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第1篇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東奔西跑，格外忙碌，他們的身影活躍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特殊的歷史條件使中國需要有更多的能夠解決實際經濟問題方面的專家，即所謂實踐型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是專門研究資源高效配置、經濟增長和財富創(chuàng)造秘密的學問。一般來說，它較之其他社會科學更具有實用性，歷來被人看做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甚至有人把經濟學稱之為致用之學。所謂致用，指的是經濟學研究要緊密聯(lián)系實際，為現(xiàn)實經濟的發(fā)展服務。這一特點決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經濟學家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zhàn)場，專注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難點及焦點問題。相對于美英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而言，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國家大都面臨著更多的經濟發(fā)展難題，因而經濟學研究的應用色彩也表現(xiàn)得尤為濃烈。當前中國正在進行前無古人的改革和現(xiàn)代化建設，中國的經濟學家面臨著諸如宏觀調控、國企改革、環(huán)境保護、金融安全以及“三農”等諸多世界級的難題。就當下的中國經濟學家而言，首要任務就是要能對轉型時期的諸多經濟難題作出科學的解釋，并提出解決的辦法，以使中國經濟能更加平穩(wěn)快速地向前發(fā)展。

在我國，多數(shù)經濟學者都有著強烈的社會參與感和責任感，都很關心現(xiàn)實經濟問題和經濟政策，并以對現(xiàn)實經濟問題的研究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許多經濟學者以滿腔熱情積極參與探討經濟轉型時期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思想活躍，新觀點迭出，理論熱點一個接一個，從而引發(fā)了經濟研究空前繁榮的局面。他們的研究工作，已為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的改革和發(fā)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貢獻，立下汗馬功勞，應當被肯定和受到贊賞。我們不能因為個別或某些經濟學家的行為不端，名聲不好，而從整體上否定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對經濟學家們在中國社會經濟20多年間發(fā)生的巨變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視而不見。

在體制轉軌和社會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促使經濟學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發(fā)展中的現(xiàn)實問題，大量對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經濟學家的地位，同時也推動了經濟學在中國的發(fā)展。正因為中國經濟學家面臨著許多世界級的難題，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且還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品位。這就如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的：“誰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fā)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總要有一批經濟學家以主要精力關注經濟發(fā)展中的難點和焦點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出謀劃策，從而為指導和促進經濟發(fā)展作出扎實的貢獻。同時，經濟學家中也還需要有一些人堅持從事與基礎理論和方法論有關的所謂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理論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是源頭活水。如果沒有理論的深入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解決具體經濟問題的對策研究就會失去科學的依據(jù)。我們時代既需要大批實踐型的經濟理論專家，也需要有一定數(shù)量的專門從事純學術研究的所謂書齋型的經濟學者。這兩類經濟學家各司其職，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對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視程度似乎顯得不夠，重應用輕理論的傾向比較明顯。之所以會出現(xiàn)如此的情況，這也許與純經濟學理論研究本身的特點及當今中國經濟學家所處的學術環(huán)境不無關系。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本來就是一個寂寞的行當。翻開一些經濟學著作，映入眼簾的是大量專業(yè)性的名詞術語、種種干巴的符號、數(shù)字、圖表和艱澀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蘇格蘭人托馬斯·卡拉利曾把經濟學稱之為“沉悶的科學”，這句話如今已是廣為人知的名言。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學是沉悶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發(fā)生興趣的。不僅如此，有些經濟學理論還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充滿著艱辛和坎坷，需要沒有“功利性”的雜念，能潛下心來，長久地孜孜以求，不斷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勞苦，能不斷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達到光輝的頂點。顯然，在世風浮躁迷漫的環(huán)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專心這一不能立竿見影換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浮躁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態(tài)，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也不例外。在社會的功利和浮躁之風甚熾的現(xiàn)實境況影響下，難免會有一些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學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紛紛從書齋里跑了出來改而趕時髦、追熱點。上述情況，造成我國的經濟學者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較少有人問津，研究力量相對較弱。正因為如此，近年來不斷有人呼吁要重視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

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研究很重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給對經濟學理論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創(chuàng)性貢獻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經濟學家，就說明這個問題。在國外，從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經濟學家大多在高校擔任教職，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針對這部分所謂學院派的經濟學家。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反映著一個民族思維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質的高低。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是民族素質的競爭，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尺度。中國作為當今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不應當僅僅滿足于能夠為世界創(chuàng)造出巨大的GNP份額，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應當能夠為人類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繁榮和發(fā)展作出重要的貢獻。

我國的現(xiàn)代經濟學理論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在改革開放所勃發(fā)的無限生機的推動下，以市場經濟快速發(fā)展為依托的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雖然已呈現(xiàn)出長足發(fā)展的態(tài)勢，但從總體上看仍處于起步的初創(chuàng)階段，水平還不夠高。具體說來，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理論研究整體水平雖然大有提高，在我國經濟學家中雖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卻無聲望卓著、能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堪稱大師級的學者，沒有具有帶動性甚至能夠引領國際經濟流發(fā)展走向的頂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經濟學者活躍于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論壇，能躋身于國際前沿并能在國外頂級刊物上發(fā)表文章者更是寥寥無幾。至今仍無人在經濟學領域中的某個方面作出開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貢獻，更沒有創(chuàng)造出一個以中國人命名的定理、假說或模型。

（3）我國至今還沒有形成自成體系且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學術流派，而能否出現(xiàn)或形成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則是經濟學理論研究成熟與否的標志。

（4）經濟學的學術論壇進入門檻低，國內有些從未受過專門的經濟學知識訓練者也可以搖身一變而輕易地成為“經濟學專家”，在舉辦的一些所謂層次較高的經濟學論壇上高談闊論，大講經濟熱點問題。

從以上列舉的幾點看，我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確實還有待提高。當代的中國經濟學家還面臨著經濟學科建設和經濟學理論發(fā)展的繁重任務。對于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雖然當務之急是要努力解決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但從長計議，也應當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現(xiàn)代經濟學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時代把中國的經濟學家推到了創(chuàng)新的和發(fā)展經濟學理論的前沿。那么，中國的經濟學家怎樣才能不負時代的重托，提升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促進經濟學理論研究在中國的發(fā)展呢？筆者認為，在現(xiàn)階段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中國經濟學者，應當特別重視樹立優(yōu)良學風和崇尚實踐這兩種科學的治學態(tài)度。

首先，要大力倡導優(yōu)良學風，反對學風浮躁。

近年來，經濟學界的浮躁之風甚囂塵上，學術貶值，聲譽跌落，甚至遭到大眾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學風而言，社會公眾對經濟學界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1）有些經濟學家心浮氣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跡于大眾媒體，時而出現(xiàn)在報紙上，時而出現(xiàn)于熒屏間，或接受采訪，或發(fā)表演講，大談自己的所謂“高論”、“創(chuàng)見”，炒作自己；（2）有些經濟學家通過媒體的炒作和包裝，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無所不知的人，經常越出自己的專業(yè)范圍，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發(fā)表一些令人十分費解甚至存在常識性錯誤的言論，出洋相，自然成了輿論批判的靶子。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之所以會出現(xiàn)諸多學風不正的現(xiàn)象，既是因為受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xiàn)象的環(huán)境、氛圍的影響，也與經濟學家個人科學精神的失落，學術品格的缺失不無關系。要凈化學術環(huán)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學風，最要緊的是提高經濟學家的學術品格。學者的一生的標志是他的作品，而學者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學風嚴謹和潛心學問以及為科學獻身的精神，而這些學術品質來自于學者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作為合格的經濟學家，不僅要有扎實的經濟學理論修養(yǎng)，而且還應當具有為國效勞和為民謀利的理想信念，胸懷民族的興衰，情系民眾的苦樂。學術品格和學術根底，是學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備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才能樹立正確的學術榮辱觀，以報效祖國和人民而開展學術研究為榮，以急功近利和弄虛作假為恥，不為利所惑，不為欲所動，不求聞達，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艱辛，在經濟學理論的學術園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貢獻。

第二，崇尚實踐，堅持理論研究與實際相結合。

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第2篇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wèi)·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jù)“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qū)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lián)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qū)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fā)展過程的客觀規(guī)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guī)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規(guī)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guī)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約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薄霸谌�新的意義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xiàn)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xiàn)代經濟學已經出現(xiàn)了嚴重的貧困化現(xiàn)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肮こ虒W”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xiàn)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xiàn)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點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所造成的損失具有兩面性。因忽視“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而給經濟學所帶來的損失；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xiàn)代倫理研究的，因此，兩個學科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來說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經濟行為和動機。阿馬蒂亞·森指出，“理”假設在現(xiàn)代經濟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認為，即使標準經濟學關于理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從而被人們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一定會實際地按照其行為。因為現(xiàn)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人的行為動機也是多樣的。他說，一種理性觀會承認其他行為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最終目標和約束條件被充分認定，理假設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實際行為；必須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無論理如何定義）的問題與理的內容問題加以區(qū)別，這兩個問題雖有聯(lián)系，但它們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這兩個特征在標準經濟學中，實際上是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過一個共生的過程，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類實際行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2)以一種相當狹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質。

一般來說，在主流經濟學中，定義理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個方法是把理性視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第二個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選擇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來，理必須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條件。因為選擇是否具有一致性，不僅取決于我們對這些選擇的解釋，而且還取決于這些選擇的某些外部條件，如我們的偏好、目的、價值觀和動機。

定義理性的第二種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好幾個世紀中，它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觀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阿馬蒂亞·森對此作了有說服力的批評。他說：“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現(xiàn)實的可能是一個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比毡臼袌鼋洕�在生產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經被當作是自利理論的證據(jù)，但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潛伏在經濟行為主體背后的行為動機到底是什么。事實上，有大量的經驗證據(jù)表明，責任感、忠誠和友善這些偏離自利行為的倫理考慮在其工業(yè)成功中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著重提出的是，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這里，他觸及到了一個人們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徹底澄清的大問題，即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人”的重新討論。

長期以來，亞當·斯密被不少經濟學家尊崇為自利的“宗師”，但這與他實際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討論自利行為問題時，區(qū)分以下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們的實際行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們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能否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比如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效率。這兩個問題都與亞當·斯密有關。因此，人們常常引用亞當·斯密關于自利行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觀點。事實上，并沒有證據(jù)表明他相信這兩個命題中的任何一個。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亞當·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說，“根據(jù)斯多葛學派的理論，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國民總體中的一員”，而且，“為了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人們應當隨時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微小利益”�！叭说馈⒐�正、慷慨大方和熱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質”。但在擁護亞當·斯密關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亞當·斯密的“同情心”不見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數(shù)人的行為確是受自利引導的，其中一些行為也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論述市場中，正常的交易活動為什么會發(fā)生？如何被完成及為什么會有分工等，斯密強調了互惠貿易的普遍性，但這些并不表明，對于一個美好的社會來說，對于挽救經濟來說，他并沒有滿足于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他曾指責伊壁鳩魯試圖把美德視為精明，并斥責某些“哲學家們”試圖把所有事情都簡化為某種單一的美德。通過上述分析，阿馬蒂亞·森認為，在現(xiàn)代經濟學的發(fā)展中，人們對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復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于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與在現(xiàn)代經濟學發(fā)展中所出現(xiàn)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離相吻合�！皩嶋H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xiàn)代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

3.經濟判斷和道德哲學。阿馬蒂亞·森在依據(jù)人們對福利經濟學與預測經濟學不同關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經濟判斷與道德哲學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經濟學中，本來并不存在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研究的嚴格界限，后來，隨著對在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倫理學的懷疑不斷增加，福利經濟學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現(xiàn)代福利經濟學的標準定理是建立在一個結合體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二是一些以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傳統(tǒng)福利經濟學準則曾經是簡單效用主義者的準則，即判斷成功與否的依據(jù)是效用總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具有內在價值。由于離開了倫理分析，這些理論顯得非常膚淺和狹隘。在19世紀3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激烈批評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認為這是“規(guī)范的”或“倫理的”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從此，福利經濟學走上了更為狹窄的道路。隨著反倫理主義的發(fā)展，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剩下的準則，只有帕累托最優(yōu)了。

帕累托最優(yōu)是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的一種對經濟運行理想境界的經濟學描述，這是由19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用嚴密的邏輯和數(shù)學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它認為功利主義創(chuàng)始人邊沁提出的“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則，也是經濟學家應該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優(yōu)中，資源和財富在每一種用途和每一個人之間實現(xiàn)了最優(yōu)配置，社會福利實現(xiàn)了最大化，以致沒有人愿意改變這一狀態(tài)。帕累托最優(yōu)有時也被稱為“經濟效率”。阿馬蒂亞·森認為，有時這種稱謂是恰當?shù)�，因為帕累托最�?yōu)所涉及的僅僅是效用范疇內的效率，而不重視效用分配方面的考慮。這一術語又是不幸的，因為這里分析的焦點仍然是效用，這是早期效用主義傳統(tǒng)留下的遺產。那么，在為福利經濟學所限定的狹窄范疇內，由于帕累托最優(yōu)成為判斷的惟一準則，追求自利的行為成為經濟選擇的惟一基礎。他進而揭示了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將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結果與帕累托最優(yōu)聯(lián)系起來，深刻地描述了價格機制運行的規(guī)律，清晰地說明了建立在人們追求自利基礎上的貿易、生產和消費的互惠本質，解釋了市場機制中的有關的主要經濟關系。所以，盡管帕累托最優(yōu)有著普遍的重要性，但這一準則僅是評價社會成就的一個極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意義，他特別提出有一點需要澄清。關于總體社會最優(yōu)必須是帕累托最優(yōu)的理論基礎是，如果某一種變化有利于每一個人，那么對于這個社會來說它就必定是一個好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一概念是正確的，但是要明確地把效用與利益區(qū)分開來卻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釋為效用之外的其他東西，那么，帕累托最優(yōu)——用個人效用來定義——不僅不是總體社會最優(yōu)的充分條件，甚至連必要條件也不是。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優(yōu)在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是與功利主義在傳統(tǒng)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比如，對權利概念的理解也是這樣，這是經濟理論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稟賦、交換和契約都會涉及到不同類型的權利。然而，在功利主義的傳統(tǒng)中，這些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他東西的工具，尤其是當作獲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說，傳統(tǒng)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并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可以說，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這一傳統(tǒng)已經被帶入福利經濟學的后功利主義階段，在這里，人們所關注的只是帕累托最優(yōu)和效率。在經濟分析中，較為典型的看法是，權利僅被當作純粹的法律實體，只具有工具價值而沒有任何內在價值。

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第3篇

一、隨機行走的世界

對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認識和思考，一直以來吸引著各個時代思想家們的智慧。我們生活的這個宇宙本質上是什么樣的呢？是以一種有序的、有規(guī)律的方式在運轉還是無序的、雜亂無章的運轉？這種運轉能否為我們的智慧所認識？人們對這些關于宇宙問題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類自身的智力進化和卓越品質的重要動力之一。

在我們今天的視野所及的范圍，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思考的最有影響力的思想是由18世紀的思想家們做出的。18世紀的思想家們建立了近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體系，他們設計了一個“有序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世界觀是一種“決定論”的世界觀，堅信這個世界正在按照某種已經設計好的秩序在運行。持有這個“決定論”觀點的人包括諸如牛頓、愛因斯坦等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這個體系的科學性則是由牛頓定律和對牛頓體系進一步思考的數(shù)學定律所保證的。當然，自然科學家們這種關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見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了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思想家們，其中也包括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人，亞當•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這樣的一種信念。他把這種自然科學的有序世界的觀點應用到人類社會里，形成了一種從看似“無序”到“有序”的觀念，提出了一個“和諧的經濟系統(tǒng)”的觀點。這種和諧的經濟系統(tǒng)的動力則是人的自利動機。

我們決不應該低估這種關于世界的觀點的影響力和洞察力。事實上，我們一直在這種“決定論”的世界觀下生活并做出各種與我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決策。一種對于人類經濟社會的“完美和諧”的信念直接導致了大家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效果的質疑，并且主導了許多關于政府問題的爭論。這種“決定論”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我們對于自由經濟的信心和我們對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這一體系在歷經幾個世紀之后，遭到了懷疑。對于這種“決定論”的世界觀的挑戰(zhàn)來自于統(tǒng)計觀點，尤其是概率論的成功。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二者對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們說，消費函數(shù)是，其中，是自發(fā)消費，是可支配收入，c是邊際消費傾向。進而我們可以把消費函數(shù)寫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數(shù)：。這個消費函數(shù)是更加廣泛意義上的數(shù)學若干函數(shù)中的一個。這個函數(shù)明白無誤地說明，居民的消費量將精確地取決于可支配收入、自發(fā)消費和邊際消費傾向。這種函數(shù)關系是一種確定性的關系。但是，我們知道，這種關于居民消費的斷言在現(xiàn)實中毫無疑問是會受到質疑的，居民的消費量并不是精確地取決于這幾個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這種消費關于自發(fā)消費、可支配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的關系是不確定的，或者說是隨機的，有著概率分布的。這就是二者之間的差別，持有決定論觀點的人依據(jù)一種確定性的函數(shù)關系認為，這個世界將會精確地按照數(shù)學定律所描述的那樣運轉。而持有統(tǒng)計觀點的人卻認為，即使是知道了這種關系，消費與其他幾個因素之間仍然是一種偶然的，不確定的，有著概率分布的關系。

我們把后一種對于世界的觀點叫做統(tǒng)計觀點，正是這種統(tǒng)計觀點，打破了原來思想家們頭腦中的有序結構。但是，這二者之間的分歧似乎是讓人迷惑的。因為，當我們在利用統(tǒng)計方法的時候，我們卻得出了一些幾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統(tǒng)計總體越是偶然、紊亂，就越能更好地表現(xiàn)出統(tǒng)計規(guī)律和必然性。比如，我們投擲硬幣，當我們投擲的次數(shù)足夠多的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驚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們對于某種考試成績的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如果樣本足夠的大的話，成績分布將會呈現(xiàn)一種正態(tài)分布。并且，人數(shù)越多，成績就越呈現(xiàn)標準正態(tài)分布。更加令人驚奇的是，看起來我們做事情可能犯錯誤的情況也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人幾乎不能隨意地犯錯誤！總之，某些看起來是無跡可尋的東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規(guī)律。這樣，決定論和統(tǒng)計觀點二者之間又有什么差別呢？事實上，二者之間的差別僅在于，統(tǒng)計觀點認為不存在絕對的定律，任何所謂的定律其實都是有著某種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什么事情是確定無疑的。也就是說，這個世界是隨機行走的，各種情況都有可能發(fā)生。尤其是在人類社會中，如果我們相信獨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物質世界都是隨機行走的，那么人類社會也會表現(xiàn)出這種隨機性看來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這并不就意味著隨機行走的世界會因為其不確定性而無法認識，即使這種隨機行走的世界確實可能形成一種混沌狀態(tài)。我們能夠在“決定論”和關于世界的“統(tǒng)計觀點”那里架起一座橋梁。那就是：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定律，這些定律是對某些事情本質的一種最好近似，即使這些事情的本質可能并不是一元的�；蛘哒f，這個世界會從無序走向某種程度上的有序。對這些統(tǒng)計定律的發(fā)現(xiàn)，在我們的專業(yè)范圍內，就是計量經濟學的任務了。

二、隨機行走的世界與計量經濟學的任務

事實上，統(tǒng)計的成功應用在很早就已經開始了。大約在17世紀，有一位叫做格蘭特的英國商人就通過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殺、各種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這幾乎叫人感到驚奇！而且也是統(tǒng)計學的成功使得人們日益認識到，一個國家的定量材料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府決策者，都應該思考數(shù)據(jù)。

計量經濟學就是為了在一個隨機行走的世界中探討統(tǒng)計性規(guī)律！因為只要知道了這個規(guī)律，我們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認識這個世界。但是要記住這種認識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據(jù)需要，我們還可以根據(jù)這個規(guī)律來進行預測。進行預測是我們關心規(guī)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稱道的是，計量經濟學在推斷統(tǒng)計規(guī)律時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為，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認識永遠是不會完全的，我們只能根據(jù)部分“樣本”來推斷這個世界的整體狀況�？梢约僭O這樣一種情況：如果我們能夠對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進行完全的觀察，我們就期望可以得出一個關于這個世界本質的定律�？墒牵�我們不能把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觀察到，也可以說，我們認識的局限是不確定性的來源。能否由樣本近似地認識整體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一種堅信可以由樣本來推斷整體規(guī)律的信念的話，我們就不能建立這門學科。

這種由樣本來對整體進行推斷的方法是計量經濟學的主要方法。我們要通過一種叫做回歸分析的技術來達到這個目的�！盎貧w”這個詞最先由F.加爾頓（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爾頓研究發(fā)現(xiàn)，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這樣的一個趨勢：父母高，兒女就高；父母矮，兒女也矮。但是高個父母的兒女們在同齡人中并不像父輩那樣在同齡人中顯得那樣高，兒女輩的平均身高將“退化”到或者說“回歸”到全體人口的平均身高。這也叫加爾頓的“普遍回歸定律”。加爾頓在智力遺傳的方面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一般來說，天才是要遺傳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卻要比他們的父輩們平庸，也就是他們的智力水平將“回歸”到中等水平。但是，對于這種回歸背后的動力分析可能已經超出了計量經濟學這個學科的研究范圍，即使這種研究也許會導致一種有意思的哲學的建立：所有的有機組織都將趨于標準狀態(tài)！

回歸的現(xiàn)代意義則稍微有點不同�，F(xiàn)代意義上的回歸是指，一個叫做因變量的量和其解釋變量之間的依賴關系。也可以說是一種相關的關系。實際上，回歸和相關是兩個極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為這兩個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世界的復雜性。哲學上宣稱，這個世界是普遍聯(lián)系的。這個宣稱的深刻性在于確認了世界上沒有什么是完全獨立的。比如，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代社會死于癌癥的人逐漸增多，這二者是相關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就此認為，是現(xiàn)代社會導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癥。再比如，這也經常被用來反駁統(tǒng)計結論，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的情況可能和這個國家一個時期的太陽黑子出現(xiàn)的情況存在一種相關關系，但是這種相關關系卻不能作為我們行動的任何指導。在這個問題的區(qū)分上，就是計量經濟學和統(tǒng)計學之間的分歧了。計量經濟學討論的是回歸關系，這種回歸的特點在于，我們試圖根據(jù)某些變量的數(shù)值來估計另一個量的數(shù)值，我們要依據(jù)這種關系進行預測。比如，我們試圖通過研究父母的身高來估計其孩子的身高。這種估計就要依賴于我們所關心的兩個量之間存在的一種理論上的聯(lián)系。而相關關系則充斥著統(tǒng)計學的各個方面。并且因為世界的普遍聯(lián)系性，相關關系是一種常態(tài)。

基于上面的差別，在回歸中，我們要求解釋變量是確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釋變量（因變量）可以是隨機的（被解釋變量正是我們要估計的）。但是在相關關系中，這二者并不加以區(qū)分。之所以說這兩個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這個世界的復雜性，是因為，這個世界本質上就存在一種難以言明的精密聯(lián)系。我們實在不能夠足夠自信地認為我們可以確定哪些變量可以控制，哪些變量之間可以精確地被認為是一種回歸關系。比如，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找出一種機制使得癌癥和現(xiàn)代社會之間存在一種回歸關系，就像我們可以發(fā)展一種理論來說明，太陽黑子的活動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存在著回歸關系。這個世界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對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謙虛。同時請記�。壕哂谢貧w關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具有因果關系。在判斷因果關系時，我們必須要很小心。因為，這個因果關系很不好說，也許看似因果的兩個事件，實際上可能是互為因果的。就像佛經中認為的那樣：因果是循環(huán)的。

我們講了這么多關于計量經濟學的性質，實際上是為了表達我們這樣的信念：我們可以在一定的層次上認識世界，我們堅信這個世界存在著某些統(tǒng)計規(guī)律，應用這些規(guī)律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錯誤”的前提下認識和改造世界。計量經濟學可以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關關系的變量間聯(lián)系的函數(shù)，主要是回歸函數(shù)，來描述這種關于世界運行的定律。

但是，計量經濟學在得到這個回歸函數(shù)時所使用的復雜的數(shù)學推導可能會讓我們在特定的時段感到計量經濟學的混亂和無序，即使在最后我們堅信可以實現(xiàn)一種理解上的有序。但是，過程中的痛苦可能會讓很多人駐足。這里，我們想提前接觸一下，那條駕馭計量經濟學研究內容的靈魂。

因為，認識世界的理論的建立來自于對世界本質表現(xiàn)出來的現(xiàn)象的分析。有兩種對現(xiàn)象進行分析的方式：一種是對現(xiàn)象直接進行操作。這種操作極其便捷，簡單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對天賦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處在于這種對現(xiàn)象的思考得出的結論可能廣受爭議。另一種方式則是對現(xiàn)象的屬性——數(shù)據(jù)來進行操作。過程中要遵循嚴格的科學方法。第二種方法就是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了，這種方法因為是用數(shù)據(jù)說話，可能爭議較少。但是，不利之處卻是，這種分析結論卻要嚴格的依賴于數(shù)據(jù)的質量，也就是說，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的質量不會比數(shù)據(jù)的質量更好。

盡管有這樣的困難，我們還是推薦計量的方法。因為，數(shù)據(jù)的質量可以通過統(tǒng)計手段和統(tǒng)計工具的完善加以解決。并且，根據(jù)我們的概率知識，即使這種有誤差的數(shù)據(jù)，其誤差也是有規(guī)律的，誤差情況總是會表現(xiàn)為正態(tài)曲線。那么如何來對數(shù)據(jù)進行操作呢？計量經濟學的思路通常是這樣：最簡單的情況下（雙變量回歸），在一個坐標平面上畫出散點圖，發(fā)現(xiàn)其大致的規(guī)律，通常我們可能發(fā)現(xiàn)，我們關心的兩個簡單量之間呈現(xiàn)一種類似于線形的關系（當然，也可能不是線性的，這種情況下需要更高深的數(shù)學工具）。把這種線形的關系利用解析幾何的知識轉化為直線方程并不困難。獲得了這樣的一個直線方程是一個極大的成功。因為，這個方程，就是在“某種程度的錯誤”的前提下的一種描述世界如何運行的定律。事實上，計量經濟學的任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發(fā)現(xiàn)這樣的關于世界如何運行的定律。

但是，在從數(shù)據(jù)那里獲得一些關于變量間“規(guī)律”的方式也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在使用數(shù)據(jù)之前，通過對先驗的知識進行演繹和推理從而得出一系列“定律”。這就是我們在數(shù)理經濟學中所看到的那些數(shù)理方程式。這些數(shù)理方程就是我們對世事認識的理論，這種理論能夠給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導。尤其是在確定我們所考慮的變量之間的可能具有的關系時很有作用。但是我們是否可以應用這些方程式來指導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并沒有得到證明。計量經濟學提供了一種這樣的證明。我們可以利用數(shù)據(jù)來檢驗這些先驗的定律是否符合實際，或者得出一種明確的可以應用于實際的形式，從而對數(shù)理方程做出了適合實際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國家中，因為不同的文化等隱性的制度因素，這些定律可實施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事實上，始于一種對世界認識的先驗的推理，建立一種解釋世事的假說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個學者的虛榮心。

因此，計量經濟學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說計量經濟學的靈魂是：通過先驗的演繹和推理得出理論模型，最好是數(shù)理模型。數(shù)理模型中會有參數(shù)，那么利用數(shù)據(jù)對這個模型的參數(shù)進行估計得出一條回歸方程，并通過假設檢驗來確認這個方程式。如果這個方程式滿足了理論建立時的要求，那么就證明了那個先驗的理論是正確的并且能夠利用這種理論進行預測。接下來的計量分析就是在這些思路下進行的技術探討了。

對計量經濟學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時掌握，是掌握這門學科并加以實際運用的重要素質。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的技巧，是一個計量人的必備素質。因為我們一直堅信，偉大的思想來源于熟練的技巧。就像武俠中的“打狗棒法”雖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個使過無數(shù)次“打狗棒法”的丐幫幫主足可以因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過于沉迷于高級計量的數(shù)學推導，我們就很可能失去欣賞這門學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機會，并且因為數(shù)學知識的缺乏而造成的沮喪可能會阻礙對其進一步的學習，從而失去了領悟計量經濟學所蘊含的大量關于生活的智慧的機會。因此，這篇文章里，我們不對計量經濟學的技術過多的論及，而主要是看其蘊含的智慧之美。三、計量經濟學：智慧之美

最能讓我們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計量經濟學這種從樣本推斷整體的思想。如果能夠認識到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復雜性的話，我們對這種思想可能會更加珍視。比如，如果我們有一種信念，比如相信我們能夠通過努力成為一個書法家。那么我們能夠怎么做呢？計量經濟學和書法家們都會這樣建議你：先選取幾十個字來，集中精力把這幾十個字練好，最好是臨摹以往大師們的作品。這樣，你就幾乎能夠發(fā)現(xiàn)寫好字的要領。因為，我們不能夠把這個世界上的字都練習到，我們只能夠由“樣本”來推斷所有字的寫法。并且，我們堅信這些“樣本”蘊含了足夠多的關于寫字的要領或者說是寫字規(guī)律的信息。這就是計量經濟學的智慧之一。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我們幾乎將這種計量經濟學的思想推廣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并且可以指導我們成就卓越。無論是學習、應試、還是搞藝術，甚至想要成為武林高手，都可以應用這種思想。“樣本”往往是我們窺看世界本質的窗口！有心人自會從這里得到無盡的啟發(fā)。

計量經濟學就像從一個古老的神諭里蹦出來的智慧精靈，它幾乎全面的改變了我們對于腳踏實地的看法！掌握一種過硬的分析數(shù)據(jù)的能力，無疑會全面的改變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這在一個人的職業(yè)生涯中是極其重要的。經濟理論經常地被認為是一門空洞無用的理論，這是在未有數(shù)據(jù)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見批評，先驗和演繹的方法，很多人認為，不能夠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有什么意義。但是，有了計量經濟學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就可以從數(shù)據(jù)出發(fā)來進行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這種工作方式無疑會培養(yǎng)我們踏實做人的人品。并且因為處理問題的獨特技巧和思維，掌握計量工具的人會得到青睞——來自上司和運氣。

在我看來，計量經濟學還對我們的人生哲學有著指導意義。人的一生其實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就好像那滑過天際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間的美麗。這瞬間如何解釋？采用一種什么樣的方式來度過這一個瞬間？

人不過是蒼茫宇宙中的一粒塵埃，如果這個宇宙尚且遵循著從無序走向有序，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將這個信念加以演繹到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呢？！其實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個隨機行走的世界中的隨機行走過程。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在下一個時段，我們會經歷什么、會遇到什么，甚至我們對于我們未來的規(guī)劃都是不確定的。這個過程是隨機的、紊亂的、偶然的和無序的。但是，這種無序和紊亂最終會走向有序。用計量經濟學的說法，我們會從這些紊亂偶然的樣本中得到一個回歸方程。這個回歸方程就是我們的人生軌跡！

當然我們對于這個軌跡的認識永遠是后驗的。我們不可能在這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之前就得出一個回歸軌跡作為我們人生的預測，這種東西沒有預測意義。那么這種有序的觀念究竟能給我們什么人生啟發(fā)呢？

那就是：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對于發(fā)生于我們周圍的看起來是好事或者壞事的東西耿耿于懷，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太過挑剔上天對我們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國自古就有“福禍”的智慧之言。以一種應有的寬容心態(tài)來對待我們的人生無疑會讓我們感到快樂。甚至我們的職業(yè)追求也是如此，沒有什么絕對的好或者不好，我們的人生軌跡在我們某些年里需要紊亂和無序，根據(jù)計量經濟學的思想，越是紊亂和無序的樣本，我們就越容易得出穩(wěn)定的統(tǒng)計定律——一條穩(wěn)定的人生軌跡！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傳記就可以發(fā)現(xiàn)，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們可能做過記者，參過軍，被抓到過牢里，看起來和其最終的路徑有了很大的背離，可是這些背離最終回歸到這條路徑上。事實上，我們并不好確定，是不是這種每個階段的紊亂和無序最終造成了他們穩(wěn)定的人生軌跡？！

人生需要這種隨機性。并且如果我們要想有一條穩(wěn)定的人生軌跡，依照計量經濟學的理念，我們還要讓我們的人生經歷這一樣本足夠大。如何讓自己的人生經歷更多？如何讓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隨機性？那就是：我們要過主動追求的人生。當我們在生活中有意識地主動去追求時，我們就在客觀上豐富了自己的經歷，并且擴大了自己的人生經歷樣本。因為，在你主動追求的時候，才能夠發(fā)現(xiàn)驚喜和奇遇。消極和封閉的人生態(tài)度不利于擴大自己的人生經歷樣本，樣本不具有變異性，就難以得出好的回歸方程。我們都應該學學“蒼蠅的哲學”，蒼蠅的四處亂撞讓蒼蠅即使在被困的時候也有機會逃脫。這也許是更有含義的古語的一句話的意思吧：樹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們的追求中，因為，我們應該珍視隨機性，因此，對于得失就不必太讓自己負累。得失是隨機的。我們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許在這冥冥之中的東西面前，可能只是一個慈悲的玩笑。太過于在意也許是失去了更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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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伯特S.平狄克，丹尼爾L.魯賓費爾德.《計量經濟模型與經濟預測》[M].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1998.

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現(xiàn)代經濟學；方法論；功利主義；主流化

一、前言

對任何科學的理論研究來說，研究思維和方法論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每當一個理論體系和一門學科遇到現(xiàn)實意識和理論意識的挑戰(zhàn)之時，就有待于方法論的突破，從而最終導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現(xiàn)。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較為明確而合理的方法論，那么所謂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觀點的陳述，或者只是作些機械的數(shù)據(jù)處理工作。這樣，所謂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論層次，而只會落入庸俗實用主義的窠臼之中，從而必然無法全面地認識經濟現(xiàn)象和經濟規(guī)律。另一方面，任何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應該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不同學科會因其研究對象的差異而呈現(xiàn)出迥異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種獨特的研究方法。顯然，關注“人”的經濟學與研究“物”的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就應該存在很大不同，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者，社會現(xiàn)象總是在不斷變化的，其影響因素也隨歷史、文化而不斷改變。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相同的條件往往只有在一個惟一的時期之內出現(xiàn)，而人工隔離則往往會消除那些在社會科學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類社會中存在強烈的俄狄普斯效應和自我反饋效應，第二次進行實驗的條件必定會受到以前已經進行過的實驗的影響，即現(xiàn)在的狀態(tài)往往被過去的事件所規(guī)定。因此，在社會科學中，看似重復出現(xiàn)的事件的經驗與原來事件的經驗是不同的，而重復往往是產生新的、習慣性的條件，每一個被觀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會現(xiàn)象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拓寬，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闡明一些諸如需求定律、生產要素邊際分配凈盡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納什均衡以及阿羅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這些原理的論據(jù)；相反，要真正理解一個經濟理論，必須能夠理解科學共同體內隱含的共同價值觀，必須能夠明白理論提出者在提出理論時的基本思維、價值理念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以及這種理論潛含的其他效應。

其實，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是同一個理論或學說，其隱含的意義在不同立場的學者看來也存在很大差異，例如，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中那些被視為一般性結論的東西，往往就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激進主義學者、制度主義學者、女性主義學者乃至奧地利學派學者等所認同。因此，豪斯曼強調，“與學習任何科學一樣，學習經濟學并不僅僅是理解諸如需求規(guī)律一樣的概括性命題。在人們享有價值、語言和觀點的同時，人們也在了解事實、命題和方法，這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憋@然，正是出于對主流的凱恩斯一新古典綜合之失敗的一種反應，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降，學者們就開始重新尋找經濟學與哲學思想之間的聯(lián)系，從而涌現(xiàn)出了像霍奇遜、哈奇森、布勞格、羅森伯格、考德威爾、巴克豪斯、豪斯曼、博蘭、克蘭特、勞丹、勞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漢茲、雷德曼、馬奇、溫特勞布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經濟學方法論專家；同時，另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也開始從方法論上對主流經濟學展開了更深層次的批判，這包括奧地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者、制度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女性主義者，甚至出現(xiàn)超邊際學派等等。與此相對應，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思想觀點、論文數(shù)量等在西方學術界也出現(xiàn)劇增趨勢，并出現(xiàn)了《經濟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經濟學和哲學》以及《方法》等討論方法論的刊物，以致“現(xiàn)在可以把經濟學方法論看作是經濟學領域內可以清晰識別的一個分支學科”。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盡管在新古典經濟學成為方法論批判的對象已有了30多年歷史，但它依然沒有對這些批判做出回應，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調整跡象；即使那些開始關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往往幾乎都是將其精力用于經濟學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進行反思。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反常的現(xiàn)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統(tǒng)分析。

二、方法論轉變與經濟學發(fā)展

自經濟學從其他社會學科獨立出來以降，方法論就是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大師們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如古典經濟學家配第、斯密、李嘉圖、薩伊、馬爾薩斯、西尼爾、穆勒父子、麥克庫洛赫、凱爾恩斯，歷史學派學者西斯蒙第、瓊斯、繆勒、李斯特、施穆勒、韋伯、桑巴特、凡勃倫、康芒斯、加爾布雷思，邊際效用學派先驅杰文斯、瓦爾拉斯、門格爾、克拉克、馬歇爾、威克塞爾，以及現(xiàn)代經濟學家羅賓斯、米塞斯、哈耶克、馬克盧普、庫普斯曼、羅賓遜夫人、弗里德曼、盧卡斯、森等等�；羝孢d指出，“在大約100年的時間里，(方法論)這一問題占據(jù)了科學研究中一些最偉大的思想家的頭腦，而且這一問題是多數(shù)社會科學和經濟學分析的中心�！倍�且，每當經濟學范式面臨轉換之時，方法論上的爭論就尤顯激烈，例如，經濟學從古典主義向新古典主義過渡時期的方法論之爭表現(xiàn)為：歷史學派對古典學派的挑戰(zhàn)、邊際學派對歷史學派的挑戰(zhàn)、制度學派對邊際學派的挑戰(zhàn)。同樣，當今經濟學的理論發(fā)展，諸如凱恩斯革命、凱恩斯綜合、理性預期革命、新凱恩斯綜合等等，以及各種流派的出現(xiàn)，無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論上出現(xiàn)反思和革新，宏觀經濟學對微觀經濟學的革命、凱恩斯內部左右兩派的爭論、理性預期的反革命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學說發(fā)展史實際上也就是一部經濟學方法論變換史。

一方面，每一次經濟思想的重大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都是伴隨著方法論的變革，經濟學學術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綜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論轉化的基礎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義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觀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經濟學提升到了演繹科學的殿堂，從而構建了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和學說體系；而針對后來李嘉圖、薩伊、西尼爾等人把演繹法極端化以及將經濟學孤立于其他學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將歸納法和演繹法結合了起來，并將社會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等都引進到經濟學之中，從而形成了古典經濟學的綜合。再如古典經濟學后期的門格爾、杰文斯和瓦爾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經濟學從勞動的分析角度探討財富增長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滿足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fā)點，著重研究消費(需求)、分配(流通)、價格(競爭)、市場機制以及個體經濟等微觀經濟理論，并再一次拋棄了歸納法而強化了抽象的演繹分析，從而掀起了邊際革命；而馬歇爾則把古典經濟學從客觀成本分析的思路和邊際效用學派從主觀需求分析的思路結合起來，構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歸納分析的基本思路，廣泛運用生物學的原理如有機體組織、進化論、生存競爭等解釋經濟現(xiàn)象，從而形成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綜合。因此，正如門格爾指出科學的創(chuàng)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鉆研科學方法的人們所推動的，即使他們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使用正確的方法，或者沒有轉過去研究這些方法，但他們的成功仍可以歸結為正確方法的運用。

另一方面，任何經濟學流派的研究方法都與其研究對象和內容相適應，這也已經為經濟學說發(fā)展史所證明：無論是歷史學派、制度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或者是理性預期學派都形成了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的研究路線。譬如，當經濟學從古典主義轉向新古典主義之時，由于研究對象發(fā)生了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的轉化，相應地也就產生了從平均主義到邊際主義的方法論革新。顯然，通過重新審視經濟學的演化以及現(xiàn)代經濟學的特征，我們可以更好地發(fā)現(xiàn)經濟學方法論的變革趨勢，并對現(xiàn)代經濟學方法論進行反思。事實上，按照新古典主義的正統(tǒng)經濟理論范式，整個經濟中的總產出和就業(yè)都是由個體最優(yōu)化行為下微觀層次上的均衡狀態(tài)決定的，但新古典主義的諸多限制性假設卻大大削弱了其對現(xiàn)實經濟活動的解釋力；為此，凱恩斯將預期和不確定性引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為起點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這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及其自動出清或均衡的否定�？梢姡瑒P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論，而在于他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否定；同樣，凱恩斯之后，無數(shù)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這些都是凱恩斯經濟學得以發(fā)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xiàn)。當然，這些彌補主要體現(xiàn)在邏輯推理和假設前提上，而這些是方法論的較低層次；相反，在方法論較高層次的研究思維上，卻依舊承襲古典主義后期就不斷凸顯的自然主義思維。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義思維，著眼于微觀分析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主要是解釋性的而非預測性的。而且，這種解釋的視角是以均衡為參照系，從而并不能發(fā)現(xiàn)和解決現(xiàn)實問題。正是出于對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這種解釋性學說的反對，凱恩斯提出了其宏觀經濟學以對總體經濟變量進行分析和預測。不過，凱恩斯經濟學也面臨著兩方面的挑戰(zhàn)：一者，它作為應對短期蕭條經濟的應用政策經濟學而出現(xiàn)，從而無法滿足歷史的經驗檢驗和預測未來經濟發(fā)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實踐的挑戰(zhàn)；二者，它的宏觀經濟理論過分強調預測性而疏于解釋性，從而無法滿足邏輯推理上的一致性檢驗，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觀學派的挑戰(zhàn)。與此相對應，新古典經濟學確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邏輯往往顯得更為嚴密和系統(tǒng)，從而更容易為追求科學性和客觀性的學者所接受；為此，在經歷了凱恩斯經濟學的宏觀沖擊之后，20世紀70年代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又主張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來構建宏觀經濟學的分析基礎，并重新占據(jù)主導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學的經驗分析和微觀經濟學的理性推理結合起來，從而引入并壯大了邏輯實證主義；同時，由于新古典宏觀學派以“假設的現(xiàn)實無關性”為理論指導思想，從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數(shù)理模型和細枝末節(jié)的實證分析。于是，以數(shù)理化為特征的現(xiàn)代經濟學研究范式就確立了。任何問題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關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轉化為可量化的指標；同時，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的基礎上，一切不確定都被轉化成理性選擇問題。

當然，現(xiàn)代經濟學方法論的確立也經歷了三次大的爭論和變革：一是19世紀70年代在門格爾和施穆勒之間爆發(fā)的那場影響深遠的方法論之爭，它最終確立了抽象演繹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紀初在J，內維爾，凱恩斯、羅賓斯以及哈奇森之間爆發(fā)了一場經濟學方法論大戰(zhàn)，他們分別發(fā)表了《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以及《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前提》而對方法論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觀點，并開始把波普爾思想引入到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三是二戰(zhàn)之后薩繆爾森、弗里德曼以及盧卡斯等對經濟學方法論提出了系統(tǒng)的意見，特別是弗里德曼的邏輯實證主義最終成為經濟學難以撼動的方法論基礎。當然，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僅僅是強化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思維，或者發(fā)展和補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思維的強化，自邏輯實證主義方法論被引入進經濟學以后，經濟學就日益把物理學視為榜樣而試圖構建一般性的理論；結果經濟學越來越關注細枝末節(jié)的技術工具，而越來越不關注理論研究的哲學思維，以致方法論的探究日漸式微。而且，正因為現(xiàn)代經濟學把經濟學當作一門自然科學來對待，并極力模仿自然科學的單一研究方法，導致經濟學方法論的探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已經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紀50、60年代就出現(xiàn)了波普爾、庫恩以及拉卡托斯這樣的方法論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領的邏輯實證主義在經濟學領域卻占有牢不可破的統(tǒng)治地位。

可見，經濟學的發(fā)展本身就伴隨著方法論的轉換和發(fā)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應該與其研究對象和內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曉經濟學的方法論思維，才可以更好明白經濟學的發(fā)展軌跡，才會產生真正的問題意識，并發(fā)現(xiàn)理論和實踐中的癥結。一般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則源自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和時代課題，而既然社會發(fā)展呈現(xiàn)出否定之否定的規(guī)律，經濟學的研究路線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實上，正是基于這種規(guī)律，自從其他學科中獨立出來并開始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算起，經濟學的發(fā)展就已經經歷了四次危機、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綜合。不幸的是，盡管方法論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如此重要，但隨著經濟學中數(shù)理模型和計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強化，涉足經濟學方法論領域的人就越來越少，方法論問題也越來越引不起經濟學研究的興趣，絕大多數(shù)人熱衷的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以數(shù)據(jù)來為最大化的理提供一些注解。因此，盡管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越來越不討論方法論問題，但流行研究幾乎都內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維：數(shù)理模型的構建和計量檢驗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維為前提，這個思維就是自然科學的導向。沙克爾寫道：“數(shù)學家傾向于把經濟學視為機械來研究。對于機械，我們總是有可能(有時實際也是如此)對其進行抽象的討論，從而可以不顧過去與未來之間存在的差異，可以設計一個系統(tǒng)，在其中，‘大部分’的影響不會超過它對重力作用的影響，把所有對象都視為確定的、預先設計好的、司計算的。”

三、現(xiàn)代經濟學的方法論困境

盡管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強調基于形式邏輯的數(shù)理建模和基于計量實證的量化分析，從而將現(xiàn)代數(shù)學工具大肆應用到經濟問題的研究中，但顯然，注重計量和數(shù)理的研究思維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當前日益拓展的經濟學內容。究其原因，現(xiàn)代經濟學越來越涉及到社會生活領域，不僅生活領域中人類行為所根基的是心理邏輯而不是數(shù)理邏輯，而且絕大多數(shù)社會因素都是無法量化的，更不要說社會經濟現(xiàn)象本身還在不斷變動；而“數(shù)學所能夠探討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隱含地表達的含義，要么是已經給定的含義。社會的經濟事務方面的數(shù)學模型可以把社會成員視為穩(wěn)定地或逐漸地獲得知識的個模型無法將我們所說的創(chuàng)新包含在內。”然而，盡管自20世紀70年代以降的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已經發(fā)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但數(shù)理化和邏輯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卻沒有發(fā)生相應的修正，相反還以一往直前的擴展沖動不斷滲入到其他傳統(tǒng)上的非經濟領域；結果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盡管滿足于形式邏輯的日益精致化，卻元法滿足理論與經驗事實的一致性檢驗。顯然，這也正是現(xiàn)代經濟學的危機根源�；羝孢d寫道：“今天(有關一般性與特性、統(tǒng)一性和差異性的方法論討論)這一問題卻被大多數(shù)人忽略了。絕大多數(shù)社會科學家都沒有察覺這一問題。而且教科書中這一問題也被忽略了。不論是新古典經濟學家還是后凱恩斯的經濟學家，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雖然較早的理論學家，如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這一問題，但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制度主義者卻很少關注這一問題。”因此，我們就必須對流行的數(shù)理化經濟學取向進行反思。

其實，正是由于迷信于數(shù)學對于經濟學科學化發(fā)展的作用，結果不但使得為這些學者提供純粹智力體驗和展示的假設前提變得日益不現(xiàn)實，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結論與現(xiàn)實實踐越來越相脫節(jié)�；羝孢d寫道：“主流大學經濟學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沒有集中在當今世界的緊要問題上，他們通常并不培養(yǎng)對現(xiàn)實經濟過程、體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資源雖然沒有完全浪費，但卻嚴重配置不當”，“即使建模者對新古典理論的標準假設提出了挑戰(zhàn)(偶爾出現(xiàn)的關于相互依賴的偏好關系、粘性價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這些挑戰(zhàn)常常也是以智力難題的形式而不是對現(xiàn)實現(xiàn)象的考察提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講，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的兩大流派——凱恩斯主義流派和新古典經濟學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觀學派，都存在理論上的嚴重缺陷。有人就詼諧地說，“在20世紀末，經濟學被分為宏觀經濟學家和微觀經濟學家，前者觀察不能夠解釋的現(xiàn)象，后者解釋不能觀察的現(xiàn)象。”尤其是，隨著資本內涵的變化和外延拓寬以及人類需求的變化，經濟學所涉獵的領域越來越寬，而當經濟學為了保持其“客觀性”和“科學性”而極力將數(shù)理模型化分析應用到這些新領域時，往往就會產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結論。

盡管現(xiàn)代經濟學的數(shù)量化已經暴露出了嚴重問題，但是，這種發(fā)展的步伐不但沒有稍作停頓，反而有加速的趨勢。為此，羅賓遜夫人1977年在《問題是什么》一文中就質疑道：正統(tǒng)經濟學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識形態(tài)錯誤地驅使?這種狀況為什么能夠一直持續(xù)下去?是否因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變化太過頻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則”才一直沒有獲得承認?為什么新古典經濟學不能在社會生活中的歷史性時刻起到適當?shù)淖饔?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什么或作為一個富足的社會我們希望實現(xiàn)什么?為什么那么多的經濟學家認為民族國家的組織原則是理所當然的?經濟學解釋的發(fā)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對(不)適當?shù)姆椒ǖ摹斑x擇”，如選擇數(shù)學而不是參與者的行為學?顯然，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面臨著更大的挑戰(zhàn)：不僅關乎社會現(xiàn)實問題的變化，如近年的次貸危機就顯示了這一點；而且關乎人類社會的文化、心理和思維問題，如當前社會中暴露出來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機。麥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歷史上發(fā)生的經濟學危機和革命與這一次危機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機，也沒有產生什么真正意義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決當前經濟學的理論危機，現(xiàn)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術語、主要分析思維乃至整個邏輯體系都需要重新進行審視。一般地，當前經濟學危機的深層原因在于：西方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裂變導致了科學主義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西方社會所產生的整個社會科學都是科學主義的產物；正是基于這種思維，盡管社會科學的各個分支迄今還很不成熟，但人們相信，它們終歸有一天會像自然科學一樣成熟起來，因而主流經濟學不斷將其自然主義思維拓展到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另一方面，經濟學數(shù)量化趨勢的盛行也是20世紀上半葉整個世界經濟計劃化的產物：當時全球的物質資源非常稀缺，因而經濟學主要關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這些稀缺性資源這一根本性課題；正是由于當時經濟學所處理的對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將自然主義思維加以拓展，人類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確實在對人與物之間關系上取得一些重大發(fā)展，這包括線性規(guī)劃、投入產出等等。然而，在經濟學研究內容已經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舊在這種科學至上主義引領下局限于經濟學的數(shù)理化一途，就會帶來完全適得其反的結果。

不幸的是，盡管理論與現(xiàn)實已經越來越相脫節(jié)，但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并不努力改進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發(fā)現(xiàn)和解決問題，相反，在20世紀80年代后經濟學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卻逐漸發(fā)生了蛻變：主流經濟學家不再把經濟學研究與實用主義掛鉤起來，而是把經濟學研究作為展示其智力的一項活動，并從基于各種假設變換而推演出的各種具有啟發(fā)性意義的結論中獲得樂趣，但這并不能提供具體的應用而只能鍛煉人類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維方式�；羝孢d寫道：“經濟學越來越成為應用數(shù)學的一部分，在這里，經濟學的目標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經濟世界的真實過程和結果，而是為了自身的興趣去探索數(shù)學技巧�！�…經濟學因此成了一種數(shù)學游戲，一種用自己的語言來玩的游戲，游戲的規(guī)則是由那些帶著玩游戲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參照現(xiàn)實這些問題的限制。”事實上，現(xiàn)代經濟學的研究取向一般有兩種：一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藝術科學，在象牙塔里基于邏輯推理而享受樂趣；二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思維科學，從基于不同視角對具體現(xiàn)象進行思辯的過程中獲得認知的增進。顯然，由于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自然科學而熱衷于建立經濟模型，而這種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難取得成就的，因而經濟學越來越成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專門領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戰(zhàn)樂趣的數(shù)理經濟學家們往往樂于維護自己的這一領地，而方法論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視。正如勞森寫道的：“在當代經濟學家中，尤其是主流經濟學中，對詳盡的方法論的分析和評論普遍表示不贊同，……對方法論研究的有力阻撓……明顯地表現(xiàn)在主流雜志不愿發(fā)表許多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既發(fā)表了關于方法論的文章，……又經常參加當?shù)胤椒ㄕ摰霓q論”，但他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為主流經濟學的公開方法論進行辯護，“他的公開的立場長期以來一直是反對學習和研究這類問題的。……在其退休時，哈恩以忠告年輕經濟學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反思包括建議年輕經濟學家應‘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討論“經濟學中的數(shù)學”’，至于方法論，根本就不要去想�！毙蜓允聦嵣�，在20世紀整個50到7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少量的方法論文章也主要是圍繞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而展開，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什么其他經濟學方法論的文獻；博蘭寫道：“有關方法論的論述方面，能夠算得上具有實質性內容的任何論述，都被羅列在大多數(shù)中級理論教科書的開篇中，人們除非在這方面有所增添，否則就沒有更多可說的。所有的教科書都可以歸納為兩類：第一類教科書提到弗里德曼�！�…另一類則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論的教科書�！�

既然經濟學研究已經越來越成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戲，那么，絕大多數(shù)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這樣一什么呢?一般地，他們只能在這些經濟學大師所制定的游戲規(guī)則下作一些機械地模仿，盡管從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碼的樂趣，但在學術研究和教師都日益世俗化的情況下，卻可因更易而獲得一些教職以安身立命。博蘭寫道：“一些主要的雜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論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數(shù)字描繪的研究。其原因是明顯的。無論是對研究人員或審稿人來說，用數(shù)字描繪來得安全，不會出問題”，結果，盡管科學研究的特點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針對建立模型的方法，則批判就成為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倘若你想討論人們在開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該方法論思想(比如人們假定決策者會采用何種學說理論?)，你將會面對這樣的審稿人，他將要求你提供一個模型以討論模型的建立!這種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經濟學的方法中，但不允許任何人對此加以批評”；顯然，正因為“雜志編輯也不愿意拓寬經濟學問題的思路”，因而“倘如聰明而有學識的研究生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學院的經濟學家而不得不面對什么主題的話，我敢肯定許多人都將選擇(方法論)另外的課題�！�

可見，盡管作為深化認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題，方法論探討往往比撰寫那些以數(shù)理模型為基礎的冗長乏味的論文更有意義，從而也應該更能夠引起學者們的興趣；但是，由于當前學術界強盛的主流化現(xiàn)象以及自以為是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心態(tài)，以致絕大多數(shù)主流經濟學者對方法論問題往往都持不屑一顧的態(tài)度。博蘭認為，這種態(tài)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對待性問題一樣，主流經濟學也把方法論視為思想領域中的色情文學，視為因很少有露面的機會而得以嘩眾取寵但缺乏實質內容的東西；因此，它們對待方法論的態(tài)度往往是一種冠冕堂皇的方式：“對不起，請免談方法論，我們是經濟學家�！倍�且，正是這些數(shù)學出身并控制了學術取向的經濟學大師始作俑，導致了越來越少青年學子能夠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對社會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論現(xiàn)象往往也是熟視無睹，或者千方百計地將這些現(xiàn)象納入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下進行解釋，而很少去發(fā)現(xiàn)和解決問題。這樣，經過二、三代的強化效應，現(xiàn)代學術界中的大部分經濟學者對注重數(shù)量化的主流經濟學所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當前經濟學研究內容的變動取向都喪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學術界的功利主義也令他們毫不關心，相反，為了追求所謂的科學和“實用”而不斷地推動經濟學在數(shù)字游戲之路上不斷畸形膨脹。一個明顯的現(xiàn)象是，在20世紀70、80年代，“經濟學危機”之類的詞匯還經常出現(xiàn)在各種出版物上，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危機”的提法就似乎已經過時，整個經濟學界日益單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聲音則日漸消逝。

四、現(xiàn)代經濟學忽視方法論反思的原因

經濟學說史告訴我們，每當處于支配地位的經濟學遇到巨大的現(xiàn)實問題沖擊后，一些經濟學大師就會重新去關注方法論、尋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使得凱恩斯、�？怂挂约傲_賓遜夫人等重新審視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而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又促使弗里德曼、盧卡斯以及哈耶克等關注凱恩斯經濟學的邏輯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繆爾達爾以及森等也都對經濟學方法論提出了獨特的貢獻。同時，正是由于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斷更迭的主流經濟學在預測甚至解釋社會經濟現(xiàn)象上都接連碰壁，因此，歐美學術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領下對經濟學方法論的探討也大有復興的趨勢。豪斯曼就寫道：“我們的上一代人對經濟學的哲學和經濟學方法論又重拾興趣。這種興趣的基礎廣泛。哲學家、經濟學家、其他社會科學家以及普通民眾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經濟學，了解它是怎樣的一種專業(yè)科學，了解它所宣稱的那一套在何種意義上可信”，“對經濟學興趣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它們不像以前表現(xiàn)得那么好了�！�…對主流經濟學的信任在60年代達到頂峰”，“現(xiàn)在不但一般大眾懷疑經濟學家，就連經濟學家自己也在懷疑自己。在這樣一種氛圍中，經濟學家轉向方法論的反思絕不會令人驚訝，它們希翼著能夠找到以往經濟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積極一點兒，希望找到新方法來更好地指導將來的研究”。

在豪斯曼看來，有三個重要的理論原因使得現(xiàn)在比以前更關注經濟學方法論：(一)“不但許多經濟學家、甚至人類學家、政治科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受經濟學家影響的社會學家近來都在主張‘經濟學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類行為研究方法�！�…它們主張，經濟學是所有社會科學必須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許多經濟學家對它們的理論充滿疑慮之時，某些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不斷對經濟學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凇�；(二)“在‘經濟學方法對于人類行為研究十分適用’這類說法正在被炮制出來的時候，受認知心理學工作傳統(tǒng)深刻影響的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正在用嚴格的心理學方法來檢驗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結論。它們的結果現(xiàn)在看來仍不明確，但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家的很多結論存在著問題”；(三)“科學哲學家們對于科學史以及當代科學的發(fā)展狀況進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統(tǒng)和細致的研究。雖然大多數(shù)此類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學方面，但對于經濟學的哲學關注也在增加，因為對于哲學家而言經濟學實際上是一門很有趣的科學�！笔聦嵣�，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文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紀80年代以后方法論已經在經濟學領域登堂入室了。不僅出現(xiàn)了布勞格、博蘭、考德威爾、羅森伯格、科蘭德、勞森、豪斯曼、克蘭特、麥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爾特、豪利斯、內爾等經濟學方法論專家，而且整個20世紀80年代相關的經濟學方法論文章以及論著不斷出現(xiàn)。

盡管如此，直到20世紀90年代，方法論問題卻依然沒有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而且，那些主流經濟學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對方法論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論對于經濟學實踐沒有任何影響，方法論只是諸多哲學論題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實踐科學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經濟理論必須用經濟證據(jù)而不是外部的證據(jù)來評價，因而方法論企圖以一種一般的理論化說明來統(tǒng)治特定的經濟理論是不可能的。同樣，培森也認為，方法論對經濟學的研究沒有什么意義，他說：“對經濟學方法論與認識論及其與哲學關系的研究可能對閱讀與寫作是有益的，但這些研究不能使經濟學研究與教學更為科學。如果說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話，它對經濟學的科學性程度也只能有負面效果”；…’其理由是，這種研究已經創(chuàng)造了一個自身不同的問題——全神貫注于哲學而不是科學，科學實踐自身很少依靠科學哲學。問題是，盡管主流經濟學家指責經濟學方法論的評價是經濟學共同體之外的“哲學”評價，但這個指責是毫無道理的；究其原因，盡管存在不同的話語共同體，但并不存在一個共同體的觀念不應該被另一個共同體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為什么經濟學方法論的反思之聲如此微弱、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如此頑固呢?

一般地，可從這樣兩個方面加以說明：一者，迄今為止的方法論探究還主要停留在畫地為牢的批判層面，它們由于沒有形成建構型思想而無法對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多少實質性幫助；二者，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本身已經陷入了教條主義窠臼，而且，它可以獲取主流化現(xiàn)象所產生的所有收益，從而不愿接受新的東西。就前者而言，博蘭歸納了當前方法論文章的三種類型：一是研究經濟思想史的歷史學家，他們撰寫的是關于已故經濟學家的方法論觀點；二是經濟學哲學家，他們?yōu)榻洕鷮W是否是一門科學而擔憂；三是傳統(tǒng)的經濟學方法論者，他們爭論假設是否永遠都必須是現(xiàn)實的，如果不是，那么應該如何選擇采用非現(xiàn)實假設的最佳理論。而且，這三個群體都具有一個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對其他觀點不寬容，他們往往舉辦大型研討會，卻往往只邀請那些與其觀點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經濟思想史的歷史學家最喜歡與這樣的方法論者相處，他們談論的是：在經濟學中是否曾有進展，如果有進展，那又是什么。正因為經濟學方法論者所發(fā)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論者才會感興趣，因此，關心現(xiàn)實問題解決的主流經濟學對這些文章就缺乏興趣。就后者而言，隨著經濟學理論在實際經濟領域中的作用逐漸淡化，它主要成為解釋而不是預測的學問，更不是用于改造社會的學問；結果，當前經濟學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約下逐漸形成了不同的解釋共同體，它們往往依據(jù)特定的術語和邏輯體系進行邏輯上的詮釋，而共同體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顧。正如溫特勞布寫道的：“事實上，人們不可能用一個方法論的命題駁斥或否定一個經濟學的主張。經濟論斷，就像對通貨膨脹的解釋，總是要在經濟學范圍被評估。不存在獨立的評估基礎：哲學不可能構建通貨膨脹理論�！�

其實，現(xiàn)代經濟學主要為美國的一些主要大學和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教授所把持，他們把自己的學生派遣到各個高校，并壟斷了主要的學術刊物以及各種學術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不僅美國的學者在追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也模仿美國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經濟學界的“主流”意識得到不斷的強化，而反思和批判聲音則日漸微弱，其最終結果使得經濟學危機日益深重。事實上，正是在這種排斥異己、拒絕兼容并包的體制中，現(xiàn)代經濟學“已經變成一個封閉的體系，它更像一種宗教，而不是一門科學。”顯然，上面所列舉的導致方法論批判缺乏效率的兩方面因素在國內經濟學界也普遍存在，甚至還更為嚴重，這里也分兩方面加以說明。

就前者而言，國內經濟學存在嚴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團化的傾向，一些團體往往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著一些資源，并進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討論：他們熱衷的是對其他宗派觀點或方法的批判和對自身觀點或方法的維護和宣揚，而根本不愿認認真真地以對方的批判來審視自己的觀點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擊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處。正因如此，在國內經濟學界，崇尚自由主義和演化理性的學者可以圍繞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圍而專門闡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盧卡斯推為宗師而相互應和，崇尚產權私有化的學者則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礎上把芝加哥學派視為自己的思想來源，熱衷于企業(yè)和組織問題的學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熱衷于社會制度理論問題的一群人往往會圍繞在凡勃倫——康芒斯——諾斯的思維路線上，偏愛公共事物治理實踐的一群人則又往往圍繞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以及印第安納學派所發(fā)表的著作周圍。在方法論問題上更是如此：搞經濟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論事地闡發(fā)經典大師的方法論主張，而至于如何為當代經濟學所借鑒則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經濟學方法論的則主要是在闡發(fā)西方的一些前沿觀點，而究竟如何修正當前的中國經濟學范式則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經濟學與其它學科交叉的少數(shù)學人也形成一個小團體，熱衷于宣揚其他學科中的一些最近發(fā)現(xiàn)，如基因經濟學、神經元科學等等。

就后者而言，國內經濟學界截然分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個派別，兩者除了在一些具體觀點(次要的是方法論)上相互攻擊外，平時基本上在各自感興趣的問題上自我思考：不僅不理會對方究竟如何展開研究、在研究什么問題，而且不參加對方的任何學術活動，甚至也不允許對方參加自己的學術活動。例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往往熱衷于馬克思本人已經著手研究的那些領域，尤其是那些曾經引起爭議或西方學者批判的幾個理論問題，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單線上作“完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探索；相反，西方經濟學則很少關心事物的本質問題，也不關心現(xiàn)實中的異化和剝削問題，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來對現(xiàn)狀進行描述，特別是熱衷于基于細枝末節(jié)的實證來印證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盡管這兩大派別都在努力地掌控影響社會改革的話語權，盡管兩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異：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以立國的指導思想來影響上層政府的決策，而西方經濟學家則通過教材和輿論來影響青年學子和基層政府的行為。正因為兩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學術的、社會的資源，從而呈現(xiàn)出一種相對均衡的態(tài)勢；同時，兩者對其他獨立學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態(tài)度，以致獨立的創(chuàng)新很難有生存的空間。

當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在國內經濟學界逐漸占據(jù)了支配地位，它們不但逐漸排除了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闡發(fā)西方社會中的“非主流”經濟學派。因此，盡管國內確實已經存在了一些自得其樂的小型學術團體，但基本取向則是一如既往地抱著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熱衷于數(shù)學建模和計量分析。事實上，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尤其是它的數(shù)量化取向在國內學者的盲信跟風下已經成了一種拜物教。麥克洛斯基指出，“對客觀證據(jù)、定量檢驗、實證分析以及其他賦予信念之物的熱誠，在現(xiàn)代主義那里充分展現(xiàn)出來，并被一再重復，于是這些東西也帶上了魔咒似的光環(huán)�，F(xiàn)代主義在經濟學當中極富影響力，但并不是因為它的前提經過了仔細考察并被發(fā)現(xiàn)是正確的。它是一種天啟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币虼�，在國內經濟學界，除了傳統(tǒng)的兩大經濟學分支——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之間還周而復始地進行方法論的爭論外，已經越來越少有學者尤其是青年學子對方法論感興趣，更不愿就方法論展開深入而實質的爭論；相應地，雜志上發(fā)表的真正對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見，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論文章也大多是對西方學者相關爭論的介紹。

可見，經濟學的數(shù)量化僅僅體現(xiàn)了特定群體的方法論或工具選擇偏好，它并非是最適合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方式，而且，這種不適合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擴展而日益顯現(xiàn)。不幸的是，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卻極力排斥方法論的探討，更不容忍對其主流地位的挑戰(zhàn)。顯然，這根本上與當前功利主義的學術風氣密切相關，也反映出經濟學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傾向：在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與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對非主流的任何挑戰(zhàn)采取漠視的態(tài)度。究其原因，主流經濟學家本身已經控制了經濟學領域的主要雜志和大學，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對其地位的挑戰(zhàn)，即使自身也看到了這種缺陷，也會力圖掩蓋它而不是提請公開討論。因為他們擔心，方法論的探究會證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無物的，要么是浪費時間的，從而喪失自身的學術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經濟學家往往刻意避免與方法論者探討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該論文將回答或解決什么問題?為什么它是一個令人感興趣并值得討論的問題?正如休謨寫道：“與那些固執(zhí)于自己原則的人的爭論，較之于一切其他爭論是最令人厭煩的；或許只有與那些全無誠意的人的爭論除外，那些人其實并不相信他們所維護的觀點，他們之所以參與爭辯乃是出于裝模作樣，出于一種對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種炫耀其機趣和技巧比其余人類高超的欲望。在這兩種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們對自己的論爭的同樣盲目的堅持、對他們的對手的同樣輕蔑和對堅持詭辯和謬誤的同樣強烈的熱心。由于推理不是這兩種爭論者各自導出他們的信條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邏輯將使他們接受更健全的原則都是白費心思。”顯然，這種學術風氣也對國內經濟學的研究取向產生了深遠影響。

五、簡短結語

方法論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盡管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為經濟學方法論專家，但是，每位從事理論經濟學探究以及打算將經濟學理論應用于實踐的人至少對經濟學的研究思維有一定的了解。博蘭曾指出，當人們建立經濟學模型時，他們必須作出方法論決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須思考他們將如何把經濟理論模型化；然而，現(xiàn)實的情況卻是這樣的一個困境：當他們開始從事模型建立時，他們必須是有關建立模型的方法論方面的專家，但他們在上崗前，卻又必須從未討論過方法論問題。顯然，如果我們對經濟學方法論作一探究，就會很容易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內在缺陷，從而會對數(shù)學的濫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應該與其研究內容保持一致，研究內容發(fā)生了變動，研究方法也應作相應地調整；新古典經濟學以最大化和均衡為目標的數(shù)理化路線就適應于物質資源配置的傳統(tǒng)經濟領域，并茁壯于建構理性主義膨脹的計劃經濟時代。然而，隨著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經濟學理論越來越呈現(xiàn)出這樣兩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特征：一是具有強烈的思辨性，因為經濟學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從而首先必須對事物的本質進行探究；二是具有濃郁的規(guī)范性，因為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對現(xiàn)實進行改造，從而必須具有一種社會理念或理想。顯然，就復雜多樣的經濟現(xiàn)象而言，形式化數(shù)學模型往往會窒息思想的豐富性，從而永遠不能代替文字或圖表等形式所具有的開放性和靈活性。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對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進行深刻的反思。

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第5篇

在開幕式上，厲以寧教授勉勵大家作為一個經濟理論工作者，必須有社會責任感。歷教授指出，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把中國經濟搞上去，讓大家共同富裕，這是應有的責任感。劉樹成教授也指出，《經濟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任務有兩條，一是繁榮祖國的社會科學，二是為黨中央和國務院作好參謀和助手，這也是每個經濟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此后，參會學者就經濟學和金融學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課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F(xiàn)把主要觀點整理如下，以供參考。

一、金融和經濟學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課題

（一）金融理論研究方面

關于金融理論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說法，目前金融學的研究主要有三塊。這三方面也和各個國家金融體系的發(fā)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關。它們分別是；

第一，宏觀方面的金融框架體系問題，是否有最優(yōu)的模式，以及各個體系之間怎樣比較。

從美國開始，波及到歐洲和日本的一個主要沖擊就是金融創(chuàng)新。對風險的認識和管理技術的提高，計算機的大量應用，技術上有很多新的發(fā)展，這些對美國的金融體系都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因為美國金融體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蕭條以后的幾個立法的基礎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沒有大的變化，尤其是沒有很快適應金融操作方面出現(xiàn)的一些新的理論和技術。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來避開當時的立法所訂下的限制。簡單的例子是，美國的商業(yè)銀行業(yè)大蕭條后基本上就是在那個框架內發(fā)展的。這個框架對銀行業(yè)本身進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銀行之間不能競爭得很厲害，銀行不能跨州經營，在每個州內開分行也有很多限制，還規(guī)定其他金融企業(yè)不能參與銀行業(yè)的很多業(yè)務等。這樣的狀態(tài)維持了很長時間，造成了商業(yè)銀行沒有激勵機制和發(fā)展創(chuàng)新。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信用卡的出現(xiàn)以及貨幣市場的發(fā)展，流動性的提高，為很多金融企業(yè)，如投資銀行，或專門為信用卡業(yè)務服務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們從商業(yè)銀行那里搶走了業(yè)務。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動性特別高，商業(yè)銀行利用這部分資金自己投資的時候，就會擔心存款人馬上抽資。但在貨幣市場流動性提高后，投資銀行就可以給投資者擴大這樣的服務，給客戶開支票，這樣下來的結果是沒有人愿把錢存到銀行。商業(yè)銀行在貨幣市場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護，缺乏競爭力，提供的回報也比投資銀行低很多，他們的業(yè)務就越來越差，這也促使商業(yè)銀行提出把商業(yè)銀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讓他們能做投資銀行業(yè)務。但放開以后，由于人員素質和其他因素，短期內商業(yè)銀行還是沒有太大的競爭力。這就是說，隨著金融技術的發(fā)展，很多做法已經繞過了以前銀行法所訂下的金融結構的限制。對日本而言，隨著新的金融工具的產生對原有的金融架構也產生了很大沖擊，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體系開始放開。也就是從那時開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又提出了更多的問題。

總之，各國之間的金融體系差別很大，比如說美國和英國的金融體系就與德國和日本差很遠。一個是以幣場為主，而且越來越突出；一個是以銀行為主。各種體系間不僅有互相競爭的問題，也可能有互相演變的問題，這就涉及到演變的方向，哪個體制好一些？從宏觀方面來講，這是目前關注最多的金融問題。結合國內的情況來講，這個問題也很突出。由于改革開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個很發(fā)達的金融體系，但具體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樣，但問題是一樣的。

第二是微觀方面的，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是定價問題，二是風險管理問題。

定價問題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尤其是在債券的定價和衍生證券的定價方面。市場也由于這些新技術的觸動而發(fā)展得很快。但有些領域的發(fā)展很有限，比如說股票價格的確定，特別是對流動性比較差的資產的定價問題。雖然從20世紀0年代開始，已經出現(xiàn)了一些模型，但它們的可靠性還是有很多問題。最近面臨的挑戰(zhàn)就是很多網絡公司在沒有很多具體內容的時候就可以籌集大量的資金，市價能漲到驚人的水平，這些都對定價理論提出了很大的挑戰(zhàn)，不管是從研究還是從實際操作上來講都有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

風險管理的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建立了一些對金融風險分析的框架，隨著亞洲金融風暴的發(fā)生，后來1998年長期資本投資公司引起的金融風波，使得從政府到理論界到企業(yè)界的很多人認識到以前對風險的認識是不夠的。很多結構性的風險以及所謂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風險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慮得不夠的，而這些對于從宏觀層面控制金融風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銳的挑戰(zhàn)，成為現(xiàn)在很熱門的題目，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方案和設想，但還遠遠沒有達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它在過去二十幾年來是研究非常活躍的領域。

公司財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財務的運作方面。二十多年來不斷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對原有的金融理論的框架提出了挑戰(zhàn)。20世紀50年代中期，MM理論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傳統(tǒng)的公司財務理論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較理想的完備市場條件下的公司定價理論為基礎，來分析公司的財務狀況、投資、籌資、兼并和風險管理。這個框架，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現(xiàn)，企業(yè)在籌資及內部激勵機制的設計方面有很多新的發(fā)展，發(fā)明了很多不同類型的證券來進行籌資。這些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和原有框架不一致，傳統(tǒng)框架認為這些東西并不重要，因此對企業(yè)中的管理和激勵機制等并沒有加以考慮。這導致企業(yè)在解決激勵問題時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對傳統(tǒng)理論的挑戰(zhàn)。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構想和新的研究方向�，F(xiàn)在的研究逐步從理論方面的考慮過渡到實證的定量分析。但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涉及到整個企業(yè)機制的設計和從實證的角度進行分析，雖然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框架，但已經有很多的進展和探索。

（二）和中國實際結合的金融問題

關于西方經濟學與中國實際結合的金融學研究課題，王江教授認為，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有了好幾個重大的理論突破。隨著這些突破性的進展，尤其是在西方國家，金融市場內生的自由化和國際化的過程，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發(fā)展。這又反過來促進了金融研究本身的發(fā)展。國內隨著改革的推進對金融市場的發(fā)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夠盡快建立一個有效運作的金融市場。當然，由于國內經濟改革的特殊環(huán)境和中國自己的特殊情況，所以國內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課題，也對我們很出了很多挑戰(zhàn)。從很大程度上講，西方金融學研究的成果和許多實際的操作過程，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是我們可以充分利用的。

陳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結合中國情況談了具體研究的課題。他們認為，中國的金融市場才剛剛開始，基金管理行業(yè)也開始慢慢興起，所以有很多的機會，這些機會既有挑戰(zhàn)性，也很有意思�，F(xiàn)在在美國有很多人回過頭去找一兩百年以前的數(shù)據(jù)，因為那個剛剛開始的時候沒有人把這些數(shù)據(jù)記錄下來。相對而言，在中國什么東西都是剛剛開始，如果盡量收集現(xiàn)在的數(shù)據(jù)對現(xiàn)在或將來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啟發(fā)，可以探討一些國內有意思的研究項目。

同時，現(xiàn)在國內股票市場中，短線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更像一個，而不是一個投資的方式。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有很多具體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點就是，股票交易已經有很多年，有很多歷史數(shù)據(jù)，收集起來，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線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頻率越高，他的回報率就越高。做類似這樣的細節(jié)研究，一方面可以發(fā)表一些學術論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東西，然后再反饋回去，使得股市進一步健全。因為國內股市的進一步發(fā)展，不僅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有很大關系，而且和投資人的素質、期望有很大的關系。比如像美國現(xiàn)在的理財顧問行業(yè)很大，中國將來也應該建立這樣的一個行業(yè)，使得股市規(guī)范化，并且從長遠來講它對整個經濟的作用也會越來越大。

陳志武、周春生還提到關于市場組織方面有很多的課題。比如，每天的交易過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樣的，比如對高頻率的數(shù)據(jù)，拿過來以后應該問一些什么樣的問題？這取決于研究者對金融研究現(xiàn)在很多論文的了解程度。當然美國的很多文章都是關于美國市場的研究結果，但其中提到的問題對中國來講也同樣是適用的。我們也可以問同樣的問題，只是數(shù)據(jù)不一樣。還有一個現(xiàn)實就是中國股票市場并沒有成長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資心態(tài)不是這樣，就是說我今天買這只股票不是為了我30年以后會有錢，即美國人講的“為退休而投資”，很多人可能沒有這種想法。通過對這些數(shù)據(jù)的分析，可以向證監(jiān)會、證交所提供反饋資料，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領域。

（三）宏觀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課題

關于宏觀經濟學研究方面，鄒恒甫教授談到了三個重要的領域：

1．如何把RBC模型應用到中國具體實際。

鄒恒甫教授認為，從20世紀70年代到現(xiàn)在為止，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RBC（RealBusinessCycle）理論，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關于經濟周期的研究，從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1978年以前，這個研究一般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政府狀態(tài)總是有些問題，無論是需求不足理論，還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內部的矛盾，這種激烈的內生的規(guī)律導致了周期�；蛘邚鸟R爾薩斯開始一直到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一直覺得總是這個制度有什么問題。但是現(xiàn)在RBC理論基本上是說，生產者、消費者、政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為下面即使沒有技術的沖擊，人們的選擇也是一種周期的行為。這個周期本身是理性的，這個理論是非常廣泛的現(xiàn)象，一個家庭如此，一個國家如此，一個經濟現(xiàn)象也是如此，甚至政治現(xiàn)象也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羅徹斯特大學、西北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再加上芝加哥大學，他們形成一個學派，就是RBC學派。對于競爭性的周期理論，基本上不需要外部沖擊；但對于RBC理論，則需要外部沖擊，包括政治的沖擊，來解釋周期。這個類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周期，研究中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結構的改變對中國經濟周期的影響。

2．經濟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問題。

人類幾千年的文明歷史積聚了巨大的財富，但稍作統(tǒng)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財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國等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這種財富分布的地域、社會水平等現(xiàn)象非常普遍。如果說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影響了不同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我們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也表現(xiàn)出不同的發(fā)展勢頭。更為奇怪的是，有些幾十年前經濟水平相當?shù)膰�家如今卻有極大的差距。如南韓和菲律賓，它們在三、四十年前有幾乎相同的資本等初始稟賦，但現(xiàn)在卻表現(xiàn)出很大差異。如何解釋不同國家之間和不同地區(qū)之間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差異，是宏觀經濟學家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1988年，Lucass從三個方面分析了出現(xiàn)上面這種經濟增長差異的原因。他認為，首先是各國偏好和技術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異可能影響增長，其次是外生決定的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同也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差別，同時，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較大的特定外生沖擊波及了經濟增長。固然，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確定性都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但同時我們更感興趣的是由于經濟系統(tǒng)內生的一些因素的影響而出現(xiàn)的經濟系統(tǒng)本身的不確定性，它主要體現(xiàn)在：首先，多重經濟增長路徑的存在，這樣就可能解釋不同的國家，雖然具有相同的技術和偏好，但是因為初始的條件不同，他們會收斂到不同的平衡增長路徑；其次，在同一條平衡增長路徑上，從非均衡收斂到均衡的路徑是不確定的。因此，不同的國家選擇不同的增長路徑，從而也會出現(xiàn)經濟增長的差異。討論出現(xiàn)這些不確定性增長路徑的文獻很多，如：謝丹陽在lucas給出的具有物力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兩部門的模型中，當存在人力資本外部性影響時，就可能出現(xiàn)多條平衡增長路徑或者對同一條平衡增長路徑出現(xiàn)到達均衡路徑的多重性，從而可以解釋不同的國家因為初始條件不同，可能選擇不同的平衡增長路徑，并據(jù)此出現(xiàn)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是經濟系統(tǒng)內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確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休閑，消費者通過選擇休閑、物質產品生產時間和人力資本積累時間，也得到了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他認為即使是處于相同初始條件、有相同初始稟賦的國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費以及配置人力資本生產時間和物質資本生產時間。這一結果可以用來解釋豐富的經濟現(xiàn)象，經濟系統(tǒng)的這種內生不確定性使得各國之間的經濟趕超成為可能。人們已經認識到，只要給出一個動態(tài)的模型，要解釋現(xiàn)象，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經驗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個因素就可以，關鍵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設每個國家的稟賦不同討論了一個發(fā)展戰(zhàn)略問題，就是各個國家經濟是收斂還是不收斂的問題。這也是要解決為什么存在不同收斂路徑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繼續(xù)討論。

3．收入分配問題

收入分配理論可以接著上面的問題，現(xiàn)在比較熱門。在20世紀50年代初，庫茨涅茨就發(fā)現(xiàn)了庫茨涅茨曲線。經濟增長的時候，有些人先富起來，就象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劇了。但同時經濟增長也慢慢起來了，結果是人人工資收入都開始提高，人們受教育的程度比較高了，大家都有就業(yè)機會，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開始下降。這樣就形成倒U曲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說，這個理論一定要找個微觀基礎，看怎么樣才是一個最優(yōu)的行為。當然最了不起的文章還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講金融機構發(fā)展的問題。把金融機構發(fā)展問題和收入分配連在一起，是一個很熱門的問題，它基本上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錢，大家要成為一個俱樂部或者銀行合作社的成員，例如需要500塊錢吧，你才能加入，否則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貸款，通過資本市場運作；你可以運用現(xiàn)代技術，把傳統(tǒng)的行業(yè)變成現(xiàn)代行業(yè)。現(xiàn)代行業(yè)一出來，你就富起來了。如果假定經濟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個人只有10塊錢，這個經濟能發(fā)展嗎？不可能！因為誰都沒有500塊錢。但是如果有一個人有了500塊錢，開始就讓他富起來，他馬上就買了現(xiàn)代化的機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員，生產得越多，大家的工資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塊錢，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員，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樣，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釋了庫茨涅茨曲線。后來的紐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說，教育也是一樣。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學，要么不上大學。所以開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開始人人都一樣，誰都上不了大學。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塊錢或者八萬塊錢，就能上大學。Lucas在1992年Econondc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設沒有資本和勞動，每個人一棵蘋果樹，或者就是有一個蘋果。大家偏好都一樣，沒有生產，只有隨機的擾動，就能把所有現(xiàn)象都解釋清楚。如果用cashinadvance約束引入貨幣，他證明有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存在；如果信貸進入這個市場，他證明方差可以無窮大，也就是說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國問題上來，類似金融發(fā)展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關系方面需要討論的問題也很多。

二、金融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關于方法論的問題，張維迎教授認為，不能完全不講，但也不能老講。因為一個研究方法論的人不可能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方法論的很多東西我覺得都是體驗，都是你在讀大量的文獻看人家怎么去研究多了以后學來的，而不是我本身談方法論你就可以學會方法論。所以方法論本來是一門學科，這與你成為一個經濟學家的關系不是特別大。但是如果在你體驗并做了大量的東西以后，偶爾看看一些總結性的方法論的東西還是有幫助的。

（一）數(shù)學的作用

數(shù)學作為研究金融理論和經濟學的基本工具受到與會專家學者的密切關注，雖然對數(shù)學工具的作用看法不同，但都認為掌握數(shù)學工具為研究金融和經濟學提供了有益的準備。數(shù)學及利用數(shù)學發(fā)展起來的模型都是一種交流的語言。有了這種語言以后，大家談起來交易成本就會小很多。

陳志武教授特別強調不要走極端。在20世紀70－80年代，經濟學和金融的研究對數(shù)學的強調是很高的，你可以不用考慮研究結果對金融本身有什么意義，只要你寫的數(shù)學大家都看不懂，那你就很有水平，現(xiàn)在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你念博士的時候，你要是作納粹數(shù)學的論文，那你找工作就很困難，很多學校會說這個人做的研究太抽象了，沒有辦法教MBA，所以又開始走另一個方向�，F(xiàn)在最可以接受的類型是既有數(shù)學模型又有實證的結果。當然如果你是有突破的純數(shù)學的理論文章也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就對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人們看這種文章的耐心和20世紀80年代相比已經差別很大了。大家可能也聽到很多行為金融學的情況，這方面是做得很紅的，但究竟能做得怎樣，誰也不知道。這個方法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沒有一個核心的理論基礎，那就很容易把我們帶回到現(xiàn)代金融理論之前的那種狀態(tài)，很多東西都是描述性的，沒有什么定量的東西。

至于如何用一個數(shù)學模型建立一個框架來研究經濟學和金融問題，就要著研究的問題如何。現(xiàn)在很強調一個正常的人，都會按照某種方式實現(xiàn)利益的最大化。鄒恒甫教授認為，要從最基本最簡單的假設出發(fā)得到深刻的道理，如RobeLucas在貨幣經濟學上1988年的文章，他一開始講到這個世界太復雜了，那就講機器人吧，不要管韓國人、日本人、中國人的差別。把機器人研究透了，再來說現(xiàn)實世界。而事實上，他得到的結論是，在這樣一個機器人的世界里，收斂的路徑也是不一樣的。窮的可以變得更窮，富的也可以變得更富。窮的可以趕上富的，富的也可以變窮。各種情形都可能。當然，他1988年的文章只是個猜想。到了1994年的時候，包括1994年以前，一群經濟學家發(fā)現(xiàn)，Lucas豬錯了，它只是少數(shù)幾個可能性，實際上有無窮多種可能性。

（二）實證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王江教授認為，金融研究主要是把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應用到金融市場的分析上，它有自身的特點。首先，資本市場是經濟學原理體現(xiàn)得非常強的一個市場，和人力市場不一樣。一個人，從一個單位換到另一個單位，很困難，因為找工作收集信息非常困難。資本市場不是這樣，證券市場，在最理想的情況，交易非常方便，流動性非常高，資本進進出出很容易，使得市場機制體現(xiàn)得非常充分。這個特點使得它的研究方法也有了一定的特色。比如，無套利原理，在金融中體現(xiàn)得非常充分，同一支股票在香港和上海同時交易，考慮匯率的因素，兩個價格應該是一樣的，至少不會差太多。如果出現(xiàn)任何偏差，就會很快有資金進來，通過操作把這樣的價格關系建立起來。這和在別的市場的情況有些不同。比如，聯(lián)想組裝計算機，這計算機的所有部件在市場上都可以買到，把這些東西的價格合起來，就應該和計算機價格差不多。如果不一樣，就有套利機會�？墒且�利用這樣的機會不太容易，你需要找人啊，買這些東西，組裝，這個過程相對比較復雜，有很多各種各樣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可能出現(xiàn)這種情況：整機的價格比各個部件價格加起來要高一點，這種情況不會馬上就消失。而在證券市場上，尤其是在西方那些較大的市場，這些偏差幾秒鐘之內可能就沒有了。

第二個就是，它有大量的數(shù)據(jù)，不像做宏觀的，一年就一個點，你要作證券交易，數(shù)量就大了，即使一周一個價格，一年也有52個數(shù)據(jù)，這就使得定量的分析，實證分析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來講，實證性是金融研究的特點之

再一個，金融學本身是一個應用學科，應用性非常強，在美國教MBA，學生首先就要問，你這個對我有沒有用。金融和宏觀經濟不太一樣，有數(shù)據(jù)又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題目，這就增強了金融研究的實用性、實證性。

經濟學也需要大量的實證研究來支持，最好的文章還是既有理論模型又有實證結果。這就要求作者具備多方面的功底。正因為這樣，國外常常提倡多個人合作研究。這一點也是國內研究工作者要提倡的。

（三）注重從國內實際出發(fā)，深刻理解現(xiàn)象的本質，但要借鑒國外的研究方法

林毅夫教授認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現(xiàn)象的，如果你對經濟現(xiàn)象沒有深刻了解的話，那么數(shù)學模型事實上是一個數(shù)學游戲。他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可靠。你要研究可靠的經濟學問題，你就必須對中國的現(xiàn)狀和歷史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原創(chuàng)性也是作為一個學者必須有的。因為你要成為一個經濟學家，和寫經濟專欄的記者不一樣，你不僅要了解現(xiàn)象，你還要把現(xiàn)象背后的邏輯弄清楚，不論是用語言還是用數(shù)學，你都必須嚴格。在做研究時，一方面是滿足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對中國的改革和發(fā)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同時也要對世界的經濟知識的積累作出貢獻。鄒恒甫教授認為，研究經濟學不僅要對中國實際了解，更要對中國歷史、哲學有一個較系統(tǒng)、全面的了解，為此，他倡導學生不僅要學習經濟學，而且要學習四書五經。

王江教授認為，雖然國內的市場和西方的市場相比有很大的差別，但要科學地看待這種差別，不能把差別和普適性強的經濟學原理混淆起來。雖然具體的情況不一樣，但用來分析的經濟學原理可能還是互通的。比如激勵機制的問題，在西方是有的，在國內也是有的，只是具體的表現(xiàn)形式不同，基本的經濟因素是共同的。這對經濟工作者來講，國內研究也好，操作也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我們不是跟美國一樣的東西，也不是跟英國一樣的東西，如果一樣的話，只要照搬過來就可以了，模型也可以搬。事實上不是這樣，情況非常復雜，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因此，我們還是應該用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來分析，但要根據(jù)具體的問題具體的情況做出具體的分析。

周春生教授從美國回來不久，他比較了中國經濟學研究包括金融學研究和美國有什么不同。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通常都更富有想象力，更有概括性，做研究描述性的東西比較多，比如像國內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可以談任何事情，宏觀的，微觀的，貨幣政策，利率政策，證券市場，基金管理，他們有比較寬的知識面。國外的經濟學家都集中在某一個方向上，做研究更具體更嚴謹一點。比方說我們做一大堆數(shù)學模型，如果主要做的是資產定價方面的東西，就很少去搞宏觀的東西。西方的金融學家通常都做一些更具體的事情，比較強調數(shù)學化，而且強調對觀點的論證。

周春生教授還強調，在國內做研究應該很好借鑒國外的東西。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利用國外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國內的問題，因為中國市場剛起步，有很多美國人需要回過頭去找數(shù)據(jù)。而且中國有自己的特色，抓住這些，采用先進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會出一些有份量的成果。當然，不可能每個人寫研究中國的文章都可以拿到國際一流刊物上發(fā)表。對于從事具體工作的人來說，也可以借鑒國外比較成熟的市場經驗，看看為什么國外的市場發(fā)展得這樣成功。在國外，很多理論研究對實際工作是有很多指導意義的，比如衍生工具，國外衍生工具的發(fā)展，要遠遠超過股票市場的規(guī)模。對于衍生工具，理論上可以得出大致的價格，實際工作也采用了這一點。現(xiàn)在衍生工具變得比較成熟，所以現(xiàn)在國外公司用期權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已經很普遍，特別是高科技公司。事實上，這也是有很多人先去做理論研究，然后把研究的成果推廣到實際的應用中去的原因。這種研究途徑我們也可以借鑒。

（四）從大量的經濟現(xiàn)象中抽象出最本質的東西

樊綱教授以宏觀經濟學中的長期問題和短期問題為例說明經濟學的抽象法問題。在復雜的經濟學體系當中，如何用抽象思維把不同的問題放到不同的位置，分別加以分析，然后統(tǒng)一加以思考，這是做好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包括做模型。做模型首先你得把這個模型想清楚，什么是條件，什么是變量，什么是解釋變量。這涉及到我們的思路是不是清楚，你給出的東西是不是可靠，是不是真正和問題相關，以及是否能夠去解決問題等。經濟學永遠是問題導向的。研究中國經濟學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為這么多問題在導向，在引導我們去解決這些問題，而且確實有些是前所未有的問題，比如我們遇到的轉型期的許多特殊問題。有了抽象的思維方式之后，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問題，來建立模型，發(fā)展理論，來更好地解決問題。

（五）經濟學和金融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必須要國際化。

張維迎教授認為，作為經濟學工作者沒有使命感是不可能的。作為經濟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希望中國人在國際學術市場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沒有，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感到心寒。以色列、印度都能有一席之地，為什么我們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沒有？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F(xiàn)在整個國際經濟一體化，所有方面的競爭都不可避免，包括學問方面也是如此。為此，張維迎教授提出了三個“C”的概念：一個是“InternationallyCompatible”，第二是“InterneqCOmparabfe”，第三是“InternationallyCompetitive”。

張維迎教授還談到了做任何研究工作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選題問題。他認為，大體上有兩類題目來源：一類是從已有的文獻、論文當中來選，這些文章中都有些假設，你可以改變它的一些假設，然后做出自己的成就。這一類可以說在經濟學中占了相當一部分比例；另一類是從現(xiàn)實當中來選擇題目，這個現(xiàn)實不是指政府給你出個題目或某個企業(yè)領導人給你出個題目，而是你在觀察現(xiàn)實當中可能發(fā)現(xiàn)一些有趣的問題，現(xiàn)有的理論還沒有人很好地去解釋它，這時候如果你選擇這個題目，再去看文獻，做出你的研究來，這就是你的成果。張教授自己的很多論文就是從觀察現(xiàn)實中獲得的。

（六）廣泛吸收已經有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