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菖蒲驅(qū)惡迎吉慶”，菖蒲于端午節(jié)，是一種重要的植物；菖蒲之應(yīng)用于端午節(jié)，也有著很長的歷史，并且花樣屢屢翻新，層出不窮。

其重要而常見的幾種：一謂懸蒲劍。稱之蒲劍，蓋因蒲葉形狀似劍故名。梁朝陶弘景在《名醫(yī)別錄》中稱菖蒲“葉如劍刀”。既為劍刀，其避邪的意象功能便不言而喻。這是菖蒲在端午節(jié)很簡單的一種用法。老百姓只需將蒲葉往門廳、床頭一掛，或加以小的整飾，利劍便成。鋒刃之下，邪蟲惡豸自是不敢輕易進屋，古人的心理便有了象征吉瑞的撫慰。某些地區(qū)，人們甚至在朱符上寫道：五月五日午，天師騎艾虎。手持菖蒲劍，斬魔入地府。（《民國開陽縣志》）此可見當?shù)厝嗣駥ζ褎Φ男刨嚒！堆嗑�歲時記》上說“端五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門旁，以禳不詳，亦古者艾虎蒲劍之遺意”；《清嘉錄》曰“截蒲為劍，……懸于床戶，皆以卻鬼”，這些都是蒲劍于端午廣泛流行的寫照。

二謂佩蒲人。蒲人者，顧名思義，乃以菖蒲制成人狀之謂也。宋朝陳元靚《歲時廣記》引《歲時雜記》云：“端午刻蒲劍為小人子，……帶之辟邪”可見，在古人心目中，蒲人和蒲劍一樣，都是可以驅(qū)惡避邪的吉祥之物。所不同的只是，蒲人的制作工序更為繁復，且蒲劍多用來懸掛，而蒲人多作佩物、簪物。

三謂飲蒲酒。《荊楚歲時記》上說，端午節(jié)用菖蒲“或鏤或屑以泛酒”，可以“辟瘟氣”。凡草皆是藥。菖蒲酒作為一種藥酒，飲之去毒是有一定的科學依據(jù)的；不像蒲劍、蒲人，本質(zhì)上不過是人們內(nèi)心美好愿望的一種約定俗成的行為表達罷了。李時珍說：“菖蒲酒，治三十六風，一十二痹，通血脈，治骨痿，久服耳目聰明”（《本草綱目》），這便是對菖蒲酒的一種藥學上的肯定。端午飲菖蒲酒自唐宋以來就蔚然成風。唐人殷堯藩《端午日》詩云：“不效艾符

趨習俗，但祈蒲酒話升平”；明人曰：“樽俎泛菖蒲，年年五月初”（見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七卷），都反映出端午飲蒲酒的時興。菖蒲酒的制法及用法各朝各地不盡相同：或僅以蒲根入酒，或配以雄黃，或外敷，或“渾灑床帳間”（《帝京歲時紀勝》）。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而道家將之演繹得尤為有趣�！兜啦亟�(jīng)?菖蒲傳》云：

菖蒲者，水草之精英，神仙之靈藥也。

其法，采緊小似魚鱗者一斤，以水及米泔

浸各一宿，刮去皮切，暴干搗篩，以糯米粥

和勻，更入熟蜜拔和丸如梧子大，稀葛袋

盛，置風處令干。每旦酒飲，任下三十丸。

……一月消食，二月痰除，至五年骨髓充，

顏色澤，白發(fā)黑，落齒更生。

可以看到，這已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菖蒲酒了――菖蒲制成蒲丸，搖身一變，竟成了絕妙的佐酒之物；也可以看到，在道家的眼里，菖蒲儼然天賜的神草，被他們奉為得以長生不死、得道升仙的仙丹了。這則文字，很是有趣。

此外，還有菖蒲果子、菖蒲浴、菖蒲祭，等等。

作避邪除毒之用的菖蒲，與端午緊緊聯(lián)系起來，深有其因，并不偶然。首先，古人謂菖蒲于農(nóng)歷五月間成熟，是以又把五月稱為“蒲月”，五月用菖蒲正當時。其次，古時，農(nóng)歷五月是民間意義上的惡月，五月五這一天更被認為是“陰氣萌作”（《后漢書》）、惡氣難止的日子。又《說文解字》曰：“午，牾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逼渲小瓣酢笔恰安豁槨钡囊馑迹�可見端午不祥。在當代，某些農(nóng)村地區(qū)還流行著“五月五生子，男孩克父，女孩克母”的說法，這一天的“游百病”等習俗也由此而來。既是惡月、惡日，一心祈求吉祥的純良百姓少不得便要用“正”來壓“邪”。一物降一物，菖蒲本身真實存在的藥性以及人們不斷賦予它的美好意象，使民

眾相信，這種草不一般，它是可以抵御得住惡月里的邪毒之物的。

對于菖蒲藥性的記載，古文獻中比比皆是。東漢《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較早對其進行了闡發(fā)，稱其“主風寒濕痹，開心孔，通九竅，明耳目，出聲音，溫腸胃，久服輕身，不忘，不迷惑，延年”。按今天的說法，菖蒲是天南星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葉線形基生，長約40厘米―70厘米，六七月間開淡黃綠色的小花。菖蒲主要以根莖入藥，氣芳香，味苦微辛，主要成分是一些揮發(fā)油，有鎮(zhèn)靜、促進消化液分泌等功效。它的水浸液對皮膚表面的真菌有抑制作用。古時，還有人把菖蒲搗爛用來治療癰疽、濕瘡等。以此看來，菖蒲的“避邪殺毒”并不完全徒有虛名。古人在歲時節(jié)俗上，也表現(xiàn)著他們的智慧。

菖蒲成為古代社會一種流行的物質(zhì)文化符號，自然離不開、也少不了文人墨客筆下的渲染寄意。與其他許多流行的文化符號一樣，有時我們已難以分清到底是文化要素本身的日漸風行引起文人更多的關(guān)注，從而帶來相關(guān)文藝作品繁榮的景觀；還是不斷涌現(xiàn)的文藝作品促進了文化要素的炙手可熱。文化要素與文藝作品，這兩者剪不斷、理還亂；或許原本就是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從歷史深處一路相互提攜著走來，保持互利共生的狀態(tài)。

菖蒲之詠，照有關(guān)說法，在楚辭中就已經(jīng)大量出現(xiàn)了�！峨x騷草木疏》考證說，《離騷》里出現(xiàn)率很高的“蓀”，即是指菖蒲。假設(shè)這種說法正確的

話，那些如“蓀橈兮蘭旌”“蓀壁兮紫壇”的句子，在兩千多年前就賦予了菖蒲崇高不屈的品質(zhì)，使人自然聯(lián)想到《離騷》的作者屈原以及他同樣崇高的人格。端午的菖蒲之俗和民間流傳的端午節(jié)源于祭祀屈原的說法，兩者之間或有聯(lián)系也未可知。

到宋代，另一位人詩人蘇軾，在千年之后秉承了屈原借菖蒲以寄意的手法，對菖蒲更是贊賞有加。蘇軾在他的《石菖蒲贊》的序言中，說菖蒲“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shù)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jié)葉堅瘦，根須連絡(luò)，蒼然于幾案間”，并且能夠“忍寒苦，安淡泊，與清泉白石為伍”。這可謂是對菖蒲有史以來所有文字記錄中最熱烈而直接的贊美。清水養(yǎng)蒲，獨忍寒苦，對菖蒲贊美的背后，也透著大詩人懷才不遇的微微失意以及安貧樂道的堅韌有節(jié)。將植物人格化并以自況，是中國文人沿襲幾千年而不衰的癖好――陶淵明之于菊，周敦頤之于蓮，都是此種情形的典型代表，比周敦頤稍晚的蘇軾自然沒能逃過。 然詠及菖蒲，多數(shù)還是那些只借物應(yīng)景的文字，像先前提及的“樽俎泛菖蒲”一類，點到輒止，并不展開。菖蒲二字，義氣十足，意韻橫生，本身便是一道不俗的風景；兼有前人吟詠，賦予其品格，更能提示節(jié)令，展現(xiàn)風俗。因此，以之入詩詞文章，也屢見不鮮。宋人朱松有一首《重五》的小詩，頗有情致：

異鄉(xiāng)逢午節(jié)，臥病此衰翁。

竹筍進新紫，榴花開小紅。

山深人寂寂，氣潤雨鰲

煮酒無尋處，菖蒲在水中。

試想，重五時節(jié)，病臥他鄉(xiāng)，這是何等的百無聊賴，何等的孤寂難熬；而新筍自發(fā)，榴花自紅，無異于說“病樹前頭萬木春”，更是何等的凄清。惟一能陪伴左右的，便只有這同樣孤寂的菖蒲了。

今人也有以菖蒲入詩的。席慕容就作過一首《菖蒲花》，里邊寫道：“此刻菖蒲花還正隨意綻放/這里那里到處叢生不已/悍然向周遭的世界/展示她的激情。”在她筆下，菖蒲花代表著肆

意與自信，這與古人的菖蒲寄意便離得更遠了。不過，整篇詩里所透出的憂郁是厚重的，是壓抑而深沉的：“我曾經(jīng)多么希望能夠遇見你/但是不可以�！边@些文字能讓人的心隨之一顫。詩當然是好詩。

菖蒲可以辟邪，可以入藥，可以入文章，它還可以指示物候、預告農(nóng)時。農(nóng)諺說“人不知春草知春”，菖蒲便是這樣一種感覺敏銳的植物�！秴问洗呵�?任地》篇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竺可楨先生在他的《物候?qū)W》一書中，曾引這條記錄來說明野生植物與農(nóng)作物之間物候期的相關(guān)性；又認為兩千多年前，我國勞動人民就知曉并掌握了以物候報農(nóng)時的一些方法。唐朝李咸用《和殷衙推春霖即事詩》中寫道“柳眉低帶泣，蒲劍銳初抽”，可見柳葉初展時，菖蒲也已經(jīng)開始破土挺生了。菖蒲始生確實是能夠報得早春的一種物候現(xiàn)象。

雜談一通菖蒲之后，有兩種感慨，最是強烈。

一是今天能認得菖蒲的人恐怕寥寥無幾。鐘敬文先生曾作過一篇《多識草木》的文章，先生在文中感慨道：“我們和自然，實在太生疏了！”誠如鐘先生所說，我們于很多自然界的事物，均是“見物不知名”，或是“知名不識物”。今人對自然的關(guān)注，較之古人是人人不如了。我們對初春的新綠鮮有所視，對婉轉(zhuǎn)的鳥鳴鮮有所聞。我們大都不盲不聾，是健康的人；然而這些對人自然的感官，卻正不知不覺一天天衰退下去。農(nóng)耕時代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相互依存以及古人對自然界物事的那種如數(shù)家珍的熟稔，都足以使我們感到羞赧難當。只是這種羞赧的情愫，卻也是在一天天地漸趨于亡了吧。

二是我們正在遺失一些傳承千年的民俗文化。古時的端午之俗，除了今日猶可見到的食粽子（古稱“角黍”）、賽龍舟、游百病之外，還有懸艾蒲、系彩絲、斗百草、飲雄黃酒、百草浴等等，可謂名目繁多，多姿多彩。而這些名目想必今人也不曾人人皆知，更何況身體力行。于是乎，日本人在端午節(jié)吃柏葉餅、飲菖蒲酒，韓國人拿著端午祭申遺，往往把我們聽得一愣一愣，疑惑者有之，憤怒者有之，叫罵者有之，當然更有反思的；只不過這種反思能否真正挽得住一些既成事實繼續(xù)向前的腳步，尚存疑問。農(nóng)業(yè)文明在被工業(yè)文明取代的同時，許多原本我們可以親近熟識的東西便走遠了。這其間包括物質(zhì)，也包括文化。

特別地，在城鄉(xiāng)傳統(tǒng)民俗一起走向簡約化、單一化時，城市的步伐邁得比鄉(xiāng)村迅疾多了。都市人群在光電化氣愈演愈烈的輪番轟炸下，遺失某些東西，似乎也有一些無奈的必然。大城市里，站在一點向任意一個方向走，一天也未必見得著一塊真正的土地；僅就菖蒲而言，何處又有它一棵小草的容身之處。其實，民俗作為一種地域性文化，自古以來就有著不同地理空間的分野，是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城鄉(xiāng)差異古今皆有；但是，幾乎又沒有哪一個朝代，這種差異能和現(xiàn)在一樣，表現(xiàn)得如此顯著。20世紀末，都市民俗作為一個新興的地理性文化概念，在國內(nèi)引起了越來越多學人的關(guān)注――是喜是憂，還須留待人們?nèi)ピu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