝剛強，以不勝而大勝，《詮言訓》言：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于與同則格；柔勝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圣人能之。是用道家學說對王道、霸道學說的兼容。

同樣，《淮南子》也肯定民本、仁義對于教民的重要性，但對儒家過分強調(diào)的圣王盡人事而得天命之說有了一定的修正�！洱R俗訓》言：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yè)，亦不幾矣。認為能否成就霸王之業(yè)，既要行王道，也要得天時，若湯、武之德，若不遭逢桀、紂之惡，其也無法成就革故鼎新之大業(y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認為王道無所不能的威力。

由此可見，秦漢間對霸王之道的實踐總結(jié)和學理探討，不再是簡單的霸道和王道的雜糅，而是出于對霸王如何行事、如何成功的綜合思考。其中，霸道、王道說的不足得以互補，霸王之道全方位融合了各種學說，如伍子胥、范蠡分別為吳、越建立都城所采用的陰陽觀念、稷下學派借用輕重理論霸王之術(shù)、《淮南子》用黃老學說糾補儒家學說的固執(zhí)、法家學說的嚴苛等。從這個視角來看，漢人眼中的霸王道雜之，不是王道和霸道的并用，而是一套兼容諸多學說的霸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