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思想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 田漢 文學理論 問題意識 學科建制史

作為現(xiàn)代性的學科知識的專門生產(chǎn)，中國文學理論產(chǎn)生于20世紀西方學科體制的東漸。一本文學理論教材凝聚了一個時代的文學思考方式和文學研究模式"在新世紀初重新書寫文學理論時，回眸文學理論建制之初人們的文學思想及其書寫模式，對于推進今天的文學理論教學、文學思想的研究和文學理論教材的重構等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里，選取了20世紀2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田漢的《文學概論》作為剖析的藍本，分析八十年前文學理論的問題意識并發(fā)掘其當代意義。

一

問題意識構成了文學理論的整體布局和理論框架。問題意識從作者所擬定的文學理論論題顯現(xiàn)出來。田本《文學概論》篇幅較小，全書分為兩大部分，上編為文學的本質，下編為社會的現(xiàn)象之文學。上編為五章，分文學的定義，文學的特性，文學的要素，文學與個性，文學與形式。下編分析文學與社會系統(tǒng)中其他要素的關聯(lián)，分為文學的起源，文學與時代，與國民性，與道德的關系。

田本的理論問題和許多思想細節(jié)直接來源于日本人木間久雄的《文學概論》。木間本《文學概論》中譯本1925年由章錫琛翻譯出版"此后作者加以修訂，增加了第三編文學各論和第四編文學批評論，1930年開明書店出版了新版譯本"對照田本和木間本《文學概論》目錄，發(fā)現(xiàn)除了把木間本第一編第三章“美的情緒及想象”改為“文學的要素”外，田本的目錄與木間本的第一、第二編完全相同"田本初版于1927年，可見，田漢借用的是木間的初版。田本的文學理論問題框架影響了當時以西方文學理論為參照的一系列文學概論教材，如1930年出版的陳穆如著《文學理論》!1931年出版的曹百川著《文學概論》!1932年出版的趙景深編寫的《文學概論》!193《年出版的陳君冶的《新文學概論講話》，這些《文學概論》在文學理論的問題意識上與田著基本相同。木間本和田本的理論問題和許多觀點又來自英國人溫徹斯特的《文學評論之原理》(1924年出版中譯本)，比如前者的文學的普遍性!個性!悠久性三大特性以及文學的情感!想象!思想和形式四要素都來自溫本"由此可看出一條文化脈胳。

分析田本的問題意識，可以看出，作者把眼光投向文學本身和文學的社會關聯(lián)，還沒有形成文學活動的整體觀念，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等問題還沒有進入論題，文學內部的細節(jié)如文本、文類、修辭、流派等問題還沒有得到分析，文學與媒介、文學與消費、文學與性別等新問題更沒有出現(xiàn)。因此，可以認定，這是草創(chuàng)時期文學理論問題意識比較粗淺的表現(xiàn)，文學理論問題域的復雜性還沒有展開。比如文學的要素，作者認為是美的情緒、想象和思想。本書顯得簡略粗糙，這三大要素與其說是文學，不如說是一切藝術審美活動的共同特征。另外，作者擬定的有些問題具有特定的時代性，比如文學與時代這一問題現(xiàn)在的文學理論不再談論，原因是長期以來，文藝社會學模式占據(jù)了中國文學理論的主導地位，文學與時代的問題轉入文學與經(jīng)濟，與政治，與宗教，與哲學等文藝社會學研究中。應該說，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問題仍然在研究，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進行。再如文學與國民性顯然是時代性的理論命題。國民性的提出與19世紀科學文學觀有關，也是中西文化沖突時期民族意識覺醒的產(chǎn)物，作者引用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言論予以論證，正表明了文學理論的文化政治性。

面對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文學理論問題域，我們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文學理論應該研究哪些問題？文學理論的問題是永恒的還是變化的？今天的文學理論問題意識應如何表達？綜觀百年學科歷程，1949年以前的文學理論處于草創(chuàng)時期，文學理論的問題意識還未定型，此后很長時期文學理論為政治所干擾，只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理論才走上了常規(guī)的知識增長和學術演進之路。這里，我們選取兩本具有時代標志性的教材看文學理論問題意識的進展。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代表了新時期思想重新開放后的文藝學研究成果。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表現(xiàn)了新世紀對于文學理論思維模式的探索。以童本為例。第一編導論，講文學理論的哲學基礎和理論要旨。第二編文學活動，第三編文學創(chuàng)造，第四編文學作品，第五編文學消費與接受�？梢姡�作者擬定的問題是從經(jīng)典作家的文學思想出發(fā)，按照艾布拉姆斯的文學活動“四要素”說，從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四個維度展開文學活動的流程，這種敘述模式表明中國文藝學界開始從注經(jīng)式研究轉換到文學活動本身，文學研究的自覺意識開始形成。再看南帆本文學理論。共四編：第一編文學的構成，講文學的再現(xiàn)、文學話語、作家、文本、文類、敘事話語、抒情話語、修辭、傳播媒介，為文學本體研究，作者力圖論及文學的各個層面，是對文學文本的靜態(tài)分析;第二編歷史與理論，講中西文學歷史形態(tài);第三編文學與文化，研究文學與其他思想文化的關聯(lián);第四編，批評與闡釋，是文學活動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結合西方新近的美學思潮談文學接受和批評問題�？梢姡�文學的內涵和外延、歷史與現(xiàn)實、理論與邏輯幾乎都進入文學的理論視野。

從比較對照視角可以看出，文學理論的問題意識是變化的，人們對文學現(xiàn)象的思考是越來越深入細致了。但是，文學理論的問題并不是沒有邊界的，所有問題的根基就是文學本身，所有問題都應圍繞文學這一現(xiàn)象展開，應致力于闡釋文學這一人類社會特有的現(xiàn)象。而不論問題意識是復雜還是簡單，文學理論須把握四點，一是歷史，二是現(xiàn)實，三是文學本身，四是文學關聯(lián)。第一，今天的文學思考應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第二，文學理論的生長點是文學的新現(xiàn)象，文學理論必須面對當代的文學現(xiàn)實;第三，文學理論必須揭示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獨特性;第四，文學是社會現(xiàn)象，應把文學放在社會系統(tǒng)去考察。把握這四點，文學理論的問題域就可明了，但這四方面只是骨架，其具體闡釋空間是無限的。

二

田本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先擬定問題，然后主要以西方文獻展開論述。細看文本，整體來說，主要是由于時代局限，作者對于文學理論問題的解決比較粗淺。整個上編就是談文學的特性和要素兩個問題。第三章作者把文學特性界定為悠久性（permanence）、個性（inpidual）和普遍性（universality），悠久性是指文學的超時代超民族性，文學的個性來自作家本人，普遍性指的是文學情感的恒久性，三種特性的根基是情感，也就是說，作者認為，文學的本質特征是表達作家的情感，這一觀點來自西方古典文學思想，如康德、浪漫主義和托爾斯泰等。第四章文學要素論述了情緒、想象和思想，第六章文學與形式接著論述文學的要素。作者對文學特性和文學要素的揭示之所以顯得粗淺，是因為這揭示是一切藝術所共同具有的，它們只說明了文學的藝術性，而文學的語言性并沒有被揭示。這也與作者所援引的思想材料有關，作者引述英國經(jīng)驗主義美學家愛迪生的想象理論，還大量引用當代美學家鮑桑葵、桑塔耶那等人的思想來解釋文學現(xiàn)象，但這些思想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美學層面而沒有深入具體的文學問題�？梢�，文學理論的自覺意識還沒有明確。第五章詳論文學個性。作者認為，文學是作家情感的呈現(xiàn)，作家本人的情感風格決定了文學作品的個性和差異，對作品的欣賞就是回到作家本身，回到作家寫作時的情感體驗。這就是傳統(tǒng)傳記批評和早期解釋學的基本主張，是作家本體而非文本本體或讀者本體。大體而言，對于文學理論的每一個問題，作者引用西方近現(xiàn)代的思想資源予以闡述，而沒有揭示文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這就是草創(chuàng)時期學科建制的基本特征。

但草創(chuàng)時期的探索性也給文學理論問題的進一步深化提供了可能。比如，本書對于文學的普遍性、個體性、共通性的規(guī)定就很有價值，在后來的意識形態(tài)化的文學理論那里，這一問題反而被遮蔽了。再如文學的社會功能，作者認為是使“生活深刻化，生活意識更堅強，感到社會的幸福”，這一看似不精確的詩意化的文學社會功能的表述比后來的文藝學教材中的認識、教育、審美三大功能更具哲學意味。在文學與形式這一部分，作者論述了文學語言的曖昧性、精確性、文學語言與文體分類、文學語言與情緒和思想的關系等問題，雖然比較粗淺，但開啟了文學的本體研究。在后來很長時間，文藝社會學模式主宰了中國文學研究，文學與世界的關系問題成為文學理論的主題，文學文本被遮蔽，這才有了20世紀80年代的文藝學的內轉，但這種轉向僅僅是強調文學的審美屬性，文學語言及其與審美的關系的研究還沒有真正展開。今天的文學理論應該在田本《文學概論》的基礎上接著講。當然，作者對問題的解決也存在一些疑問，比如作者引用孫中山的觀點，認為民族主義的保持要靠土語文學即民間文學，而不是知識階級的精英文學。今天看來這一觀點有待商榷。民族性的表達和凝聚要通過民族語言、信仰以及價值觀、審美心理等共同體來實現(xiàn)，而民間文學是地域性的，對于現(xiàn)代多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來說其力量是值得懷疑的。

轉貼于 作者的文學觀表現(xiàn)在文學定義、文學要素和文學屬性的規(guī)定上�；仡櫄v史，人們對于文學的本質性定義大都是從某一個側面對于文學這一復雜現(xiàn)象的解釋，這些解釋既揭示了文學的某種屬性也遮蔽了文學的其他層面，對于不斷變化的文學現(xiàn)象來說，這些闡釋的效力是有限的。對于文學的本質規(guī)定是文學理論知識范式和權力機制妥協(xié)的產(chǎn)物，比如審美意識形態(tài)這一定義一方面堅持經(jīng)典作家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對于政治化的學術遮蔽了文學審美屬性的反撥。王一川《文學理論》倡導反本質主義思維模式，但仍然提出了本質性的文學定義，即文學是感興修辭，這一定義既突出了文學文本和文學語言，又嘗試性地轉換了中國古典文論。雖然受限于思維方式和文化政治，但回顧中國百年文藝學主題史，仍然可以發(fā)現(xiàn)人們對于文學的認識是在逐漸深化，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獨特性被一步步揭示。

三

文學觀念建立在對前人文學思想揚棄的基礎上，同時，前人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作者思維的邊界，從思想資源可以看出作者立論的合理性以及問題解決的限度。田本以中西文學思想為我所用，除了當代西方哲學美學思想外，作者還引用了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者克魯鮑特金，時人周作人、郭沫若、蔡元培等人以及中國古典如詩經(jīng)集傳序的文學思想文獻。思想資源的多元性有利于揭示每一文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比如文學起源，作者主要以西方文藝理論為依據(jù)，同時也參照了中國毛詩序的論述，客觀地介紹了文學起源的各種學說，并沒有武斷地取某一學說為真理。在藝術起源這一問題上，迄今的學說均因藝術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等資料的缺乏而只能稱為假說，但藝術起源于勞動說作為唯一的真理主宰了中國文藝學界長達半個世紀，根本原因就是學術政治化所導致的思想資源的單一化。作者所引用的許多西方文獻正是新時期文藝學美學研究的重要思想來源，也就是說，中國文藝學經(jīng)過近半個世紀的曲折發(fā)展，在思想來源上重新接續(xù)了田本《文學概論》。另一方面，本書的主要思想來自西方，這是引進西方現(xiàn)代學科范式創(chuàng)建中國現(xiàn)代學科時期的必然現(xiàn)象，中國思想在學科建設中的位置問題還沒有得以解決。

從思想資源這一角度看，百年中國文學理論可分為三階段。一是20世紀初到30年代，是文學理論的探索時期，思想來源要么偏于西方，要么偏于中國，文學理論的問題域和理論指向還沒有明確，這從當時種類繁多差異甚大的文學理論的目錄就可以看出。二是30年代后唯物史觀和無產(chǎn)階級文學理論登上文藝學舞臺到改革開放前近半個世紀的文學理論編撰史，是文學理論的定型期，其表現(xiàn)是思想來源單一的注經(jīng)式著述方式，文學理論與社會結構一道走向封閉。文學研究者不是根據(jù)現(xiàn)實的變化了的文學現(xiàn)象賦予經(jīng)典以新的生命，而是從經(jīng)典出發(fā)構造文學理論，其結果是經(jīng)典被非歷史化，理論因被定型化而缺乏生命力。三是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全球語境中文學理論的重新撰寫，是文學理論的開放期。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演化，西方理論的吸收與轉化，文學與文化的當代轉型賦予文學理論以新的面貌。

今天，文學思想的來源主要是四大塊：一是中國傳統(tǒng)文論;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新文論傳統(tǒng);三是西方古代直到后現(xiàn)代的文學理論;四是近百年來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思想。中國古典文論是中國本土文化資源，是中國文化面對全球化重新建構想象性文化共同體時所依賴的重要思想支撐。馬克思主義經(jīng)過政治主流化已成為中國文化新傳統(tǒng)，其民主精神、變革精神和批判精神應為新文化所吸收。西方文論特別是西方現(xiàn)代文論是西方文化現(xiàn)代性的一部分，我們正走在現(xiàn)代性的路途中，西方文化是一個鏡像性的他者、中國百年現(xiàn)代性是中西文化沖突融合的產(chǎn)物，正是基于中國傳統(tǒng)，中國現(xiàn)代性才有自己的特征，百年中國文學思想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國古典文化。繼承以上四方面的有益成果，在新的全球化語境下，對新的文學現(xiàn)象給以新的闡釋，是文藝學的重要課題。從思想資源角度看，田本主要介紹西方當代的文學思想，較少涉及中國文學思想，東方思想更是闕如，導致了其理論空間和闡釋視野的局限，這是草創(chuàng)時期文學理論的必然特征。但作者以問題為綱，以中西思想闡述文學理論問題，奠定了文學理論的寫作范式，并由此涉及到文學理論的寫作體例問題。

四

寫作體例與現(xiàn)行文學理論是教材這一知識形式有關。不同的體例給予文學理論不同的性格風貌和理論主旨，使之或偏于知識性或偏于學術性。田本的寫作方式是，先擬定文學理論問題，然后看中西文學思想特別是西方文學思想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也就是說，本書只是客觀地介紹中西文學思想對于文學理論問題的回答，作者沒有把中西文學思想加以對照和評論，沒有以理論解釋新的文學現(xiàn)象，沒有提出新的文學思想，沒有反映當時文學創(chuàng)造的狀況。因此，本書不是體系性的學術著作，更像問題性的知識讀本，作者不是從某一哲學體系推演出文藝美學的新觀念，也不是從現(xiàn)實的文學現(xiàn)象提煉概括出新的范疇概念。他不生產(chǎn)理論，而只是介紹理論。這是文學理論的寫作體例之一。

綜觀中外文學理論，其寫作方式大體有三種，一是邏輯演繹。黑格爾的《美學》為其代表，即遵循歷史和邏輯統(tǒng)一的原則，從一種哲學觀點出發(fā)推演文學的本質性定義和范疇概念，構造體系性的文學理論。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文學理論教材的書寫均循此例，以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為典型。二是經(jīng)驗歸納。以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為代表，作者從文學現(xiàn)實出發(fā)提煉概括出文學理論的新命題。新近出版的王一川著《文學理論》為此例。三是先擬定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然后以文學思想文獻闡述這些問題。作者只是客觀地介紹前人的文學思想，并不提供新的文學主張。田本《文學概論》即如此，新近出版的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和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均為此例。

從課堂教學和學術推進的角度看，三種寫作方式各有優(yōu)缺點。第一種的優(yōu)點是，哲學思想奠定了文學思考的理論根基，新的哲學視野能夠推進對于文學的新認識，這在西方特別是體系性的文學理論中表現(xiàn)得很明顯。但這種體例也有缺點。一種哲學邏輯起點的選取往往就決定了這種思想的邏輯行程，這就在提供一種理論視角的同時遮蔽了其他的思維空間，對文學理論的影響就是深刻性與偏執(zhí)性并存，作者往往以自己的文學觀和審美趣味評判文學現(xiàn)象裁剪文學史實，并把自己的理論主張普遍化，如蔡儀對于現(xiàn)實主義、韋勒克對于新批評等就是如此。隨著新的文學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這種體系性的文學理論的缺陷就暴露出來。第二種的優(yōu)點在于，文學思想的生長點是文學新的現(xiàn)實，新的文學現(xiàn)象是文學新思想的動力源。但這種體例的缺點是，通過經(jīng)驗概括的理論一方面因為缺乏哲學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只顧及有限的文學現(xiàn)象，這就導致了其闡釋范圍的狹隘，這就是王本《文學理論》只能稱為“中國文學理論”的原因。第三種的好處是沒有個人的理論偏見，東西方的文學思想都可能被客觀地展示，其缺點是因為沒有提供新的文學思想而無助于學術推進，但這一缺點是由文學理論是用于課堂教學這一功能決定的，作者對文學的新看法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表達出來。作為導引性的教材，這種寫法還可能因專注于文學理論的介紹而不是聯(lián)系具體作品進行解說，從而導致寫作的理論化和抽象化，這對于文藝學教學來說也是一個問題。當然，這三種分類方式只是大概而論。體系性的文學理論必須建立在文學史實的基礎上，經(jīng)驗科學性的文學理論因理性抽象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導引性的文學理論在取舍之間也可能蘊含作者的文學觀。

那么，文學理論如何寫？是致力于學術推進提出新說創(chuàng)見，還是客觀介紹文學思想成為文學理論專題研究或文學理論關鍵詞分析？我認為，在學術多元化的今天，應提倡文學理論寫作模式的多樣化，第一種體例要著眼于學術，第二種更接近于文學批評，但需理性抽象，第三種應在知識性、趣味性和文學思想的全面性上下工夫。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如何選取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問題的設置和解決既關系到作者的文學觀!知識結構和寫作思路，又關系到文學這一審美系統(tǒng)的復雜性及其與社會文化的關聯(lián)，在此也顯示了人們文學思維的活躍和多元。

田本的寫作體例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田本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中國文學研究界按照經(jīng)典哲學原則推演出文學理論體系，文學理論的問題域以被構造的經(jīng)典來組接，中西文學思想服務于經(jīng)典詮釋，其結果是經(jīng)典的視閾和思想空間限制了文學理論的邊界。正是基于對這種思維模式的反撥，才產(chǎn)生了新近的文藝學界的反本質主義浪潮，陶本《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和南本《文學理論》正是這種反撥的產(chǎn)物。

五

從文學理論的百年書寫歷史來看，田本《文學概論》的意義在于，一是從文學文本本身和社會系統(tǒng)兩方面看文學，提出了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其中許多觀點仍然具有參考價值。如何思考文學，如何認識文學，如何定義文學都可以在這一問題框架中展開;二是注重文學思想的客觀呈現(xiàn)，奠定了文學理論的寫作范式;三是具有開放的學術視野，中西文學思想成為解決文學理論問題的有效資源。但在百年的學科建制史上，本書只能稱為草創(chuàng)時期的文學理論，其探索性在于：一是處于中國現(xiàn)代學術建立初期，學科范式來自西方，問題結構還不成熟，具體表現(xiàn)為文學理論的概念范疇還沒有形成，文學理論問題的研究比較粗淺，許多問題如文學文本!修辭、文類、讀者等還沒有進入學術視野，文學理論的民族性和現(xiàn)代性!中西文學理論的比較等重要問題均沒有提出;二是文學理論的思想來源主要是西方，中國古典文論的現(xiàn)代應用還沒有提出，文學理論的生產(chǎn)也沒有與中西文學現(xiàn)象構成互釋;三是大量引用美學家藝術家的言論，文學自身的問題意識還不明確。四是限于時代，文學思想主要來自西方近代，現(xiàn)在看來其闡釋效力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主題思想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跨文化形象學；文化自覺；思想主體；中國思想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23）05—0001-09

筆者在《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的“前言”中談到，學術研究應該飽含理想，以專業(yè)的方式關注時代的重大問題。這其中有兩點需要說明：一是“專業(yè)的方式”。所謂“專業(yè)的方式”，是指具有深厚學術史積淀、明確的概念體系、合理的分析方法的訓練有素的研究，超出“專業(yè)的方式”或無法達到“專業(yè)的方式”，都不屬于“學術研究”。二是“時代的重大問題”。所謂“時代的重大問題”，是學者自身從專業(yè)的角度發(fā)現(xiàn)并思考的、切入時代精神并決定社會歷史走向的問題，并不是學術之外被指示或被確定的問題；所謂重大，也不僅是現(xiàn)實意義的重大，還有學理意義的重大，后者的意義在于發(fā)現(xiàn)問題，揭示真理，創(chuàng)造自由，改變人們的思想方式。

站在這個起點上，反思跨文化形象學研究，要點在于問題與方法。就問題而言，跨文化形象學關注中國形象的跨文化流動以及其中的西方霸權，問題直接指向西方主導的現(xiàn)代性觀念秩序中中國的話語主體命運。所謂中國形象，只是“他者”鏡像，而所有關于“他者”鏡像的研究，最終都落實到自我的主體性身份的建構。于是，在西方現(xiàn)代性話語主導的世界現(xiàn)代性觀念體系中，所謂中國思想主體性狀況如何，為何出現(xiàn)危機并如何重建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主體，就成為跨文化形象學的終極問題�？缥幕�形象學試圖通過解構現(xiàn)代性世界觀念秩序中的西方霸權來建構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主體。如果解構是成功的，建構卻無從展開。我們反思的關鍵點就在于，中國思想的主體性危機究竟意味著什么，重建中國思想主體的問題理路是否清晰？甚至重建中國思想主體的提問是否合理？

跨文化形象學意識到的問題，是當下中國思想的核心問題，中國和平崛起的現(xiàn)實必須經(jīng)過中國思想的詮釋，才能獲得其歷史的正當性；也是當下文化自覺的使命所在，文化自覺首先是中國思想與中國思想主體的自覺。思想的困境可能出現(xiàn)在問題本身，也可能出現(xiàn)在方法上。就方法而言，中國思想如果脫離西方鏡像，主體性自我建構似乎就無從完成；而在西方作為“他者”的鏡像下，中國思想不論作為思想對象還是思想主體，又都無法獲得意義與價值的自主性。這樣，從西方主導的現(xiàn)代性世界觀念秩序中拯救中國思想主體，就只能先解構西方現(xiàn)代性話語。于是，以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為主的“后學”方法，就自然成為可供選擇的批判工具。方法上的疑問是，相關的“后學”理論途徑，是否可能通向中國思想主體的建構？在中國思想主體與西方文化霸權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內，是否能夠贏得中國現(xiàn)代性主體身份？所謂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主體的問題，除了表達立場與宣誓訴求之外，能有多少真正的思想成果或貢獻？

一、西方的中國形象：起點亦終點

首先，跨文化形象學關注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構成與類型，《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在跨文化形象學框架內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從跨文化形象學的角度提出問題，研究中國形象的構成與意義、形象的類型化特征與原型；在西方現(xiàn)代性的深度上分析問題，討論中國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現(xiàn)代文化中的功能。在西方現(xiàn)代性精神結構中討論中國形象。首先是西方現(xiàn)代性精神形成時期烏托邦化的中國形象，問題是從傳統(tǒng)的、基督教倫理主導的“統(tǒng)一的文化價值”中掙扎分離出來的西方現(xiàn)代文化觀念，諸如民族一國家與民主政治信念、世俗化物質主義與個人主義、科學與進步觀念、理性主義哲學等，最初如何借助烏托邦化的中國形象隱喻地表現(xiàn)自身，完成西方現(xiàn)代性的自我建構。西方現(xiàn)代烏托邦化的中國形象，從一個側面證明，現(xiàn)代性思想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際的“公共領域”或“公共空間”中，是一個多元發(fā)展、相互作用的進程，不僅西方現(xiàn)代性塑造了現(xiàn)代中國文化，中國形象也作為文化“他者”參與塑造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自我”。中國形象是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他者”鏡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現(xiàn)欲望與向往、自我否定與自我超越的烏托邦；也可能是丑惡化的，表現(xiàn)恐懼與排斥、滿足自我確認與自我鞏固需求的意識形態(tài)。啟蒙運動高潮時期，西方現(xiàn)代性確立，中國形象也相應出現(xiàn)徹底的轉型，從社會文化想象的烏托邦變成意識形態(tài)。中國成為停滯衰敗的帝國、東方專制的帝國、野蠻或半野蠻的帝國，三種意識形態(tài)化的中國形象類型出現(xiàn)。西方現(xiàn)代性自我觀念的構成與身份認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動力結構中通過確立他者完成的。

跨文化形象學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意義不僅在說明其作為一種虛構或敘事，如何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發(fā)揮功能的。這是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關注的問題，筆者更感興趣的是從中國形象的建構過程與方式中理解西方現(xiàn)代性精神結構，尤其是理解這種精神結構的動機與活力。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在揭露西方現(xiàn)代性文化觀念中的霸權結構的同時，可能遮蔽西方現(xiàn)代性的開放與自我批判的機制，使后發(fā)現(xiàn)代化國家與民族產(chǎn)生扭曲的現(xiàn)代性心理：“肯定的、烏托邦式的中國形象與否定的、意識形態(tài)性的中國形象，劃定了西方的中國想象的疆域，而兩種兩極化形象類型之間形成的張力，表現(xiàn)出西方文化擴張發(fā)展的特有的活力，這才是我們在現(xiàn)代化文化進程中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傲慢征服與謙遜求知，自我擴張與自我批判，西方走向世界的兩種心態(tài)及其構成的充滿活力的文化性格，是最有借鑒意義的。中國的現(xiàn)代化性格，在文化觀念上向往與仰慕西方，在政治經(jīng)濟上卻受西方擴張力量的壓迫與侵略，對外的向往仰慕往往伴隨著對內的自卑與輕賤心理出現(xiàn)，文化心態(tài)與社會結構失衡，從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政治經(jīng)濟上以封閉表現(xiàn)反抗，在文化上以自大表現(xiàn)仇外，在觀念與現(xiàn)實之間，不但沒有形成一種健康的內向與外向的張力關系，還造成文化精神的偏狹，或極端仰慕或極端仇視，或極端自卑或極端自大。這也是第三世界或整個東方的現(xiàn)代化歷程中共同面臨的問題。”

《天朝遙遠》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只是筆者研究跨文化形象學的問題與方法的起點分析西方中國形象的結構與意義，關鍵在解構西方的中國形象以及其中潛在的西方文化霸權，這種霸權突出表現(xiàn)在中國形象在現(xiàn)代性世界觀念體系中的跨文化流動上。跨文化形象學進一步的研究提出“世界的中國形象”問題，世界不同文化區(qū)不同國家的中國形象研究，直接指向現(xiàn)代中國自我認同的多重維面與多重意義。正如筆者在《世界之中國：域外中國形象研究》的“前言”中指出的：“現(xiàn)代中國的自我認同，是在與多向他者的意象性關聯(lián)中完成的，從中中國可能獲得不同的‘身份’。如果說西方的中國形象是一面鏡子，那么，世界不同地區(qū)國家文化圈的中國形象，則是個多棱鏡。在多棱鏡中認同現(xiàn)代中國的自我身份，既是一種建構過程，也是一種解構過程。建構是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中國自我的意義的豐富性，解構的功能則從意義的差異矛盾與比較批判中覺醒到鏡像認同的虛幻性與異化過程�！�

跨文化形象學有必要開展世界的中國形象研究，發(fā)掘中國形象在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意義維面與多元意義語境，解構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文化霸權。研究中國形象的跨文化流動結構以及其中展現(xiàn)的西方話語霸權，追索其癥結所在，是西方現(xiàn)代性在現(xiàn)代世界觀念秩序中表現(xiàn)出的某種強大的“形塑力”。這種形塑力來源于西方現(xiàn)代性精神結構的兩種相互關聯(lián)的核心力量：一是自我認同，二是異己分化。其自我認同力不僅表現(xiàn)在西方文化內部趨向凝聚，還表現(xiàn)在西方文化面對非西方文化不斷施展的向心性的吸引力；另一個方面，在強化自我認同的同時，也在進行異己分化，在西方現(xiàn)代性的全球化推進過程中，所到之處，前現(xiàn)代世界秩序的文化結構，紛紛出現(xiàn)難以彌合的斷裂沖突，當今世界誤解與沖突最深刻的地方，往往是前現(xiàn)代社會曾經(jīng)構成某種文化共同體的區(qū)域。這一點明顯表現(xiàn)在曾經(jīng)共處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中國與日本，曾經(jīng)共享佛教文化的中國與印度，曾經(jīng)在某種程度上分享“東方性”的中國與俄羅斯，后者在進入現(xiàn)代性世界秩序后對中國表現(xiàn)出的強烈的否定態(tài)度，是最好的明證。

西方現(xiàn)代性“自我認同”與“異己分化”一體兩用的精神核心，便成為跨文化形象學追問的真正問題；筆者選擇日本、印度、俄羅斯的中國形象分析，只是論證這一精神核心的典型個案。日本、印度，或許還有俄羅斯，所有這些“東方”國家的中國形象，最終只是“東方”的一種“自我東方化”敘事，不僅視野與立場出自西方的中國形象，想象的主體也認同西方。筆者在《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中明確提出跨文化形象學在邏輯層面上不斷深入的四個問題：“一是這些國家或地區(qū)的中國形象各自的特征及其演變的歷史，他們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環(huán)境，形成不同的中國形象及其表述策略，其動機與形式都具有自身深遠的文化根源；二是在現(xiàn)代化與全球化過程中，不同國家或地區(qū)的中國形象越來越頻繁便捷地進行‘跨文化流動’，形成中國形象的世界觀念體系，任何一個國家地區(qū)都無法‘獨自’地表述中國，其表述資源與策略都具有跨文化特征；三是中國形象的世界觀念體系中存在著西方的文化霸權，往往是西方的中國形象為其設定問題、提供思想資源、想象方式與表述策略。西方的中國形象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世界的中國形象的表述，這一點不論在日本、印度還是俄羅斯，都表現(xiàn)得非常充分；四是這些地區(qū)或國家的中國形象，既意味著他們與中國的關系，同時也隱喻著他們與西方的關系，其中包含著一個特定的、糾纏不清的、危險的三角關系。”

在西方主導的現(xiàn)代性世界觀念體系中，不論現(xiàn)代俄羅斯、印度或日本，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義話語外表述作為“他者”的中國，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義話語之外認同自身的現(xiàn)代性身份；這些國家的中國形象，不僅意味著該國與中國的雙向文化想象關系，更重要的是意味著他們面對西方現(xiàn)代性進行彼此參照、自我確證的三角關系，其中西方現(xiàn)代性具有覆蓋性與宰制力量。這些國家在西方主導的現(xiàn)代性世界觀念體系中將中國形象“他者化”的同時，也不自覺甚至自愿地將自身置于現(xiàn)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話語霸權。日本、印度、俄羅斯如此，東南亞、阿拉伯、拉美與非洲的中國形象，概莫能外，其構建中國形象的知識框架與價值立場，都受西方中國形象“規(guī)訓”。

《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作為書名的意義在于，中國形象研究是作為方法而不是目的出現(xiàn)的。西方現(xiàn)代性主導下的世界觀念體系中的中國形象問題，與一般國別中國形象研究的問題不同，個別國家或地區(qū)的中國形象是作為方法而不是目的出現(xiàn)的，表現(xiàn)在世界的中國形象網(wǎng)絡或體系中的西方霸權，才是問題的關鍵。在逐漸全球化的西方現(xiàn)代性話語霸權中，不論日本或印度、俄羅斯，都難以在西方的東方主義或東方的西方主義話語外表述中國。這樣，以中國形象為方法的跨文化研究，就必然面對這一問題：不同國家的中國形象在現(xiàn)代性世界觀念體系中如何成為西方的中國形象話語的再生產(chǎn)形式�？缥幕�形象學盡管以不同國家地區(qū)的中國形象為專題，但更深入的問題卻不是個別國家地區(qū)的中國形象，而是不同國家地區(qū)的中國形象在全球化時代的跨文化流動中構成的中國形象網(wǎng)絡，以及該形象網(wǎng)絡中的西方現(xiàn)代性的主宰力量或“文化霸權”�，F(xiàn)代世界除西方文化外，還有伊斯蘭文化、東亞儒家文化、南亞、東南亞、非洲與拉美不同地區(qū)文化，這些國家或地區(qū)文化中的中國形象，在全球化現(xiàn)代性觀念體系中可能成為西方的中國形象的再生產(chǎn)形式。從西方的中國形象開始的跨文化形象學研究，最終可能又回歸到西方。西方的中國形象，似乎既是起點又是終點。

二、沒有主體的思想或沒有思想的主體

跨文化形象學關注的就不僅是個別國家中國形象的特征與歷史，更重要的是表現(xiàn)在個別國家中國形象上的“中國形象的跨文化流動以及其中顯示的西方的中國形象霸權”。這種霸權直指西方現(xiàn)代性主導的世界觀念秩序，深藏在該世界觀念秩序中的核心動力，就是西方現(xiàn)代性精神自我認同與異己分化的形塑力。這種危險的形塑力，在全球化歷史進程中，主宰著世界觀念秩序，剝奪了非西方國家的話語權，使它們既彼此排斥，又排斥自身，失去思想的主體性，也失去思想本身。跨文化形象學有關中國形象跨文化流動結構的研究，正指向這一根本問題。在西方現(xiàn)代型主導的世界觀念秩序中，任何一個國家都只能在西方話語中表述自我與他者，它們在西方現(xiàn)代型話語中確認自身，塑造中國形象；反過來也一樣，現(xiàn)代中國也在西方現(xiàn)代型中確認自身，表述他者。跨文化形象學的進一步研究，將關注西方的中國形象影響或塑造現(xiàn)代中國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問題直接指向中國現(xiàn)代性自我認同與文化自覺。

跨文化形象學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世界觀念體系以及該體系中現(xiàn)代國家與國民自我認同的問題。這個問題困擾所有“后發(fā)”現(xiàn)代化國家，這些國家如何在現(xiàn)代世界體系中確認自身的國家身份，關系到“國家理想”。中國亦不例外。不論是“五四”時代的經(jīng)典自由主義傳統(tǒng)，還是后“五四”時代反現(xiàn)代西方的革命傳統(tǒng)，都難以擺脫西方現(xiàn)代性觀念霸權。中國現(xiàn)代性自我認同的困境是，現(xiàn)代中國難以不在西方現(xiàn)代性框架內思想中國，除非放棄思想；因為思想的問題與方法，都是西方現(xiàn)代性范疇內的。

西方現(xiàn)代性主導的世界觀念秩序中自我認同與異己分化的形塑力，不僅造成非西方不同國家彼此之間的想象分化，同時也造成這些國家自我想象與思想的分化。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的主體性危機就出現(xiàn)在這里。在眾多“他者”最終歸為同一“他者”，而同一“他者”又幻化出眾多“他者”的奇異困惑的現(xiàn)代性世界觀念秩序中，現(xiàn)代中國思想是否可能確認自身？是否可能超越西方現(xiàn)代性觀念而思想自身？如果用西方的“中國思想”思想中國，中國就可能在思想上被他者化，而不用西方的“中國思想”思想中國，中國是否還能夠思想自身并承擔起思想的主體性？我們的困境在于，背棄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主體的批判，即使可以看到中國過往的陷阱，也看不到中國未來的前景；而重建中國思想主體的理論，可以看清問題的來路，但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出路。

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是在西方現(xiàn)代啟蒙思想框架下進行的，人的主體性是思想的核心問題，在“五四”傳統(tǒng)、改革開放與現(xiàn)代化運動的大背景下，高揚人的主體性，追求個性解放與人的自由，其思想訴求具有明顯的啟蒙哲學色彩。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新啟蒙”思想受挫引起的反思，以及全球化進程提出的問題，中國思想出現(xiàn)一次轉型，問題與方法都變了，似乎“人”已不是問題，“中國人”才是問題；似乎啟蒙思想已經(jīng)過時，后現(xiàn)代方法才能為中國現(xiàn)代性自我找出出路并奠定基礎。在“中國文化自覺”的時代命題下，中國思想必須擺脫西方啟蒙現(xiàn)代性，恢復自身的思想能力，獨立并創(chuàng)造性地思考中國的歷史命運以及現(xiàn)代化理想。于是，人的主體性置換為國家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是一個知識與道德哲學問題，而國家主體性則是一個政治哲學法哲學乃至意識形態(tài)問題。

跨文化形象學關注的問題，與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命題相關，只是研究的路徑有所不同，所謂以專業(yè)的方式面對時代重大問題。筆者上世紀90年代中葉開始關注西方的中國形象問題，在學術關懷上暗合那次思想轉型。如何建構中國的思想主體？筆者的理解是不解構西方現(xiàn)代性話語霸權，就無法拯救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于是，借助“后學”方法，尤其是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解構西方現(xiàn)代型思想體系中的中國話語，就成為筆者分析研究中設定的問題所選擇的方法路徑。當然，分享那個時代的問題與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落人那個時代思想的困境。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的轉型，明顯帶有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色彩，國家主體取代人的主體，成為思想關注的對象。這次“重思中國”的思想轉型，不僅否定新啟蒙思潮的人的自由與個性解放等自由主義問題，也否定了新啟蒙的西方思想路徑，轉型的方向一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一是西方左翼思想，而且這兩種思想傾向在反抗西方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上，有暗合之處。

這次思想轉型將思想的主體“人”置換為“中國”，有中國思想自身邏輯的問題，也有外在世界的現(xiàn)實問題。并人全球化進程的現(xiàn)代化中國，越來越真切地感受到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脅迫，作為全球主義歷史進程的反彈，中國思想開始以解構西方啟蒙哲學為姿態(tài)與方法，試圖從西方現(xiàn)代型主導的世界觀念秩序中拯救中國思想。問題并沒有錯位，但思想路徑卻值得懷疑。“重思中國”思潮或者借助中國傳統(tǒng)思想對抗西方思想傳統(tǒng)，或者借助西方后現(xiàn)代哲學對抗西方自由主義傳統(tǒng)，試圖從西方思想霸權中拯救中國思想主體。但可疑的是，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路徑是否可以拯救中國思想主體？

拯救中國思想主體的關鍵問題，不是是否具有思想中國的主體意識，而是是否具有主體思想的能力，不是有沒有主體，而是有沒有思想。中國近代以來，在各種文化思潮中，從未喪失過文化主體的自我意識。不管是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全盤西化，還是發(fā)揚國故、民族自新、中國模式，所有這些選擇都是手段，唯一的目的是中國現(xiàn)代化�，F(xiàn)代化是一種文明類型，而實現(xiàn)這種文明類型的主體是中國。所謂，作為思想主體的中國是個偽問題，在現(xiàn)代中國，中國思想的主體意識從未失落過，問題在中國思想或中國思想的能力上。建構中國思想主體，只能從中國思想中建構，沒有思想，談何思想主體？

從思想中拯救主體，還是從主體中拯救思想？考驗中國思想的尺度，不在于中國思想是否具有主體意識，而在中國是否有能力創(chuàng)造性思想。90年代以來的“新國學”與“新左派”敘述，試圖從西方話語中解放中國主體，又何嘗不受西方“漢學”與西方后現(xiàn)代“左翼”思想的影響？如果說西方思想曾經(jīng)陷害了我們的思想主體，那么拒絕西方思想的中國思想，是否能夠擔當起為自身重建主體的重任呢？遺憾的是，中國思想似乎無法解放自身重塑主體，不是因為沒有思想的主體意識與主體訴求，而是因為主體意識與訴求沒有思想的支持。現(xiàn)代中國尚未建立健全的現(xiàn)代性思想體系，而且就目前的狀態(tài)看，中國思想比“主體缺失”更嚴重的問題是“思想缺失”，中國現(xiàn)代性精神自我建構的最大危險是，中國主體目前正在陷害中國思想。

回歸傳統(tǒng)與走向左翼，有中國思想的姿態(tài)，卻沒有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的實質，它們可能宣誓現(xiàn)代性思想主體訴求，但無法提供現(xiàn)代性思想本身。進入現(xiàn)代化歷史以來，中國傳統(tǒng)思想結構在西方現(xiàn)代性沖擊下解體，只留下沒有思想唯有激情的主體意識，支持這種主體意識的唯一力量，就是盲目的民族主義；與此同時，西方現(xiàn)代性開始塑造中國思想，從問題到方法，現(xiàn)代中國模仿西方思想思考自身，既沒有中國的問題也沒有中國的方法，甚至中國思想主體性這個問題本身，也是西方現(xiàn)代性觀念秩序設定的。沒有西方現(xiàn)代性的普世訴求，何有對抗性的中國思想的主體意識？有對抗性的中國思想的主體意識，卻沒有中國思想的本土資源與能力，連對抗西方現(xiàn)代性觀念秩序的批判話語，都是西方式的？于是，我們看到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兩難困境，或者是沒有思想的主體，或者是沒有主體的思想。即使可能具有中國思想的主體訴求，卻沒有支持這種訴求的中國思想能力，過去30年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路徑，就在這兩難中搖擺不定、掙脫不出。

或者是沒有主體的思想，或者是沒有思想的主體，這是中國現(xiàn)代性精神的困境。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思潮遭受挫敗，在90年代的全球化文明沖擊下，產(chǎn)生重建中國文化主體的理論訴求，新國學與新左派思潮從不同路徑關注這一問題，但方向與方法都令人生疑，因為它們最終可能在民族主義一民粹主義中會合。當然，這是一般理論思潮問題，筆者更關注具體研究的觀念與方法。在文化自覺的理論訴求下，西方“后學”作為方法進入中國學術，其解構力量似乎有利于動搖西方文化霸權，卻無益于建構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主體。當種種“后學”的文化批判理論已經(jīng)成為中國學術界一種“理所當然”的流行方法，同時也成為跨文化形象學運用的“熟能生巧”的慣用方法時，我們就有必要反思其作為方法的“合理性”了。

三、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前景或陷阱

筆者反思跨文化形象學的問題與方法，推而廣之，也可以反思中國當下學術思想的一般性問題與方法。如何從現(xiàn)代性話語體系中拯救中國的思想主體？這是當下中國文化自覺的首要問題，也是跨文化形象學以專業(yè)的方式從一個特定角度試圖思考的重大問題。筆者從西方的中國形象人手，在西方現(xiàn)代性自我確證與自我懷疑、自我合法化與自我批判的動態(tài)結構中，解析中國形象；在跨文化公共空間中，分析中國形象參與構筑西方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的過程與方式，目的在于解構西方的中國敘事，從西方話語霸權中拯救中國思想的主體性。但解構西方的中國敘事，不等于重建中國思想主體。因為思想主體是由思想結構設定的，如果沒有“思想”，又談何思想“主體”？跨文化形象學在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的終點上發(fā)現(xiàn)的困境是，現(xiàn)代中國沒有辦法擺脫西方的中國敘事來講述自身，所有的講述幾乎都成為復述。我們的自我批判是在西方啟蒙思想框架內進行的；我們的自我嘉許也是在西方的后啟蒙思想框架中進行的。

前一點好理解，后一點則需要說明，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目前流行的中國崛起與民族復興話語，這種話語的模式來自西方的“西方?jīng)]落論”與“中國崛起論”，當西方人開始講述中國崛起的動人故事時，中國也開始復述，西方人不僅給了我們信心、話題還有講述此話題的方法。我們注意到，近年來中國本土關于中國崛起的敘述，除了GDP咆哮與晚會嚎叫之外，并沒有多少學理性論述，反而是像《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這類西方學者的著作，才真正試圖在學理上分析中國崛起的意義，而這類分析，又總帶有西方意見或西方偏見。為什么總在中西方二元對立框架內討論中國崛起？為什么中國崛起一定對應著西方衰落？為什么思考世界的方式一定是二元對立框架內的？為什么世界不可能是多元的？為什么多元的世界不可能互動互惠、共存共榮，一定是此起彼伏、我興你衰的呢？

在上述一般思想狀況背景下反思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首當其沖的是�？碌脑捳Z理論主導下的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首先，任何一種方法都不能剝離開其理論語境，否則其意義可能變異甚至完全相反，所謂“桔踰淮而北為枳”。后殖民主義是產(chǎn)生自西方思想體系并作為西方主流思想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否定面出現(xiàn)的，它的功能是批判性的，但這種批判性恰好在鞏固西方思想體系，因為西方思想體系的內在結構是包容對立面的辯證結構，保持對立面的存在不僅是可能的而且還是必須的。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的理論家，大多有曾經(jīng)的殖民地國家出身，目前又在美國或歐洲國家學術體系中生活，他們在西方話語體系中言說，立場可能是分離的，但方法卻是合一的。如果將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從西方思想體系中剝離出來，移植到中國思想體系中，其批判的立場可能幫助中國思想擺脫西方思想霸權，但其批判方法卻不足以幫助重建中國思想主體。

跨文化形象學揭示中國形象的跨文化流動格局以及該格局中西方的文化霸權，即使能夠解放中國的思想主體，也不能創(chuàng)建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因為后現(xiàn)論是否定性的，缺乏肯定性、建設性方面。在西方思想體系中，它通過自我否定完成自我肯定，但移植到非西方思想中，它就成為否定排斥他者、肯定自我的偏執(zhí)方法了。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在西方文化體系之內解構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但若將此理論移植到西方文化之外，為非西方國家或反西方國家所用，就可能滋養(yǎng)偏狹、封閉、狂熱的野蠻主義文化態(tài)度，為偏狹的文化保守主義與狂熱的民族主義助陣，排斥甚至敵視西方甚至現(xiàn)代文明。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提出了解構西方文化霸權的進路，卻沒有指出超越西方現(xiàn)代性自我構建的出路，沒有指出一種體現(xiàn)交往理性、對話精神的跨文化互動的前景與可能性方向。筆者幾乎在借助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從事跨文化形象學研究的同時，就開始反思這種理論的問題。2004年，筆者從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角度提出“漢學主義”問題，同年已開始質疑“東方主義”。

在跨文化交流結構中，不同文化對對方最有價值的內容，是該文化的主流思想或肯定性意義，否則跨文化交流的建設性意義就失去了。全球化時代的跨文化交流與互動問題，不是不同文化體系的對峙與沖突，而是跨文化的融合與共建。每一種文化都應該開放自我，與他種文化進行深層內在的對話，從而完成自我超越與自我創(chuàng)新。五年前，筆者在《走向“間性哲學”的跨文化研究》一文中曾提出“超越西方發(fā)起的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話語，是漢語學術界跨文化研究的當務之急”。“超越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確立跨文化研究的中國問題與中國方法，回應中國文化自覺與文明崛起的時代問題。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環(huán)境中思考現(xiàn)代中國文化自覺的問題，重要的不是高談多元共處、多極均衡、和諧發(fā)展的理想，而是認清現(xiàn)實，積極面對文化多元主義背后的西方現(xiàn)代文化一元主義的強勢沖擊，煥發(fā)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不是一味到古代中國思想中尋找復興的資源與靈感，從后殖民文化的西方中心主義滑到大國崛起夢幻的東方中心主義，而是勇敢地開放自身文化，向文化間性的自由烏托邦躍進，占領文化的間性空間，使它成為文化自我的一部分，激活自身的創(chuàng)造力�！�…中國文化自覺的資源與動力不在發(fā)掘自身的傳統(tǒng)，而在發(fā)現(xiàn)跨文化的間性烏托邦�！�

這種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論述，可以指明方向，卻不足以說明方法。如果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在中國文化自覺的大命題下，可以解構西方的文化霸權，但不足以從中挽救中國思想的主體，也不足以建構中國思想，那么，批判西方文化霸權的目的何在？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為中國文化自覺準備的道路，很有可能通向虛無。在跨文化形象學的中國問題領域，我們掌握了解構的方法，卻在解構方法的盡頭，看不到解放的方向。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依舊陷于“古今之爭”與“中西之爭”的困局中，表現(xiàn)不出創(chuàng)造性�？缥幕�形象學試圖解構西方現(xiàn)代性觀念體系中的中國話語，但在研究的盡頭，突然迷失方向。落人“后學”理論怎么辦？走出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又走向何處？回歸新啟蒙問題？或許思想的主體依舊應該是“人”，而“中國”，只是意識形態(tài)主體？

過去，筆者的跨文化形象學從中國形象研究人手，試圖在現(xiàn)代性世界觀念體系中重建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主體，其問題直接來自對上世紀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反思；現(xiàn)在，筆者有關跨文化形象學問題與方法的批判，直接來自對90年代以來的“重思中國”思潮的反思。中國思想的主體性訴求，如果沒有創(chuàng)造性的健全思想的支持，最終不過是空洞炫耀的口號；中國思想如果通過西方后學理論解構西方現(xiàn)代性話語，陷在“中西之爭”與“古今之爭”二元對立的思想格局中，將既不能拯救中國思想，更不能拯救中國思想的主體。

主題思想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中的重要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中，要充分認識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重要性，把握好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層次，注意解放思想，努力開拓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途徑和渠道。

近幾年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關系已經(jīng)成為一個討論的熱點問題。教育主管部門給予了高度的關注，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性意見，學者們也發(fā)表了多篇論文，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見解。這些意見和見解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改革。目前，這種討論正在深入。本文就這個問題中如何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問題談幾點粗淺看法。

一、充分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重要意義

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問題，其意義可以從多方面展開。本文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作一論證:

第一，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是設立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的重要動因。

中央決定設立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及其所屬二級學科是從我們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特別是從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tài)的指導地位出發(fā)的。但是，這個問題的提出也是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改革要求緊密聯(lián)系的。應該說，適應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的要求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設置的重要動因。從另一方面說，有關材料顯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決定設置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是聯(lián)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和建設的要求統(tǒng)一考慮的;并且，正是在關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有關改革的文件中正式提出來的。因此，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二，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關系著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大局。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設立的根本宗旨是為了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教育人民，以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理論基礎。而思想政治理論課是高校貫徹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對青年大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主陣地、主渠道，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教育全國人民的重要方面。現(xiàn)在，在高校學習的本�？粕�、研究生數(shù)量大、分布面廣，這一代一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他們中的優(yōu)秀人才將成為黨和國家各方面的棟梁之才。這些青年的思想理論素質如何，社會主義覺悟的高低，對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信仰的程度，對共產(chǎn)黨的信任狀況，關系著國家的未來。誰贏得了青年，誰就贏得了未來。歷史和現(xiàn)實實踐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這說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育質量事關黨和國家的大局。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服務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不是一個局部的小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全局的大問題，我們必須站在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大局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來充分認識它的意義。

第三，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是當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關鍵歷史時刻的迫切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05方案”實施以來，取得了很大的進展�，F(xiàn)在，中央組織編寫的四門課的高質量教材已經(jīng)全部出版，2007年秋季，全國高校都將全面啟用新的教材。這對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質量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現(xiàn)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四門課的教材體系轉化為教學體系和教學內容，使教材中的基本理論觀點、科學方法有效地進課堂、進學生的頭腦。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我們以為這里的關鍵有兩點:一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理論素質，使之適應高質量教材的教學要求;二是對包括青年大學生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xiàn)實熱點問題進行科學說明，把對這些問題的科學分析、科學論證、科學認識同教材中的原理結合起來，有針對性地向青年大學生作出有力度、有深度、有說服力、有吸引力的闡釋。不解決這兩個關鍵問題，即使有高質量的教材，僅照本宣科、就事論事，仍然難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質量。而解決這兩個關鍵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要義不容辭地肩負起這個責任。歷史的經(jīng)驗值得注意，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85方案”的改革、"98方案”的改革，應該說都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當時的一些設計也不乏有創(chuàng)新思想，但是后來都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下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師資隊伍的狀況不適應改革的要求。鑒于歷史的經(jīng)驗，這一次改革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的高度來改進和推進這項工作。

這里要說明的問題是，我們強調充分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重要意義，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就等同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應該說，一個是學科，一個是課程，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我們不贊成把一個學科特別是一級學科等同于一門具體課程。盡管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綜合的課程，展開來，它包括四門具體課程，但畢竟它只是課程，不同于學科。從學科角度來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門從整體上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科學體系的學科，它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傳播與發(fā)展，特別是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同時把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運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它擔負著鞏固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tài)指導地位的重任，其理論內涵和承擔的任務遠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內涵和承擔的任務要豐富得多、寬泛得多。然而，不能因為這兩者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就可以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功能。

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要注意從兩個層面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納入自己的重要建設任務，并以自己的建設成果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要注意從兩個層面進行:

第一，必須把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建設貫穿、滲透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及所屬二級學科建設的全過程中。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建設層面說，各二級學科都應有高度的自覺性，把為全部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當作自己的任務，不能認為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僅僅是別的學科的任務，與己無關。關于這個問題，關鍵在于要認識清楚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及所屬二級學科，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等在研究對象、研究領域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正是有這種不可分割的內在聯(lián)系，證明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不僅僅是某一個學科的任務。

這種內在聯(lián)系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學科是其它四個二級學科的基礎和核心，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形成和發(fā)展的軌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和時展相結合。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是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理論、思潮、流派的發(fā)生、演進及基本思想進行研究的學科，其主要內容仍然是一些國家的共產(chǎn)黨人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推進和發(fā)展。思想政治教育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專門研究人們思想品德形成、發(fā)展規(guī)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規(guī)律，培養(yǎng)人們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學科。由此可見，各二級學科都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有緊密聯(lián)系，因此各二級學科都應注意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的整體上，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提供學科支撐，都要充分注意按照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含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課程)的特點和要求，把有關課程體系、教材體系、教學體系(含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師資隊伍建設、教育規(guī)律的探索、教學中的難點熱點以及如何突出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主渠道作用等問題，納入學科建設整體工作之中加以研究。用研究的成果武裝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豐富教材、教學內容和教學形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思想政治性、科學性、針對性和實效性。當前要特別注意加強對如何將中央組織編寫的高質量的教材內容和體系轉化為教學內容和教學體系的研究，以適應教學的需要。

第二，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各二級學科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某種對應關系上，明確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重要任務。

我們強調不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簡單等同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特別是等同于某一門具體課程，強調要注意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的整體上認識服務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性，但這并不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中的某個二級學科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某門課程有某種對應的關系。應該說，這種對應關系是存在的。比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學科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學科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學科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和“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課，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同“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課的聯(lián)系就更直接一些。因此，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的某門具體課程有比較直接對應關系的二級學科，就應該更多地考慮如何為有對應關系的課程服務的問題。認真研究有關課程的基本范疇、基本原理、理論體系、典型案例、教材體系、教學體系、教學形式，用新的結論、新的觀點、新的知識、新的材料、科學的思維方式為其提供直接的學科支撐。

我們以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中，尚無與“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課有比較直接對應的二級學科。這當然可以從一級學科的構成上考慮和解決問題，但就目前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的構成來說，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學科作為與“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課程有較明顯對應的支撐學科是合適的。正如有學者指出，“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課是在吸取“85方案”開設“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課程進行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教育，以及“98方案”開設“毛澤東思想概論”和“鄧小平理論概論”課程進行理論歷史發(fā)展教育的基礎上設置的新課程。它把歷史發(fā)展教育和理論歷史發(fā)展教育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實現(xiàn)了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發(fā)展的統(tǒng)一，構成了較為全面的歷史教育。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學科正是專門研究以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歷史發(fā)展的過程為背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過程中的基本經(jīng)驗與基本規(guī)律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學科。它設置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與理論成果、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等研究方向能夠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課程提供強有力的學科支撐。

三、解放思想，努力拓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途徑和渠道

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及所屬二級學科設置以來，在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方面已經(jīng)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發(fā)表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論文，充分肯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科定位，注意研究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中的一些問題，學科點上的導師參加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和教學參考資料的編寫，參加思想政治理論課第一線的教學，培養(yǎng)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訪問學者等。現(xiàn)在要在總結前一段工作經(jīng)驗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探索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服務的方式和渠道。

要根據(jù)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特殊要求，注意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各二級學科的研究方向、課程設置、論文選題、實踐教學、培養(yǎng)方式等方面作相應調整，培養(yǎng)能勝任新的課程改革方案教學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同時，有條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點可在教育主管部門的支持和指導下，辦專業(yè)培訓班，培養(yǎng)在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以提高其綜合素質，特別是理論素質。

要重視研究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xiàn)實問題，特別是難點、熱點問題，將研究的最新成果編寫成教學參考資料，供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參考，或通過舉辦專題培訓班招收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吸收他們參加課題的研究，或者請有關專家作專題講座，以提高其理論素質，提高其對這些重大理論問題和現(xiàn)實問題的科學認識，提高其教學水平。

要重視研究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的歷史經(jīng)驗和發(fā)展規(guī)律。我們黨一貫重視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長期以來，特別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積累了建設和改革的豐富經(jīng)驗。同時，其它馬克思主義政黨執(zhí)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上積累了值得重視的正反經(jīng)驗。我們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這些經(jīng)驗進行科學總結，并結合我國社會發(fā)展新時期、新階段的實際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要求，認真研究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的規(guī)律，為當前和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提供更為具體的理論指導。

主題思想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關鍵詞：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馬克思主義理論本性；體現(xiàn)

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承擔著對大學生進行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任務，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主渠道。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怎樣才能夠按照充分體現(xiàn)當代馬克思主義最新成果的要求，進一步推動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大學生頭腦的工作?要解決好這個問題，需要做的工作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個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并在當前切實做好的工作，這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要充分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理論本性。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要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性．首先必須認真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性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性”?以實際問題為中心，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性”。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的前進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方法是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的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耙詫嶋H問題為中心研究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具有重大現(xiàn)實意義的命題。密切關注變化中的實際，隨著實踐的發(fā)展而不斷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這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本性”所決定的。從總體上看，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新的歷史條件、新的歷史任務和黨建面臨的新問題。新的歷史條件，就是科學技術信息化、經(jīng)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以及我國走新型工業(yè)化道路，發(fā)展進入關鍵時期，改革處在攻堅階段，社會生活發(fā)生深刻變化并且形成了多種新的社會階層，我們國家的利益格局發(fā)生了建國以來最為重大的變化。新的歷史任務，就是我們面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新的發(fā)展階段的歷史重任，這就必然向我們提出一系列新的實際問題，特別是關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和諧社會建設的問題。還有，我們黨所處的長期執(zhí)政、市場經(jīng)濟和對外開放的環(huán)境，對我們黨提出了一系列黨的建設的新問題，諸如如何依法執(zhí)政，如何建立健全黨內民主制度，如何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如何有效遏止腐敗現(xiàn)象，如何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對廣大群眾的吸引力以及在改革和建設中的戰(zhàn)斗力，等等。在面臨的諸多的新問題面前，我們黨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把握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j陛，就能夠教育大學生以科學的態(tài)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統(tǒng)—思想，學會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要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性．就必須堅持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教學

既然以實際問題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性”，那么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就一定要是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教學才能有針對性、實效性。

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它不僅要解釋世界，更重要的要改造世界，通過社會實踐實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合規(guī)律與合目的的統(tǒng)一。因此，本學科必須根據(jù)國際局勢的新變化，根據(jù)我國改革開放與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進展以及黨的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實際，注重開展創(chuàng)新性理論研究，對那些帶有全局性、戰(zhàn)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論課題作出科學的理論回答。同時，還要重視研究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規(guī)律、方法和途徑的研究，使理論研究成果真正有效地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成為他們提高自身素質、增強他們自覺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強大理論武裝。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要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性，就必須堅持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教學。

事實上，也只有堅持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才能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要旨，才能夠透徹領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諦。這個理論的要旨和理論的真諦，也就是我們經(jīng)常所強調的基本觀點和精神實質。就掌握要旨來說，要明白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以實際問題為中心建構起來的科學體系。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始終堅持以實際問題為中心，并貫穿于他們全部的理論創(chuàng)造之中。正因為這樣，改革開放的實踐，產(chǎn)生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又指導新的實踐。新的實踐，又產(chǎn)生了“三個代表”等一系列新的思想，這些思想又指導著新的實踐的發(fā)展。同時，實踐還證明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科學性。我們所講授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理論課，特別是《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是以“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兩個相互關聯(lián)的問題為中心展開“系列問題學”和“問題解扣學”。

在這個總問題之下，又有一系列的子問題，諸如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發(fā)展階段、根本任務、發(fā)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zhàn)略步驟、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國統(tǒng)一等重大問題，它涉及了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在這些實際問題的基礎上，形成了大力弘揚與時俱進的精神、發(fā)展是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斷促進先進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推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fā)展、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的戰(zhàn)略、推動國民經(jīng)濟持續(xù)快速健康發(fā)展、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創(chuàng)造更加燦爛的先進文化、走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完成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fā)展、堅定地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頭、以改革的精神建設黨、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十六個方面主要內容，構成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宏偉大廈。堅持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就能夠使教學雙方都對《鄧小平文選》的思想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比較全面準確的理解和把握，從而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背景、實踐基礎、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歷史地位有透徹的了解，以達到“人心、人腦、人肺腑”的功效。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要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性，就需要努力解決好以下幾個相關的重點問題

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明確了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指導思想，強調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立足于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深人開展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教育”。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指導思想，所強調的關鍵之點，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要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性，從而不斷增強這門課程教育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和說服力、感染力。為了貫徹落實好這個指導思想，并把它貫穿于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全過程，當前需要努力解決好以下幾個相關問題：

1要明確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總體要求。這個總體要求是：堅持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武裝大學生，始終保持教育教學的正確方向；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際，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堅持開拓創(chuàng)新，不斷改進教育教學的內容、形式和方法；力爭在幾年內，使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狀況有明顯改善。要形成比較完善的學科體系和課程體系，編寫出充分體現(xiàn)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新成果的教材，實現(xiàn)教學方式多樣化、實踐教學規(guī)范化和教學手段現(xiàn)代化，建立和完善教師培訓制度和激勵機制，確立黨的宣傳部門與教育部門相互協(xié)調、密切配合的宏觀管理體制，形成關心和支持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的良好社會氛圍。

2．要始終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的教學。理論工作“三貼近”，就要堅持江澤民對全黨提出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中心、三個著眼于”的要求，深人學習研究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只有做到“三貼近”，思想政治理論課才能面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緊緊圍繞發(fā)展這個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更好地服從服務于全黨全國工作大局，不斷豐富大學生的精神世界，切實幫助他們解決種種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事實上，也只有“三貼近”的教學，才能真正貼近大學生的思想實際，有針對性地回答他們普遍關心的問題，取得預期的教學效果。

主題思想論文范文第5篇

近20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績，但也有待改進、拓展。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種更為廣闊的視域，往往局限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視域內，只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發(fā)展及其內容，最多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其他哲學思潮之間的論爭，而很少關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思想界的多方面聯(lián)系，很少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其他哲學思潮之間的互動、交流與融合，很少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為20世紀中國哲學發(fā)展史的一個重要方面來研究。這種研究視域不僅難以揭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的特殊性，妨礙了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和理論的深入研究，而且難以揭示20世紀中國哲學發(fā)展所經(jīng)歷的諸多思潮對立互動、相激相融的發(fā)展歷程，妨礙了對20世紀中國哲學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討。今天，主張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展開“對話”似乎成為中國哲學界的一種時髦。這種主張實際上蘊含著一個問題，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隔離開來，否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過去一個世紀里經(jīng)過中國化的歷程，已經(jīng)融入了中國思想界，已經(jīng)成為了中國哲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種主張產(chǎn)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與上述這種狹隘的研究視域無疑是有聯(lián)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視域的狹隘，導致了人們看不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jīng)融入20世紀中國哲學之中，已經(jīng)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仍然視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為兩種相互隔離、缺乏交流的哲學形態(tài)，所以才要提倡展開“對話”。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視域亟待拓展，亟待從那種自我封閉的狹隘研究視域中走出來。

從20世紀中國哲學發(fā)展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比之僅僅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無疑是一個更為廣闊的研究視域。這一研究視域的基本含義在于：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fā)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爭鳴的20世紀中國思想界之中，通過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他中國哲學思潮相互間的激蕩、論爭、影響及吸取，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西方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哲學現(xiàn)代化這兩大哲學運動中的位置與作用，揭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20世紀中國哲學的曲折歷程和豐富內涵。這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對于推進21世紀中國哲學研究，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從20世紀中國哲學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把握20世紀中國哲學自身的提問方式與提問話語。這種提問方式與提問話語是20世紀中國哲學與以往中國哲學相區(qū)別之所在，顯示出中國哲學由古代形態(tài)經(jīng)過近代形態(tài)到現(xiàn)代形態(tài)的轉型，顯示出20世紀中國哲學在致思趨向、話語系統(tǒng)及其哲學文化風貌諸方面的重構與變換。因此，從20世紀中國哲學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應當十分重視對20世紀中國哲學問題的探討，以此為紐結來把握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他思潮間的分合流變。

從哲學觀念由抽象到具體、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紀的中國哲學問題集中在三個層面上：一是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二是歷史觀與文化觀問題，三是政治哲學問題。其中，本體論、認識論問題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學問題則是最具體、最特殊的。正是在這些不同層面上，圍繞著這些哲學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各種哲學思潮相互激蕩、論爭、交流、融會，進而把自己由一種外來的哲學形態(tài)轉化為中國自身的哲學形態(tài)，進入中國哲學家的書本與講壇，走進了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對20世　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發(fā)生了巨大的作用，對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產(chǎn)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

這種復雜的哲學運動，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歷史的與邏輯的起點。早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馬克思主義哲學即已開始傳入中國，并對20世紀中國思想界產(chǎn)生影響。但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大思潮在20世紀中國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在新文化運動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諸子橫議，百家爭鳴，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條件與前提，也促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三個層面的哲學問題上與各種不同的哲學思潮相互激蕩、論爭、交流、融會，顯示出自己的合理性與生命力，并促使這些哲學問題得以進一步展開與深化，有力地推動了20世紀中國哲學的發(fā)展。因此，新文化運動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諸思潮的第一個歷史交匯點。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諸思潮的復雜聯(lián)系、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外來的哲學思潮演變成中國自身的哲學思潮，都可以在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發(fā)點。

第一層面是本體論、認識論問題。20世紀的中華民族內憂外患，救亡啟蒙，貞下起元，多難興邦，更激起哲學家們對本體論、認識論問題的思考和探討，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國情懷，重建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紀中國哲學發(fā)展中，圍繞著本體論、認識論問題，形成了科學主義、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三大思潮之間的復雜聯(lián)系。新文化運動中的科學與玄學論戰(zhàn)成為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個交匯點。在這場論戰(zhàn)中，科學派代表了科學主義思潮，力主哲學走科學化、實證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強調哲學要沿著“科學知識論”的方向發(fā)展；玄學派代表了人文主義思潮，力主為本體論的存在進行辯護，其代表人物張君勱認為當時正是“新玄學時代”；而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則對科學派與玄學派都持批評態(tài)度，強調只有科學的唯物史觀才是哲學發(fā)展的方向。這以后，哲學是沿著本體論路向還是沿著認識論路向發(fā)展以及建設怎樣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就成為這三大思潮反復探討、不斷互動的重要論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正是通過這種思潮間的互動，促成了自身的發(fā)展：從、陳獨秀最初拒斥本體論，到瞿秋白傳播辯證唯物主義宇宙觀，再經(jīng)李達強調“實踐的唯物論”(注：參見李達：《社會學大綱》，《李達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頁。)，而至創(chuàng)立“實踐論”，隨后提出“哲學就是認識論”(注：：《關于人的認識問題》，《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頁。)，表現(xiàn)出一個由拒斥本體論到認肯本體論、再走向認識論的變化軌跡。至20世紀80年代，馮契進一步反思這三大思潮在歷史上的分歧與論爭，創(chuàng)立了個性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智慧說”，試圖打通知識與智慧、認識論與本體論的內在聯(lián)系。因此，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對于本體論、認識論問題的探討，不只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思想演變中實現(xiàn)的，而是　通過與科學主義、人文主義諸思潮的相激相融實現(xiàn)的。從本體論問題的層面上看，即使是20世紀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張東蓀、葉青之間的哲學論爭，也非僅僅是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或假馬克思主義的斗爭，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人文主義思潮(張東蓀所代表)、科學主義思潮(葉青所代表)之間的論爭。在拙著《二十世紀中國哲學本體論問題》(注：該書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圍繞本體論問題對這三大思潮進行過探討。

第二層面是歷史觀、文化觀問題。如何看待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文化歷史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如何看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全球性現(xiàn)代化運動中的價值與作用?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強烈影響來選擇中國文化發(fā)展的道路?這些問題與“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是時代向20世紀中國哲學家們提出的重大哲學問題，也是20世紀中國哲學家們必須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學問題。這就使歷史觀與文化觀問題在20世紀中國哲學發(fā)展中占有了十分顯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紀中國哲學家們的普遍關注和反復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最初傳播，也首先是從歷史觀領域展開的。中國人認識、了解、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從認識、了解、掌握唯物史觀開始的。唯物史觀的傳入，使先進的中國人對于自己國家的命運與人類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們最終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最終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幟和理論武器。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jù)”(注：：《給蔡和森的信》，《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實際上代表了中國早期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發(fā)展與中國化也是通過與20世紀中國其他有關思潮相激相融而實現(xiàn)的。在20世紀中國思想界，圍繞著歷史觀與文化觀問題形成了唯物史觀與進化史觀、民生史觀及種種非唯物史觀的復雜聯(lián)系，出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義對中西古今文化問題、對中國現(xiàn)代化道路問題的不同選擇。這種對歷史觀與文化觀問題的哲學思考不能長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國里，必須回到現(xiàn)實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現(xiàn)實的生活世界中顯示自己理論的深刻性與合理性。在這些問題上，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文化觀最具有實踐性格和現(xiàn)實性格，因而最能顯示理論的深刻性與合理性，并由此對其他有關思潮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如孫中山的民生史觀、馮友蘭前期的歷史哲學、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學，都曾汲取唯物史觀的思想資源�！⊥瑫r，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文化觀也從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國馬克思主義正是從文化保守主義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激烈批評轉向重新估價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提出做“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總結者和繼承者(注：參見《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從而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直接結合起來。因此從歷史觀與文化觀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也是與20世紀中國思想界密切聯(lián)系著的。

第三層面是政治哲學問題。一些中國哲學家們從西方政治哲學中汲取思想資源，并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加以揚棄。但20世紀中國政治哲學問題更主要是與“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選擇聯(lián)系在一起，實質上是中國文化歷史大變遷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問題。如封閉與開放、守舊與維新、改良與革命、立憲與共和、啟蒙與救亡、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都成為20世紀中國政治哲學探討的重要內容。這些問題的探討往往與現(xiàn)實政治直接糾纏在一起，較少思辨性，更少玄學味，但對于中國的前途與命運來說卻是極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紀中國哲學家們的反復思考與探討，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三大思潮之間的復雜格局。它們之間的關系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的變化及各種政治力量的不斷組合經(jīng)歷了十分復雜的變化，其間既曾有過聯(lián)盟，又有過分歧；既有過對抗，又有過互動。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發(fā)展(如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對民主政治的追求與構想)，就包含了對三民主義、自由主義思想資源的汲取。這三大思潮之間關系的變化，對20世紀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選擇、對現(xiàn)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正是在與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的相激相融中，顯示出自身的合理性與優(yōu)越性，對“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重大問題作出了最有說服力的回答，但這并不意味著問題已經(jīng)徹底解決。從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中國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學層面上，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激蕩與汲取將會繼續(x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