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運動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為特點的文體改革運動。因涉及文學的思想內(nèi)容，所以兼有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zhì)。 “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 排偶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認為自己的散文繼承了兩漢文章的傳統(tǒng)，所以稱“古文”。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tǒng)，將改革文風與復興儒學變?yōu)橄噍o相成的運動。在提倡古文時，進一步強調(diào)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韓愈、 柳宗元外，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

　　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

　　唐代代表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也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僅有的兩個唐朝作家。他們倡導古文是為了推行古道，為了復興儒學。韓愈說，“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特別強調(diào)儒家的仁義和道統(tǒng)，柳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此外，兩家的古文理論體系還包括：

　�、僦鲝�“養(yǎng)氣”，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養(yǎng)，強調(diào)“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答李翊書》)，作者的道德修養(yǎng)決定文章的表現(xiàn)形式，所以“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愈《答李翊書》)。

　�、陉P(guān)于學習標準，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同前)，不僅重視經(jīng)史，也重視屈原、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藝術(shù)成就，吸取他們的精英，豐富自己的寫作。

　�、圩詣�(chuàng)新意新詞，不避“怪怪奇奇”(韓愈《送窮文》)，反對模仿因襲，要求“惟陳言之務去”(韓愈《答李翊書》)，認為“唯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所以對古圣賢人的著作，要“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

　　④在重視藝術(shù)形式的同時，特別反對有文采而內(nèi)容荒謬的作品，認為“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菀�求寫作必須有認真的態(tài)度，不敢出以輕心、怠心、昏氣、矜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薹磳γつ康睾窆欧墙�，認為“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對“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的狀況表示憤慨，指出當代好作家不少，

　　“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顯而易見，韓、柳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在文學上是利用復古的旗幟從事文學革新，推動文學前進。

　　韓、柳提倡古文，在當時是經(jīng)過一番斗爭的。韓愈曾說：“仆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與馮宿論文書》)然而，面對時人的非難和嘲笑，韓愈毫不動搖。他“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不斷壯大了古文運動的隊伍。韓愈的學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漢等人，他們又轉(zhuǎn)相傳授，推動了古文運動的開展。韓、柳諸人注意汲取口語中的新鮮詞匯，提煉為一種接近口語的新的書面語言，寫下了許多優(yōu)秀作品，擴大了書面語言的表達功能，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學史上新的散文傳統(tǒng)。唐末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寫的一些諷刺現(xiàn)實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體，可說是承襲了古文運動的余風。

　　宋代代表

　　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代表。

　　中唐后，由于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運動自晚唐至宋，逐漸衰微，駢體文又死灰復燃。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的駢文又成為文壇主流。于是又開始了古文和駢文的新一輪的斗爭。到宋代中葉，由于歐陽修的創(chuàng)導，又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詩_新運動。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從理論和創(chuàng)作兩方面為詩_新奠定了基礎(chǔ)，確立了方向。他還注意培養(yǎng)選拔古文高手。曾鞏、王安石、蘇軾兄弟都是他的門生。他們的散文創(chuàng)作，繼承和發(fā)揚了韓柳的傳統(tǒng)，又別開生面，異彩紛呈。

　　古文運動的成就影響：

　　唐代古文運動在中國古代散文發(fā)展史上的主要貢獻，就是扭轉(zhuǎn)了長期統(tǒng)治文壇的形式主義潮流，繼承了早期散文的優(yōu)良

　　傳統(tǒng)并有所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從而開創(chuàng)了散文寫作的新局面，撥正了古代散文的發(fā)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運動所奠定的基礎(chǔ)上繼續(xù)發(fā)展的。

　　當然，這并不是說經(jīng)過一場古文運動，文壇上就再也不會出現(xiàn)形式主義逆流了。實際上，韓柳之后，唐代古文運動的一般發(fā)展情況，大致有兩種趨向：一是以李翱為代表的偏于闡道，反映現(xiàn)實的范圍窄了，一是皇甫湜、孫樵等的“趨怪走奇”，使文章晦澀難曉，這都是不利于古文發(fā)展的。至晚唐，出現(xiàn)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筆鋒犀利，為晚唐文壇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華艷的文風又一次泛濫，北宋真宗年間還出現(xiàn)了以楊億、劉筠等人為代表的西昆派，“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夸尚”(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這一次，挽轉(zhuǎn)文壇、詩壇頹風的使命落到了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身上。由他們掀起的詩_新運動的浪潮，就文的方面來說，是直接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tǒng)的，也可以視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xù)和發(fā)展。所以在文學史上，也常常連稱為唐宋古文運動。宋代的古文運動不再標舉學習先秦兩漢而主張直接取法韓愈，如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后》就認為，“學者當止于是而止爾”。這也說明了宋代散文與唐代散文一脈相承的關(guān)系。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著“文從字順”的方向發(fā)展，比韓、柳的古文更進一步縮短了與口語的距離，因而更有利于表情達意,也更為人們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將韓愈、柳宗元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的散文作品合編為《八先生文集》，后來茅坤又繼之編選了《宋八大家文鈔》，從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文人寫作散文的楷模。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陽湖派，其散文成就都與唐宋古文運動有著淵源關(guān)系。從對后世所發(fā)生的深遠影響來看，我們也完全可以這樣說，唐宋古文運動，是中國古代散文發(fā)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