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大生紗廠；張謇；張孝若；紡織借款

摘要：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大生紗廠的經營迅速惡化，1925年7月，因資不抵債，被債券銀行團接管。大生紗廠的經營惡化的原因除了過度投資，形成巨額債務負擔外，還在對于東北市場的高度依賴。張謇試圖通過對日借款來克服經營惡化的困境。日本政府在張謇借款的問題上表現出積極姿態(tài)，意在利用張謇緩解中國的排日情緒。作為排日運動的象征性人物張謇對日借款交涉引起了各方普遍反對。面對輿論壓力，張謇否認了借款交涉，借款也隨之流產。

中圖分類號： F129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12435（2023）04049307

Key words： Da Sheng Cotton Mill；Zhangjian；Zhang Xiaoruo；Textile Borrowing

Abstract： The business of Da Sheng cotton mill deteriotated rapidl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In July 1925， it was taken over by a group of bonds banks due to insolvency. In addition to the excessive investment which formed a huge debt burden， Da Sheng cotton mill wa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northeast market which also led to the business deteriotation.Zhangjian tried to overcome the business predicament by borrowing money from Japan.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howed a positive attitude on the issue of Zhangjian’s borrowing with the intention to use Zhang to relieve China's sentiment of repelling Japan.As a symbolic character of repelling Japan movement， Zhang’s borrowing negotiation with Japan caused widespread opposition.Facing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Zhang denied the borrowing negotiation and then the loan failed.

1899年5月23日，中近代實業(yè)家張謇在江蘇省南通創(chuàng)建大生紗廠，該廠是近代中國機械紗廠的代表。1907年，張謇在崇明北沙（今天的啟東縣）成立了大生二廠，1921年在海門成立了大生三廠，1924年在南通成立了大生八廠。大生紗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得到飛速發(fā)展，但戰(zhàn)爭結束后其經營卻迅速惡化，最后在1925年7月被債券銀行團接管。關于大生紗廠成立、發(fā)展以及衰落的原因，以往研究大體上從內因論和外因論兩個層面進行論證。前者從張謇等經營者和企業(yè)內部尋求大生紗廠發(fā)展和衰落的原因。

外因論則從中國紡織業(yè)的外部環(huán)境變化中找尋大生紗廠發(fā)展和衰落的原因。

本文從以下幾點著手研究。第一，微觀層面，大生紗廠的發(fā)展和衰落是個別企業(yè)的問題。宏觀上，應該將其放在一戰(zhàn)結束后中國紡織工業(yè)整體發(fā)展不景氣的背景下進行討論。

第二，從生產和市場的相互關系上探討一戰(zhàn)結束后大生紗廠經營惡化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通過分析一戰(zhàn)時期棉制品市場出現的變化來展現大生紗廠經營惡化的結構性問題。以往的研究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之后，日本紗廠迅速在上海地區(qū)投資和發(fā)展起來�？梢哉f以江為界上海對面的通崇海地區(qū)就直接受到了日本紗廠發(fā)展的影響。”[1]同時，有學者認為，“1921年南通的手工織布技術已經達到頂點，技術進步已經沒有發(fā)展的空間。時代的進步和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使東北人不再需求南通土產的土布�！盵2]南通大生紗廠受到了同處長江下游地區(qū)的上海等地日本紗廠的影響而衰敗的主張看起來符合事實，但實際上并不全面，并沒有對大生紗廠銷售市場作出完整的把握。南通土布的衰落和大生紗廠經營惡化，與消費者對商品的喜好相比，從市場問題上進行研究能得到更為正確的理解。本文通過大生紗廠和東北市場的關系來解釋這一問題。

第三，探討張謇等大生紗廠的經營者在經營惡化時采取了怎樣的解決辦法。張謇試圖通過注入外部貸款來克服經營的惡化，其中更是試圖注入日本貸款。1990年出版的《大生系統(tǒng)企業(yè)史》上記錄著“1922年張謇因資本不足派人前往日本，以大生紗廠三家工廠為擔保，欲向日本借款800萬元。借款談判雖然一直進行但最終沒有成功�！盵3]223

以往的研究沒有提及過日本借款交涉的過程及結果等問題，所以沒能說明日本借款失敗的緣由。本文不僅根據中國的資料，還根據日本外務省保存的政府檔案文件和當時日本及中國新聞報道等多種資料來更為準確地把握歷史事實。

一、一戰(zhàn)前后東北市場的變化與大生紗廠的衰落

在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上，一戰(zhàn)時期紡織工業(yè)的發(fā)展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筆。中國對工業(yè)產品的需求一直依賴海外進口，一戰(zhàn)爆發(fā)后，從歐美進口的工業(yè)產品驟減，從而得到了發(fā)展工業(yè)經濟的機會。戰(zhàn)時，英國及歐美諸國把精力集中在軍需品的生產上，對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工產品出口急劇減少。因此，中國、日本以及印度等地出現了戰(zhàn)時繁榮。

1914年，中國棉紗進口為100的話，1915年相當于9469，1917年7778，而1920年則減少為50，1925年以后急劇減少為20以下。由進口減少引起的供需不均衡導致了棉紗價格暴漲。棉布也是同樣的情況，1916年中國進口的棉布與一戰(zhàn)前的1913年相比，減少了850萬匹。[4]進口棉制品的驟減導致了棉紗價格的暴漲，其結果是給紗廠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一戰(zhàn)時期棉紗的價格如下，1916年16支紗一捆的生產價格為9756元，市場銷售價格是103元，共產生545元的利潤。棉紗的這個利潤1917年2640元，1918年1533元，1919年則漲到5055元。[5]2023受棉制品高利潤的誘惑，紗廠如同雨后春筍般出現，其結果，1914-1925年間共有87家紗廠成立。1913年中國棉紗的自給率只占37%，1916年上升到51%，1920年則上升到70%。[6]30 借著一戰(zhàn)造成的市場需求激增，大生紗廠得到了快速發(fā)展。1899年即開始經營的當年取得利潤39萬兩，1905年以后每年的利潤約為2030萬兩。一戰(zhàn)后，1916年的利潤為62萬兩，1919年達到264萬兩，1920年則為208萬兩。[3]1261271914-1921年大生一廠和大生二廠取得了1000萬兩利潤。大生二廠完工后，南通地區(qū)的農村織布業(yè)有了大的發(fā)展。到了1923年，除了大生一廠和大生二廠，大生三廠和大生八廠也完工投入使用。大生紗廠從1899年的一家發(fā)展到四家紗廠，資本也增加了16倍，紡錘設備增加了近7倍，固定資產也增加了18倍。[3]142

因一戰(zhàn)的爆發(fā)而產生的繁榮隨著戰(zhàn)爭的結束迅速消失，大生紗廠因過度投資迅速陷入蕭條。大生一廠的利潤在1921年達到411萬兩，而到1922年則出現了317萬兩赤字。大生二廠1921年的利潤為866萬兩，而1922年卻有了396萬兩赤字。1922年大生一廠以機器、建筑物為擔保借款高達397萬兩，占總借款額707萬兩的56%左右。此外從115家錢莊借入的信用借款達到136萬兩，占借款總額的19%。1923年大生一廠的擔保借款為442萬兩，占借款總額784萬兩的564%。[3]222經營資金不足導致債務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到了1924年南通的債券團組織“維持會”開始對大生紗廠的經營進行干預，1925年大生紗廠淪落到被上海銀行團接管的地步。

大生廠利潤驟降與負債率居高不下，與其銷售市場受到擠壓有著緊密關系。東北棉紗市場供求變動對大生紗廠影響至為明顯。張謇自己曾指出，南通地區(qū)土布的主要市場是東三省，寬幅的關莊布（大尺布）是其主要銷售產品。[7]1392南通土布早在清代咸豐時期就廣泛地銷售到關外地區(qū)。關莊布占南通每年土布生產總額的70%左右。關莊布在東北市場非常受歡迎。光緒中葉，其數量已達到每年16萬包（每包40匹）。[8]398南通生產的關莊布幾乎全部銷售到東三省的牛莊（營口）、大連、沈陽、哈爾濱。1905-1921年間銷售到東北的關莊布每年約600萬匹，多的時候達到800萬匹。南通棉紗市場的商情和東北棉布市場的興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9]

東北地區(qū)關莊布需求的增加和當地的特殊需求有著密切的關系。南通土布質地厚實，作為衣料深受處于寒冷地區(qū)的東北人民的歡迎；每年煙囪管理上也需要非常多的棉布；保管和運輸本地區(qū)特產大豆的商人需要制作布袋，關莊布也是很合適的原材料。另外，帆船的帆布和游牧民族帳篷等的需要也使南通土布的銷售激增。[10]29

1884年前后，從印度進口的機械制棉紗被用作土布制織的原料，由此，以前將手紡絲作為原料的關莊布得到了一個較大的發(fā)展契機。以進口紗為棉紗的經紗，手紡紗為緯紗進行制紗的辦法，即使用進口機械制棉紗為原料并采用“洋經本緯”的生產方式[10]28將土布的品質和規(guī)模提高了一個檔次。機械制棉紗的使用給南通農村織布業(yè)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關莊布從1884年到1895年10年間不僅生產數量劇增，品質也由“土經土緯”的長2丈2尺的尺套布發(fā)展為“洋經本緯”的長4丈5尺，寬1尺2寸的大尺布，每年銷售往東北地區(qū)的數量達1萬件以上。[11]182

南通大生紗廠就在這種市場需要下于1899年成立的。它生產機械制棉紗成為南通地區(qū)土布的原料，南通關莊布的生產也因此有了飛躍的發(fā)展。運往東北的大尺布已由每年的10萬上升到15萬件，每件40匹，15萬件是600萬匹。一年棉紗的需求量為55萬6萬包。[10]301895年南通地區(qū)的機械制棉消費每天是20包，每年大約生產65萬匹織布。但是到了1904年，僅關莊布的消費量就達到了600萬匹，不到10年的時間里土布生產量增加了10倍以上。[11]184185

在廣闊的市場前景及可觀的收益刺激下，大生紗廠不斷擴充設備，增建廠房。張謇在1907年成立了大生二廠，1921年成立了大生三廠，1924年成立了大生八廠。1924年大生紗廠共有4家紗廠、16萬紡錠、1500臺織布機，在中國資本紗廠擁有著全國最大的規(guī)模。[12] 大生紗廠為了滿足織戶的需要也生產棉紗，其原料棉花的90%都是使用當地生產的通花。通花的纖維粗且堅韌，織布成衣料，非常結實并且保暖，所以在東北地區(qū)頗受歡迎。[3]111

20世紀20年代初，從中國關內進口到東北地區(qū)的中國產大尺布已達到了每年56萬件。南通土布主要是經過上海運入東北地區(qū)。營口商人在上海買入再用戎克船運到關外，其主要進口途徑是經過牛莊港。通過牛莊港進口的數量達到36萬件，超過總進口的一半。[13]502

據調查，1922-1931年的十年間從通海運出的土布總數量為89萬件，其中運往營口消費的高達76萬件，也就是說總數量的853%都銷售到了東北市場。[10]301931年南通土布總銷售量為5455萬匹，而往東三省出口的關莊布就有320萬匹，占總銷售量的587%。由此統(tǒng)計可以看出，以前占8090%的東北地區(qū)出口已經大大的減少了。[14]658到了1933年銷售總量減少到33萬包，即132萬匹。[8]398399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東北地區(qū)是南通地區(qū)土布銷售中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場，表現極大依賴性。

日俄戰(zhàn)爭后，日本加大向東北輸入棉制品的力度，東北也出現不同類型的紗廠，這就得大生紗廠在東北市場要面對日益擴大的沖擊。日本的棉制品在東三省與英國和美國的棉制品進行競爭并擴大了優(yōu)勢。[8]4541906年，三井物產和織機臺數占75%的大阪紡紗、三中紡紗、金建制織、天馬織物等五大紡織企業(yè)結成日本棉布滿洲輸出組合，積極促進對中國東北地區(qū)棉制品出口的擴大。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出口東北地區(qū)需求較大的低支紗和大尺布擴大了市場。[15]169

日本內閣在1909年3月30日提出了《關于韓國合并件》，提出“將韓半島鐵路并入日本鐵路院的管轄，在鐵路院的管轄下，和南滿洲鐵路緊密連接構筑通往大陸的干線”[16]315的方針。1911年10月，安奉鐵路改造工程和鴨綠江鐵橋架設工程同時完工，使得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qū)之間的直通列車成為可能。1913年5月，中日間締結了關稅協(xié)定，由安奉鐵路輸入中國的貨物進出口稅減少三分之一，這大大減少了經由新義州的鐵路貨物的運輸費。[17]1920以前經過大阪等日本海運進口到大連港再通過南滿鐵路運送到中國東北各地的日本棉制品的流通網發(fā)生了變化。從以前運輸距離很遠的日本海運――大連――南滿洲鐵路流通網變?yōu)槎叹嚯x流通網日本海運―朝鮮鐵路―安奉鐵路，物流渠道發(fā)生了變化而且后者得力于國境通過貨物的三分之一關稅折扣以及三線聯(lián)絡運賃制節(jié)儉了30%的運費，對東北地區(qū)的日本棉制品出口劇增。牛莊（營口）曾經是中國關內生產的棉制品進口的主要通路�！敖浻缮虾５闹袊�制品主要通過牛莊進口，再通過營口的中國商人運輸到東北各地市場�！盵18]1011通過牛莊進口到東北地區(qū)的大尺布，1916年的547975碼，1917年2675096碼，1918年1534976碼，呈急速減少的趨勢。相反，通過安東進口的大尺布數量由1916年的48404799碼上升到1917年66084120碼以及1918年45852607碼，其進口量相當可觀。“一戰(zhàn)爆發(fā)以后，日本棉制品有了很大的躍進。緣于關稅減少三分之一以及日滿鮮聯(lián)絡鐵路的特別運費制實施，進口到安東的棉紗布激增。”[18]1012 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東北地區(qū)開設大量紗廠生產內低支紗的大尺布。一戰(zhàn)以后，受日貨排斥運動和國貨獎勵運動的影響，東北地區(qū)增設了不少織布機。在奉天和營口，大約成立了100多家織布廠。[19]52東北地區(qū)紡織業(yè)和織布業(yè)的發(fā)展轉折點是奉天紡紗廠和滿洲紡織株式公社的成立。在張作霖的支持下，1923年成立華資機械紗廠奉天紡紗廠，其目標就是替代外國以及關內的棉制品進口。奉天紡紗為了迎合東北人的喜好將商標定為雙福。

滿洲紡織株式公社則將遼陽的代表性建筑遼塔定為商標，資本雖然是日本資本，但它刻畫了一個創(chuàng)造工作崗位、通過棉紗生產給當地織布業(yè)的發(fā)展做出貢獻的企業(yè)形象。20世紀20年代，東北地區(qū)生產的棉布已占棉布市場的30%，進口棉布數量不斷減少。由20世紀20年代前期進口到奉天的大尺布的數量來看，趨勢是逐步減少的。1921年的進口量為13001y，1922年為11638y，1923年減少到4747y，1924年為4363y。[20]184這自然對大生紗廠在東北市場優(yōu)勢地位形成巨大的沖擊。

二、排日運動背景下的大生紗廠對日借款交涉

巴黎和會之前，圍繞著山東的歸還、21條的取消等問題，中國開展了激烈的排日運動。報紙等輿論連日提出領事裁判權廢除、關稅改訂、青島及山東鐵路回收等各種要求。1918年12月25日上海工商界領袖200余人舉行“主張國家稅法平等會”的成立大會，選舉張謇為會長，沈聯(lián)芳為副會長。他們通過決議要求派往巴黎和會的中國特使主張關稅改訂；要求以膠州灣為首的租借地和租借的回收、關稅自主權的恢復。[21]108巴黎和會之后，1919年2月6日為了促進山東主權的回收，北京地區(qū)結成“國民外交協(xié)會”，選舉張謇、熊希齡、嚴修、莊蘊寬、王寵惠、范源謙等為董事。后來，“國民外交協(xié)會”成為五四運動爆發(fā)導火線的重要組織。[21]13

1923年爆發(fā)旅大回收運動并擴大為對日經濟絕交運動，上海、武漢、南通等長江流域實施了嚴格的排斥日貨運動。經濟絕交不僅是禁止日貨的購買和使用，還意味著斷絕和日本人的所有交涉。工人不在日本公司工作、不加入日本保險公司、不在日本銀行存錢、不接受日本貨幣，甚至禁止去日本醫(yī)院。[22]205

與五四運動相比，經濟絕交運動得到了華商紗廠聯(lián)合會的積極指導和參與。張謇為會長的華商紗廠聯(lián)合會為了向一般民眾傳授區(qū)別國產棉紗和外國特別是日本產棉紗的知識，向各地分發(fā)《商標一覽表》，積極主張排斥日貨。此舉暗含著通過經濟絕交運動來克服20世紀2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蕭條的意圖。[4]97張謇是排日人士的代表性人物，是排日運動的象征。受張謇形象的影響，南通地區(qū)的排日氣氛非常濃厚。南通的商店到處都貼著“禁止日本人出入”的標語，排日運動非常激烈。[23]

但是，據《大生系統(tǒng)企業(yè)史》記載，“1922年張謇因資金的不足，派人前往日本，以大生三家紗廠為擔保欲向日本借款800萬元。1923年11月日本外務省派駒井德三前往南通對大生系統(tǒng)的各個企業(yè)進行詳細調查。借款談判雖然一直進行，但最后沒有達成協(xié)議�！盵3]223

那么，中國代表性排日運動指導者張謇為何試圖從日本借款？面對企業(yè)的發(fā)展困境，張謇說，“在國內募集不到資本，不得不求外債。美國遠而日本近。因為距離近，不管怎樣，對問題得解Q總有幫助�！� 不管是內債還是外債，條件不要太苛刻，只要對企業(yè)有利，沒有不能導入外債的理由�！盵7]1475張謇考慮向日本借款，試圖接近日本，他的排日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變化。

張謇向日本提出的借款總額高達800萬元。他希望借款能一次到位，或者分三次進行。1922年7月首先借入250萬元，8月再借入250萬元，9月再借入剩下的300萬元。關于借款的用途，據說350萬元用來還以前的借款，剩下的450萬用來充當工廠的運營費及原料的購買資金。本金分五年償還，并提出用紗廠的利潤進行償還的方案。張謇用大生紗廠的工廠和機械作擔保，希望借款的利息能降到最低。[24]27

1922年4月6日，上海日本領事館總領事船津新一郎向日本外相內田康哉轉達了張謇派親信陳儀找到自己想從日本借款的意圖。張謇希望在利息等借款條件上盡量不要太嚴苛。[24]24月17日，船津新一郎向內田康哉報告了借款的內容。船津總領事奏請，張謇在華盛頓會議和山東半島問題上，普遍被認為是排日資本家的代表性人物，因此，應該積極地利用張謇自己要求向日本借款的事情來緩解中國人的排日情緒。[24]7因此，不能單純地將借款交涉視為經濟事務，要把它當作緩解五四運動以來惡化的中日關系和促進中日經濟提攜的契機。

其實，在此之前張謇已有向日本借款的先例。1921年3月，張孝若和殷汝耕

一起同日本的東洋拓植會社簽署了借款合同。1922年3月，他拿到了其中的20萬美元。向日本借款的事情看來和親日派殷汝耕有很大的關系。張孝若是張謇的獨子，他早年曾到美國紐約大學留學，1918年回國后，開始輔助父親參與大生紗廠的經營。張謇因為大生紗廠經營的惡化，急需借入資本，所以才向日本邀請借款。[24]13

1922年7月，張謇在南通舉辦了盛大的70大壽壽宴。張謇和張孝若邀請了南通縣教育會、商會、農會自治會的頭面人物。日本外務省總督駒井德三認為，“名義上說是商會、農會，實際上張謇是想利用這一機會將各種工廠設施介紹給外部，使其親眼目睹南通實業(yè)的發(fā)展，來借此導入外資�！盵24]52

除了日本，張謇還有向美國等歐美各國尋求貸款的可能性。張謇的壽宴還特別邀請了美國銀行團代表史蒂芬森（Stevens）和美國商人亞洲建筑公司社長兼總經理維特姆（Witham），張孝若就借款問題和他們進行了協(xié)商。[24]56但因為歐洲金融不景氣，未見有后續(xù)的接觸。殷汝耕曾對張孝若表示，大生紗廠為了融通企業(yè)資金，除了日本，向其他地方借款都很困難。[24]25

關于張謇的借款請求，日本外務省總督駒井德三認為，說張謇是中國紡織業(yè)的領袖，大生紗廠是中國紡織工業(yè)的代表性模范工廠，考慮到張謇在中國經濟界的地位，應該把這個借款當作政治借款來看。他還指出，一戰(zhàn)結束后日本資本的紡織工業(yè)即“在華日本紗廠”陸續(xù)在上海等地投資設廠，在這個關口上，排日運動擴大的話會給日本紗廠帶來不可避免的打擊，所以需要中日資本紡織工業(yè)間的提攜和協(xié)助。張謇是中國紡織業(yè)界的領袖，這是中日經濟提攜的絕好機會。他認為，在張謇借款問題上，不要太計較經濟得失，為了體現日本方面的誠意，給予寬大的借款條件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24]351922年7月7日，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局長芳澤謙吉向日本銀行總裁井上發(fā)了一份名為《關于張謇邀請借款件》的電報，轉達了上海的船津新一郎總領事以大生紗廠為擔保借款800萬元的委托。文件里，芳澤謙吉也強調了此項借款的重要意義，盡可能地勸日本資本家答應張謇提出的借款條件。[24]69

三、 張謇的兩難境地與對日借款交涉的流產

中國是日本的出口市場及投資市場，日本方面利用張謇等在排日運動中的影響，緩解中國的排日感情的意圖不言自明。但是，日本方面如此積極的應對，借款為何最終失敗呢？

當初日本政府考慮到張謇的立場一直為借款邀請保密，但是，1922年8月31日，日本的《大阪朝日新聞》搶先報道了張謇派陳儀、章亮元、張國周等親信前往日本交涉借款800萬元的事實。并且報道了此次借款的意義不在單純的金融收入上的得失，其目的是為了圖謀中日實業(yè)家的相互提攜及親善。還報道了下月中旬張謇的兒子張孝若打算訪問日本的計劃。[25]《東京朝日新聞》也指出，僅在上海地區(qū)成立的日本資本紗廠有13家，有35f2千紗錠，此外計劃中的紗廠也有11家。同時強調，中國政府挑唆一般大眾說這是日本的經濟侵略，張謇的800萬元紡織借款是實現中日間的經濟提攜的第一步。[26]

中國報紙從9月6日開始轉載日本報紙的內容，對日借款被公之于世。排日運動的象征性領導人張謇欲向排日運動的對象日本借款的動向給朝野上下帶來了巨大沖擊。張謇被推到輿論的浪尖上。1922年9月7日，中國的《新聞報》批判道，“張謇從日本拿到800萬元的借款的瞬間開始就無法再逃脫日本的手心，他為何沒有認識到這一事實？”[27]北京的一位紡織業(yè)企業(yè)家吐露，“關于張謇和日本人提攜的事實，我們實在難以想象，太意外了。最近張氏的兒子被派為歐美實業(yè)視察團的一員，隨后又被追加為日本實業(yè)視察團的一員。我認為這是張謇私下向黎元洪總統(tǒng)拜托的結果，受國家之命訪問歐美后再去日本。我覺得張謇為了挽救實業(yè)才決定日本之行的�！盵23]對于輿論的批評，9月13日，張謇解釋道，“這件事沒有任何根據，我兒子張孝若訪問日本是受政府之命，與企業(yè)無任何關系。”[28]24

即使張謇如此解釋，日本的媒體還是較詳細報道了張謇的對日借款交涉情況。報道稱：“中國南方的實業(yè)家張謇上個月下旬將陳儀、章亮元、張國周等三人派往日本，在和涉尺子爵會談時強調了中日親善的必要性以及為了將親善具體化進行經濟提攜的必要性。并為此邀請借款�！盵29]日本的輿論認為，中國政府任命張孝若為日本實業(yè)視察團的一員使其訪問日本，訪問的主要目的不是公務而是替他父親就實業(yè)借款和日本交涉。[28]39月16日，日本的報紙報道說，“對于就實業(yè)借款問題和日本進行協(xié)議的報道，張謇自己進行了否認，但事實上，800萬紡織借款合同已經完成了起草工作�！盵30]

張謇對日借款交涉的事實一經傳出，輿論嘩然。9月17日《申報》詳細報道了在京的江蘇人反對借款的活動。9月14日下午4點，在京江蘇省同鄉(xiāng)會召開監(jiān)事會特別臨時會議，就張謇向日本借款一事作出以下決議：

（1）向農商部請愿，要求取消張孝若以實業(yè)團使節(jié)的名義派遣出國。

（2）通過外務部，向日本轉達非但江蘇省就是全國人民也反對本次借款的事實。

（3）要求駐日大使嚴密監(jiān)視達到日本的張孝若，使本次借款無法成立。

（4）向日華實業(yè)協(xié)會發(fā)電報，使其不參與本次借款的交涉。

（5）給日本留學生發(fā)電報，要求他們進行監(jiān)督、阻止。[31]

此外臨時會議還決定派張相文、胡兆沂、謝翊元、丁錦等四人為代表向政府提交請愿書。 他們指出，《大阪朝日新聞》報道了張謇“以借款的形式促進中日實業(yè)家相互的提攜和經濟上的結合來圖謀兩國的親善”，而且還指出，“現在中國代表三人逗留在東京站附近的旅館，正和日本實業(yè)家就借款的導入進行著連日的交涉中，據消息說，張謇的兒子張孝若到達東京后會進行具體的協(xié)商�！盵31]他們提議在京江蘇同鄉(xiāng)會及在京江蘇省出身的國會委員召開聯(lián)合會議討論張謇的對日借款交涉問題。[28]34此外，江蘇省議會的議員28人聯(lián)名向張謇發(fā)出公開質疑書，聲稱借款有損國權，公開反對向日借款。[28]57

事情發(fā)展到這一地步，張謇只得連日發(fā)電報給各家報紙聲明借款交涉事件是沒有事實根據的。[28]349月21日，張謇發(fā)表聲明表明自己的立場。他極力強調這是對事實的歪曲并解釋道：“現有本人欲向日本借款的傳聞，本人讀到此記事非常震驚。如果根據情況需要注入資本的話，要通過大生紗廠的董事會才能進行協(xié)議，這絕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決定的事情。三十年來，本人的對日態(tài)度非常明白，世人周知。兒子張孝若被選為實業(yè)視察團是政府之命，和本人以及大生紗廠絕無半點關系�！盵32]

張孝若也于9月15日向在京江蘇省同鄉(xiāng)會及蘇籍在京議員發(fā)電報否認借款交涉，并明確表示自己作為實業(yè)團的一員訪問日本是受政府的命令進行實業(yè)視察，決不代表任何個人及公司。[28]41雖然張謇強調沒有董事會的決定他個人無法決定借款，借以否認借款交涉事宜。實際上，在大生紗廠的經營上，張謇的作用和權威可以說是絕對性的。這通過以往研究中所揭示的張謇在大生紗廠經營上的作用能體現出來。從經營者構成也能看出，大生紗廠的所有權力和權限都集中在張謇一個人身上。張謇不僅自任總理，所有董事的任命也都是由他負責。張謇在企業(yè)里獨占絕對的權力。[33]因而，借款的流產，是張謇迫于形勢，被迫以犧牲大生廠的利益，放棄一次難得的融資機會，來維護其愛國者的形象。

張謇追求的是通過以自己為中心或自己控制的董事會來領導整個企業(yè)。張謇在制定公司章程、董事的選舉、功過的監(jiān)督以及賞罰的施行等所有事情都專斷獨行。[34]大生紗廠雖然采取了股份制公司的形式，但在實際經營和政策決定的過程中，張謇個人的意志卻起了決定性作用。[35]因而，對日借款交涉的關鍵人物是張謇本人。

大生紗廠創(chuàng)建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取得了快速的發(fā)展，其中張謇的個人經營能力是不容忽視的，但更根本的原因卻在于戰(zhàn)時繁榮以及南通地區(qū)農村織布業(yè)的發(fā)展等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雖然，一戰(zhàn)后大生紗廠經營的惡化也不是個別紗廠的問題，體現出戰(zhàn)后市場環(huán)境變化的總體趨勢，但大生紗廠的經營惡化也存在著區(qū)別于其他華資紗廠的特殊性。南通地區(qū)的農村織布業(yè)擁有中國東北市場這個主要銷售市場，大生紗廠通過專門生產、供給南通地區(qū)土布的原紗而得到發(fā)展。因此，東北市場的變化不僅給南通織布業(yè)也給大生紗廠的經營帶來直接的影響。 一戰(zhàn)后，依賴南通等中國關內及日本等國外進口的中國東北地區(qū)的棉制品市場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變化的核心有兩點：首先，日本在一戰(zhàn)時開發(fā)了在運輸距離和費用上有競爭力的韓鮮――安東――奉天這條新交通線，從中國關內流入的產品數量日形減少。其次，隨著東北地區(qū)本地開始發(fā)展織布業(yè)，從關內流入的棉制品因運輸費失去了價格競爭力。市場的變化是導致大生紗廠經營惡化的根本原因。張謇曾試圖通過引入日本借款來克服經營困難。張謇對日借款交涉被急于擺脫排日抵貨運動困擾的日本認為是一個緩解壓力的好機會。但五四運動以來在全國范圍內仍在積極進行排日運動，排日動的代表性人物張謇對日借款交涉引起了普遍性反對。在這種情勢下，張謇否認了借款交涉這件事實，借款也最終流產。

參考文獻：

[1]王敦琴.20世紀20年代大生紗廠被債權人接管緣由解析[J].江海學刊，2008

（6）：154160.

[2]唐文起.大生紗廠的興衰與東北的南通土布市場[J].學海，1998

（4）：9092.

[3]大生系統(tǒng)企業(yè)史編寫組.大生系統(tǒng)企業(yè)史[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4]森時彥.五四時期の民族紡織業(yè)績[M].東京：同朋舍，1983.

[5]濱田峰太郎.支那に于ける紡織業(yè)績[M].上海：日本堂書店，1923.

[6]周秀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中國民族工業(yè)的發(fā)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7]張怡祖.張季子九錄：實業(yè)錄

（二）[M].臺灣：文海出版社，1965.

[8]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yè)史資料：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

[9]莊安正.南通大生紗廠土產外銷及其流通渠道探討[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23

（3）：7986.

[10]中國近代紡織史編輯委員會.中國近代紡織史資料匯編：第3輯[G].上海：中國近代紡織史編輯委員會企業(yè)篇編輯室，1989.

[11]林剛.試論大生紗廠的市場基礎[J].歷史研究，1985

（4）：180192.

[12]汪圣云.張謇與大生紗廠的興衰[J].武漢科技學院學報，2001

（4）：5459.

[13]西川喜

一.棉工業(yè)和棉絲棉布[M].上海：日本堂書房，1924.

[14]徐新吾.近代江南土布史[M].北京：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15]飯島幡司.日本紡織史[M].大板：創(chuàng)元社，1949.

[16]日本外務省.韓國合并に關する件.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書（上）[M].東京：原書房， 1965.

[17]日本外務省通商局監(jiān)理課.r滿國境三分ノ一減稅ト支那支那陸境關稅問題[M].東北：外務省，1921.

[18]日本紡績連合會.滿洲ニ于ケル各國棉紗不棉制品狀況ニ關スル件[Z].東京：日本紡績連合會，1920.

[19]上田貴子.張作霖和奉天紡紗廠[C]∥仁川大學：中國東北地區(qū)的企業(yè)和金融.漢城：學古房，2023.

[20]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興業(yè)部商工課.奉天に于ける商工業(yè)の現勢[M].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7.

[21]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五四運動史像の再檢討[M].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1986.

[22]菊池貴晴.中國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M].東京：汲古書院，1983.

[23]支那滿鮮巡り.中文商業(yè)新報[N].19221025.

[24]張謇紡織借款申出：分割1[Z].東京：日本外務省.1923.

[25]日支兩國の實業(yè)提攜[N].大阪朝日新聞，19220831.

[26]在支紡織業(yè)棉業(yè)提攜[N].東京朝日新聞，19220903.

[27]專電.[N].新聞報，19210907.

[28]張謇紡織借款申出：分割2.[Z].東京：日本外務省.1923.

[29]日華協(xié)會斡旋の南支借款經過[N].東京朝日新聞.19220928.

[30]日支實業(yè)借款否認[N].時事新聞，19220916.

[31]旅京蘇人反對日借款[N].申報，19220917.

[32]張謇對日支借款否認[N].青島新聞，19220922.

[33]盧征良.早期大生紗廠內部治理結構的發(fā)展以及特征研究[J].山東科技大學學報，2007

（2）：7475.

[34]衛(wèi)春回.論20世紀初期大生紗廠的崛起[J].蘭州大學學報，1995

（2）：152164.

[35]王飛.論張謇在大生企業(yè)經營中的創(chuàng)業(yè)思想與實踐[J].企業(yè)經營管理，2009

（1）：26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