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大陸的強勢話語是新啟蒙主義或稱新啟蒙思潮。這種話語為中共黨內改革派領導人和知識界主流共同營造和使用，它的特點是維持馬克思主義的外殼，但在其中發(fā)掘或者塞進許多改革、開放、民主、自由的新鮮內容。一九九○年代的強勢話語則是反對新啟蒙主義的，在各主要領域均反其道而行之，穩(wěn)定和保守無疑是它的基調。所以，現(xiàn)在大陸的強勢話語并非汪暉所說的"新自由主義"，而是"新威權主義"。

新威權主義是一個理論聯(lián)盟，它的成員包括新保守主義、新秩序主義、新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等。

有必要區(qū)分作為大規(guī)模政治運動先導和作為其尾巴的"批判性的思想運動"。一九○五年俄國革命運動失敗后，在俄國知識分子中隨即出現(xiàn)了"批判性的思想運動"，它的矛頭主要指向自由主義思想。一九○○年代的俄國思想狀況與一九九○年代的中國大陸思想狀況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一九九○年代中國思想領域的爭論焦點并不是《再論》所說的"自由與平等"問題，而依舊是"自由與特權"問題。這使人們產生出一種希冀：中國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保留在平等問題上的歧見，首先在自由與民主問題上達成共識并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不分左右）與反自由民主勢力的對壘。

友人送來汪暉近作《一九八九社會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以下簡稱《再論》，該文引語不再注明）的打印稿1，盡管讀得并不順暢，總的感覺是比《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一文寫得好。雖然還是有許多拐彎抹角的復雜語句，有意無意地構成交流的屏障，但整篇文章的脈絡是清楚的，作者本人觀點也有了一些正面的闡述，這樣就有了與汪暉進行建設性對話的基礎。

一、強勢話語：新威權主義還是自由主義

《再論》通篇的主旨，就是要論證："一九八九年……成為新自由主義主導全球經濟和政治結構的開端。""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強勢的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tài)，它滲透在國家政策、知識分子的思想實踐和媒體的價值取向中。"

所謂強勢話語，就是統(tǒng)治的或者領導的意識形態(tài)，通常既依靠國家和超國家的政策力量和經濟力量，同時依靠形式主義的理論話語，建立自己在思想界和民間話語中的霸權地位。《再論》指出：一九八九年以后國家實行的所謂"兩手硬"策略實際上變成了專政手段（相對于以前的意識形態(tài)手段）與經濟改革的結合，正是在舊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喪失基本效能的條件下，一種新的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取而代之，并為國家政策、國際關系和媒體的價值取向提供了方向和合理性。

顯然，一九八○年代的強勢話語與一九九○年代的強勢話語是大不相同的，否則就沒有必要強調"一種新的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的崛起。一九八○年代的強勢話語是新啟蒙主義或稱新啟蒙思潮。這種話語為中共黨內改革派領導人和知識界主流共同營造和使用，它的特點是維持馬克思主義的外殼，但在其中發(fā)掘或者塞進許多改革、開放、民主、自由的新鮮內容。借文化問題討論的名義推動政治改革，就充分表現(xiàn)了新啟蒙主義的上述特色。盡管有許多含糊不清（例如說"馬克思主義就是人道主義"）、扭扭捏捏（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機會主義（"貓論"、"摸論"）的成份，其基本的傾向是要改革，甚至是革命性的改革。一九九○年代的強勢話語是反對新啟蒙主義的，在各主要領域均反其道而行之，穩(wěn)定和保守無疑是它的基調。在政治上，中共十三大決定的黨政分開舉措完全沒有兌現(xiàn)，在許多地方還強化了以黨代政。在經濟上，雖然打著市場化改革的旗幟，但正如《再論》所指出，常常"自覺和不自覺地加強了壟斷和反市場的趨向"，具有"反市場、反社會和反民間的壟斷關系"，因為這種話語集中代表了"憑借權力轉移而產生的利益群體"的意志。那么，為什么要把一九九○年代的強勢話語命名為"新自由主義"呢？首先看一看《再論》是如何論證的：

㈠"一九八九年以來，''''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權威主義（這幾者之間雖有矛盾，但在理論上卻分享了若干共同的前提，以至它們以批判''''激進主義''''和他們指控的''''新左派''''為前提達成聯(lián)盟）共同扭曲了一九八○年代的新啟蒙思潮的豐富而復雜的思想遺產，并聲稱''''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才是一九八○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合法繼承者。"

㈡"所謂''''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基本上是由激進市場主義、新保守主義等各個方面共同構成的：在穩(wěn)定條件下要求將放權讓利的過程激進化、在動蕩的條件下以權威保護市場過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市場全面退出，這就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點。"

㈢"即使在理論層面，這一思潮也能根據(jù)自己的需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戰(zhàn)略，在不同時期和不同語境中將自己裝扮成為''''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市場激進主義和國家現(xiàn)代化的理論敘述和歷史敘述（包括各種民族主義敘述中與現(xiàn)代化論述最為接近的部分）。"

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給出了三種不同的說法。其一："新自由主義"是一個理論聯(lián)盟，這個聯(lián)盟以其盟主來命名。其二："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態(tài)共同體，由若干方面的理論"共同構成"。其三："新自由主義"是會變臉術的單一思潮，只是根據(jù)不同的需要戴上不同的面具。這說明作者本人也難以把握"新自由主義"概念的確切內涵和外延，為了防止引起歧義和誤解，在行文中又不得不大量地使用補充說明以及"和與或"的標識，例如："''''新自由主義''''（有時也被直接表述為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亦即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或市場激進主義"、"''''新自由主義''''/市場激進主義"，等等�？傊�，就是這些"主義"構成了"新自由主義"陣營，其中包括何新、蕭功秦的新保守主義和新權威主義，吳敬璉、茅于軾、汪丁丁等人的市場經濟學派，李慎之、劉軍寧、朱學勤等人的自由主義，許紀霖等人的現(xiàn)代化理論和歷史敘述，鄧正來的市民社會理論等。但上述學者中沒有任何人以"新自由主義"來給自己的理論冠名。這就是說，所謂"新自由主義"理論聯(lián)盟中掛帥的乃是一位只是抽象存在的"盟主"；而且，"盟主"手下的大將雖然有名有姓，但他們自己并沒有結盟的意愿，是《再論》在"虛擬空間"中代他們舉行了盟誓。

所謂"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點"，也是一些無人認領的私生子。《再論》宣稱："''''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即利用國家權威和精英推動激進的市場擴張）"。何新與蕭功秦都不會承認這種武斷的定義。何新對于市場在全球范圍和中國國內的擴張，一直抱有高度警惕的態(tài)度，與"激進的市場擴張"沒有任何瓜葛。蕭功秦則提出了"市場失范"的概念，指出："按照''''制度決定論''''者那種力圖通過大規(guī)模引入市場規(guī)則和制度來獲得市場機制的思路，得到的往往不是市場而是市場的失范。"當他談到市場時，與之相關聯(lián)的詞匯常常是"失范"、"失控"、"脫序"、"無序"、"無組織力量"等，為避免出現(xiàn)"市場無序與政府權威急劇衰落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他主張采取措施防止"政府權威的急劇流失"。4認為市場經濟學派"要求將放權讓利的過程激進化"，"自覺和不自覺地加強了壟斷和反市場的趨向"，更近乎天方夜譚。以吳敬璉為代表的中國市場經濟學派，在一九八○年代一直強烈反對以"放權讓利"為主要思路的城市經濟改革方針，在一九九○年代則堅持批判一切形式的壟斷、尋租、權錢交易，主張市場經濟與社會公正并舉，這是經濟學界人所共知的事實。至于所謂在越來越倚重"專政手段"的強勢話語與鼓吹自由、民主、人權的自由主義者之間存在"共謀關系"，這恐怕只能說是一種誅心之論。

從對當代中國大陸思想狀況的分析中，是無法得出自由主義（汪暉命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九九○年代中國強勢話語的論斷的，唯一的理論奧援來自海外，即《再論》一開篇就援引的法國學者皮埃爾·布迪厄的文章《無止境剝削的烏托邦--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該文認為："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當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話語體系。""新自由主義話語不是一種普通的話語體系，而是一種''''強勢''''話語。這種話語在一個有各種強力關系構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強力者一邊。新自由主義是通過服從那些支配經濟關系的力量所作出的經濟選擇來作到這一點的。它也因此將自己的符號力量加之于這些強力關系。在這種科學綱領的名義下，它轉換成為一種政治綱領，這種綱領旨在創(chuàng)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論得以實現(xiàn)和發(fā)揮作用的條件。"5《再論》之所以能夠信心飽滿地構造一九九○年代中國"新自由主義理論聯(lián)盟"，不過是憑借極為簡單的邏輯推理：國際上的左派權威人士已經斷言新自由主義是當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話語體系，中國既然是當代世界全球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也必然是中國的強勢話語。

事實上，皮埃爾·布迪厄的文章在國際社會科學界只是一家之言，不能被視為一種定論。雖然有些左派喜歡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描述當代主流經濟學派，但更確切的名稱是新古典經濟學、貨幣主義經濟學、供應學派經濟學等。在當代西方文獻中，"新自由主義"并沒有一個確定的內涵。一九三○年代羅斯福的新政主義曾被稱為"新自由主義"，一九七○年代末、一九八○年初崛起的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但這兩種"新自由主義"是大不相同的。皮埃爾·布迪厄所謂"強勢"的"新自由主義話語"顯然指的是后者。但在英語世界中，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的崛起更多地被稱為"向新保守主義轉變"，"新保守主義反革命"。6

既然"新自由主義"在時間軸上代表著不同的涵義，那么就更不好把它在空間上簡單地平移了。如果西方世界的強勢話語同時也就是東方世界的強勢話語，那么我們確實是生活在"一個世界"、"一種制度"中了，但當代左派不是常常在為"多個世界"、"多種制度"而辯護嗎？"亞洲價值觀"不是一直在與"西方價值觀"對抗嗎？以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為標志的西方新保守主義所要保守的是更多的個人經濟自由和更少的政府福利，因此稱之為"新自由主義"還不算太離譜。雖然在美國的語境中，新自由主義更多地用來指羅斯福新政主義或者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之類比羅斯福新政主義更左的話語，新保守主義才專門用來表示一九八○年代以后那種從羅斯福新政主義向右轉的話語。而東亞的新保守主義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國的新保守主義，它們所要保守的是更多的國家利益、集體價值、穩(wěn)定和秩序，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就太離譜了。稱之為新保守主義則容易與西方的新保守主義搞混，因此，還是根據(jù)其依賴"專政手段"這一最突出的特點，命名為新威權主義比較合適。其實，威權主義已經是國際學術界比較流行的術語。把一九九○年代的強勢話語叫做中國新威權主義，無論如何要比中國"新自由主義"更合乎情理、更恰如其分。一九九○年代的新威權主義不同于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新權威主義，后者包含比較多的改革色彩，而前者的主色調是保守政治現(xiàn)狀。

在中國大陸，新威權主義才是名副其實的強勢話語，只有它能夠依靠國家的政策力量和經濟力量，壟斷各種官方的輿論陣地，以及掌控"專政手段"這一最后的煞手锏。想要知道什么是"強勢話語"的作派嗎？就請看一看《人民日報》以當年"九評"和""中兩報一刊社論的規(guī)格發(fā)表何新對談錄的那種排場。新威權主義話語體系又分為三個層次的話語，可以分別視為它的表皮、肌肉和骨骼。何新公開發(fā)表的文章都是新威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表皮層次的東西。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國》、《第四只眼睛看中國》也屬于這一個層次。

新威權主義是一個理論聯(lián)盟，它的成員包括新保守主義、新秩序主義、新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等。何新是一九九○年代中國新保守主義的始作俑者，近來他又以新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自我標榜。7何新一直呼吁"警惕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誤導我國經濟改革"，并稱"新自由主義鼓吹的所謂''''民主''''以及''''政治改革''''……是現(xiàn)代中國不斷涌泛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意識形態(tài)來源"，是美國出于"國家的全球戰(zhàn)略考慮""輸入"中國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工具"。以他的觀點作為抨擊"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標靶，顯然難以服眾，何新本人更不會認賬。他明確表示信奉"國有制民族社會主義"，而與"激進市場主義"勢不兩立。在2002年元月5日新修改的《致李澤厚的一封公開信》中，何新仍然堅持極端保守主義的政治立場，他說："我一直把1989學潮看作被謬誤意識形態(tài)鼓動而起的第二次''''''''。""1989年那個事件，現(xiàn)在愈來愈清楚地顯示出其真正本質和意義，那不過是一場大型政治騷亂。""我愛敬諸老如神圣，蓋因儕輩曾救黎民于水火，開中國歷史一新時代也！所謂''''士為知已者死''''，''''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雖肝腦涂地，何愧何悔？！"除何新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曾享受過"國師"般待遇外，王山因受到最高層的賞識，也一度在大陸媒體上得到特殊的禮遇。后來因為偽造德籍作者行徑被揭穿，對《第三只眼睛看中國》的追捧才逐漸降溫。

王山是"新秩序主義"的主要鼓吹者。新秩序主義是"新官僚"與"新的資產者階層"組成的"中國保障資產增值同盟"的意識形態(tài)，主張推行"政治緊控和經濟放開的模式"。新秩序主義者夢寐以求的"秩序"包括兩個要件：一是穩(wěn)定，一是等級。王山說："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什么能穩(wěn)定什么就是最合理的，我極端地強調中國的穩(wěn)定性。"在防治腐敗和保持穩(wěn)定的關系上，"我主要是認為穩(wěn)定更重要"；而現(xiàn)在"我們的宣稱和實際政策不配套，造成人們心理上的紊亂和錯位，使他們常常對政府發(fā)生抱怨，對一些問題如官僚主義、腐敗一類表示憤怒"，這"會刺激中國已經發(fā)生的社會階層分化，然后引起社會的破壞性革命，社會穩(wěn)定會中斷。""官員的腐敗在一定限度內與保持官員隊伍的穩(wěn)定是有一定關系的，是一種共生的現(xiàn)象，……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穩(wěn)定的關鍵是維護和保障某些階層的特殊利益和階層間的等級關系。王山在這個問題上說得很明白："我認為中國走到今天，最需要的是秩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禮便是秩序，就是用權力保證社會各階層的高低錯落。保證不同的階層在社會中處于不同的地位，這是社會秩序的基本架構。有的階層就是處于底層，在一定階段，有的階層就處在特殊利益上。"而且這種社會地位的不同不僅是經濟地位的不同，也包括政治地位。因此，新秩序主義者把"以人權、科學、民主為號召"，"要求人生而平等的"的民主主張視為"危害我們國家社會穩(wěn)定"且"危害比較大"的一種因素。"為了民族大義，一些階層必須承受犧牲。在民族大義面前，理想跡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現(xiàn)實中卻具有十足的破壞性，因為它們代表著社會底層對利益分配的要求，而這種要求與社會品質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對社會主義平等原則的合理放棄"。王山稱與鄧小平是兩位放棄大師。毛"用國家權力把不平等的階層配置格局固定下來（如用戶籍制度、人事制度阻絕農民、工人和干部等不同階層間的互相流動，使之界限分明），以局部安定作為社會整體安定的基礎……社會總體呈超穩(wěn)定狀態(tài)"。但他"是把放棄看作一種無奈的，常懷歉疚感，并且想辦法作補償"，這是"他后來犯錯誤的根源"。鄧小平則是一位更純粹和成熟的大師，他"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某些東西作放棄和修正，修正的第一刀就是砍在平等原則上"。他們的"政治實踐就構成了我們今天能夠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政治經驗和財富。今人的任務就是對他們作出正確的總結。"8

何新尚未解密的內部報告大概應當屬于新威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比較隱晦的話語。這個層次話語的一個樣本就是已經被海外媒體所透露的所謂"太子黨綱領"。9它完全否定一九八○年代的"激進改革觀"，指出："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呼吁重視科學，重視技術，后來發(fā)現(xiàn)還得有管理、人才、教育等東西相配合。等到這些東西都強調了還不行時，又說要有市場，建立市場需要體制改革，而經濟體制改革一遇到障礙，便層層加碼，要求徹底改變所有制，然后又把視線轉向政治體制，其焦點便是中國共產黨，必欲摧毀整個現(xiàn)存秩序而后快。這是上述激進改革觀的邏輯結論。""面對如此嚴峻局面，我們要從理論上弄清''''空想資本主義''''的思想方法，……抵制和批判激進改革觀，并由此創(chuàng)造出一種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依托的、具有足夠包容性的嶄新文化。""如果不掌握一定的執(zhí)政技巧，并從理論和實踐中向執(zhí)政黨轉變，則難以阻擋激進主義和群眾中的''''民粹主義''''破壞情緒。"

《再論》告訴人們，"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聲稱自己"才是一九八○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合法繼承者"。從何新、王山等人的文章以及"太子黨綱領"中不難看出，他們對于思想解放運動均持批判態(tài)度，并不想與什么人爭奪它的思想遺產。新左派目前正與之陷入一場遺產糾紛的思想對手，應該不是一九九○年代中國的強勢話語--即《再論》用所謂"新自由主義"裝扮起來的新威權主義，而是一種弱勢話語--即剛剛"浮出水面"的自由主義。

一九八九政治運動失敗后，新啟蒙主義一時處于失語狀態(tài)。借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由頭批"左"，以及有關公民社會的討論，都是小心翼翼地重返話語競技場的試探之舉�！对僬摗氛J為有關市民社會的討論"阻止了有關普遍民主的政治思考"，應當說，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苛求。在"國家"和"政治"的嚴控下，當時能夠在"社會"領域中找到突破口，已經很難得了。到一九九○年代后期，自由主義正式"浮出水面"，標志著一九八○年代新啟蒙主義脫胎換骨的蛻變。馬克思主義的盔甲和面具從此卸掉，紅色宗教的圣經變成了諸多思想源頭中的平常一支。這一思潮的自我定位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當代中國傳人，而無須汪暉賜以一個"新"字。

五四時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原典如洛克（JohnLocke）、休謨（DavidHume）、斯密（AdamSmith）等人的思想理解甚淺，對私有財產制度的合理性、個人自由的至上意義以及"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自然也體會不深。按照許紀霖的說法，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自由主義是"修正的自由主義"，其主流是一種經過拉斯基改造的費邊主義。對于費邊社的自由主義思潮，留英回來的蕭乾曾經作過這樣的闡釋："自由主義者對外并不擁護十九世紀以富欺貧的自由貿易，對內也不支持作為資本主義精髓的自由企業(yè)。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者尊重個人，因而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在經濟上，見于貧富懸殊的必然惡果，自由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tǒng)制，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淡。"11一九九○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重新返回原典，在政治上堅持民主化改革，在經濟上堅持市場化改革，是對"修正的自由主義"的再修正。

新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比西方新保守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更注重社會公正和關懷弱勢社會群體，或者說，在哈耶克、諾齊克的自由主義與羅爾斯的自由主義之間更偏向于后者。鑒于中國目前的國情，自由主義者特別注意政治與經濟的內在聯(lián)系，關切通過國家民主化來保障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社會公正。秦暉、吳敬璉等人就這個問題發(fā)表過大量的言論，在此毋需枚舉。他們主張自由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結成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基本價值觀上捍衛(wèi)一條共同的底線。但是，他們反對走回頭路，用計劃經濟、全能政治、單位社會的舊辦法來尋求社會平等，因為歷史經驗證明，這樣做只會南轅北轍，其結果是城鄉(xiāng)之間的"九天九地"，是特權階層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尖銳對立。

汪暉一向反對各種簡單化的二元論，但他自己也不能免俗，同樣在《再論》中構造了一個"新右翼"對"批判的知識分子"的二元論。其實，中國思想界的現(xiàn)實狀況是一種三足鼎立的格局：以新威權主義為代表的右派，以自由主義以及自由-社會民主主義共同底線為主體的中派，以新左派為理論盟主的左派。前者是強勢話語，后二者是弱勢話語。兩個弱勢話語聯(lián)手與強勢話語抗爭，應當是很容易想到的一種選擇，但是《再論》作者卻不以為然，偏要把新威權主義和自由主義拴在一起，然后把批判火力傾瀉到后者身上。仔細想一想，原來這么做有兩大好處。第一，既然真正的強勢話語有一口鐵嘴鋼牙，不那么好惹，把綿羊列入老虎的陣營，然后作為老虎來挑戰(zhàn)，風險就小得多。而且，反對"新自由主義"與反對"自由化"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重疊關系"，不失為一種自我保護之策。第二，自由主義一旦被坐實為新右翼，自然就喪失了思想解放運動的繼承權。這樣就可以收到一石二鳥之效，一方面把自由主義荷載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實質內容--現(xiàn)代化改革開放路線拋棄，一方面把思想解放運動的精神桂冠無可爭議地戴在"批判的知識分子"頭上。

二、"新左派"思潮：產生機制與表現(xiàn)特征

汪暉不喜歡"新左派"的稱謂，卻一點也不妨礙他把別人賜封為新右翼，可是作為新右翼的對立面，不是新左翼或新左派，又該稱作什么呢？原來，他所欣賞的稱號是"批判的知識分子"或"進步力量"。這一稱號的選用，標明了對西方社會批判理論與社會批判運動傳統(tǒng)的承接。

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主要代表的西方批判理論是于一九八○年代介紹到中國大陸來的，當時已經有不少有關的論文與譯著問世。它未能成為中青年知識分子的理論首選，主要原因在于鄧-胡-趙體制的改革開放政策在中青年知識分子中激發(fā)了更多的設計欲望而非批判意識，他們對其只是借鑒而沒有服膺。12只是在進入一九九○年代后，批判理論才日益走紅，"批判的知識分子"也隨之崛起。

這里有必要區(qū)分作為大規(guī)模政治運動先導和作為其尾巴的"批判性的思想運動"。法蘭克福學派長期堅持的"批判性的思想運動"，是一九六○年代席卷西方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理論先導，這是一個舉世公認的歷史事實。而作為政治運動尾巴的"批判性的思想運動"，在中外歷史上也不乏其例。

從公車上書到期間，梁啟超并沒有對中國人的文化特質有什么懷疑，相反，他和他的師傅康有為從中國元典中發(fā)掘出許多有利于改革的思想資源，如《詩經》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易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等等。在失敗后的流亡期間，梁啟超卻發(fā)起了一場對中國人文化特質或曰族性的"批判性的思想運動"。盡管梁啟超的族性分析不無精彩之處，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在變法運動失敗后的感慨之論，而且?guī)в心撤N自我解脫的意味。失敗的原因，首先應當從統(tǒng)治集團的保守性及其內部矛盾中找尋，其次應當檢討改革陣營自身素質的缺陷以及戰(zhàn)略策略上的失誤。由于種種因素，梁啟超沒有在這些方面展開討論，于是，歸罪于國人族性的劣根性就成為一種強烈的理論誘惑。在梁啟超根據(jù)族性理論為政治改良路線辯護時，陳獨秀等作為革命的鼓吹者和參與者，顯然對之不屑一顧。然而，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奪取時，失敗的前革命黨人便追隨進而超越了政治改良主義者，成為以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特色的國民性理論的信奉者。陳獨秀、魯迅之類的思想家引進"中國國民性"理論的用意顯然是要暴露、批判和改造這種國民性，但結果適得其反。在沒有引進這種理論之前，國民黨的政治家畢竟還是民主主義的信奉者，在引進這種理論之后，執(zhí)政的國民黨政客們卻更加振振有辭地打出了訓政、黨治的旗幟。而在實行訓政、黨治的制度下，陳獨秀、魯迅所批判的國民劣根性不僅沒有得到改造，反而得到了鞏固和強化。13

一九○五年俄國革命運動失敗后，在俄國知識分子中隨即出現(xiàn)了"批判性的思想運動"，它的矛頭主要指向自由主義思想�！堵窐恕肺募�在一九○九年的出版，可以說是俄國知識階層裂變的一個標志。此前，俄國思想界的主流是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聯(lián)盟，列寧那時曾與自由主義理論家合作著書。《路標》文集的七位作者都曾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一九○五至一九○七年間多以立憲人或同情者身份參與政治。但在文集中，他們要從思想上和哲學上總結俄國解放運動和俄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清算俄國知識分子中的激進主義傳統(tǒng)，他們對自由主義和剛剛過去的革命運動表示懺悔，轉而推崇"秩序主義"和"俄羅斯獨特的公社精神"。14在另一極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則從社會民主主義轉向他們原來批判過的民粹主義，從追求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民主轉向追求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實質的"蘇維埃民主"。金雁和秦暉一再提醒國人，一九○○年代的俄國思想狀況與一九九○年代的中國大陸思想狀況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確實，人們同樣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告別革命"和新保守主義、新威權主義成為強勢的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tài)，另一方面是"反現(xiàn)代性"和"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思想"的崛起，二者對以民主化和市場化為目標的一九八○年代中國大陸主流思潮及其在一九九○年代的繼承者形成了夾攻之勢。一次群眾性的政治運動過后，統(tǒng)治集團側重從政治上總結經驗教訓，運動的失敗者則側重從思想文化、意識形態(tài)上找原因、挖根源，試圖繞開政治障礙另辟蹊徑，這是一種屢見不鮮的歷史景觀。

汪暉在給文集《死火重溫》所寫的序言中，"曾將有關''''新自由主義''''論戰(zhàn)的焦點歸結為社會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它既包括國內的平等，也包括國際的平等，既包括經濟關系的平等，也包括其他社會關系（如性別關系、民族關系、政治關系、城鄉(xiāng)關系、自然與人的關系等等）的平等"。"這就是為什么有關女性主義、民族主義、后殖民主義、亞洲問題、生態(tài)問題、發(fā)展問題的各種討論都可以視為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廣泛批判。"毫無疑問，對于各種不公正的行為和制度，都應當予以批判；問題在于，一九九○年代中國大陸最大的倒退難道不是極端的政治不公正和政治不平等嗎？為什么"批判的知識分子"不給予重點的關注，而把對它的提及放在很不起眼的地位（位于經濟關系、性別關系、民族關系等等之后）？即使不便正面抨擊，難道不能通過迂回曲折的方式來表達。《南方周末》和其他一些報刊正是這樣做的，而"批判的知識分子"接任主編后的《讀書》卻不大愿意面對這些人們最關注的"中國問題"，這正是許多十幾年的老讀者無限惋惜地棄之而去的原因。

事實上，"批判的知識分子"對"國內的平等"的關注程度遠不及其他的"新左派"（本文將"批判的知識分子"視為"新左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或許是理論上的盟主；但有些汪暉的理論同盟者并不諱言自己是左派，譬如"自由左派"的命名，以及一些"中左翼經濟學家"正在醞釀的"左右翼意識形態(tài)大戰(zhàn)"），他們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國際的平等"問題上。"批判的知識分子"畢竟是以"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思想"自我定位的，在他們看來，"從依附理論、全球體系理論出發(fā)來解釋全球關系和文化理論的文章，為后一階段對于全球資本主義的檢討提供了線索"，"這些討論與重新考慮傳統(tǒng)、本土資源和對現(xiàn)代性的理論反思相互激蕩，構成了對于一九八○年代以降主導性的啟蒙主義知識框架的系統(tǒng)質疑"。"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是一九九○年代的重要思想解放力量，它把人們從歷史目的論和有關西方的幻覺中解放出來。"至于說"我認為這一時期的最為重要的思想發(fā)展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潮中產生的有關現(xiàn)代性問題的理論思考"，就難免"王婆賣瓜"的嫌疑了。在其他中國知識分子看來，"這一時期的最為重要的思想發(fā)展"可能是"市場社會主義"，也可能是自由主義重新"浮出水面"。

從"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思想"出發(fā)，顯然不能贊成以"和平與發(fā)展"作為時代主題，因為這種和平旨在鞏固資本主義全球秩序的安定，這種發(fā)展則意味著資本主義全球體制的擴張�；�于這一認識，《再論》反對鄧小平外交路線，文中寫道："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國政府逐步放棄了聯(lián)合第三世界和不結盟運動的外交路線。"從中美建交"這一時刻開始，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奉行的國際路線逐漸地淡出了歷史舞臺，中國對外開放政策從一種單向的開放轉向了另一種單向的開放，即朝向西方的開放。沒有什么比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北約（美國）飛機對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后的國際反應更能說明問題的了：在聯(lián)合國討論轟炸問題的緊急會議中，不僅西方聯(lián)盟站在一邊，而且第三世界和中國的傳統(tǒng)盟友也不愿意作出基本的聲援。"且不說以上的論述有語病，一個及物動詞使炸人還是"被炸"得不到"基本的聲援"夾纏不清，這里只說有關事實方面的"硬傷"。首先，中國外交路線從一種單向的開放（即"一邊倒"）轉向另一種單向的開放（即"一條線"），不是從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這一時刻開始"，而是從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開始，其始作俑者不是鄧小平而是。其次，到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召開時，當時的領導人一方面拋棄了"三個世界"的理論，另一方面也糾正了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條線"的戰(zhàn)略偏差（適當拉開同美距離，松動對蘇關系，恢復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友好），從而確定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這方面，當時擔任中聯(lián)部常務副部長的李一氓曾做出過特別重要的貢獻。15

一九八○年代確立的外交路線是向世界全方位開放的路線，這一路線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為中國的國力決定了不可能像""高潮時那樣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同時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并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高達國民收入百分之六的援助（迄今發(fā)達國家的對外援助只占國民收入的百分之○點幾）。至于一九九九年中國外交的窘境，與其歸咎于鄧小平外交路線，不如對一九九○年代中國外交路線的修正進行再反思。所謂的"太子黨綱領"曾建言："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戰(zhàn)略中，應重點突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強化人民國家民族利益的觀點。"按照這一思路進行的外交路線調整究竟是增進了"民族國家利益"呢還是符合特殊集團的利益，有待"批判的知識分子"進行批判性的檢討。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國際的公正平等必須以國內的公正平等來配合，否則，發(fā)展中國家的弱勢群體就無法從中真正受惠。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發(fā)達國家上千億美元的對外援助流入了發(fā)展中國家權貴（馬科斯、蒙博托、蘇哈托之流）私囊的教訓，不應當輕易忘記。

《再論》中說："一九九七年，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tǒng)危機席卷亞洲地區(qū)，它奇怪地被命名為亞洲金融危機。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正是中國經濟發(fā)展最快的的時期，經濟學家和有些文化論者陶醉于儒教資本主義和東亞模式，對于這一危機的到來及其嚴重性完全缺乏反應的能力。全球性的危機本身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構成了尖銳的挑戰(zhàn)。"筆者感到奇怪的則是，明明是發(fā)生在東亞國家的金融危機為什么要稱為"全球性的危機"或者"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tǒng)危機"。事實上，東亞金融危機并沒有對自由主義構成"尖銳的挑戰(zhàn)"，恰恰相反，它對于包括中國新威權主義在內的"亞洲價值觀"構成了現(xiàn)實的威脅。"亞洲價值觀"的首倡者李光耀就是在此之后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它的另一鼓吹者蘇哈托則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新保守主義者何新于一九九○年代自始至終一直在預報"全球性經濟危機"，再向前回溯，則是一九三○年代斯大林關于"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科學論斷"。"批判的知識分子"究竟是與之有一種理論上的"共謀關系"呢，還是"共祖關系"？

近年來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新左派、老左派和新右翼還真有不少異口同聲的時候。在反對"入世"的問題上，在反對打破行政性壟斷的問題上，在擴充軍備發(fā)展軍工的問題上，在鼓吹經濟民族主義的問題上，一些代表"太子黨"集團大公司利益的理論喉舌與"左翼經濟學家"結成了所謂的"中國公民"派理論同盟。16新威權主義雖然不拒絕中小企業(yè)的市場化改革并從中攫取私利，但絕不肯放棄"黨和國家"對國民經濟命脈的壟斷地位。即使在現(xiàn)今的俄羅斯，在新威權主義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仍然是壟斷型的權貴資本主義。正如亞夫林斯基所言：俄國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頭統(tǒng)治，這種體制在原蘇聯(lián)時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蘇共垮臺后，它只不過改換了門庭，就像蛇蛻皮一樣"。根據(jù)俄羅斯學者的看法：所謂金融工業(yè)寡頭是"官僚國家資本主義"，"官員并不非法占有國營企業(yè)的資本，而是在國營部門內部非法利用所有這一切"。"金融官僚資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國家所有制。"17汪暉曾說："限制私有權的思想與限制國有權的思想均產生于具體的歷史關系、特別是特定的政治/經濟結構之中，……我們無法根據(jù)一個最佳的理性選擇對它們進行篩選和評判。"18態(tài)度似乎比較曖昧。但其他新老左派的態(tài)度則是明朗的，他們或者呼吁回歸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或者要求增加混合經濟中國有產權的份量。

一九九○年代中國思想領域的爭論焦點并不是《再論》所說的"自由與平等"問題，而依舊是"自由與特權"問題。最根本的理論分歧不是以前者劃線而是以后者為分界。幾十年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犧牲自由并不能換來真正的平等，只有在爭得自由的基礎上才能從機會的平等逐步走向結果的平等。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單位社會以及體制并沒有縮小城鄉(xiāng)差距，反而造成了東亞社會中獨一無二的"三農問題"。在絕大多數(shù)真正關注農民命運的中國知識分子看來，切實保障農民的遷徙自由、勞動自由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第一把鑰匙，農民如果享受不到這些基本人權，就根本談不到社會公正與社會平等。奇怪的是，汪暉似乎并不十分看重中國當前最亟需的這些自由與人權�！对僬摗分姓f："僅僅在勞動契約自由的意義上談論發(fā)展而不是考慮發(fā)展與各社會條件的關系，就有可能導致社會解體。""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種廣泛的制度安排，它必須以努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結構（而不單是戶口制度）為前提。勞動契約自由問題（我們可以移民自由為例）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它也被視為衡量當代世界的市場安排是否是一個真正的自由市場安排的主要標準之一。"這種話好象是城市特權維護者的腔調，一點也不象是"社會保護運動"倡導者的言論。如果不能馬上建構北歐式的社會保障制度，單是改變城鄉(xiāng)隔離的戶口制度就沒有什么意義；如果不能同時爭取到全球范圍的移民自由，要求國內遷徙自由、勞動契約自由就是自由主義虛偽性的表現(xiàn)。如果不能享用滿漢全席，就不要吃手邊夠得著的饅頭，"批判的知識分子"的這種高蹈邏輯不知中國普通農民能否理解。

《再論》認為有必要區(qū)分兩種社會主義概念，"一種是作為舊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和以國家壟斷為特征的制度安排的''''社會主義''''"，一種則是作為"社會保護運動"的社會主義。換句話說，前者是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后者是費邊主義即現(xiàn)今西方社會黨類型的的社會主義。《再論》推崇后一種社會主義，但從"或者全有，或者沒有"（"或者全要，或者不要"）的思維習慣來看，"批判的知識分子"還沒有真正領會西方現(xiàn)實社會主義的精髓。而他們把西方社會"自由與平等"的爭論照搬到中國來，消解"自由還是特權"這一真正的"中國問題"，則表明他們還沒有從"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著名的毛主義（"中左"）19理論家李憲源在給汪暉的一封公開信中說："以本人懶讀西方理論大作的毛病，和在地球兩面都曾''''苦力干活''''的背景，想當據(jù)說以販賣西方高深左派理論為能事的''''新左派''''，也不夠格。但拜讀了你和崔之元有關《讀書》與''''新左派''''問題的文字聲明，心里卻憋悶得慌。被''''新右派''''們扣一頂''''新左派''''的帽子,有什么了不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擔心以''''右''''為榮的當朝大官們，一聽''''左''''字心里就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好了，要保持中國讀書人在民眾眼里的那點傳統(tǒng)的''''崇高''''和骨氣，哪能只顧達官貴人們的心理感受，而不能合著底層百姓的利益，理直氣壯地宣告一聲：在目前右派橫行的世界上，當個左派很光榮呢？"為什么"中左"會對以"批判的知識分子"自居的"新左派"意見這么大呢？因為前者對于"社會保護運動"或者"社會運動"有著真誠的期待，而后者的態(tài)度卻是半心半意的，很有些葉公好龍的味道�！对僬摗纷髡弑戆祝�"我……不是無條件地支持社會運動（如同一九八九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的，運動本身包含了極其復雜的成份和取向）"。"批判的知識分子"并不愿意去"社會運動"中淌渾水，他們的自我定位是"思想運動"、"理論實踐"和"理論創(chuàng)新"。在這一點上，他們背離了當年西方社會批判運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老傳統(tǒng)，而類似于眼下美國那些坐而論道、閉門造車的"書齋中的左派教授"。

三、爭取民主："自由左派"與"自由右派"能否達成共識

汪暉反對制造"烏托邦神話"，但他自己也參與了這種創(chuàng)造。他說："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面來看，當今中國左與右的根本分歧還是在于民主問題。""對于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主要地是一種在廣泛的范圍內爭取民主的斗爭，一種建立有關市場條件下的民主制度的斗爭。"所謂中國自由主義"以自由反對民主"，與少數(shù)人"共謀""自由地和合法地剝奪社會財產"，因此反對前者的斗爭是爭取民主的前提條件--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烏托邦神話"，比"以自由反對平等"之說更加離奇。

在一兩個世紀以前，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確實有過不太重疊的地方。伏爾泰、狄德羅等都曾游說"開明君主"實行宗教寬容和言論自由。在那個時候，濃厚宗教氣氛下的民主有可能傷害自由，而一些自由的實現(xiàn)也不完全以大眾民主為前提條件。但是，在法國大革命、英國憲章運動和美國杰克遜主義興起之后，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區(qū)分就變得不太重要了，逐漸融合為自由民主主義。雖然自由領域的擴充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大眾民主的實現(xiàn)也經歷了漫長的斗爭，例如婦女選舉權便是二十世紀的民主成果，法國婦女遲至二戰(zhàn)后才首次獲得選舉的權利。時至今日，即使是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也不會公然反對"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即使是極端的民主主義者也不會主張以多數(shù)人的名義剝奪少數(shù)人的信仰自由與言論自由。美國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規(guī)定了政府不得侵犯的人權禁區(qū)，保障基本人權是憲政民主制度的前提條件，是當代西方自由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二者的分歧僅僅在于，在那些可以由議會和政府通過民主程序來決定的領域中，個人自由與公共福利的界限應當怎樣劃分，譬如說，怎樣確定私人產權的有效邊界。

《再論》寫道："在權力市場化的時代、在以私有化的名義瓜分公共資產的過程中，那種明確地將自由與平等、自由與民主、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反對''''民主妨礙自由''''的理論方式和論調是意味深長的。"這表明"新自由主義""拒絕考慮市場規(guī)則的形成與普遍的民主參與和起碼的平等訴求之間的關系"，"寬宥了腐敗等制度性的現(xiàn)象，放棄了通過社會運動、民主建設與制度改革的互動推進民主進程的機會"。試圖以劉軍寧《當民主妨礙自由的時候》這樣的文章來坐實上述指控，乃是一種偷梁換柱的行徑。劉軍寧的文章指出：純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多數(shù)決定的原則。可是，多數(shù)一旦擁有絕對的權力，成為決定一切的權力，這時雖有民主，但卻沒有了自由。美國的民主與法國的大革命從正反兩個方面表明：多數(shù)人的民主的確可以蛻變成多數(shù)人的專制。建立在多數(shù)同意之上的不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民選政府，而且同樣可能是高高聳立的斷頭臺。自由主義者一向認為，自由高于民主，民主不過是自由的一個手段。民主是人民可以撤換統(tǒng)治者的和平的程序，是保守人人自由和國內和平的一種有用的工具。民主不僅在于主權者的人頭數(shù)，更在于運用權力的方式。追求民主只能緣著追求自由的路徑才能得到；若放棄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導致奴役和暴政。20從這里根本讀不出"以自由反對民主"的意思，只有不能"放棄自由去追求民主"的告誡。其實，《再論》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區(qū)以公決形式實行''''對內自決''''，必然邏輯上導致種族清洗。""民主選舉只能決定既定政治體內部的事務，而不能用于決定政治體的邊界。"也就是說，民主的適用范圍是有限度的，它不能超越自由，不能妨礙對少數(shù)人（少數(shù)民族）的人權保障。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甚囂塵上時，提出"民主不能妨礙自由"是有現(xiàn)實意義的。切莫忘記，希特勒的納粹暴政，就是在一種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輿論氛圍下，由多數(shù)德國人授予了其絕對的權力。

《再論》指責自由主義"以解構國家為名放棄對于市場化條件下民主問題的探索"；"意味深長的是，最近幾年來，''''新自由主義者''''將一九八○年代政治改革的激進方案修改為以確立私有產權為中心的''''修憲運動''''，它的實質是通過立法過程將不合理的分配關系合法化，其中也包括將對公共資產的非法剝奪合法化。從這樣的歷史觀點出發(fā)，對于社會平等與民主的關系的否定已經是必然的了。"這種武斷的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不論海外還是大陸的"修憲運動"，都涉及極其廣泛的內容，包括取消憲法的序言部分，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聯(lián)邦制或者地方自治，軍隊國家化，公務員中立化，設立憲法法院和憲法審查制度，……基本上都是圍繞政治問題、國家問題和民主問題的。"修憲運動"的著名發(fā)起者之一曹思源，不論是在一九八○年代后期還是在新世紀初，都強調修憲的中心議題是建立"社會主義議會制"，何嘗鼓吹過"將對公共資產的非法剝奪合法化"？"新左派"重視民主的旗幟是一件好事，但大可不必從自由主義者手中去搶奪這面旗幟。

中國自由主義者并不反對民主，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是其普世價值觀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國新左派也不反對自由，這從甘陽對"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的命名中可以看出。他認為所謂中國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稱為"中國自由左派"，理由主要是兩點：第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分化的產物，分化的結果形成兩個陣營--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第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傾向實際比較接近當代美國所謂的"自由派"，而自由右派的主要傾向其實更接近美國今日所謂"保守派"。21汪暉也表示，"批判的知識分子"深信："沒有憲法保障的公共空間，沒有對于言論自由和公共討論的追求和奮斗，也就沒有批判思想的生存空間和民主的可能性�！�…任何將政治自由貶低為次要的或者虛假的論題的方式，都必須加以拒絕。"這就讓人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一種希冀：中國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能否保留在平等問題上的歧見，首先在自由與民主問題上達成共識并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不分左右）與反自由民主勢力的對壘？應當說，這方面的主動權掌握在新左派手中。自由主義者一直把新威權主義視為主要論敵，與新左派論戰(zhàn)乃是迫不得已的一種反擊，畢竟沒有人愿意"橫著作戰(zhàn)"或者腹背受敵。而新左派則把自由主義視為敵對陣營的理論盟主，把"對于新自由主義的斗爭"當成"一種在廣泛的范圍內爭取民主的斗爭"，甚至說"今天的問題不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民主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的問題"。22因此，后者修正自己的斗爭目標，把矛頭指向真正的"強勢話語"，才有可能建立反對新威權主義的理論同盟。

然而，希冀歸希冀，現(xiàn)實歸現(xiàn)實。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的關系一方面取決于當事人的善意，一方面受制于理論的內在邏輯。進入二十世紀下半葉，已經很少有人不把"民主"掛在嘴上，其實質內容則大相徑庭。1951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份報告中這樣寫到，"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沒人再以反對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種主義。而且對民主的行動和態(tài)度的指責常常是針對他人的，但現(xiàn)實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論家在強調他們所擁護的制度和所主張的理論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卻不遺余力。"23任意殺害和監(jiān)禁千百萬無辜人士的斯大林主義者以最高形態(tài)的"無產階級民主"自居。

雖然甘陽說新左派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一九九○年代分化的產物，但是汪暉似乎對所謂"一九八○年代政治改革的激進方案"并無眷戀。他欣賞的"民主參與的機制"是"基層社會的政治參與"、"普通民眾的直接參與"，據(jù)說這"不是一種激進的構想"，同時又"具有批判的意義"�！对僬摗放�判自由主義者"在否定''''直接民主''''的名義下，反對基層社會的政治參與，試圖通過間接的（精英的）方式奠定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這是用偷換概念的手法把對手裝進反對"普通民眾""民主參與"的理論陷阱：首先用精英民主替代間接民主，然后將直接民主-間接民主轉換成大眾民主-精英民主，最后將精英民主指為"自由地和合法地剝奪社會財產"的利益群體的"民主"。

事實上，直接民主-間接民主與大眾民主-精英民主是兩對非常不同的概念，前者用來表述民主機制的不同運行方式，后者用來表述民主權利、民主參與的不同范圍。通常意義上的現(xiàn)代民主都是間接民主，也就是代議制民主，它不同于希臘羅馬的廣場民主，也不同于議行合一、民意代表非專職化的蘇維埃民主。只有代議士專職化，才能構成對行政機構的有效監(jiān)督，才能實現(xiàn)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機制。但是，代議士的權力仍然是普通民眾通過直接的民主選舉授予的，而不是由幾百位精英組成的選舉會授予的。香港特區(qū)政府目前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主政府，因為特首和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成員不是由選民直接選舉，同時立法會議也還不享有議會通常具有的那些權力，例如罷免或彈劾特首、決定行政部門的首長等。間接民主機制需要大眾的民主參與，特別是體現(xiàn)在國家（中央和地方）層次的直接選舉上；而直接民主的推崇者卻常常把"普通民眾的直接參與"限定在"基層社會的政治參與"，例如說"村民自治"等非國家權力層次。這確實"不是一種激進的構想"，而是停留在一九七○年代末鄧小平"基層民主"思想的水平上。當時他就說過："要切實保障工人農民個人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不但應該使每個車間主任、生產隊長對生產負責任、想辦法，而且一定要使每個工人農民都對生產負責任、想辦法。""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有權對本單位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作出決定，有權向上級建議罷免本單位的不稱職的行政領導人員，并且逐步實行選舉適當范圍的領導人。"24

另一位著名的新左派理論家崔之元，則把對"普通民眾的直接參與"的關注首先投向"經濟民主"。他說："''''經濟民主''''論旨在促進企業(yè)內部貫徹后福特主義的民主管理，依靠勞動者的創(chuàng)造性來達到經濟效率的提高。"在他看來，"后福特主義的民主管理"的老祖宗就是的"鞍鋼憲法"。它實際上所代表的一種思路，就是"反對私有化"，"還''''公有制''''的''''經濟民主''''的本來面目"。而在涉及政治民主時，崔之元馬上想到的便是到""理論中去發(fā)掘制度創(chuàng)新的源泉。他說："''''''''最終以悲劇告終。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毛的''''''''理論中不包含對正統(tǒng)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著''''大民主''''──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民主''''是毛的未盡事業(yè)，是他政治遺產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部分。"即使他談到直接選舉時，仍然否定政黨政治之類的民主制度，主張在"黨的一元化"領導的現(xiàn)狀下"擴大制度創(chuàng)新的想象力空間"，"為''''非政黨式競爭選舉''''打下實驗的基礎"。25總之，他感興趣的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民主，而是汪暉所謂的"另類"民主。

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經過漫長而曲折的思想探索，在其晚年對于民主政治的最后見解中說：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shù)特權階層的旗幟，并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歷史現(xiàn)象，并非僅僅是過了時的一定時代中資產階級統(tǒng)治形式。民主是社會進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它本身并不含有階級性，更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并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遂并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xiàn)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xiàn)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chuàng)造甚么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起碼也必須表示趨向民主自由這條道路的決心，不應該像有些人根本反對自由民主，痛罵民主自由是陳詞腐調，指摘主張民主自由的人是時代錯誤；或者客氣一點，拿中國特殊的所謂''''民主自由''''，來抵制世界各民主國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則。"26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要領和界談如何"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并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注：即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tǒng)一及與民主強國的合作。"27這里所說的都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民主，而不是"另類的"民主。至于掌權以后變了卦，那是另一個問題，至少他知道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可以用來在奪權斗爭中爭取民心。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世界上的左翼力量傾向于否定一般的自由民主體制，並期待通過革命代之以"新型的"、"高級的"、"另類的"社會政治形式。但蘇聯(lián)模式社會主義的悲劇正是這種全面革命理念的歷史實踐結果，其災難性是任何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不容回避的。同時，在對自由主義的長期批判中，左翼從未完成任何比自由主義民主更具操作性的民主制度構想，而左翼政治在現(xiàn)實斗爭（如反對性別的、種族的歧視等）中的進展卻恰恰是在自由主義民主體制中實現(xiàn)的。面對這些歷史經驗，今天相當多的左翼人士終于接受了他們長期否認的一個信條──"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是任何民主化過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而社會主義的目標只有在一個自由民主體制內才能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實現(xiàn)"。28

筆者不太清楚新左派的"基層社會的政治參與"和"非政黨式競爭選舉"是策略性主張還是戰(zhàn)略性主張，是階段性目標還是終局性目標。如果是前者，當然不致影響中國新左派與中派（自由-社會民主主義者）29建立理論同盟和政治同盟；即使是后者，在當前三方鼎立、一強二弱的格局下，也不必糾纏于周郎小兒的"瑜亮情結"，不妨等到孫劉聯(lián)軍打敗了曹營的百萬大軍，再考慮如何逐鹿中原

注釋：

1在《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2期（2001年6月號）發(fā)表時標題改為《"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

2《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六，13-14頁。

3參見任賾：《讓個人自由成為社會的承諾--讀阿馬替亞·森著<自由：發(fā)展的目的和手段>》，載"思想的境界"網站。

4參見蕭功秦：《走向成熟--對中國當代政治改革的反省與展望》，載1993年5月13日《北京青年報》。

5轉引自何增科編寫：《法國學者布迪厄談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載北京：《國外理論動態(tài)》，1999年第4期。

6參見周穗明：《"新保守主義"上臺執(zhí)政──"后30年現(xiàn)象"的政治效應》、《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義批判述評》、《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批判》，載"東方21世紀網"網站。

7參見何新：《思考》，第二卷，《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關于"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何新對香港商報首席記者采訪提問的書面答復》；均載"何新論壇"網站。

8以上王山言論均轉引自劉智峰主編：《解釋中國--〈第三只眼睛看中國〉批判》，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對新秩序主義的進一步分析參見拙作《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評〈解釋中國〉》，載北京：《戰(zhàn)略與管理》，1998年第5期。

9《蘇聯(lián)巨變之后中國的現(xiàn)實應對與戰(zhàn)略選擇》，《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于1991年9月9日整理撰寫，載《中國之春》，1992年1月號。

10參見拙作《新的起點--"七一講話"與中國思想界的分野》（未刊稿）。

11參見許紀霖：《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號（第42期）。

12參見王思睿：《今日中國的左派光譜》，載王思睿、何家棟：《今日中國政治思潮評析》，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書系②（內部書稿），203-228頁。

13參見喻希來：《世紀之交的戰(zhàn)略性思考--中國歷史、文化及現(xiàn)代化論綱》，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書系③（內部書稿），129-131頁。

14參見金雁：《新餓鄉(xiāng)紀程》，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238-242頁。

15參見何方：《記李一氓同志的為人和他的幾個重要觀點》，載北京：《百年潮》，2001年第5期，20-29頁。

16參見韓德強：《破除市場迷信，壯大綜合國力--讀<大國世紀--超級產業(yè)與大國政治>》，載"士柏論壇"網站。

17參見蘇文：《俄羅斯轉軌啟示錄：評葉利欽時代》，載香港：《二十一世紀》，2000年2月號（第57期）。

18汪暉：《"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載�？冢骸短煅摹�，1998年第6期，151頁。

19何謂"中左"，可參見王思睿：《今日中國的左派光譜》。

20劉軍寧：《當民主妨礙自由的時候--讀<舊制度與大革命>》，載"中宏網"網站。

21甘陽：《中國自由左派的由來》，載2000年10月1、2日香港《明報》。

22參見曠新年：《風與旗：90年代的閱讀》，載廣州：《東方文化》2000年第3期。

23轉引自劉軍寧：《當民主妨礙自由的時候--讀<舊制度與大革命>》，載"思想評論"網站。

2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46、340-341頁。

25參見何家棟：《后現(xiàn)代派如何挪用現(xiàn)代性話語--評"經濟民主"和"文化民主"》，載王思睿、何家棟：《今日中國政治思潮評析》，267-285頁。

26參見王思睿：《陳獨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載長沙：《書屋》，2000年第4期。

27《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頁。

28參見劉擎：《左翼政治與激進民主》，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9年8月號（第54期）。

29參見王思睿：《今日中國的左派光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