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碩士論文：從亞述學的進展看西夏學的得失

　　提要：本文通過對亞述學學術立足點和研究方法論的初步體會，重新審視了西夏學的發(fā)展道路和研究得失，著重指出了在西夏學研究中語文學的基礎地位和文化人類學思維模式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西夏學 亞述學 語文學 考古學 文化人類學 歷史編纂

　　西夏學(tangutology)的歷史，若從1804年甘肅武威發(fā)現(xiàn)番漢合璧的《重修涼州護國寺感通塔碑》、清人張澍據(jù)其碑陰所刻之漢文西夏年號“天佑民安”正確斷定碑上番字為失傳已久的西夏文算起，至今已有將近兩個世紀了;但真正意義上的西夏學學科，則當以1908—1909年間沙俄軍官科茲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領的探險隊在內(nèi)蒙古黑水(khara-khoto)地區(qū)獲得八千余件西夏文文書并運藏彼得堡為其發(fā)端之時[i]。

　　西夏學發(fā)展至今，在語文、考古、社會歷史三大基礎性板塊學科的建設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同時也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學科進展?jié)u趨緩慢的現(xiàn)實考驗。認真探究其原因，我們不無遺憾地發(fā)現(xiàn)，比較突出的一個缺陷，乃是我們的西夏研究一般都疏于同國際上已有充分發(fā)展的類似學科進行比照、切磋以汲取其有資于自身發(fā)展之思考角度和方法體系;而放眼世界，我們卻發(fā)現(xiàn)，竟然有不少成就卓著的研究領域可以給目前的西夏研究提供相當程度新穎意蘊的啟發(fā)和借鑒!亞述學就是一例。

　　所謂亞述學(assyriology)，乃是得名于近東地區(qū)公元前兩千年代早期存在的古國亞述(assyria)的一門人文科學。它誕生于十九世紀國力正盛之歐洲諸強在近東兩河流域地區(qū)考古發(fā)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礎上，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歷史了。而其分支如蘇美爾學(sumerology)、赫梯學(hittitology)等，到目前為止也各自成為世界文化、歷史研究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次級學科。

　　從最早的公元前三千年代立國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并首創(chuàng)泥版楔形文字(cuneiform)之蘇美爾人(sumerians)開始，中間歷經(jīng)以閃米特人(semites)為主延祚近兩千年的阿卡德—巴比倫(akkado-babylonian)文明(亞述人的創(chuàng)造即其北部分支)，所涉地域西臻東地中海、東越伊朗高原，時間下限直至公元前三世紀伊始的古波斯帝國以及隨后的巴比倫希臘化王朝時期。如此廣闊的時空范圍之內(nèi)容物皆為亞述學研究的對象，個中原因則是基于上述所有古國民族流傳至今的文明記錄均采用了書寫于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之緣故[ii]。當初楔形文字的運用一如今天的英文，一度成為國際通用語文，甚至連基本與之同時起步但卻一向獨立發(fā)展的埃及文明以及對后世西方文化影響巨大的希伯來文明均受其文書文獻的強烈影響。

　　自古希臘文明以降，上千年來歐洲語言研究的精髓，主要就是集中在側(cè)重考證記錄與歷史事件密切相關之書面材料的語文學(philology)方面;當然，由于十八世紀以來建立在比較語言學基礎上長足發(fā)展的西方語言學到今天已是完全改觀，傳統(tǒng)的語文學也早已逾越原來僅僅關注歷史的藩籬，philology一詞在很多場合已具有指代立足“傳統(tǒng)”譜系分類語言學研究基礎上之語言研究科學的現(xiàn)代意義。這種基于原始印歐語構擬研究而成熟起來的共時、歷時經(jīng)歷充分表明：語言研究只有深入到語音層次的構擬分析，才有可能在比較語言學的基礎上更為趨近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而這，正是我們今天煞費苦心鉆研此類“古董”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亞述學即始于研治中近東地區(qū)閃米特及西雅利安諸語之語言學家們的艱苦努力，其真正確立又完全立足于考古學對碑碣遺址的研究和語文學對書面文獻的解讀——單純的考古學者或語文學家要么只給出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三維空間的物質(zhì)填充，要么僅局限于該地遠古居民形而上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模糊重建;亞述學家則必須一身兼兩任[iii]，并應當在此基礎上，隨著亞述學學科研究的不斷深入，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學科特色的系統(tǒng)理論，以便指導本學科各方面具體研究工作快捷、迅速、有條不紊地開展進行。然而即便是以此原則來具體衡量發(fā)展至今已有一個多世紀的亞述學界，我們?nèi)匀徊粺o遺憾地看到，亞述學家們依然過分偏重于具體而微的語詞考據(jù)索隱，卻鮮有學者自覺構建系統(tǒng)性的理論框架。盡管如此，亞述學界歷來崇尚并遵循的楔形文字語言解構之細致考據(jù)為基礎、同時貫徹各領域遍地開花的文化人類學精神的研究思維模式，卻對該學科研究的進展十分有利。

　　西夏學的起步，如前所述，其實也完全重復了上述過程。西夏語文的基礎性研究，是西夏學向縱深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實際上，這項工作早在西夏時期便已由西夏人自己蓬勃開展起來了，當時對其母語語言文字的研究，雖然受同時代業(yè)已成熟之漢語語文研究的影響甚為明顯，卻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但其主要目的顯然是為了表征民族立國之新創(chuàng)文字的規(guī)范和推行[iv]。這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西夏學研究并無多大直接關系。只是其“研究成果”——譬如字典《文�！�、《音同》、《番漢合時掌中珠》等——迄今有幸遺存得還相對完整，這就大大便利了我們今天對其民族特質(zhì)的準確領會。

　　今天，西夏語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則是語文學的比較分類;其比較范圍限于同一內(nèi)容的番漢文本之間、不同的西夏文文書之間、一件文書的不同部分之間以及同一時期西夏文記錄和相應的其他歷史紀錄(主要是漢文記錄)之間[v]。這在以漢字為基礎的文字體系內(nèi)，往往只有助于字詞意義的獲取而無助于語音的構擬 [vi]，從而難以在此基礎上開展更為必要的語言比較研究工作。有趣的是，對亞述學的“立身之所”----楔形文字的研究，卻經(jīng)歷了一個截然相反的過程：早已高度音節(jié)化的楔形文字及其所記錄的阿卡德語、赫梯語、(特別是)古波斯語等屈折語又多有以表音文字記錄且研究較為充分的親屬語言材料，使得這些死亡幾千年的語言其語音體系至今已有一個基本公認的標準，這就為今人探索幾千年前的古人不復存在的形而上世界提供了極為有效的手段。既然亞述學者能以此借鑒來推動亞述學前進，那么，西夏學者又應該怎樣面對亞述學在語音構擬和語言比較方面的優(yōu)勢呢?

　　其實，在西夏學研究早期，為數(shù)不多的歐美學者卻成就斐然，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們深得自己文化氛圍中比較研究法的真?zhèn)鞫�能下意識地加以運用 [vii];深受西方治學方法影響的民國學者如陳寅恪，在其《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jīng)考》一文中就西夏文“眾生”、“無上”兩詞所作的簡略討論，既援引相應梵文原詞及多種對應漢譯，又兼及西夏語言特點，雖失之簡約，卻頗具比較研究之神采[viii]。這種具有比較性質(zhì)的條理化思維雖然并不是從亞述學中借鑒的，但不謀而合的作法帶來的顯著效果，難道不能激發(fā)我們有意識地歸納總結，從而使這類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更能為我們自覺地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