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裴注研究

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
　　綜上所述，東漢以來，先有經學的簡化，后有史學的簡化。經學是漢代學術的重心所在，而史學當時只是經學的附庸。因此，史學的簡化當是受到經學簡化的影響所致。在眾多史學家竭力追求簡化的學術風氣下，我們自然可以理解《三國志》為什么寫得如此簡略。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三國志》在西晉問世后，并沒有因其簡略而受到批評，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歡迎。
　　南朝裴松之批評《三國志》“失在于略”。對比上述漢晉史家觀念，他的意見十分醒目。在裴松之以后，采用這種方式注釋史書的還有若干家。《梁書》卷41《王規(guī)傳》：“規(guī)集《后漢》眾家異同，注《續(xù)漢書》二百卷�！薄读簳�》卷49《劉昭傳》：“初，昭伯父肜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睋�沉家本，劉昭引書 “凡經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28]此外，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也屬此類，劉注“所引經史雜著四百余種，詩賦雜文七十余種�！�[29] 受南朝學風影響，北魏“（宋）顯從祖弟繪……依準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30] 這些新式批注方法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簡約、不避繁瑣，以追求事實的盡可能豐富為目的，這與側重名物訓詁的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判然有別，標志著史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變化已經發(fā)生：經學的影響正在衰退。
　　同樣的變化在史書的修撰中也發(fā)生了。《宋書》卷69《范曄傳》：“范曄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迸c《東觀漢記》相比，范曄在《后漢書》中的確有所刪減，但是如果對照一下《后漢書》與《三國志》，就不難看出范曄其實也增加了不少�！度龂�志》卷6《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jié)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

《后漢書》卷74上《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yǎng)名。既累世臺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jié)，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柴轂，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于內省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yǎng)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笔甯柑�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

兩傳比較，《后漢書》的內容顯然比《三國志》的內容要豐富得多。《后漢書》增加的部分可以從《三國志·袁紹傳》裴注所引《英雄記》中找到來源�！队⑿塾洝份d：

　　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英雄記》又載：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武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yǎng)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于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范曄所增加的內容與裴注所增補的內容基本相同，都是來自《英雄記》。類似的情形在《三國志》裴注與《后漢書》中屢有發(fā)生�！度龂�志》卷6《董卓傳》注引《九州春秋》：

　　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后漢書》卷72《董卓傳》：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jié)摮鲕娊鼱I，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

《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魏書》：

　　術歸帝號于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xù)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后漢書》卷75《袁術傳》：

　�。ㄐg）歸帝號于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強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強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欲扶衰獎微，安能續(xù)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苯B陰然其計。

《三國志》卷6《劉表傳》注引《英雄記》：

　　州界群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闿、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后定》。

《后漢書》卷74下《劉表傳》：

　�。ū恚┧炱鹆�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后定》。

按此，裴松之、范曄都注意到了《三國志》以外的眾多歷史記載，不同之處只是在于裴松之補充史實的辦法是將其拿來為《三國志》作注，而范曄則將其徑直寫進了史傳正文。中華書局標點本《三國志》“出版說明”的撰寫者早已注意到了此點。作者取陳壽、范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發(fā)現“范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被蛟S限于體例，作者未能進一步分析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而此點正是本文最感興趣之處�！端鍟�》卷58《魏澹傳》載魏澹所作《魏書》義例。其中引用了范曄的一段話：

　　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后學，此焉為優(yōu)，故繼而述之。”

這里，范曄的態(tài)度是明確的。他反對《春秋》體，是因為這種體裁“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他贊成紀傳體，是因為這種體裁“網羅一代”，“事義周悉”。范曄的這段評論不見于南朝史籍，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給人以傳聞的感覺。但聯系上述《后漢書》與《三國志》裴注的比較，魏澹所說應該是可信的。范曄對史料的處理方式雖然與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歷史事實的豐富。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沒有區(qū)別的。
　　追求義理還是追求歷史事實的豐富，這是經學與史學的根本區(qū)別之處。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31] 義即義理，這是孔子改編《魯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32] 又說：“《春秋》以道義�！�[33] 至于選擇以《春秋》來“道義”，則是因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34] 這樣一來，在經學的范疇內，歷史就只是成了“道義”的工具。而從史的角度講，如實地記錄歷史事實才應該是第一位的。范曄說春秋體“文既總略，好失事形”就是從史學的立場上對《春秋》所作的批判。在經學昌盛的漢代，如此議論《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范曄以后，篇幅較大的史書屢屢可見，如沈約《宋書》多達一百卷。劉知幾就此批評說：“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35] 梁、陳兩朝時代不長，但據《隋志》載，謝吳所撰《梁書》竟達一百卷。陳代顧野王所撰“《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36]